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岳霖：聚焦殷海光，才华横溢的学生

30　绝版金岳霖

李敖评人，用词悭吝，眼光甚高，但对看得上的人物，却不吝其词，乐于放出追捧的礼花。他在《我的殷海光》一文中写到：“先一代的蛟龙人物，陷在这个岛上的，我看来看去，只有两个人物够格：一个是胡适，一个是殷海光。我大学时代，胡适已经老态，蛟龙气质，已经像丁尼生笔下的荷马史诗英雄，无复‘五四’年代的风光。殷海光则如日中天。”

这并非出于殷海光是李敖老师的原因。

李敖笔下的殷海光（1919～1969），乃金岳霖一手栽培。殷海光是湖北黄冈人，15岁那年，还在读中学时，偶然得到一本金岳霖的《逻辑》，越读越入迷。他自言“受一股求知热望的驱使，受一种对金先生景仰之情的驱策”，径直致信金岳霖请教疑难。出乎意外，金岳霖不仅很快答复了他的问题，还告诉他有哪些书可以寄来供他阅读。从此两人书信往来，成了忘年交。改年，即1935年，16岁的殷海光订购了查普曼和罕勒合著的《逻辑基本》，经过半年努力，将这部417页的大书译成中文，然后又写了一篇15000字的“译者引语”，交由正中书局出版。与之同时，殷海光将“译者引语”改写成《逻辑和逻辑学究竟是什么》一文，经金岳霖推荐，发表于《文哲月刊》。

1936年秋，高中毕业的殷海光北上求学。当他按地址找到东城北总布胡同，怯生生叩开金宅时，但见庭院里花木扶疏，古树阴阴，一座老式大房子掩映其间。门房把殷海光领到客厅，一刻工夫，正在出神的的当儿，一位“个子高大，脸型方正，前庭饱满，戴眼镜，白发梳到后面，酷似一个英国绅士的中年人”已站在面前。这就是他心仪已久的金岳霖先生。从此，为了让殷海光在北平安心读书，金岳霖负担了他的生活费用。

1938年秋天，在金先生的鼓励下，殷海光考入西南联大哲学系。他后来说：“这一决定，影响了一生。”

金岳霖麾下有天才的学生，远不止殷海光一个。沈有鼎(1908～1989),亦是其一，而且是最早的。天才往往怪，散木是如此归纳沈有鼎的：“时常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头发和胡子也总是邋邋遢遢的，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也不系扣子，一边走路，一边思索着微笑或喃喃自语，只要有人向他提问题，他就会拉着你讨论不休。他还经常出现在“西南联大”附近的茶馆或小饭馆里，随身提着一只小小的破旧箱子，里面装了书和零碎的钱，因为他常常请人喝茶来讨论问题，茶是请你喝了，但只有当他觉得你的意见有意思时，才肯让你吃他买的那碟花生或者瓜子。在西南联大，不管是哪一个系的教授开的课，只要他感兴趣，就会去旁听，有时还会站起来发问，甚至插嘴说你讲错了，常常搞得教授们下不来台，这也包括金岳霖。有一次金教授提到一本新出版的数理逻辑专著，沈有鼎从容站起来说：这本书你是读不懂的。金先生悄悄坐下，却不以为忤。”

王浩也是一个有天才的学生。金岳霖在联大开了一门符号逻辑，对很多人来说，听课犹如听天书，唯王浩例外，他懂得其中的奥妙，金岳霖常常在讲授过程中停下来，问：“王浩，你以为如何？”于是这堂课就成了师生二人的对话。王浩后来去美国留学，获哈佛理学博士。再后来，他在英美两地执教，并从事科研，成为世界著名的数理逻辑学家、哲学家和人工智能先驱，被誉为“上世纪全世界范围内最杰出的学者之一”。

王浩身居海外，心系华夏，共和国成立之初，他在剑桥任教时公开发表演说支持新中国，为此而断了成为台湾“中研院”院士的路。1972年中美关系大门打开，王浩参加了由美籍华人学者组成的第一个归国访问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周总理初见王浩，就紧紧握着他的手，说：“你就是王浩先生，我有一样东西让你看！”周总理当即拿出一份旧得泛黄的材料，王浩接过一看，原来就是他在剑桥公开支持新中国的讲演记录稿。周总理告诉他：“是当年剑桥大学留学生托我国驻英代办宦乡同志捎给我的，你是进步学者，欢迎你常来祖国讲学和访问。”

周礼全也是金岳霖的得意门生，他在西南联大哲学系毕业后，1946年考入清华研究院，在金岳霖指导下学习哲学。学生时代，他就是善辩的高手。一次，针对他的大学毕业论文，在金先生家里，师生两人一来一往，越辩论越激烈，让房东梁思成一家操了一下午的心，还以为他们在吵架哩。读研究生时，在一次讨论中，他对金先生提出的一个哲学理论表示不能理解，又一次辩论开始了。这次，金先生气得脸都涨红了。周说：“他从椅子上站起来，两手支撑在面前的书桌上，身体前倾，两眼盯着我。”当然，冷静之后，师生还是师生，真理则愈辩愈明。

金岳霖以自身的人格魅力，影响着学生的方方面面。就解放前而言，除前面提到的学生外，乔冠华、王宪钧、任华、周辅成、王光祥、胡乔木、胡世华、徐孝通、张遂五、冯契等，都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不凡业绩。(www.xing528.com)

但是，能得金岳霖神韵者，笔者认为，唯殷海光。王浩对殷海光的评价是：“殷君对逻辑格格不入，但是喜欢宣传逻辑。他善于讲演和写文章，提倡独立思考，50年代和60年代在台湾及香港，对青年颇有影响。”

殷海光独立思考的精神，是有历史渊源的。殷海光有过这样的回忆：“我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读书时，在一个寂静的黄昏，同我的老师金岳霖先生一起散步。那时种种宣传正闹的很响。我就问金先生，哪一派是真理。他并没有特定的答覆这个问题。沉思了一会，他说，凡属所谓时代精神，掀起一个时代的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持久。我接著又问他，什么才是比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他说，经过自己长久努力思考出来的东西。比如说，休谟、康德、罗素等人的思想。”

殷海光在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两年多的学习时间里，跟金岳霖攻读西洋知识论。1944年，他以研究生的身份从军。他是当时全国第一个从军抗战的研究生。1948年任南京金陵大学副教授。到台湾后，一直在台湾大学任教。

金岳霖的政治理想，学术风骨，道德意识在才华横溢的殷海光身上，日益散发出光芒。1949年春天，有一份杂志正在上海酝酿中，11月，《自由中国》正式在台北创刊。远在美国的胡适被举为发行人，雷震任社长，殷海光是这个刊物的编委兼主笔。从创办《自由中国》起，他成了一位斗士型的学者，写了不少主张自由及反奴役、反专制的文章。许多人对他的议论和见解非常佩服，有不少追随者，被誉为“青年导师”。

1957年8月开始，殷海光在《自由中国》上发表了一系列社论，如知识分子问题、党化教育问题等，篇篇如穿杨利箭，刺恼了当局。尤其是《反攻大陆问题》，把这个敏感的话题戳穿了，等于摸了老虎屁股。文章说：“一个‘国家’的一切作为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渺茫的假想之上，这是太不稳健了。一群人在这样渺茫的假想之上活动，哪里会‘生死以亡’，全力以赴？”在当时国民党高压、恐怖的环境中，殷海光竟然敢向“基本国策”挑战，是需要大无畏精神的！

1960年9月4日，国民党当局制造了“雷震案”，雷震被捕，《自由中国》停刊。殷海光几至被捕。铁骨铮铮的殷海光，本着为自由而战的决心，从10月1日到16日，又接连在《民主潮》发表了多篇对此案的抗争文章，岛内波澜大兴。殷海光因为宣扬民主自由，被台湾大学解聘，哈佛大学想延揽，台湾当局不允，最后“形同隐居”。同他的老师金岳霖一样，殷海光也早早有了满头白发，用聂华苓的话说：“一头忧郁的白发。”

殷海光去世前一年，还念念不忘金岳霖当年对他的影响。1968年9月24日，殷海光给林毓生的信上说：“……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忽然碰见业师金岳霖先生。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而已，并且是一个道德感极强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的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吸，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透过我的老师，我接触到西洋文明最厉害的东西——符号逻辑，它日后成了我的利器。论他本人，他是那么质实、谨严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

大陆消息闭塞，直到1972年4月，殷海光的学生陈平景到北京拜望金岳霖，老师才知道学生的死讯。77岁的老师，想起年仅50岁的殷海光的一幕幕，禁不住泪流满面。

据披露，1969年9月6日，病榻上殷海光的临终遗言是：“我死的不甘心，我的思想才刚刚成熟，就在跑道的起点上倒下来，对于青年，我的责任未了，对于苦难的中国，我没有交代。”殷海光威武不屈的高贵人格，激励了无数台湾青年。有人称：“殷海光最终的成就是人格上的。”在众多学生中，也许殷海光是唯一能贴近金岳霖思想深层的人。殷海光用生命诠释了金岳霖的理想。这位“五四之子”，是金岳霖政治理想的践行者，他比老师在这条路上走得坚决、悲壮，可称之为“绝版金岳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