余秋雨文化之旅：语言魅力与读者共鸣

我们通常所说的语言，实际上有两种意思，一种是思维和交际的工具（主要指词汇和语法），另一种是思想的外壳（形式和意识）。余秋雨不但准确地领悟了语言的基本特征，最重要的是他打破了通常语言固有的框框，将语言的智慧、俏皮、幽默、诙谐、生动、优美又不失逻辑的缜密这些难得的技艺和特点，在文章中运用得游刃有余，别开生面，将读者的心紧紧抓住，将读者的味口充分调动起来。比如，1998年1月陕西《文友》杂志上有这样一个对话：

问：有人说你是学者兼明星式的人物，您对此有何意见？

答：我完全不拒绝现代传媒，上电视为什么不可以？只不过介质不同。鲁迅当年写小说，白话文上《晨报》副刊。真正有文化良知的人不吝于把自己的声音传送到每一个公民的耳朵里，为什么要在象牙塔、小庭院里孤芳自赏，以自闭的方式保存文化的崇高感、充当文化贵族？我的体验、感悟是与生活的土地生息与共的，上电视其实是在走向通俗，走向大众。在这一点上我不赞同钱钟书的观点。杨绛曾经说，他们就像红木家具一样，稍微一碰就会散架。事实上，很多时候媒体需要专家发表他们的意见、看法，而真正在电视屏幕上谈吐、形象都合格的人并不多，中国的知识分子要不要上电视，就跟慈禧当年与大臣商议要不要坐火车一样可笑。

余秋雨在这段回答里，将“有些人”踢给他的，明显带有讽刺意味的“学者兼明星”的说法，用俏皮的，略带挖苦的语言将这种说法给踢了回去，比如：“事实上，很多时候媒体需要专家发表他们的意见、看法，而真正在电视屏幕上谈吐、形象都合格的人并不多，中国的知识分子要不要上电视，就跟慈禧当年与大臣商议要不要坐火车一样可笑”。尤其是“真正在电视屏幕上谈吐、形象都合格的人并不多”，言下之意，说这些话的人，不是不愿意上电视，而是水平和形象都不行才羞于上电视，但又怕上电视人的影响盖过了他们，所以才有如此说法，这叫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看了真是让人忍俊不禁，余秋雨不直接说这些人的不对，却用了一个将计就计的比方，达到令对方难堪的目的。

在《霜冷长河》一书中，余秋雨对指责他的人反戈一击，他是这样写的：“直到20年后，上海有剧作家在编剧之余突然想起我的这段行踪，情节千奇百怪，甚至指派我担任了上海某写作组组长，好像一个人在荒山中指挥着远处的斗争。”这段话的背景是，余秋雨当时不在上海，当然不可能参加（文革）写作组，但他的用词却是智慧幽默的。

余秋雨在回答《深圳商报》记者时说：“我前面的话足以说明，金文明这样的‘咬嚼派’，究竟在‘咬嚼’什么！乍一看连毛孔都‘咬’到了，像是在做学问，其实对于稍稍大一点的文化学术课题都一片茫然……金文明先生这样的人既没有获得‘考据派’的本事，又由于个人的种种文化限制，不懂得现代国际间的治学形态，可谓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成了我在《文化苦旅》里说过的专门卖弄典故的‘夜航船文化’的末流。濛鸿苍茫的中华文化，在他们手上全都变成了最简陋的一问一答，而问答又是那么笨拙和武断。我不知道所有心存良知的家长，读了金文明的‘差错’和问答，还愿不愿意再让自己的子女去接近这样琐碎又狰狞的‘中华文化’。”

文化研究者和读者一致认为，余秋雨的语言优美，尤其是他低徊感伤的文化情调，深深地牵引着读者的心。但读者且不要认为余秋雨就会来这一手，他笔峰一转，其语言犀利、俏皮、辛辣，也会让读者大开眼界，真是“笔头一支花，要它干啥就干啥。”

余秋雨语言的经典，恐怕还要数他答记者问时的对话，可以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诙谐效果，且看下面这一段：

遭围攻的几年来，我一直想寻找一个论辩对手，只须一个，却很困难。首先是语言风格的等级，我从小对这一点十分执着，近乎痴迷，就像日常生活中我无法与一个满嘴脏话或满口臭味的人讲话。因此前些年当有人把一篇篇与我无关的文章算在我头上时，我最先感到屈辱的不是政治问题而是语言等级，心想：“我的笔下何曾流得出这种等级的词语！”我觉得“词语冤案”比政治冤案更让我心痛，因为这是我的业务行当。那么，现在要在围攻者中找一个论辩对手，语言等级也成了一个入门标准。有时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但再读下去又立即失望。到后来，我干脆放弃寻找论辩对手的企图，心想，为了不发一言，连读者也对他们的诽谤迷惑起来，这多不好！那么，不妨降格以求，找一个稍懂点法律的对手在法庭上论辩几句也好，不管他属于什么语言等级。

紧接着，他又说道：

我太失望了。我怎么就找不到一个稍微像样的论辩对象和诉讼对象呢？此情景就像一群人围着我伸胳膊蹬腿地叫嚣好些日子了，我正不耐烦，转身刚摆出一个出拳的架势，谁知那个嗓门喊得最高的老兄立即逃到了一个根本无法躲藏的帘子后面哇哇大叫。我不得不长叹一声，当然也不想就此收拳，但心中寂寞，无以言表。

面对攻击，人们一般都是采用愤怒的言辞予以还击，言辞越恶毒越好，余秋雨却在这里玩起了幽默，他仿佛在和对手上演一场喜剧，在不急不躁，不紧不慢，又有点油腔滑调中，将人的正常心态反串起来，使其出其不意地达到了克敌制胜的效果。要将反串语言运用好，是需要相当的学识和修养的，也需要镇定和机智，而想培养这种素质，必须先培养做人的良好品质，只有这样，才能临危不乱、淡定自如，才能做到语不惊人誓不休。确实，人类的语言是神奇的，就那么几千个字，却可以任由人去排列，排列得好，为其所用，排列不好，只能落个干瞪鼻子竖瞪眼。

但余秋雨也有忍无可忍的时候，愤怒了的地吐出来的“恶言”也是无人可比性的，而且是酸、辣、腥兼具，即便甩了酸，隐下辣，或者洗了腥，却沉淀下酸，让对方毫无应对的招数，怎么样也将对方撑个半死。比如余秋雨回答一网名为天宇提出的如何面对有人对他的批判时，他的回答是：

……事实证明，诬陷的幕后发动者是几个忙碌了几十年的整人老手，时至今日仍然没有找到其它方式谋生，真是可怜。最终的责任是历史，他们是被历史邪恶所控制的牺牲品。只要他们弃恶从善、痛改前非，我们就欢迎。可惜他们中的个别人连这个机会都没有抓住，至今继续陷在黑暗中不知自拔。为此，我要恳求××高校和××出版社的年轻网友，抽时间去劝劝你们单位两个几乎失去了理智的老人。如果他们仍然双目炯炯、夜夜执笔、执迷不悟，应设法给予治疗。我说这番话，没有丝毫讽刺的含义。试想，他们对一个从来不认识的外地人，居然源源不断地“发现”了他三十年前还是一个饥寒交迫的年轻人时的“大量问题”，而且越来越义愤填膺，这实在是害病了，只要一问精神科医生都会有一致的诊断。现在有些报刊为了追求轰动，刺激发行量，最喜欢刊登这种不正常的文章，其实是在玩弄他们，很不人道。把他们尊为“文学评论家”，是一种恶作剧。真正的文学评论家不必要太多的资格，只需要四个条件：一、脑子正常，精神健康；二、具有较高的审美水平；三、具有发现和保护文学创造的责任和热情；四、敢于驱逐那些成天骂骂咧咧地向路人吐痰，并把吐痰冒充“文学评论”的人。

这真是只有具备非凡语言功底和文学素养的人才能组合成的句子。我要申明一点，不要误解了“文学素养”这一词，认为具有“文学素养”的人说出来的话都应该是文绉绉的，其实“文学素养”与文明沾的边不是很大，“文学素养”是与文化深浅，知识含量直接挂钩的，试想，能写一手文绉绉的文章而没有深刻的内涵，尤其争论曲折是非的语言没有穿透性的杀伤力，这样的文绉绉有什么价值？评判语言价值属上乘还是属下乘，应直接于性质的本身，且击中要害，毫不拖泥带水。

余秋雨从小喜欢河流，在《霜冷长河》的自序中，他在梦幻般的意境中引伸出河流：

几年前，有一次我到北京一位朋友那里去玩，见到一位异人。他见到我，双目炯炯有神地逼视良久，便说“这位先生，你从小是不是产生过一种遥远的记忆，在一条长长的大河边，坐了很多年，在你边上，还坐着一个人，相差大概只有十步之遥？那人就是我？”

我笑着摇了摇头，心想，前一辈子，我身边居然坐着你？我们坐在河边干啥？你会不会见到别人也这么说？(www.xing528.com)

这是余秋雨语言的另一种风格，优美、婉约而神秘，使人联想到童话、寓言，让人神往，意境如诗，将读者的心以另一种方式紧紧地抓住。

在批评余秋雨的言论中，多有指责余秋雨的散文中有不少“第二手的历史材料”，因此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一指责又让余秋雨哭笑不得。余秋雨在《伪贵族心态》一文中这样回答这一问题：

我写中国传统文化，所引材料岂止第二手？李白的诗，苏东坡的词，第二万手也不止了。即使我千辛万苦地去实地考察的遗迹文物，人家早已发掘出来，好好地保存在那里，也不知第几手了。要第一手材料非得亲手挖掘不可，我没有考古挖掘执照，因此势必是犯罪行为，我岂敢为了一篇文章冒牢狱之险？即使有了执照，我又哪里懂得考古？连许多伟大的历史学家一辈子也没有接触过真正的第一手材料，更遑论我区区一个散文作者？这就像批评我家中藏书缺少秦汉竹简、唐代写本，实在是太看高我了。

写到这里余秋雨还没有收笔，更精彩地还在继续：

在自然科学实验和社会统计调查中，要取得纯粹的第一手材料也谈何容易，而把这个要求加给文学写作，就成了一个难以想像的极端性标准。那些先生用如此轻松的语调把这种极端标准当作普通规范到处衡量，实在让人看得眼馋。

余秋雨这段话的最后一句，就如同相声演员最后抖的一个包袱，“实在让人看得眼馋”这句真是让人过瘾直到“晕厥”。

他在谈到盗版本的时候，其讽刺语言也会让人喷饭：

现在一叠叠地堆在我的书桌上的，都是全国各地的读者发现疑点后寄来向我“报案”的，每一种的封面上全都赫然印着我的名字，但打开来一读立即就被触目惊心的错字和怪句所吓退，只得赶快合上。更可怕的是，很多读者不知道这是盗版本，认认真真地制作了厚厚的勘误表寄来，要我和责任编辑王国伟先生在下一版时校正。制作这种勘误表的，有中学生，有八旬老人，也有卧床的残疾人。我每天收到的大量邮件，与盗版本有关的总在半数以上。

余秋雨的学生哈马忻都在《吾师余秋雨》一书中这样回忆：

听他说话和表述，常有这样的感觉，在别人还停滞于表面，被现实中不断缤纷而落的现象罩牢、糊住时，他的话语总像是对着镜头过来的一只大手，越伸越长，穿过众多屏障，一下就抓住那个实质的核。让你的心、眼跟着也要一亮。

我一直惊讶，他身上那些感性的、天真的气质，让他会有许多与众不同的仿佛突然而止的念头，然后他会把这念头拉入自己的语言构架里头，让它稳稳地落在一个强有力的、厚实的、极具理性的平台上。

我总是惊讶这个过程的转换，突变，它们是怎样实现的呢？一个人怎么可以从那样的感性、天真好奇，一下子就到达那样的理性、深思熟虑？这应该是他自身最突出的魅力，是他总能征服谈话对象、征服读者的力量所在。这让他总是大气和宽广，会让我对他产生盲目的迷信，觉得他会在任何领域任何年代里独辟蹊径，成为强者。

在日常生活中，余秋雨遇到不是有意伤害他的人，他表述的语言虽然软中带硬，却硬得香，硬得脆，怎么听来都像是在讲与他无关的幽默故事：

……我这是平生第一次拔牙，完全没有发觉他在一个关键程序上出了严重差错：没有给我打麻醉针。原来，他平日给拔牙者打了麻醉针后都会聊一会儿天，大约十五分钟后麻醉奏效，开始拔牙，今天他先和我聊上了，然后很习惯地按照平日程序看了手表、算时间，时间一到就开始动手，结果可想而知。

我最能忍痛，从不叫喊，但他还是从我无法控制的生理反应中产生疑问，并且立即惊醒。大牙齿已经血淋淋地被他拽下来了，他先惊慌地四处一看，想知道有没有别的医生和护士发现这个事故，然后立即按我的脉，按了不一会儿又快速而又隐蔽地给我打了麻醉针，然后轻声地关照我：“你可以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

多少的疑问，多少的爱慕，多少的崇拜，还有多少的多少，这些“多少”都因余秋雨的语言魅力影响了他的学生，也滋养着读者的心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