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南下！南下！
没有什么比民族存亡更令人同仇敌忾，更提升人的品格志气的了。1937年，卢沟桥的炮声拉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日军觊觎中国已久，华北是他们心中的一块肥肉，强盗蓄意制造的炮声一响，卢沟晓月凋残，北平黑云压城，教授们从学术的云巅回到现实，用另一种形式捍卫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家园。
国虽破，山河仍在。在隆隆炮声中，奉教育部令，清华、北大、南开三所最有名的高校南迁湖南长沙。师生分头分批出发，1937年9月5日，金岳霖和张奚若、陈岱孙、梁思成、林徽因、朱自清、闻一多等友好结队离开北平，取道天津南下，水陆并举，辗转抵达汉口、长沙。10月25日，三校在长沙共同组成临时大学，11月1日学生正式上课。
临时大学没有统一校址，主校定在长沙韭菜园的湖南圣经学院，理工学院设在岳麓山下的岳麓书院，文学院设在南岳衡山脚下的圣经书院。金岳霖、冯友兰等来到衡山，这里山径曲折，风景优美，远离尘嚣，确实是一个求学的好地方，颠沛流离的师生们，终于可以在这里安放下他们的讲台和课桌。住宿方面，学生是四人一间，教授是两人一间。金岳霖平素生活比较洋化，大家就让他和英国教授、诗人燕卜荪同住一室。燕卜荪初到中国，就遇上了抗战，他从北平直飞香港，然后乘汽车来到湖南，和临时大学师生会合。他曾以一首长诗《南岳之秋》，记录了临时大学不平常的生活。兹摘录部分如下：
我是飞来的,部分的旅程是这样。
在必要的时候我愿意坐飞机,
如没有,只要可能,我就在汽车里挤),
但现在停留在这里已经好久,
身上长了青苔,生了锈,还有泥,
而且我的飞行实际是逃跑,
但怀有希望和信任的心意。
我感到我逃脱了那些人物,
他们稳坐台上而在小事上扯皮。
但也许我们真的应该戒惧
这边一拍,那边一溜,又加情欲刺激。
肉身还在时,我们不想飞行,
想飞行时,我们已成了污泥。
我所住的这座圣山,
对于我读的叶芝有点关系。
它是佛经圣山,本身也是神灵。
它兼有两种命运,一公一私。
山路的两旁守候着乞丐,
他们的畸形会使你回到梦里,
而他们不做梦,还大声笑着骂着,
虽是靠人箩筐挑来此地,
现在却张眼看香客们通过,
像一把筛子要筛下一点东西。
香客们逃开,乞丐们只能慢走。
山上高僧取得了考古典的胜利。
“灵魂记住了”
——这正是我们教授该做的事,
(灵魂倒不寂寞了,这间宿舍有四张床,
现住两位同事,
他们害怕冬天的进攻,
这个摇篮对感冒倒颇加鼓励)。
课堂上所讲一切题目的内容
都埋在丢在北方的图书馆里,
因此人们奇怪地迷惑了,
为找线索搜索着自己的记忆。
哪怕珀伽索斯应该培养,
就看谁中你的心意。
版本的异同不妨讨论,
我们讲诗,诗随讲而长成整体。
记起了散文常给人麻烦,
虽然对于吴尔芙夫人有点喜欢,
多年来都未能压制,
但拿到课堂上去开讲,
未必会替自己增光。
帝国建造者读得是月刊,(www.xing528.com)
一本又一本尽是扯谈,
“谢谢上帝我丢开了,”(这是我的想法)
“那些恶毒的耍笔杆,
还不如去叫猴子乱嚷嚷,
或者苦力们打他们的老婆,”
而我算是兄弟,这倒也值得捧场。
有人说女巫们以为自己会飞,
因为有种药会叫她们发呆。
普通的啤酒就够叫你无法无天,
还能祭起一把扫帚在空中作怪。
至于虎骨酒,泡在玫瑰花的一种
我们在这里没有得买,
村子里酿的可又粗又凶,
热水也浑而不开,
但任可用来掺酒。
不能说只有天大的惊骇
才会使人去喝那玩意儿。
何况这酒并不叫你向外,
去遨游天上的神山,
而叫你向里,同朋友们痛饮开怀。
(王佐良 译)
金岳霖想必没有少同燕卜荪长聊、痛饮，这位异国诗人的胸襟着实令人敬佩。
其时，胡适任文学院院长，不过没有到位。张奚若任政治系主任，冯友兰任哲学心理教育系主任，金岳霖在冯友兰的手下任教授。战士的精神在沙场，教授的精神在讲坛。这些与国家、民族共命运的教授们，没有被日寇的飞机炸弹吓倒，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依然神采飞扬，乐观向上。开学之初，文学院计有十九位教授，这十九位教授的大名，被两位独具匠心的诗人——北大哲学系容肇祖教授与清华哲学系冯友兰教授巧妙地嵌在诗句中，让我们领略一下他们的风采：
一
冯阑雅趣竟如何(冯友兰)，闻一由来未见多(闻一多)。
性缓佩弦犹可急(朱自清)，愿公超上莫蹉跎(叶公超)。
二
鼎沈雒水是耶非(沈有鼎)，秉璧犹能完璧归(郑秉璧)。
养仕三千江上浦(浦江清)，无忌何时破赵围(柳无忌)。
三
从容先着祖生鞭(容肇祖)，未达元希扫虏烟(吴达元)。
晓梦醒来身在楚(孙晓梦)，皑岚依旧听鸣泉(罗岚)。
四
久旱苍生望岳霖（金岳霖），谁能济世与寿民(刘寿民)。
汉家重见王业治(杨业治)，堂前燕子燕卜荪(William Empson)。
五
卜得先甲与先庚(周先庚)，大家有喜报俊升(吴俊升)。
功在朝廷光史册(罗廷光)，停云千古留大名(停云楼,教授们当时的宿舍)。
以姓名入诗，这是传统文人的拿手好戏。但这五首嵌名诗，不是游戏文字，它记录的是一代知识分子在国破家亡之际的奋争与宏愿，是中华民族一页宝贵的信史。
战火纷飞，条件简陋，资料奇缺，哲学家们仍翰逸神飞，著述不辍。这时，冯友兰开始撰写《新理学》，金岳霖着手写作《论道》。他们互相看稿子，互相提意见，自然也互相影响。金氏对冯氏的影响，在于逻辑分析；冯氏对金氏的影响，在于“发思古之幽情”。金氏的长处是，能把很简单的事情说得很复杂，表面看起来没有问题的事情，经他一分析，问题就层出不穷；冯氏的长处是，能把很复杂的事情说得很简单。在主要观点上，两人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冯氏是旧瓶装新酒，金氏是新瓶装新酒。
后来，两书都得到殊荣。那是1939年了，重庆教育部学术评议会（冯是评议会成员）评选抗战以来最佳学术著作，投票结果，冯氏的《新理学》和金氏的《论道》都被评为一等。但按规定，一等只能有一个，《论道》则改为二等。
在长沙临时大学“论道”的日子里，一天，金岳霖的得意门生、1935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第二名获得者冯契前来告别，说要到前线去，参加抗战。金岳霖高度近视的双眼射出电光，望着眼前即将投笔从戎的学生，他异常激动，连连说：“好！好！我要是年轻20岁，也到前线去扛枪。”
临大安稳了不到半年，1937年底，抗日局势继续恶化，11月12日上海失手，12月13日南京沦陷，武汉告急，长沙的局势十分危殆，教育部指示长沙临大迁移云南昆明。1938年2月中旬，南迁开始，师生分两路出发，一路从长沙乘坐汽车经过桂林、柳州到南宁，再经过镇南关到越南河内，最后顺滇越铁路到达昆明；另一路，即主力队伍，徒步经过湖南湘西进入贵州，最后抵达云南昆明。迁徙途中，4月2日，奉教育部命令，长沙临时大学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
金岳霖早走了一步。迁校前，学校联席会议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在广州或香港购买图书，并推定各系负责人。他们是：哲学系金岳霖，西方系叶公超，历史系雷海宗，数学系江泽涵，物理系吴有训等。金岳霖一行先乘粤汉铁路到广州，再经香港、越南，然后改乘汽车，自广西奔赴云南，1938年3月，到达春城。三天后，金岳霖给美国的朋友费正清写信，讲了初到昆明的印象。他说：“要是你们在这里，你们会看到在陌生的环境中的一些熟悉的面孔。他们中的有些人身上穿的只有一套西装或一件长袍，箱子里叠的就什么也没有了。另外一些人则能够找到一所合住的房子。张奚若一家比我先来。中研院图书馆也快来了。梁思永和李济几天内就能到达，赵元任已经来好几天了。我想这里像和长沙一样，将会有某种微型的北京生活，只是它在物质上是匮乏的。可能是天气的例外。太阳非常明媚，正像徽因昨天对我说的，有些地方很像意大利。”金岳霖在信的结尾又写道：“实际上我们的思想状况多少有些严肃。在我们的心中藏着一些不表现出来的思念、希望和焦虑，这些东西用不着表现出来，因为人人都知道它的存在，它形成了一股感情的暗流，而表面上我们只是关心像房子、食物一类许许多多我们叫做日常生活的琐事。对于那些联大圈子的人来说，问题是大学的校址直到现在还定不下来。有许许多多的人为的障碍和物质的困难。想要保持中国的大学高等教育并非易事，不过我想我们总会成功的。”
是的，“我们总会成功的”。这是一个非常的年代，在一个非常的地点，聚集了一批非常的人。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加上前身长沙临大），无论在中国教育史，还是在世界教育史，都是很特殊的一页。据有人统计，当时在西南联大任职的大师级学者，将近150人。联大常务委员会由以下二十五人组成：冯友兰、张奚若、罗常培、雷海宗、陈福田、李继侗、陈岱孙、吴有训、汤用彤、郑天挺、黄钰生、陈雪屏、许浈阳、饶毓泰、燕树棠、孙云铸、查良钊、施嘉炀、李辑祥、章名涛、王德荣、陶葆楷、苏国桢、杨石先、陈序经。专任教授，笔者知道的，就有陈寅恪、吴宓、金岳霖、闻一多、朱自清、钱穆、贺麟、蔡希陶、严济慈、曾昭抡、周培源、吴大猷、袁复礼、潘光旦、王竹溪、唐兰、冯至、王力、陈省身、华罗庚、钱锺书等等。名师出高徒，西南联大培养出了许多名闻世界的学者，如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有资料显示，仅中国科学院院士，出身于西南联大的就有90多人。
这里，特别要说一说三校的掌门人。1938年4月，西南联大组合之后，教育部任命清华校长梅贻琦、北大校长蒋梦麟、南开校长张伯苓三人，轮流担任三校校务常委会主席。但张伯苓在重庆另有任事，便把自己的职责委托给了蒋梦麟，用一句天津方言说“我的表你戴着”。不料，蒋梦麟又将担子压给了梅贻琦，用他的话说就是“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梅贻琦生于1889年，三人中最年轻，于是，整个校务都落到他身上，以清华校长的资格主持西南联大。
梅贻琦1931年在清华就职演说上，有一段名言：“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贻琦对“大学”的阐释，观之于世界各国优秀大学，几乎可以成为通则；而在战火中因陋就简、白手起家的西南联大，恰成了他这段话精辟的注脚。
西南联大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她的校训校歌。1938年10月6日，奉教育部令，联大成立编制校歌校训委员会，聘请冯友兰、朱自清、罗常培、罗庸、闻一多为委员，冯友兰为主席，并立即进行征集工作。11月24日，校歌校训委员会向常委会报告，拟校训为“刚健笃实”四字，校歌词谱也已制成。常委会通过了校训，正式通过的校训是“刚毅坚卓”，但没有通过校歌。向常委会呈报的这份校歌词没有作者姓名。报告是冯友兰写的，这首歌词也是他抄写的。歌词没有通过，还须继续征集。1938年12月，在广西宜山浙江大学任教的张清常接到了朱自清的信，嘱他为联大校歌谱曲，并附来歌词两份。一份是罗庸的《满江红》：“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另一份题名冯友兰，是新诗体：“两山苍苍，滇水茫茫，这已不是渤海太行，这已不同衡岳潇湘。同学们，莫忘记失掉的家乡。莫辜负伟大的时代，莫耽误宝贵的辰光。赶紧学习，赶紧准备，抗战建国都要我们担当，都要我们担当。同学们，要利用宝贵的时光，要创造伟大的时代，要恢复失掉的家乡。”张清常接到这两份歌词后，反复吟诵，再三考虑、比较，认为罗庸的《满江红》上阕悲愤，下阕雄壮，是一首好词，适合于作校歌，于是便把这首歌词谱成了男女声四部合唱曲，用每页12行的大五线谱纸写成。此件写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歌，罗庸词，张清常曲。”
“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若干年后，西南联大学子郑敏在《忆冯友兰先生》一文中，为世人展现了一个难得的历史画面，她写道：“一位留有长髯的长者，穿着灰蓝色的长袍，走在昆明西南联大校舍的土径上，两侧都是一排排铁皮顶，有窗无玻璃的平房，时间约在1942年。……正在这时，从垂直的另一条小径走来一位身材高高的，戴着一副墨镜，将风衣搭在肩上，穿着西裤衬衫的学者。只听那位学者问道：‘芝生到什么境界了？’于是两位教授大笑，擦身而过，各自去上课了。”这一中一西的教授，就是她的老师冯友兰和金岳霖。郑敏感慨系之地补了一笔：“每位教授走在那狭小的昆明石板小径上，都像是沉浸在自己的学术思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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