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现代版的嵇康
魏晋的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与阮咸,时人称之为“竹林七贤”,他们大都“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常聚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修武一带)竹林之下,肆意酣饮,放浪形骸。
《世说新语》记载了一次阮籍、阮咸叔侄的宴饮,大家围着一个盛了酒的大盆子,不用杯盏,径直把头伸进去喝,家里养的猪也趁机凑热闹,和大家挤在一起喝。人猪共饮,亲密无间。今人看了,未免恶心。其实,这只是一种姿态,表明他们对浊世的讥讽。
“酒有别肠,唯文者近”。金岳霖对杯中物是了解的,喜欢而不沉缅,因为白酒和啤酒的醉,使他想起来就怕。在北平和昆明的时候,他更多的是饮黄酒。黄酒也能醉人,但如醉得恰到好处,可使逸兴遄飞,灵感飞扬。当然,过犹不及,黄酒过量也是有害处的。
金岳霖抽烟。试过水烟,不喜欢。纸烟抽得最多,上过瘾。好的抽惯了,嘴巴变刁,贱的简直抽不得。爱好斗烟,尤其是那种姿态,那份情调,别有风味。在他眼里,烟斗本身就是绝妙的美术品。抽来抽去,烟味最好的要数雪茄。有年在德国,他抽过一支硕大无比的雪茄,一口气抽完,味道太浓烈,结果醉了。醉到居然不想活,可见那醉的程度。
魏晋名士,最能体现风度的有两样东西,即喝酒和服“五石散”,类似于今人社交中的烟酒二友。金岳霖于二友都爱而不狂,岂不枉有名士之谓?且慢,他这个人,切不可从形骸上比附魏晋,他是得了神韵的,故而亲切、好玩、有趣、入味,且可敬。比如前节提到的他与鸡共食,和本节所说的人猪同饮,就有异曲同工之妙。
魏晋之交,“竹林七贤”中最有名的是嵇康和阮籍,他们尊魏,与实际执掌大权的司马氏采取不合作态度,阮籍为了掩盖自己的政治倾向,提防司马氏的迫害,常常佯醉不醒,一醉就是数十天;嵇康则如锻铁一般,和人家硬碰硬,再加上得罪了钟会,所以只能舍弃头颅了。嵇康才则高矣,然保身之道不足,成了七贤中唯一捐躯的汉子。《世说新语•雅量》中有一篇感人的记述:
“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
与司马氏集团坚决不合作的嵇康,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但他的精神,却成了魏晋风度最为出彩的元气。
金岳霖虽然未有“临刑”的考验,但他也是个不怕死的“呆子”。有一次面见蒋介石,蒋问他:“为什么不加入国民党?”他竟然回答:“我从来对政治不感兴趣。”噎得蒋介石脸色铁青。这事见出金岳霖的真个性,同时也见出当时政治、学术环境的相对宽松,不然,凭这一句话,他就有可能落得嵇康的下场,头颅都没有了,还谈什么学问不学问呢?
金岳霖是哥大的政治学博士,归国之后,早已和政治一刀两断。这当然与性格有关:金岳霖过于正直,眼里揉不进沙子,容易得罪人。因此知交倒有,朋友不多。金岳霖对官场尤其警惕,有些人,本来关系不错,一做了官,他就主动与之疏远。他对名呀利呀的了无牵挂,视此身外之物,远不及养蛐蛐、玩斗鸡有趣。在许多俗人的眼里,自然觉得他清高,不可理喻。(https://www.xing528.com)
金岳霖从欧洲回来,看到人往往不知说什么话。比方说,见一个人,在客厅里,别人介绍是谁谁谁,他不晓得如何应酬,只是嘿嘿傻笑。他还有理,说:“后来我发现了,大家都是那个样子,不需要说什么话,只是嘿嘿就行了。”难怪乎他会忘记自己的名字。然而论到为学,他的记忆又特别好,昆明大观楼上的长联,五百多字,他看一遍,就能背下来。
金岳霖的朋友圈中,不乏“竹林七贤”式的人物。以他最老的朋友张奚若为例,其“四方形”的性格,有时不亚于嵇康。张奚若曾在1938年7月被聘为国民参议员,四十年代初,在一次会议上,他以理抨击时政,蒋介石听了面红耳赤,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说:“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张奚若听罢立即站了起来,怒冲冲拂袖而去。之后,再不出席国民参政会。金岳霖对老朋友是了解的。还是在三十年代中期,张奚若将从北平回西安,金岳霖用古文笔调,写了一篇游戏文章,下帖为之壮行:
敬启者朝邑亦农公奚若先生不日云游关内,同人等忝列向墙,泽润于“三点之教”者数十礼拜于兹矣。虽鼹鼠饮河不过满腹,而醍醐灌顶泽及终身,幸师道之有承,勿高飞而远引,望长安于日下,怅离别于来兹。不有酬觞之私,无以答饮水思源之意,若无欢送之集,何以表崇德报恩之心。兹择于星期六下午四时假座湖南饭店开欢送大会,凡我同门,届时惠临为盼。
门生杨景任
再门生陶孟和沈性仁,梁思成和林徽因,陈岱孙,邓叔存,金岳霖启。
内中的“三点之教”,指张奚若讲话总喜欢说“我要讲三点……”金岳霖因此戏称之;“湖南饭店”,即他自家的客厅;“门生杨景任”,是张奚若的夫人。
金岳霖治学很认真,无论在清华,还是在西南联大,他每天一定要动笔写作,一般是上午,他认为上午是人精神最饱满的时候。金岳霖是惨淡经营派,文章反复修改,务求一字不易。所以他出的书并不多,但拿出的都是精品,学者争相拜读,洛阳纸贵。
金岳霖自诩是“哲学动物”,他研究小说,用的是和他人完全不同的眼光。1937年,金岳霖用英文写过一篇专论,很长,叫《真小说中的真概念》,发表在《天下月刊》。他从哲学和艺术的角度剖析说:“意义愈清楚,情感的寄托愈贫乏,情感的寄托愈丰富,意义愈不清楚。”有次,沈从文请他给学生讲《小说和哲学》。大家以为金先生一定会讲出一番道理。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岳霖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讲着讲着,他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项,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可与王猛的“扪虱而谈”媲美。
金岳霖称得上是一代“手挥五弦,目送飞鸿”的名士,在冯友兰的记忆里,30年代的金岳霖,“风度很像魏晋大玄学家嵇康。嵇康的特点是‘越名教而任自然’,天真烂漫,率性而行;思想清楚,逻辑性强;欣赏艺术,审美感高。我认为,这几句话可以概括嵇康的风度。这几句话对于金先生的风度也完全可以适用。……我想象中的嵇康,和我记忆中的金先生,相互辉映。嵇康的风度是中国文化传统所说的‘雅人深致’、‘晋人风流’的具体表现。金先生是嵇康风度在现代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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