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春节过后,又到了开学时节。书店里充斥着琳琅满目的教辅书。拎着购书篮的家长跟在孩子身后买大饼般地将学校老师“指定”的教辅书一打打儿地载回家。怪不得,小学生的书包也开始变成了拉杆箱。
我们的素质教育已经和中国职业足球历史一样长了。结果如何呢?至少可以肯定一点,教辅书可不是读得越多越有味。
《纽约客》“鬼才”、已故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理查德·费曼曾说过,“科学世界是如此美丽动人,就像你给情人带上的金戒指里还包含着规规整整、仿佛绵延万里的原子晶格”。“情人”和“戒指”以外的这一层美学成分不知有多少学过物理的朋友能够体会?
我每天都能看到科学世界的美丽,但不得不承认我走了好长一段弯路,甚至在这段路上还拾起一个叫做“物理学哲学博士”的头衔。在美国三年日日夜夜的公式推理、计算机演算和实验室捣鼓之后,原子和电子开始在我的梦中闪烁,因为我终于有空闲来读读隐藏在物理背后的一个个动人故事。原来,爱因斯坦是在瑞士苏黎世山上听到城里几个大笨钟先后敲响,灵感而生相对论。
2005年《魔鬼经济学》推出,可以说世界为之微微改变。这本书是第一次成功地用经济学的调色板,将现代社会的那些事儿描绘得入木三分,栩栩如生。
“学校老师跟相扑运动员之间有何共同之处?”“为什么毒品贩子仍然跟自己的妈妈住在一起?”“齐奥塞斯库在堕胎问题上的教训……”“三K党跟房地产经纪人之间有何共同之处?”这些书中的章节标题已经成为经典。它们揭示了事情往往不如常人所想,每件事情总有隐藏在背后的真相。
自《魔鬼经济学》后,沉寂了4年、忙于四处演讲的两位作者在2009年11月推出了他们的新书《超爆魔鬼经济学》。
本书各章标题延续了《魔鬼经济学》的风格:“遏制气候变暖:火山爆发?用烟囱捅破天?还是架一根18英里长的管子?清醒、严肃地看待全球变暖的问题。”“恐怖分子的银行账户有什么特点?探讨有关生死的不可不知的现象……”“难以置信:犯罪率升高是因为电视看多了?人类的表现并没有想象得那样崇高,但也没有那么邪恶。”“街头妓女与百货商店圣诞老人有何相似?全面探讨身为女性而付出的各种代价。”
几乎可以确定,这部“续集”里面的精彩故事又要让读者目眩。与“前集”相比,《超爆魔鬼经济学》更深入地探讨了人性中的微观经济学。譬如,有这么一个游戏:第一个人要从20元中分一点给第二个人,第二个人若能同意分成,两人就能各自拿到钱,若不同意两人就都拿不到钱。第一个人该拿出几块钱给后者呢?答案固然将让你惊讶,得出答案的曲折更让你入胜。
《魔鬼经济学》和《超爆魔鬼经济学》展示给世人的是,经济学是那么充满乐趣。准确点说,是在“微观经济学”里充满了乐趣与幽默——如“原来有钱的大老板会比小职员更容易在小钱上赖账”,又如“打击卖淫的关键在于消除买方市场,比如说给被判有罪的嫖客处宫刑”。
在中国,经济学在公众眼里是一门“靠吐沫挣钱的学科”。经济学家出没论坛,费点口舌便挣得别墅房车。这一现象从供求关系上来说,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本无可厚非。玩金融的点几下鼠标敲几下键盘,便日进斗金,与前者如出一辙。
但不得不说,经济学家对宏观经济的所谓“预测”还远不如十年前的天气预报准确,更像是对大众有限记忆的一顿调侃。为什么公众那么容易被“经济学家”蒙蔽呢?
究其原因,在我国,过去十年世界发达国家义务教育中兴起的经济学教材,至今还没有出现在已变身成拉杆箱的“书包”里。等到咱们一个个应试教育下脸黄黄的高中生熬成了白领,经济学家“忽悠”他们便用不着商量了。
在美国哈佛大学,有两门课是学校不要求但学生们人人必选的。第一是演讲辩论。这个选择不难理解,试想奥巴马。第二门课就是经济学。
假如中国的全日制义务教育需要补上经济学这堂课,假如白领们对今天经济生活中的形形色色充满了迷茫,你要补上的经济学就该从《魔鬼经济学》和《超爆魔鬼经济学》开始。
我曾推荐这两本书给一群雄心勃勃的电影学院学生。其中有一名学生很纳闷,问道:“为什么让我们搞艺术的来学经济学啊,张艺谋也没学过什么经济学啊。”
坦承不会理财的张艺谋也许真的没学过经济学,但他却在冥冥中将经济学原理用得淋漓尽致。想想《三枪拍案惊奇》的迎合市场和《红高粱》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黄土高原镜头。
而我还相信,哪怕是和张艺谋一样出色的影视人才也能从“魔鬼经济学”中领略一番将科学原理演绎成生动故事的本领。大多数人未必能体味毕加索的名画和达利的雕塑,但绝大多数人都能感应一个通俗而引人入胜的故事。
科学世界的美丽其实在于隐藏在每件事情背后的故事。
陈晓民
独立学者,留美博士,专栏作家
时间已逐渐证明,在我们的首部作品中,我们撒了谎,撒了两次。第一个谎言出现在《魔鬼经济学》的引言中,因为我们这样写道:本书并没有主题。事情原委是这样的,我们的出版商和蔼可亲、精明能干,他们读了初稿后,大惊失色地叫道:“这本书根本就没有主题!”严格地说,初稿内容五花八门,涉及作弊的教师,进行自我交易的房地产经纪人,以及母亲眼中贩卖霹雳可卡因的乖儿子,彼此之间似乎毫无关联。书中引述的诸多素材,没有构建在精彩的理论基础之上,彼此独立,无法形成合力,却神奇地归于所要阐释的主题之下。
面对这部杂乱无章的作品,当我们提议将书名定为《魔鬼经济学》时可以想见,出版商就更为惶恐不安了。即使在电话中,也能听到对方用手猛拍额头所发出的“啪啪”的声音,他一定在想:这两个家伙交来的初稿不仅没有主题,书名也是生造词汇,简直荒诞不经。
出版商建议我们作出一定的妥协,在引言里说明此书没有主题。为了避免争端再起(也为了拿到预付稿酬),我们同意照做。
然而,事实上,《魔鬼经济学》的确有主题,即使当时主题还不明显,我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如果一定要说出来,或许可以将主题概括为:刺激(在某种动机驱使)之下,人们会作出反应。如果讲得详细点,那么可以这么说:刺激之下,人们会作出反应,尽管反应方式并不一定是能预见到的,或是一目了然的。正因如此,非预期后果法则才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法则之一。中小学教师、房地产经纪人、毒品贩子、孕妇、相扑运动员、百吉饼销售商及三K党,其行为方式均适用这条法则。
然而,书名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随后的几个月中,我们曾提出几十个书名,包括《非传统智慧》(明白吗?)、《并非绝对如此》(不怎么样吧)及《E线远景》(放过我吧),最后,出版商终于决定:或许《魔鬼经济学》终究也糟糕不到哪里去;或者更确切地说,物极必反,既然糟糕若此,反而还有可能一炮走红。(https://www.xing528.com)
也或许他们已精疲力竭了。
《魔鬼经济学》的副标题表明,作者将在书中揭示隐藏在表象之下的世间万物的真相。这是第二个谎言。我们确信,任何思维健全的人都会把这个说法理解为夸张手法,属于国际玩笑之列。然而,有些读者却照字面意思去理解,为此抱怨说:书中所涉内容,虽然五花八门,覆盖面甚广,但事实上并没有探讨世间万物。所以,尽管我们在确定副标题时本无撒谎的初衷,但的确导致了这种事实上的后果。我们为此道歉。
诚然,我们未能将世间万物纳入《魔鬼经济学》一书中,然而,正因如此,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非预期后果:需要再写一本书作进一步探讨。不过,在此要立即提请读者朋友注意,即使两部书的内容加在一起,我们仍然无法将世间万物一一囊括在内。
如今,我和斯蒂芬·都伯纳已合作多年。起初,都伯纳(作家、记者)写了一篇针对我(理论经济学家)的文章。开始时我们视彼此为敌人,尽管只限于口诛笔伐的“个人恩怨”;当好几家出版机构开始以极高的稿酬为诱饵,邀请我们合作出书时,我们终究化敌为友、通力合作。(记住:刺激之下,人们会作出反应。大众一般会这样做,不过经济学家和记者也是人,也被这一魔咒套牢。)
我们曾一起讨论如何分配稿酬的问题。刚一开始讨论,我们就陷入僵局,因为我们都坚持要按六四分成。最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彼此希望对方分得六成收入,自己拿四成。随后,我们便都深信,与对方合作将会十分愉快,于是决定按五五分成,写书的工作就这样开始了。
撰写《魔鬼经济学》时,没有太大的压力,因为当时我们真的认为没多少人会读我们的书。(我父亲也是这么认为的,还因此说过这样的话:即使只有一分钱的预付稿酬,我们也应该心满意足。)没什么野心,预期极低,这反而让我们摆脱了各种束缚,得以把我们认为值得一写的所有内容都纳入到写作素材中来。因此,写书过程充满了乐趣。
《魔鬼经济学》出版后的畅销,既出乎我们的意料,又着实让我们兴奋不已。如果当时我们迅速跟进,接着出版与该书相关的系列书籍,例如《傻瓜的魔鬼经济学》或《魔鬼经济学的心灵鸡汤》之类,那么,或许又能赚个盆满钵满。但我们并没有那么做。我们希望把调研准备工作做充分,积累必要素材,到文思泉涌之时,执笔撰文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历经4年的准备工作之后,我们终于实现了目标,第二部书(也就是本书)问世,不用说,我们深信本书更精彩。当然,至于我们所言是否属实,你们(而不是我们)说了算;至于本书是否会如第一部书出版时某些人想象得那样糟糕,也是你们说了算。
出版商已对我们彻头彻尾的“三流品味”不作任何指望,干脆不过问书名了:当我们提议将本书的书名定为《超爆魔鬼经济学》时,他们连眼睛都没眨一下就同意了。
如果本书真的有任何值得一读的地方,那么得感谢读者。在通信成本低、方便快捷的当代,写书的一大益处在于,作者可以直接得到读者反馈,而且反馈信息直截了当、清晰明确、为数众多。良好的反馈信息是不容易获得的,因而颇具价值。我们不仅获得了有关《魔鬼经济学》一书的反馈信息,还获得了有关以后出书所涉论题的诸多建议。一些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提建议的人会发现,你们的想法已在本书中有所反映。感谢你们。
《魔鬼经济学》的成功还导致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我们不时一起或分别接到邀请,面向各类受众发表演讲。演讲之前,我们往往被邀请方以“专家”的头衔介绍给听众,而所谓“专家”却恰好是我们在《魔鬼经济学》中提请你们需要提防的人——他们不过是占有信息优势,并在某种动机的驱使下对这个优势加以利用罢了。(我们想方设法说服听众:事实上,我们在任何领域都算不上专家。)
出席这类活动也为我们以后的写作提供了不少素材。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演讲时,都伯纳谈到了一种现象:人们上洗手间后洗手的次数远不如他们承认的那么多。随后,有一位男士走近讲台,伸出一只手说,他是泌尿科医生。这种自我介绍的方式固然让人反感,但他所谈的在高危工作环境中(他所在的医院)不洗手的问题,以及医院为了鼓励医生洗手而采取的创意十足的措施,却紧紧抓住了听众的心。在本书中,你将读到医生与手部卫生作斗争的不朽故事。
在另一次对风险投资家所作的演讲中,我分析了我与社会学家苏希尔·温卡什(Sudhir Venkatesh)正着手开展的一个新调研项目。苏希尔·温卡什不惧危险深入毒品犯罪团伙的故事,已成为《魔鬼经济学》的经典案例之一。这个新调研项目,涉及追踪芝加哥街头妓女的日常活动。凑巧的是,来听演讲的一位风险投资家(约翰),正好与一个每小时收费300美元的妓女(安莉)约好了服务时间——就在那天晚上。在安莉公寓,他发现咖啡桌上放着一本《魔鬼经济学》。
“这本书你从哪里弄来的?”约翰问。
安莉说,这是她的一个也在“从事这个行业”的女性朋友寄给她的。
为了给安莉留下深刻的印象——虽然只是金钱和肉体的交易,男性吸引女性的本能仍然在作怪——约翰告诉安莉,正好在那天,他听了这本书的一位作者发表的演讲,这位作者在演讲中提到正在开展一个有关妓女卖淫的调研项目。而仅此似乎还不能说明这有多凑巧。
几天后,列维特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
从一个我们都认识的熟人那里,我听说你在着手写一篇有关卖淫行业经济收入状况的文章,对吗?我不太确定你开展的是不是严肃项目,也不知道告诉我这消息的人是不是在逗我取乐,我只是想告诉你,我十分乐意助你一臂之力。
谢谢你。
安莉
还有一个难题有待解决:我得向我的爱人和4个孩子解释,下个星期六的上午,我不会在家,因为届时我要与一位妓女共进早午餐。为了准确评估她的需求曲线的状况,我认为与她面谈对我的调研至关重要。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1]是为此付费的。
在本书中,你会读到有关安莉的故事。
最终导致与安莉有关的故事进入本书的这一连串事件,或许可归因于经济学家所谓的累积优势(cumulative advantage)。也就是说,因为我们所出的第一本书极为成功,所以撰写第二本书时,我们获得了一系列的优势,而若换成其他作者,他可能就无法拥有这等良机了。因此,我们现在最大的希望便是,我们的确拥有并利用了上述优势。
最后,在写作本书时,我们尽量只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使用经济学术语,因为这些术语高深难懂、难以记住。所以,在援引有关安莉的故事时,我们没有将其视为解读累积优势的故事,而是将其称为……怎么说呢,魔鬼经济学故事。
【注释】
[1]如前文所述,我与社会学家苏希尔·温卡什一起开展这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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