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永远重现”的理想挫折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历史小说，大都有借古喻（讽）今的意思，尤其是30年代文网深严的时候，(299)鲁迅的《故事新编》也不例外，其中《理水》和《非攻》两篇更直接关系到中国的政治处境。鲁迅通过想象与创造，把历史事件转化成政治寓言，堪与奥维尔的《一九八四》和《动物庄园》（Animal Farm，1945）媲美。
《非攻》是根据春秋时期墨子到楚国，成功说服楚王放弃攻宋的故事。很明显是受日本侵华事件刺激而作。故事的结尾却很令人深思。墨子说服楚王后回到宋国，“然而比来时更晦气”：
一进宋国界，就被搜检了两回；走近都城，又遇到募捐救国队，募去了破包袱；到得南关外，又遭着大雨，到城下想避避雨，被两个执戈的巡兵赶开了，淋得一身湿，从此鼻子塞了十多天。(300)
政府巧立名目的搜刮，不考虑具体情况也不关心人民困难的官僚主义做法，出现在避免了外来威胁的未来的中国，显然并非一幅完美无暇的图画，一条“光明的尾巴”。但更惹争议的还是《理水》的结尾。
《理水》以大禹治水的故事为蓝本发挥而成，里面充满对现实的讽刺。如何理解这篇小说的主旨，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有一次小小的争论。按照苏联汉学家波兹德涅耶娃（L. D. Pozdneeva）的分析，《理水》表达了鲁迅对长征到陕北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敬意。她的观点建立在比较薄弱的基础上，主要理由是小说写于红军“长征”到陕北一个月之后，还有鲁迅和茅盾给红军发了贺电。她的观点引起丁易的注意，并介绍到中国来，得到吴颖等一些论者的赞同和采用，(301)但也有人不同意。马骅在讨论她的观点时，补充鲁迅了解红军斗争以及考虑过写一篇小说的资料，但他不同意波兹德涅耶娃的分析，认为鲁迅的写作动机是暴露社会的黑暗与丑陋。(302)关于鲁迅考虑写红军故事，按照一些回忆材料，事情大概如此：大约在1932年7、8月间，陈赓（1903—1961）到上海治疗腿伤，向地下工作者讲述了红军斗争的故事，在上海的共产党中央宣传部工作人员朱镜我将纪录通过冯雪峰送给鲁迅，希望鲁迅能写出作品。在冯雪峰的安排下，陈赓等到鲁迅家，向鲁迅介绍苏区的生活和红军的斗争，鲁迅似乎也有兴趣，曾告诉冯雪峰想写一篇关于中国红军的小说，写成类似绥拉菲摩维支（A. S. Serafimovich，1863—1949）的《铁流》（Zheleznyi potok，1924），不过他始终没有动笔。(303)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鲁迅赞颂了大禹及其追随者，他们也显然是鲁迅所谓“中国的脊梁”，(304)而中国共产党人在鲁迅心目中也是中国当时的“脊梁”。但当这些“脊梁”上升到掌握权力的地位后会怎样呢？那个表面上太平和欢乐的结尾，却有点耐人寻味：
禹爷自从回京以后，态度也改变一点了……所以市面仍旧不很受影响，不多久，商人们就又说禹爷的行为真该学，皋爷的新法令也很不错；终于太平到连百兽都会跳舞，凤凰也飞来凑热闹了。(305)
有论者认为这篇小说是喜剧收场，(306)但显然与鲁迅的观点不一致。首先，大禹的转变令人想起鲁迅的光复会同志王金发。鲁迅描写大禹及其随从进入首都的情形，跟王金发的部队在辛亥革命胜利后开进绍兴的情景非常相似。(307)但王金发后来受了旧官僚的包围和影响，行径变得跟其他军阀毫无二致，最后甚至把鲁迅逼出绍兴。(308)
王金发的事例给鲁迅一个重要的教训：革命在政治和军事上胜利之后，仍然可以让旧制度打败。鲁迅将王金发的转变归结为三个原因：第一，旧习惯势力的逐步影响，把一个革命的都督转变成一个老官僚。(309)鲁迅在另一篇文章中有进一步的说明：
在中国，凡是猛人（这是广州常用的话，其中可以包括名人，能人，阔人三种），都有这种的运命。无论是何等样人，一成为猛人，则不问其“猛”之大小，我觉得他的身边便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透。那结果，在内，是使该猛人逐渐变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趋势。(310)
这里的原因实际上牵涉文化和“国民性”的问题。第二，当革命影响扩大，这种改变人的势力就更大。在《庆祝沪宁克服的那一边》（1927），鲁迅说：
革命的势力一扩大，革命的人们一定会多起来。……我对于佛教先有一种偏见，以为坚苦的小乘教倒是佛教，待到饮酒食肉的阔人富翁……虽然美其名曰大乘，流播也更广远，然而这教却因为容易信奉，因而变为浮滑，或者竟等于零了。革命也如此的，坚苦的进击者向前进行，遗下广大的已经革命的地方，使我们可以放心歌呼，也显出革命者的色彩，其实是和革命毫不相干。这样的人们一多，革命的精神反而会从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复旧。(311)
第三，人性的弱点。鲁迅对下层人民有一定的感情，辛亥革命之前，他认为中国农民保留了“国民性”最好的方面，(312)在“五四”时期又写过好几篇文章和小说，表达对他们的好感。在《一件小事》（1919）中对人力车夫的颂赞，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然而鲁迅对他们也不是毫无保留，地位一变，人也会变，就像王金发的事例。有着王金发事例影子的《理水》结尾，恐怕很难说是喜剧收场。更何况“凤凰也飞来凑热闹”，明显回应着鲁迅所谓“革命的势力一扩大，革命的人们一定会多起来”，到头来变得浮滑，而革命的精神也几等于零。所以结尾只能是意味着旧习惯和制度得到最后胜利。鲁迅是否批判了大禹，也许还可以辩论。(313)结尾也许可以如李桑牧解释，是“为新的革命者引为鉴戒”(314)，也就是还可能有现实意义。如果《理水》结尾是“鉴戒”，那么鲁迅是否认为革命应该继续进行下去，或者“不断”地进行下去呢？
从当时的政治和历史背景看，这种想法很容易令人联想到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苏联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两派斗争激烈，影响到国际共运的方向与前途。鲁迅对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一律看待的态度，是否也是这种斗争的反映呢？对于更激进和更反叛的托洛茨基主义与更务实的斯大林主义之间，鲁迅是否更倾向于前者呢？鲁迅不去苏联疗养的原因之一，据说就是因为斯大林的清党。(315)鲁迅也许并不知道“左联五烈士”的牺牲，很有可能是遭到以王明为首的“国际派”（也就是斯大林派）为清除异己而借刀杀人，其实是死在自己人的告密者手里，(316)但鲁迅肯定约略知道一些共产党内残酷斗争的事情(317)；他也知道一些接近自己生活圈子的具体事例，如彭柏山（1910—1968）遭到党内掌权者诬为“内奸”，而不相信他被捕叛变的朋友周文（何谷天，1907—1952）也遭断绝组织关系，无家可归而被捕，而鲁迅对他们遭到同一阵营“战友”的诬蔑和加害，显然非常愤慨。(318)那么，如果鲁迅只是个“同路人”，(319)他的“路”相对于正统共产主义来说，是否更靠近托洛茨基主义呢？
鲁迅对托洛茨基的观点的确不是完全反对，但他并不关心托洛茨基的政治理论，只是把托洛茨基当做文艺批评家。他很欣赏托洛茨基的博学和雄辩，也欣赏他的文学批评，在1927年翻译过《文学与革命》的一章。在介绍苏联文艺论争及主要文学社团流派的领袖时，鲁迅只赞赏过托洛茨基为“深解文学的批评者”(320)，其他提及托洛茨基的地方，如果不算是赞扬，也至少是同情的。鲁迅的“同情”也许是因为托洛茨基已经“没落”。其实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可说是孪生兄弟，掌权时冷血专横，与后者毫无区别。鲁迅在“革命文学”论战中，也引述过托洛茨基。(321)他至少有三点是跟托洛茨基观点一致的：第一，托洛茨基与其他文艺团体如无产阶级文化派（Proletkult）和“列夫” （Lef，左翼艺术阵线）的未来主义者不同，对“同路人”作家采取宽容的态度(322)；第二，托洛茨基反对政治对文艺的直接干预；第三，托洛茨基对文艺与革命关系不那么僵死的看法。(323)事实上，鲁迅对文学与革命的一些观点，很明显受托洛茨基的影响。(324)然而，对于托洛茨基对未来的看法，即在相对短暂的时间里建设共产主义乌托邦，使无产阶级文化能够出现的这种可能性，鲁迅觉得未免过于理想。(325)必须指出，托洛茨基这种设想，是他“不断革命论”即提倡“不间断”的革命以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论的自然逻辑结果。而鲁迅称之为太理想，显然也就是不同意他的“不断革命论”，因此也可以说，鲁迅继续斗争的思想跟托洛茨基主义无关。
鲁迅在“国防文学”论战中批评了周扬他们，由于周扬他们过往受王明“国际派”的影响，鲁迅的批评被周扬他们认为是倾向于托派。(326)然而，中国托派和周扬他们都忽略了一个事实，他们所认为的斯大林派的中共，内部已经产生分歧，那些紧跟斯大林控制的共产国际的“国际派，，已经在“长征”途中失去了党的领导权，掌权的已经是毛泽东。鲁迅临死前发表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批评中国托派“高超”，脱离实际，而对于毛泽东他们，则表示“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跟托派毫不含糊地划清界限，但这封信是冯雪峰代拟的，只在鲁迅病重时读给他听，得到鲁迅点头，不知道是“知道”的意思还是“同意”的意思，所以能否代表鲁迅的看法，还值得研究。朱正和张永泉更从许广平编辑《且介亭杂文末编》反映鲁迅处理文稿的方式上，指出鲁迅可能不把这封公开信当做自己的文章。(327)不过笔者认为，尽管《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是冯雪峰代笔，而鲁迅极可能不满冯雪峰在信中暗示托派是汉奸，受日本津贴这些话，但鲁迅在四个月之后才病逝，期间肯定看过这篇文章而没有进行丝毫修改，其中脱离现实的“高超”批评，也是早前“过于理想”的观感，恐怕也不好完全否定冯雪峰所谓“按照他的立场、态度和多次谈话中他所表示的意见写成”(328)。这里值得再次一提鲁迅与冯雪峰的关系。
鲁迅与冯雪峰互相影响，已经有论者指出，而冯雪峰在鲁迅和毛泽东之间起了沟通的作用，冯雪峰就自称自己是个“毛派”。(329)毛泽东思想跟鲁迅所谓“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近于所谓教条主义或斯大林主义）有相当的差别，其中一个差别跟鲁迅继续斗争思想相似，即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细说起来，跟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有点区别，强调了不同阶段而不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330)虽然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30年后才发生，但算不算是鲁迅继续斗争思想迟来的政治体现呢？
鲁迅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领袖之一，用毛泽东的话说，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圣人”(331)。做出这个“圣人”的定论究竟有没有政治实用主义的原因？毛泽东有没有真的把鲁迅当做自己的精神领袖？这些问题姑且不论，但毛泽东曾说过他跟鲁迅“心是相通的”(332)。这“相通”的部分包不包括鲁迅不断斗争的观点，不得而知，但“文革”期间鲁迅的著作的确用来支持“继续革命”的理论。(333)当然，“文革”是个非常复杂的历史现象，但我们有很多理由认为鲁迅不会赞成和支持这种运动，其中最主要的有三个：第一，鲁迅支持反叛社会的青年，但他支持的是分散孤立的个人，而不是像红卫兵那样的群众运动。红卫兵的“造反”表面上与鲁迅的青年“叛徒”相似，其实毫无共通之处，因为红卫兵的“造反”主要是“奉旨”而行，是一个执政党领袖所发动，并非个人觉醒的反抗。第二，“文革”表面上要触及人的灵魂，改造人的思想，但实际上是要把人的思想固定在一个严格僵硬的意识形态模子里，跟鲁迅追求的个性解放南辕北辙。“文革”实际上是要把人铲平，把人“缩小”，要人们保持过去的奴隶状态，制造现代的“末人”。(334)按尼采的观点，“文革”是一场“奴隶道德”的造反，并非要使人们成为自己的主人。第三，鲁迅反对欺压弱势社群的群众暴力。在“五四”运动期间，鲁迅对示威学生攻击那些亲日部长子女一事，感到非常不安，为免火上加油，他决定不发表一篇关于爱罗先珂（Ⅴ. Ⅰ. Eroshenko，1890—1952）在日本受迫害和侮辱的文章。鲁迅不可能赞成“文革”那些残暴的批斗运动。(335)如果这三个理由还不足以证明鲁迅会反对“文革”，我们还可以在《理水》的结尾找到一个更根本的理由。
在20世纪80年代，谭湘指出《理水》的结尾是“非光明尾巴”，鲁迅一方面歌颂了“中国的脊梁”，但对大禹做了“晚节不保”的艺术处理，这体现了鲁迅对“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和中国革命的艰苦性的深刻理解”，他所批判的现象，“其内化的深层的封建意识，仍顽强地存在着”，所以结尾“不乏现实意义”(336)。也许这种理解跟“文革”的继续革命论有相似的地方，所以引来张颂南和王荆的异议。张颂南认为《理水》只是写了“历史上的一个治水英雄而成为贤明的君主的大禹的形象”，并不认为与鲁迅当时的中国现实有很大的关系，更不认为对当时中国现实仍有什么意义。(337)王荆虽然也不同意谭湘的观点，但提出异议的立论跟张颂南相反。他并不否定小说与现实的关系，而是通过现实提出跟谭湘不同的结论。王荆的看法很值得深思，他认为鲁迅并不反对人们生活过得好一些，如果结尾的确有什么寓意，并不是“提醒革命者在革命成功之后要注意反右、防修”，而是“提醒革命者在革命过程中要注意防‘左’”(338)。虽然王荆的异议更多是反映了中国“新时期”话语和思想的动向，但对于鲁迅并不反对人们能过上更好的物质生活这一点，相信没有人会不同意。我们的确很难想象，认为“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的鲁迅，(339)会赞同“文革”对最起码正常人生活的破坏，并以“忆苦思甜”的名义倒退回“旧社会”状态的种种做法。所以，如果鲁迅真的是在提醒革命者，正好说明鲁迅希望共产党能够为人们提供正常的甚至更好的生活。共产主义社会，或他早期“人国”的理想，会创造更好的物质生活，一个太平的环境，能使物质繁荣的有效制度，把过去中国人仅仅是“动物”的生存状态，转化成“真的人”的生活。这是大众的梦想，也是鲁迅改造“国民性”的前提。他关心大众，但也关心“精神贵族”。(340)对鲁迅来说，物质生活的改善只是更高追求的准备。无论更好的生活比过去的生活好多少，总有比更好生活更加好的生活；“真的人”尽管比动物和虫豸更高，比奴隶和奴才更好，仍有比他更高更好的“超人”。
鲁迅认为革命无止境，(341)但他的所谓革命，只是相对于现状而言。对于“文革”，即使我们无视现实及其效果，相信发动者所述的主观良好愿望，相信那是一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本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342)，它的失败也正好证明了鲁迅的估计。原来的革命热情不可能永远继续，更不可能通过在群众中制造虚假的革命需要来维持。群众想要的主要是更好的生活，而更好的生活不可能在持久革命的动荡和混乱中得到，而是需要稳定的现状，使生产、流通和分配能够有规律地进行，这样经济才能持续增长，生活才能不断改善，而这就需要规范化、理性化和制度化（官僚化），或借用借用马克斯·韦伯的用语：“日常化” （routinisation）。社会能够有规则地运行，人们有所适从，才能生存和发展。革命本身并非更好的生活，只能为更好的生活提供条件，所以在成功之后必须结束，也必然会结束，而让位于“日常化”的活动。
经济主导、理性化和官僚化都是“实用现代性”的关键部分，它们在《理水》和《非攻》结尾的胜利，体现了另一种问题，即两种现代性的冲突，或用鲁迅的用语，就是文艺与政治的分歧，关系到“精神贵族”的命运。鲁迅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的讲演中指出“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
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文艺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钉，那就不免被挤出去。
由于文学的性质，作家和艺术家的本性——跟尼采的哲学家的特性也很相似，他们总是为社会所痛恨：
文艺家的话其实还是社会的话，他不过感觉灵敏，早感到早说出来（有时，他说得太早，连社会也反对他，也排轧他）。……文艺家在社会上正是这样；他说得早一点，大家都讨厌他。政治家认定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心想杀掉他，社会就可平安。殊不知杀了文学家，社会还是要革命。
文学与政治不可调和的冲突，体现出鲁迅与尼采“反政治”立场的最密切的契合。鲁迅知道即使在共产主义革命胜利之后，这种冲突仍然会存在：
革命成功以后……有感觉灵敏的文学家，又感到现状的不满意，又要出来开口。从前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头。……文学家的命运并不因自己参加过革命而有一样改变，还是处处碰钉子。……即共了产，文学家还是站不住脚。(343)
鲁迅既认为文学家的命运如此，则共产主义的社会革命对他来说，只是追求更高目标的手段，因为共产主义更好的正常的物质生活，最终也会被造反成性的作家和艺术家按照更高的精神价值和理想而加以批判。再看看《理水》的结尾。“大禹即”使不像王金发那样成了腐败的军阀，他的转变，即所谓丧“失革”命精神，也是不可避免的。他的转变也不可能为任何警告而停止，因为所有政治和社会制度，无论新旧，都是要维持秩序和现状，只允许局部和逐步缓慢的改变。另一方面，文艺家和各种“自由精神者”则会向现成制度挑战，常常提出根本的变革，因为这是他们要求自由和创新的本性使然。即使共产主义取得胜利，迟早仍会有“狂人”遭到社会的压迫和排斥，仍会有受到孤立的孤独叛逆者在绝望中斗争。鲁迅预计“理性”的实用主义最终会胜利，那么，也就是说，他改造“国民性”的文艺运动还可能会有挫折和障碍。改造“国民性”成了他精神战士的永远的“政治”任务。
指出鲁迅对共产主义有保留，并非要证明鲁迅反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其实，上面所述文艺与政治永远对立的观点，也可以在普列汉诺夫的《艺术与社会生活》中找到共鸣。(344) 1929年冯雪峰从日文翻译了这本书，而译文曾请教过鲁迅。指出鲁迅对共产主义有保留，更重要的是揭示共产主义本身的问题。按前述列宁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有三个不同的来源，其本身包含着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继承过来的理想和浪漫激进主义，以及从英国经济学继承过来的理性实用主义，这两种来源其实互相冲突，而马克思主义理论设法将两者妥协和融合（德国哲学则已经是这两种倾向的混合物）。但它们的冲突并未停止。恩斯特·布洛赫把这种冲突概括成马克思主义的“暖流”和“寒流”，(345)其实也就是相当于两种现代性的矛盾冲突的变异和反映，很可以用来解释鲁迅及很多知识分子“同路人”，为什么被共产主义理念及其部分革命者的精神所吸引和感动的同时，又跟党的组织和政策及另一部分成员产生矛盾。
如果《理水》象征了中国共产党人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目标的不可能长久维持，其结尾则象征了鲁迅对革命结束后个人面临现实处境的典型焦虑；如果尼采的“永远重现”是指一个人自我或典型经验的重复，(346)则《理水》结尾正代表了鲁迅这种重复的经验。鲁迅认为“逆动力量”的胜利是无可避免的，而他的态度可以借用维拉·史华兹（Vera Schwarcz）一篇论及鲁迅的文章的题目：“心甘情愿面对必然”。但这个“必然”，并非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而是政治与文艺到底要冲突。(347)而这个“必然”也是鲁迅孤独的“精神界之战士”和尼采的“超人”的本性：他们生来就注定要进行一场不会取得胜利的斗争。
对尼采来说，面对“永远重现”而“心甘情愿”还不够，必须毫无保留地拥抱它，爱它：amor fati。(348)不如此就不能克服自己的“怨恨”，不如此就不能跨越通往“超人”的桥梁。(349)鲁迅有没有“爱”自己不断重复的焦虑，不得而知。但他知道自己会不容于“未来的黄金世界”，而他的“野草”也会被革命的“地火”喷出的“熔岩”烧尽，但他“将坦然，欣然”，而且还会大笑，歌唱。(350)鲁迅欣然接受革命毁灭的命运，显然从俄国“同路人”作家亚历山大·勃洛克（AleksandrA.Blok，1880—1921）处得到共鸣，(351)但勃洛克讴歌和接受革命对旧社会的破坏，其实都有尼采酒神精神的间接影响。(352)跟勃洛克一样，鲁迅接受毁灭的命运，因为他希望“吃人”的旧社会尽快毁灭。这是他对自己生命的最大的肯定，对自己最大的爱。(353)另一方面，鲁迅对中国前途的忧虑也使他需要所谓尼采的反抗“虚无”来克服自己的悲观情绪。鲁迅反抗“虚无”很令人想起查拉图斯特拉的“自我克服”。如果尼采的“自我克服”是指以一己的“权力意志”去组织自身各种的冲动（“混乱”），以达到目标，(354)那么反抗“虚无”对鲁迅来说也起着相同的作用，帮助鲁迅抑制他的怀疑态度，并驱使他继续推行文艺运动。即使鲁迅不能够克服悲观，他仍然能够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得到另一个精神支柱，那就是查拉图斯特拉的自我牺牲。
查拉图斯特拉从山上“下去”（untergehen，德文还有“毁灭”的意思）到人间宣讲“超人”，可以理解为一种普罗米修斯式的牺牲。事实上，“超人”本身，甚至准备“超人”本身，也是一种牺牲。(355)鲁迅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得出进化论，当他表示自己只是“进化的链子上”的“中间物”，为了未来甘愿做“桥梁上的一木一石”(356)，显然是查拉图斯特拉自我牺牲的回响。鲁迅的牺牲是为了更高的东西，是对未来的爱。在日本留学的时候，表现为一个革命者为国家的未来做出牺牲；在“五四”时期，表现为一个老人为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的叛逆天才做出牺牲；在后期，则变成一个没落阶级的成员为一个新兴阶级——无产阶级做出牺牲。(357)他知道自己不会见容于“未来的黄金世界”，但他在共产党中看到“促动力量”，虽然他也体验到其中的“逆动力量”。然而，共产党是他唯一的选择，其“促动力量”会带来他所期望的社会革命，但其“逆动力量”也会最终阻挡他的“国民性”改革，甚至实现他的自我牺牲。
按照尼采的解释，自我牺牲并不意味着是利他主义的行为，其实是个人“权力意志”经过伪装的表现。(358)鲁迅也许并不知道尼采对自我牺牲的看法。在一些论者眼中，鲁迅的“自我克服”和自我牺牲，则是“自我批评”，与过去决裂，建立新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鲁迅因此被认为克服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是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模范。(359)然而，鲁迅进步的“自我克服”和自我牺牲的尼采来源，大概很难会得到应有的认识和承认。
【注释】
(1)Louis Althusser，For Marx，tr. Ben Brewster，London：Verso （1977），pp. 21-39； 49-86，221-241.
(2)见袁良骏：《鲁迅思想的发展道路》，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倪墨炎：《鲁迅后期思想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页1—57。
(3)参考Hamilton Fyee，The Illusion of National Character，London：Watts & Co.（Revised and Abridged，1946）；Don Martindale，“ The Sociology of National Character”，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1967，pp. 30-34 。 Fyee把“国民性”概念的根源追溯到《圣经·旧约》“上帝的选民”，并指出希腊、罗马时代乃至中世纪欧洲其实都没有这种概念，只是到了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才提出来，而以德国最为热衷，其中种族优越的理论成了发动侵略战争的理据。Martindale则把根源定在民族国家兴起前夕的启蒙时代，指出孟德斯鸠的《法意》就讨论过“国民性”问题。“国民性”尽管有点缥缈，但在社会学、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仍然是个引人注意的课题，德国的社会学家Max Weber、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家Margaret Mead和Ruth Benedict都做过有关研究。Mead和Benedict的研究是配合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积极参与世界事务的政策。刘禾虽知道“国民性”问题在欧洲流行的背景，但认为鲁迅“国民性”问题是以美国传教士Arthur Smith的《支那人气质》（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为主。如此一来，鲁迅对“国民性”的探索，就不是基于历史与生活现实的观察，而只是书斋抽象的学问；不是对现代化问题进一步的探究，而是屈从后殖民话语的霸权。冯骥才进一步夸大Smith对鲁迅的影响（Lydia H. Liu，Translingual Practice：Literature，National Culture，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1900-1937，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p. 47-48，51-60；对照冯骥才：《鲁迅的功与“过”》，见陈漱渝主编：《谁挑战鲁迅——新时期关于鲁迅的论争》，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2.5，页403—408）。但这种理解并不符合鲁迅对“国民性”的论述，他虽重视《支那人气质》，但不完全同意（致陶亢德，1933.10.27，《信》，Ⅻ：246；参照《且末·“立此存照”（三）》，Ⅵ：626）。关于《支那人气质》与鲁迅“国民性”批判的比较，见张梦阳：《译后评析》，载亚瑟·史密斯：《中国人气质》，张梦阳、王丽娟译，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5. 9），页249—297。从张梦阳的比较可以看出，《中国人气质》显然缺乏鲁迅对“国民性”批判的关键：对中国人奴性根源和发展的历史挖掘与分析。
(4)C. E. Black，The Dynamics of Modernization：A Study in Comparative History，New York：Harper & Row，New York （1975），pp. 9-26.三阶段参考Ssu-yü Teng and John K. Fairbank，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p. 85ff。
(5)郑云山：《辛亥前夕的国民性问题探讨》，《近代史研究》，1992：1，页23—36。另参考郑欣淼：《文化批判与国民性改造》，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9），页23—39。
(6)《新民说》不少观点与鲁迅一致，如有怎样的人民就有怎样的政府、人民精神改造是根本、古人精神尚可效法、恢复国民古有精神、西方物质文明有害、中国国民性卑怯等等；也用一些相同的比喻，如拿破仑全靠好兵才成英雄、以新泉喻民族新生等。此外，梁启超提倡的自尊、权利思想、自治等，皆与个人主义相合；其论毅力、热诚、不囿于世俗之见、破坏旧道德建立新道德等，亦与“超人”特性相通。
(7)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页6—7；59—60。
(8)鲁迅“弃医从文”有个人原因，如父亲的病，但也因为相信医学在日本的现代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呐·自序》，Ⅰ：416）。鲁迅有关自然科学的著作，见《坟·人之历史》，Ⅰ：8-17；《集拾·中国地质略论》，Ⅷ：3-17；《中国矿产志》及《人生象学》等，见刘运峰编：《鲁迅全集补遗》，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6），页3—225 。
(9)《坟·文化偏至论》，Ⅰ：44-46，57。鲁迅文中追溯“新神思宗”的历史，亦见于哈巴马斯对现代性的讨论中：Jürgen Habermas，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welve Lectures，tr. Frederick Lawrence Cambridge，Mass.：The MIT Press（1990），pp. 23-50.虽然鲁迅与哈巴马斯都论到黑格尔，但尼采对黑格尔不以为然。（UB，Ⅰ，2，6； Ⅱ，8； UM，pp. 12，27，102-128.）至于个人主义，在东西方各有传统，鲁迅与尼采则在现代性的范围内讨论（《坟·文化偏至论》，Ⅰ：50； Z，Ⅰ，15；PN：171）。鲁迅也可能从中国传统中得到灵感，见Mabel Lee，“From Chuang Tzu to Nietzsche：On the Individualism of Lu Hsün”，pp. 32-34。
(10)《坟·文化偏至论》，Ⅰ：49，52。
(11)《坟·文化偏至论》，Ⅰ：55，46。
(12)FW，Ⅲ，174； GS：202.
(13)《坟·文化偏至论》，Ⅰ：50。尼采类似的议论见《超越善恶之外》（JGB，Ⅴ，202 & Ⅶ，228； BWN：306，347）。徐允明认为《文化偏至论》中的“多数”只是指改良派，并非一般民众（《尼采哲学与鲁迅早期思想》，页210—247），然而鲁迅清楚地认为，政事只能由尼采式的天才所决定，不可以公诸众。
(14)Richard D. Sonn，Anarchism and Cultural Politics in Fin de Siècle France，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1989），pp. 181-187.
(15)李泽厚：《略论鲁迅思想发展》，页31—62。李国华：《章太炎的“自性”与鲁迅留日时期的思想结构》，《研究丛刊》，2009：1，页38—53。
(16)见章太炎：《代议制否然论》，《章太炎全集》，Ⅳ：300-311。
(17)《坟·文化偏至论》，Ⅰ：52。鲁迅曾要周作人摘译克鲁普特金（Kropotkin）的自传，强调哲学虚无主义与政治虚无主义——也就是无政府主义——的区别。译者后记明显反映鲁迅对无政府主义的反对态度。见杨天石：《鲁迅早期的几篇作品和〈天义报〉上署名“独应”的文章》，《资料》，3（1979.2），页291—294。另对照白浩：《鲁迅与无政府主义》，《月刊》，2004：12，页82—88。关于章太炎鼓吹无政府主义，见其《五无论》，《章太炎全集》，Ⅳ：429-442。另见唐文权、罗福惠：《章太炎思想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页113—116，260—267。
(18)致李秉中信（1928.4.28）， 《信》，Ⅺ：620。
(19)鲁迅跟尼采一样，认为野蛮人具有现代人所缺乏而该学的“新力”。《坟·摩罗诗力说》，Ⅰ：64。
(20)关于社会“理性化”的压迫，见Peter L. Berger，Brigitte Berger and Hansfried Kellner，The Homeless Mind，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 （1977），pp. 163-165。
(21)《集补·破恶声论》，Ⅷ：31-34。
(22)例如李永寿：《如何看待鲁迅初期思想受尼采影响问题》，页42。
(23)《坟·摩罗诗力说》，Ⅰ：78-79。尼采类似的观点见《论道德谱系》（GM，Ⅰ，5-12； BWN：464-480） 。
(24)《集补·破恶声论》，Ⅷ：27-31；章太炎：《建立宗教论》，《章太炎全集》，Ⅳ：403-419。
(25)《集补·破恶声论》，Ⅷ：28-29。
(26)GM，Ⅰ，9； BWN：472. FW，Ⅴ，347； GS：287-290.“权力意志”的象征狄奥尼索斯就是希腊神。
(27)GM，Ⅰ，7；BWN：469.
(28)《坟·文化偏至论》，Ⅰ：56。
(29)参考梁启超：《饮冰室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页58—59。
(30)《坟·摩罗诗力说》，Ⅰ：66。
(31)See David S. Thatcher，“Nietzsche and Byron”，NS，2 （1974），pp. 130-151. Ralph S. Fraser，“Nietzsche，Byron，an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in Studies in Nietzsche and Classical Tradition，pp. 190-198. Philip Grundlehner，The Poetry of Friedrich Nietzsch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p. 67.
(32)Peter Bergmann，Nietzsche，“The Last Antipolitical German”，p. 33.
(33)见Matei Calinescu，Five Faces of Modernity，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87），pp. 35-46.浪漫主义对早期“实用现代性”也起过促进作用，其“心灵解放”对社会现代化过程很重要（Marshall Berman，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p. 45）。尼采对浪漫主义的态度比较复杂，他反对颓废的浪漫主义，但他跟浪漫主义反叛性的亲密关系，以及他反对另一个现代性的立场，则是一贯的（See Adrian Del Caro，Nietzsche Contra Nietzsche，pp. 1-22，287-299. See FW，Ⅴ，370； GS：327-333）。
(34)北冈正子：《〈摩罗诗力说〉材源考》，何乃英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页22；《〈摩罗诗力说〉的构成》，何乃英编译，《资料》，12（1989.10），页359—380。
(35)例如G. D.：《バ イロンと二一チェ》，《国民新聞》（1902.9.14—16） 。 G. D.这篇评论是跟桑木严翼讨论尼采的伦理思想。另参考Hans-Joachim Becker. Die Frühe Nietzsche-Rezeption in Japan （1893-1903），Wiesbaden：Otto Harrassowitz （1983），pp. 164-168。
(36)《集·序言》，Ⅶ：4；《坟·杂忆》，Ⅰ：220-221。鲁迅的《斯巴达之魂》（1903） （Ⅶ：9-16）有可能受梁启超影响。参见梁启超：《饮冰室诗话》，页42—43。《饮冰室诗话》1902年3月起在《新民丛报》连载（据郑方泽编：《中国近代文学史事编年》，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11，页203） 。
(37)周启明：《鲁迅的青年时代》，页10；《坟·杂忆》，Ⅰ：222。
(38)虽然周作人对鲁迅加入光复会表示怀疑（《关于鲁迅之二》，《鲁迅先生纪念集》，悼文第一辑，页32—33），但增田涉与倪墨炎论证甚详可信（《鲁迅与“光复会”》，页325—340；《鲁迅革命活动考述》，页59—72）。
(39)《两》，Ⅰ：8；《信》，Ⅺ：32。
(40)增田涉：《鲁迅的印象》，页22。参看许广平：《民元前的鲁迅先生》，载《许广平忆鲁迅》，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页494。给鲁迅任务的可能是龚宝铨。据许广平称，行刺是另一个人的任务，并非鲁迅。朱金顺质疑增田涉的回忆，同意许广平的说法（见《略说龚宝铨先生的事迹及其他》，《新文学考据举隅》，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 12，页46—48）。然据许广平给单演义的一封信，提到鲁迅对她说过自己在辛亥革命期间，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则鲁迅又似乎会参与这种任务。该信引自廖子东：《试论鲁迅的家庭、婚姻和凄清对他思想影响》，《研究》，7（1983.1），页97。
(41)《而·小杂感》，Ⅲ：530；《两》Ⅰ：8，Ⅺ：32-33。
(42)许广平：《民元前的鲁迅先生》，《许广平忆鲁迅》，页495。
(43)《华续·空谈》，Ⅲ：279-281； 《两》Ⅰ：2； Ⅺ：16。
(44)《集·序言》，Ⅶ：4；《且末·白莽〈孩儿塔〉序》，Ⅵ：493-494。参照孙玉石：《鲁迅诗人气质的形成与中外文化》，《研究》，12 （1988. 1），页1—23。作为诗人哲学家的尼采，对诗人的态度也有矛盾。见Z，Ⅱ，17； PN：238-241。
(45)“Suicide of the Creative Self：The Case of Lu Hsün”，in A. R. Davis & A. D. Stefanowska eds，Austrina：Essays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25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Oriental Society，Sydney：Oriental Society （1982），pp. 140-167.
(46)见高田淳：《鲁迅诗话》，严绍璗译，载乐黛云编：《国外鲁迅研究论文集（1960—1980）》，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页418—431。王林、郭临渝：《读鲁迅的诗与诗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页1—59。
(47)Huang Sung-k’ang，Lu Xun and the Cultural Movement of Modern China，Amsterdam：Djambatan （1957），p. 138.《坟·摩罗诗力说》，Ⅰ：68-69 。
(48)《坟·摩罗诗力说》，Ⅰ：65。其原因可见本书第三章关于中国“国民性”及文化堕落的过程。
(49)《呐·自序》，Ⅰ：417 。
(50)《坟·摩罗诗力说》，Ⅰ：72。
(51)孙席珍忆述鲁迅曾在北大讲过与尼采决裂，说鲁迅曾想当“超人”，后来在书上看到要当“超人”是要从一个万丈山头跳到另外一个万丈山头，或射过去，鲁迅做不到，灰心了（《鲁迅先生怎样教导我们的》，载《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页 99—101）。笔者估计鲁迅是表达《未有天才之前》一文中的意思，并非与尼采“决裂”。
(52)《南·我怎样做起小说来》，Ⅳ：511。
(53)见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饮冰室文集全编》，Ⅸ：17-22；周启明：《鲁迅的青年时代》，页77—78。梁启超跟鲁迅有个很大的区别，他虽批评中国人的奴性，但不认为是外族入侵的结果。
(54)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页23—24。
(55)关于鲁迅与越社及南社，见张能耿：《鲁迅与越社》，《鲁迅亲友寻访录》，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5.7），页382—388。
(56)《三·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二·对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Ⅳ：134-135，234。对照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2），页309—311；郑逸梅：《南社丛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57)《坟·摩罗诗力说》，Ⅰ：100。
(58)E. g. Z，Ⅰ，17； PN：174-177.
(59)《呐·自序》，Ⅰ：417-418。钱理群指出，鲁迅在《摩罗诗力说》和《破恶声论》中开始出现“寂寞”一词（《心灵的探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1，页176）。
(60)《坟·文化偏至论》，Ⅰ：55。
(61)《两》Ⅰ：4； Ⅺ：20-21。
(62)《鲁迅与尼采关系探究》，页14。
(63)据笔者统计，除日记及译文外，鲁迅提及尼采及其著作的文章书信，共42篇，包括译后记及说明6篇，书信（连《两地书》）12封。其中1918年至1927年间共15篇（封），另译《查拉图斯特拉前言》2次（第二次有译者解释），日译《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1篇。
(64)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页47。
(65)《且二·〈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Ⅵ：238-239；《三·我和〈语丝〉的终始》，Ⅳ：168。《华续·无花的蔷薇》，Ⅲ：258。
(66)林语堂：《译尼采论走过去（送鲁迅先生离厦门大学）》 （1927.1.1），载《剪拂集》，上海：北新书局（1928.12）。
(67)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页46。
(68)例如：《两》Ⅰ：2； Ⅰ：15-16《野·过客》，Ⅱ：188-194；《华·导师》，Ⅲ：56-57 ；Z，Ⅰ，22，§ 3； PN：190-191。
(69)《华·这个与那个》，Ⅲ：140。
(70)关于鲁迅与进化论的问题，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有较多的讨论。一些论者认为鲁迅的进化论跟《天演论》的进化论不同，并非鼓吹“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例如叶德裕：《鲁迅与〈天演论〉进化论》，《文评》，1979：6，页66—78，29；林非：《鲁迅前期思想发展史略》，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页13—20；李泽厚：《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页442；袁良骏：《鲁迅思想的发展道路》，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页12；易竹贤：《鲁迅思想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4），页52—72；正一：《鲁迅思想发展论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页57—61；王锦全：《鲁迅与进化论初探》，《文丛》，2（1980），页8—28；赵明：《试论鲁迅早期思想的进化论》，《研究》3（1981），页114—133。但有人因此认为这是把鲁迅的进化论解释成“和平进化”，是改良主义思想，于是又强调鲁迅的进化论有“生存竞争”的意思。见叶德裕：《从〈热风·随感录四十一〉谈起》，《文评丛刊》，2（1979），页117—126。钱理群据此认为鲁迅倾向批判《天演论》，其进化论是他自己的（《鲁迅与进化论》，《研究丛刊》，3，1980，页155—179）。徐允明指出鲁迅的进化论与《天演论》无关，仅仅是个“希望”（《从新估价一个公式》，《文评丛刊》，15，1982，页205—255。张琢并指出鲁迅的进化论以个人主义为基础（《鲁迅前期（包括早期）思想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的探讨》，《研究》，2，1981，页155—176）。关于鲁迅与进化论的详细分析，见James Pussey，Lu Xun and Evolutionism，New York：SUNY （1998），pp. 37-84。
(71)《三·序言》，Ⅳ：5。
(72)见尾上兼英：《魯迅と二一チェ》，《日本中国学会报》，13，页102—116。
(73)《热·随感录四十一》，Ⅰ：325。尼采的话来自Z，“Vorrede”，3； PN：125。
(74)《集补·破恶声论》，Ⅷ：28，29；《坟·文化偏至论》，Ⅰ：49。把尼采的超人学说当成达尔文的进化论，在西方也很普遍，但跟鲁迅的理解很不一样。德国最早把两者联系起来的是Alexandre Tille，但那是很“强横”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稍后在学界有Hans Vaihinger （Die Philosophie des Als Ob，1902）及Raoul Richter的种族主义人类学（Friedrich Nietzzsche，sein Leben und sein Werke，1903）。见Steven E. Aschheim，The Nietzsche Legacy in Germany，pp. 123-125；R. A. Nicholls，“The Beginning of Nietzsche Vogue in Germany” ，Modern Philology，LⅥ：1 （Aug. 1958），p. 27。所以，将尼采与代表希望的进化论联系起来，是鲁迅自己的解读以及他所处环境影响的独特结果，应该并非外来影响。
(75)《呐·自序》，Ⅰ：419。
(76)《两》，Ⅰ：6； Ⅺ：25。
(77)根据托马斯·布罗布杰尔研究，尼采首次用“超人”是在1861年中学时代写的文章《论拜伦的戏剧性诗歌》（Über die dramatische Dichtung Byrons），其中称Manfred为“把精神控制自如的超人”。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及其草稿之前，则只在《欢乐之学》中出现过（Ⅲ：143； GS：191），此后则只在谈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时涉及。Thomas H. Brobjer，Nietzsche’s Philosphical Context：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8），p. 87。
(78)Walter Kaufmann，Nietzsche：Philosopher，Psychologist，Antichrist，p. 316. Bernd Magnus，“Perfectibility and Attitude in Nietzsche’s Überrnensch”，The Review of Metaphysics，ⅩⅩⅩⅥ：3 （March 1983），pp. 633-659. Cf. Arthur Danto，Nietzsche as Philosopher，pp. 199-200.
(79)“Vorrede”，4，Z； PN：128； Harold Alderman，Nietzsche’s Gift，p. 29.
(80)EH，Ⅲ，1； BWN：717.尼采还清楚说明“超人”跟托马斯·卡莱尔所鼓吹的“英雄崇拜”无关，“超人”不是指政治强人。
(81)A，4； PN：571. Cf A，3； PN：570. Cf WP，Ⅰ，90，p. 55.
(82)《坟·未有天才之前》，Ⅰ：166-169。
(83)见徐允明：《从新估价一个公式》，页205—255 。
(84)《坟·文化偏至论》，Ⅰ：52。
(85)UB，Ⅲ，6； UM：176.
(86)《坟·未有天才之前》，Ⅰ：166-169。
(87)GD，Ⅸ，47； PN：551.
(88)致许寿裳（1918.1.4），《信》，Ⅺ：345 ；《两》，Ⅰ：8； Ⅺ：31；《华·忽然想到，4》，Ⅲ：17。
(89)《论著汇编》，Ⅱ：1196。
(90)查洛蚀文对尼采的解释主要依赖勃伦蒂涅尔的《尼采哲学与法西斯主义》，书中有此引文，谓出自《超越善恶之外》，但未注明章节。《超越善恶之外》第264节发现一句类似的话：“Gesetzt，man kennt einiges von den Eltern，so ist ein Schluss auf das Kind erlaubt……”但其中“Eltern”并非“祖先”而是“父母”； “ Kind”是“孩子”不是“子孙”。
(91)据考夫曼分析，此处反映尼采同意拉马克（Jean de Lamarck）后天性格也有遗传的理论，而拉马克的理论否定了纳粹的整个种族主义理论，所以为纳粹所反对（Nietzsche：Philosopher，Psychologist，Antichrist，pp. 294-295； JGB，264； BWN：404n）；按Lewis Call的分析，尼采反对19世纪欧洲把达尔文进化论用于政治领域的潮流，但他也没有完全赞成拉马克的理论（“Anti-Darwin，Anti-Spencer：Nietzsche’s Critique of Darwin and ‘Darwinism’”，History of Science，36，1998，pp. 1-22）。
(92)《华·这个与那个》，Ⅲ：139。
(93)James Pussey把这种矛盾理解为鲁迅把进化论当成进步的错误认识，跟下意识中儒家人性观的矛盾。见其Lu Xun and Evolution，pp. 79-129。
(94)《华·杂感》，Ⅲ：49。参见《热·随感录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Ⅰ：350。
(95)“Vorrede”，3 &4，Z； PN：125，127.
(96)See Kaufmann，Nietzsche：Philosopher，Psychologist，Antichrist，pp. 321，353. Gregory Jay Whilock，“A Commentary to Nietzsche’s Also Sprach Zarathustra”，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1988），pp. 59-60.
(97)《坟·写在〈坟〉后面》，Ⅰ：285-286。
(98)“Vorrede”，4，Z； PN：127-128.
(99)《两》，Ⅺ：20-21。
(100)《坟·文化偏至论》，Ⅰ：55。
(101)见朱正：《鲁迅为什么要译〈工人绥惠略夫〉》，载《鲁迅研究百题》，页571—576。
(102)《华续·记谈话》，Ⅲ：356—367。
(103)《译·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Ⅹ：169。
(104)鲁迅修订《两地书》时，用“个人主义”取代“个人的无治主义”。对照《全18》，Ⅺ：81，493。
(105)在俄国，阿尔志跋绥夫最具尼采色彩的作品是《赛宁》，但鲁迅则认为相反，因为《赛宁》代表的是给打败了的“超人”。见《译·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Ⅹ：167；《且二·〈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Ⅵ：255；Edith W. Clowes，“Literary Reception as Vulgarization：Nietzsche’s Idea of the Superman in Neo-Realist Fiction”，in Bernice G. Rosenthal （ed.）. Nietzsche in Russia，pp. 323-327。
(106)《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Ⅶ：115-116。鲁迅在讲演中将个人主义说成是一朝有钱便只顾自己的自私自利者，跟他在其他地方表达的观点不一样。看来，托尔斯泰式人道主义跟激进反叛的尼采式个人主义的不同，在于对掌权者的无抵抗主义的抵抗。既然鲁迅讲演中托尔斯泰人道主义的社会批评，跟尼采个人主义一样，同样会惹起社会与民众的敌意，那么两者其实也没有什么大差别。
(107)《热·无题》，Ⅰ：384-385。
(108)Z，“Vorrede” & Ⅱ：14； PN：123，233.
(109)见Chow Tse-tsung，The May Fourth Movement，pp. 55-60. Vera Schwarcz，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pp. 128-140。
(110)《人生问题的发端》，《新潮》Ⅰ：1（1919.1），页9。
(111)《一段疯话》，《新潮》Ⅰ：4（1919.4），页684—689。
(112)《集·关于〈新潮〉一部分的意见》，Ⅶ：226。
(113)《新潮》Ⅰ：5（1919.5），页922，924—928。
(114)《新潮》Ⅱ：5（1920.9），页954—973。
(115)Tse-tsung Chow，The May Fourth Movement，p. 55.傅斯年离开鲁迅有性格与事业发展方向两方面的原因。性格方面，在鲁迅与《现代评论》论战时，傅斯年认为双方都“尖酸刻薄”，“实甚不敬之”（致罗家伦信，1926？，《傅斯年全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9 ，Ⅶ：31）；鲁迅1927年对傅有恶评，可能是牵涉顾颉刚（Ⅺ：543）。至于对前途的选择，则也反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意识形态斗争的复杂性。鲁迅当时的立场大约是在胡适与陈独秀之间。他虽然反对胡适鼓励青年进“象牙塔”，但也没有支持陈独秀的政治革命，他宁愿推行“思想革命”。
(116)《南·〈自选集〉自序》，Ⅳ：456。
(117)《华·题记》，Ⅲ：4。
(118)《且二·〈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Ⅵ：250-254.《两》，Ⅰ：17； Ⅺ：62。
(119)李霁野：《鲁迅先生与未名社》，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页228。
(120)《而·革“首领”》，Ⅲ：473。
(121)高长虹：《走到出版界》，上海：上海泰东图书局（1929），页235—236；周作人：《素朴一下子（呈常燕生君）》（1927），陈子善、张铁荣编：《周作人集外文》，海口：南海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9），下，页181。按：文中“尼采之毒”误作“尼采之能”。另又以“超人”影射攻击鲁迅，见舒芜：《周作人的是非功过》（增订本），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9.9），页417，419。
(122)曹聚仁：《鲁迅的性格》，载范诚编：《鲁迅的盖棺定论》，上海：上海全球书局（1937），页99。
(123)《三·序言》，Ⅳ：5。
(124)《且二·〈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Ⅵ：251。
(125)《两》，Ⅱ，79；Ⅺ：212。
(126)《两》，Ⅱ：69；Ⅺ：191。见朱正：《鲁迅传记资料中的真伪问题》，载《现代文学讲演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页446—447。
(127)《而·答有恒先生》，Ⅲ：453。
(128)《三·怎么写》，Ⅳ：21。关于鲁迅与毕磊，见李伟江：《鲁迅粤港时期史实考述》，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 1），页50—73。
(129)《且·序言》、《且二·七论“文人相轻”——两伤》，Ⅵ：3，405；《准·由聋而哑》，Ⅴ：278。 “死之说教者”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有专章（Z，Ⅰ，9； PN：156-158），“末人”则散见全书。参照Li Jie，“ Nietzsches Gestalt des ‘ Letzten Menschen’bei Luxun”，Basel Universität （1993），李洁把鲁迅的“末人”当成中国“国民性”弱点的同义词，尤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国民性”。另外，笔者猜测“我曾经听人说过：所谓‘和平’，不过是两次战争之间的时日”（《且·阿金》，Ⅵ：201），可能出自《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Ihr sollt den Frieden Lieben als Mittel zu neuen Kreig” （Z，Ⅰ，10），只是将“als Mittel”（手段）误解为“中间”（《鲁迅与尼采思想发展》，页97）。相近的意思亦见《摩罗诗力说》：“其强谓和平者，不过战事方已或未始之时” （Ⅰ：66）梁展谓“化用”尼采的话（《颠覆与生存》，页114） 。
(130)赵家璧：《鲁迅、梵澄、尼采》，载其《编辑生涯译鲁迅》，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页81—94；另见致赵家璧、黎烈文及陶亢德信，《信》，Ⅻ：328，338，346，388，389，616。
(131)徐梵澄：《星花旧影》，《资料》，11：171-172。
(132)例如陆耀东：《试谈鲁迅评尼采》，页113—14。
(133)致黎烈文信（1934.3.4及1934.4.1），《信》，Ⅻ：346，368。
(134)许广平：《鲁迅回忆录》，北京：作家出版社（1962），页43—44； 《鲁迅与青年》（1938），《许广平忆鲁迅》，页242—245 。
(135)增田涉：《鲁迅的印象》，页65—66。增田涉认为鲁迅后来对海涅的兴趣逐渐大过对尼采的兴趣，但他可能不知道尼采也受海涅影响。见Linda Duncan，“Heine and Nietzsche”，NS，19 （1990），pp. 336-345. Sander L. Gilman，“Parody and Parallel：Heine，Nietzsche，an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in Studies in Nietzsche an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pp. 199-213。
(136)《且·拿来主义》，Ⅵ：38。
(137)钱碧湘：《鲁迅与尼采哲学》，页130；陆耀东：《试谈鲁迅评尼采》，页110—113。
(138)《且二·〈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Ⅵ：243。陆耀东认为序言中鲁迅把尼采跟易卜生分开来，显示出鲁迅不再认为尼采跟易卜生一样“进步”。（《试谈鲁迅评尼采》，页108，112）然而鲁迅在两者中都看到绝望。不过，尽管尼采的《超越善恶之外》与易卜生《国民之敌》（1882）有很多相同的观点，尼采应该没有读过易卜生，而且对易卜生还有恶评，认为他对自由的追求不够彻底（EH，Ⅲ，5；BWN：723. Cf WP，Ⅰ，86，pp. 52-54）。
(139)EH，Ⅰ，2； BWN：680。尼采这里所说的“颓废”是用这个词的本义，即生命的衰败，他说自己“颓废”因为他有无可救药的疾病，与文艺及思想上的“颓废派”意义不同。
(140)W. D. Williams，Nietzsche and the French，Oxford：Basil Blackwell （1952） ，p. 150； to Peter Gast （26 Feb 1888）；SLN：286-288； KSB，Ⅷ：263-265.关于尼采批评浪漫主义（类似中国文艺理论界所谓的消极浪漫主义），参看FW，Ⅴ，370； GS：327-331 。
(141)钱碧湘：《鲁迅与尼采哲学》，页130。
(142)《集补·破恶声论》，Ⅷ：28，29；《坟·文化偏至论》，Ⅰ：49。
(143)试比较《译·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Ⅹ：169；致许钦文（1925.9.30），《信》，Ⅺ：457。有关鲁迅和这两位俄罗斯作家，参考王富仁：《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西安：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10），页102—172；汪晖：《鲁迅前期思想、创作与阿尔志跋绥夫》，《复印》，1986：6，页48—58。
(144)《华续·记谈话》，Ⅲ：357；《译·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Ⅹ：169。
(145)鲁迅也从尼采的“同路人”罗曼·罗兰处吸收反抗“虚无”的精神，见鲁迅译中泽临江和生田长江：《罗曼罗兰的真勇主义》，《译文》，Ⅷ：140-155。关于罗曼·罗兰与尼采，见Christopher E. Forth，Zarathustra in Paris，p. 137，173。
(146)《且二·〈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Ⅵ：245。
(147)鲁迅常引裴多菲“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其实也表现同样“反抗虚无”的态度。兴万生指出这是对“消极”与无望的批评，意义显然是积极的（《鲁迅著作中引用裴多菲诗文新考》，《研究》，Ⅱ，1981，页311—316）。如果说，这个批评并不单指当时的青年，也包括鲁迅自己，则兴万生对裴多菲这句话的评价是中肯的，而对尼采也适用。另外，尼采对“苦恼”与文艺创作也有相似的说法，他赞美痛苦和受难，认为“伟大”因此会在生活与音乐中产生（EH，Ⅲ，6，Z，1； BWN：753）。
(148)见周作人致曹聚仁信，见曹聚仁编著：《鲁迅年谱》（页348）。周作人在鲁迅逝世接受北平《世界日报》记者采访时已表示鲁迅对中国社会民族很“悲观”（《资料汇编》，Ⅱ：488）。曹聚仁的观点见其《鲁迅评传》（页64—65）。曹聚仁跟周作人不同，他似乎只指鲁迅早期为虚无主义，因为他也对比了鲁迅后期的战斗精神（《鲁迅的性格》，页99）；另一方面，他自称是虚无主义者，所以也有可能把自己的观点投射到鲁迅身上（《我与我的世界》，页7）。
(149)《两》，Ⅰ：4； Ⅺ：20—21。《权力意志》若干地方将虚无主义解释为绝望和悲观（WP，Ⅰ，9，37-38； pp. 11，24） 。
(150)Ⅵ：254.对照鲁迅评论自我萎缩的“末人”。
(151)Z，“Vorrede”，2； PN：123.
(152)WP，Ⅰ，25，p. 18.此节第一句用于《偶像薄暮》（GD，Ⅰ，2； PN：466），没采用自称虚无主义的部分。
(153)尼采遗稿有所谓“积极虚无主义”和“消极虚无主义”（WP，Ⅰ，22 & 23，p. 17-18），前者代表力量和确信，后者为孱弱和耗竭的象征。“积极虚无主义”似乎是跟“颓废”对立的另一说法，是否可以与鲁迅的反抗“虚无”比较，由于尼采所言不多，故无从对比。有关分析参考“Nihilism：Reactive and Active，”in Tom Darby et al（eds），Nietzsche and the Rhetoric of Nihilism，pp. 15-21。
(154)尼采在巴塞尔教书时经常头痛，当时医生诊断认为部分原因是双眼视网膜严重受损，通常是梅毒引起。尼采临死前的诊治医生也得出同样结论。尼采父亲虽死于脑梅毒（brain softening），但可能是滚下楼梯受伤所致，很难确定是梅毒引起，所以不能证明尼采受遗传。尼采失常后曾告诉医生他在1866年感染过两次，在莱比锡读书时可能已染上梅毒并接受治疗（Ronald Hayman，Nietzsche：A Critical Life，pp. 10-11，203，349； E. F. Podach，The Madness of Nietzsche，pp. 173-176）。但当时的诊断并不一定准确，而且部分是回忆或传闻，并非诊断病历记录。21世纪初的研究有Deborah Hayden，POX：Genius，Madness，and the Mysteries of Syphilis，New York：Basic Books （2004）；Richard Schain，The Legend of Nietzsche’s Syphilis，Westport：Greenwood Press （2001）；Leonard Sax，“ What was the Cause of Nietzsche’s Dementia” ，in Journal of Medical Biography，11 （Feb 2003），pp. 47-54 。 Hayden没有新的确证。Richard Schain曾是加州大学神经学教授，他否定尼采染梅毒，认为尼采是精神分裂，但他显然崇拜尼采，不惜脱离学界当独立哲学家，有没有为尊者讳也难说。Leonard Sax是医生兼教授，指出梅毒诊断不确，认为尼采失常是脑瘤造成。文章在医学学报发表，比较可信。
(155)《二·序言》，Ⅳ：191。
(156)关于鲁迅接触马列主义著作，参考陈漱渝：《鲁迅留日时期接触〈共产党宣言〉的一些线索》，《鲁迅史实新探》，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页26—30；叶淑穗：《鲁迅与马克思著作》及陈漱渝：《鲁迅与党刊》，载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藏书研究》，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1.12），页82—93；鲁迅在广州在这方面是个很重要的时期，参考李伟江：《鲁迅粤港时期史实考述》，页101—148。陈金淦：《鲁迅前期与马克思主义》，在其编著：《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6），页229—237。
(157)致姚克信（1933.11.15），《信》，Ⅻ：273。
(158)《而·通信》，Ⅲ：449-50；《两·序言》，Ⅺ：5。
(159)《二·序言》，Ⅳ.191。
(160)See Tsi-anHsia，“Enigma of the Five Martyrs” ，The Gate of Darkness：Studies on 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 in China，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8），pp. 163-233.
(161)张华：《鲁迅国民性思想的发展》，《月刊》，1983：6，页22—31。
(162)《三·序言》，Ⅳ：6；致姚克信（1933. 11.5），Ⅻ：257。关于中共领导层干预并指示创造社和太阳社停止攻击鲁迅、与鲁迅合作组织“左联”一事，详见王锡荣：《鲁迅生平疑案》，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 12），页155—168 。Amitendranath Tagore认为左倾后的鲁迅仍对文学与革命有较平衡的观点，并得到瞿秋白的支持（Literary Debates in Modern China 1918-1937，Tokyo：The Centre for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1967，pp. 105-106）。但不少人与鲁迅合作似乎只是服从组织纪律，例如在“左联”组织庆祝鲁迅五十诞辰的宴会上，史沫特莱便记述了一位青年埋怨鲁迅“叫人失望，是不是？我是说鲁迅对革命文学的态度，是对青年泼冷水。”（Agnes Smedley，China Correspondent，London：Pandora Press ，1984，p. 63.按：此书原名Battle Hymn of China。）
(163)见前述鲁迅采用尼采“末人”，并比较《集补·破恶声论》，Ⅷ：23-34，《三·无声的中国》，Ⅳ：11-15，《且·从孩子的照相说起》及《且二·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Ⅵ：80-84，286-88。见先继山：《后期的鲁迅和国民性》，《研究》，1983：1，页36—48。
(164)《且末·我要骗人》，Ⅵ：488-489。(https://www.xing528.com)
(165)胡菊人：《鲁迅在三十年代的一段生活》，《文学的视野》，香港：明窗出版社（1979），页216。其实不光鲁迅，整个国民党政府都很悲观，知识界包括自由主义者胡适也因不同的原因而悲观。但悲观不一定就是卖国。参考：梁敬淳：《“九一八事变”史述》，香港：亚洲出版社（1965），页117；蒋介石：《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上）》，《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集》，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无日期），Ⅻ：309起；胡适：《胡适日记》，香港：中华书局（1985），页577。
(166)黄钺的文章连载于香港《文汇报》（1973. 1. 1—4. 19）；竹内实：《中国的1930年代与鲁迅》，严绍璗译，《国外鲁迅研究论文集（1960—1980）》，页153—178。黄钺其中一篇文章专门谈《我要骗人》，但把鲁迅的担忧说成是抗议日本侵略，没有进一步解释（香港《文汇报》1974.2.24）。
(167)See Edgar Snow，Red Star Over China，Harmondsworth：Penguin （1972） pp. 125-13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Ⅰ：128-148；《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地的文献资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页190起。
(168)致李秉中（1933.5.3）及致曹聚仁（1933. 6.18） ，《信》，Ⅻ：16，183-184。比较《且·病后杂谈》及《且·病后杂谈之余》 （Ⅵ：162-173，179-191），《华·忽然想到（4）》 （Ⅲ：17-18）。鲁迅的担忧不幸成为现实，他逝世后果然发生比“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更可怕的“南京大屠杀”。
(169)《集拾·今春的两种感想》，Ⅶ：385-388；《信》，Ⅻ：92。
(170)见内山完造：《鲁迅先生》，雨田译，载《鲁迅先生纪念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第2辑，页10—19；内山完造：《思念鲁迅先生》，原载《文艺报》（1956年第15期），见《资料》，7（1980.12），页79；儿岛亨：《未被了解的鲁迅》，张佶译，《资料》，3 （1979），页263。《集补·“日本研究”之外》，Ⅷ：320-321。
(171)细野浩二：《鲁迅的境界》，童斌译，《国外社会科学》，1（1978），页65—85。所谓“边缘人”——童斌则另译作“境界人”，是个社会学的概念，意思是说，鲁迅因留学而夹在中国及日本文化两种影响之间，不归属于两者，只游离于“边缘”。细野浩二认为鲁迅向往日本文化，所以得出“灭满灭汉”的思想，文中有关毛泽东与鲁迅的评论，其实都别有含义。但可能由于翻译的问题，唐弢对此并不理解（《鲁迅论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2，页455—459） 。
(172)致尤炳芹信片断（1936.3.4），《信》，ⅩⅢ：682-683。
(173)比较《华·忽然想到（1—4）》 （Ⅲ：16）与《且末·半夏小集》（Ⅵ：595）。
(174)《花·序言》，Ⅴ：417；另见《坟·灯下漫笔》，Ⅰ：210-213。
(175)廖沫沙回顾时只承认自己攻击鲁迅是错误的，但辩称自己不知道那篇文章的作者是鲁迅，对观点对错问题不置一词，见其《瓮中杂俎》，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11），页17—30。对鲁迅的评论，丸山昇联系到反对通电抗议徐锡麟遭杀害以及不同意曹聚仁“杀错人”的异议，认为是“非常有鲁迅特色的想法”（《关于“国防文学论战”》，载《鲁迅·革命·历史》，王俊文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1，页149）。
(176)《热·随感录五十九“圣武”》，Ⅰ：354-55；《华·补白》，Ⅲ：105-106；致宋崇义（1920.5.4），《信》，Ⅺ：370。
(177)《坟·娜拉走后怎样》、《呐·头发的故事》，Ⅰ：164，465；另见《华·通讯》，Ⅲ：25；《两》，Ⅰ：10； Ⅺ：39-40。
(178)《华·通讯》，Ⅲ：22； 《两》，Ⅰ：8； Ⅺ：32-33；《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Ⅰ：140.
(179)《而·答有恒先生》，Ⅲ：454。
(180)《华续·马上支日记》，Ⅲ：342-343 。
(181)见黄梓荣：《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帮助他走向马克思主义》，《研究》1983：6（12.12），页33—37。
(182)见竹内好：《鲁迅》，李心峰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页 113—148.
(183)《译·〈域外小说集〉序》，Ⅹ：161。
(184)武者小路实笃在鲁迅译他的《一个青年的梦》的序言《与支那未知的友人》中，也表达了纯文学改造“国民性”的意思，见《译文》，Ⅰ：303-304。
(185)竹内好：《鲁迅》，页139—148。
(186)《三·无声的中国》，Ⅳ：15。
(187)《坟·摩罗诗力说》，Ⅰ：100。
(188)马良春持此说，见其《鲁迅思想研究》，页80。“”
(189)参见胡风：《关于鲁迅转变论的一点意见》（1981），《胡风全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1），Ⅶ：4-5。胡风认为鲁迅从“十月革命”的事实教训找到“建立‘人国’的道路”，但认为“在这个斗争过程中实现‘立人’的目的”，没有提文艺和文化批判。也许胡风所谓的“斗争”包括鲁迅的文艺运动，否则既不符合鲁迅的主张，恐怕也不符合胡风本人的文艺理论。
(190)See Lenin，“The Three Sources and Three Component Parts of Marxism”（1913） ，Collected Works，Moscow：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63），ⅩⅨ：23-28.根据R. N. Berki，社会主义包含“浪漫原则”，是社会主义中最狂放最激进的倾向（Socialism，p. 28）。
(191)See Nancy S. Love，Marx，Nietzsche，and Modernity，pp. 1-8，122-133.
(192)黄梓荣认为鲁迅追求“理想的人”及“人的解放”使他走向马克思主义，见其《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帮助他走向马克思主义》，《研究》，1983：6，页36—37。
(193)《南·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Ⅳ：426。
(194)Karl Marx，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tr. M. Milligan，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 （1977），p. 93ff.；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Ⅰ：9，15。吴小美比较了鲁迅与早期马克思的这一方面，见其《一部中国的特别的“人史”》，页28—44。
(195)Peter Pütz，“ Nietzsche and the Critical Theory”，Telos，50 （1981-1982），pp 103-114；孙郁：《鲁迅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月刊》，1992：2，页4—13。关于法兰克福学派，见George Friedman，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pp. 62-70。
(196)Alfred Kelly，The Descent of Darwin：The Popularizarionof Darwinism in Germany，1860-1914，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1），p. 124.
(197)《译·〈溃灭〉第二部一至三章译者附记》，Ⅹ：336；Ⅴ.弗理契：《代序——关于“新人”的故事》，《译文》，Ⅴ：248-253。这在当时苏联应该是很流行的观念，参照《赤俄新文艺时代的第一燕》（1923），《瞿秋白文集·文学编》，Ⅱ：255。
(198)致唐英伟信（1935.6.29），《信》，ⅩⅢ：163；《三·序言》，Ⅳ：6。黄海澄：《鲁迅前后期世界观与进化论》，《文评丛刊》，15（1982），页226—248。
(199)Literature and Revolution，New York：Russell & Russell （1957），p. 256。鲁迅翻译过该书第三章，见《译文》，Ⅷ：157-163。
(200)Lenin：Collected Works，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 （1977），ⅩⅩⅪ：23-26；185-88； ⅩⅩⅫ：246.
(201)《且·门外文谈》，Ⅵ：102；《译· 〈毁灭〉后记》，Ⅹ：328—331。
(202)R. Hinton Thomas，Nietzsche in German Politics and Society 1890-1918，pp. 7-47.
(203)Mary L. Loe，“Gorky and Nietzsche：The Quest for a Russian Superman”，A. L. Tait，“Lunacharsky：A‘Nietzschean Marxist’ 
” and Zenovia A. Sochor，“A. A. Bogdanov：In Search of Cultural Liberation”，in Bernice G. Rosenthal （ed.） Nietzsche in Russia，pp. 251-311.
(204)《译·〈恶魔〉译者附记》，Ⅹ：468。
(205)See Seth Taylor，Left-Wing Nietzscheans：The Politics of German Expressionism 1910-1920，p. 89ff.
(206)关于他们的想法，参考James Miller， “Some Implications of Nietzsche’s Thought for Marxism，” Telos，37 （1978），pp. 22-41； Reinhold Grimm und Jost Her mand（hrg）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Nietzsche. Acht Beitrage，Königstein：Athenäum Verlag（1978）。最有趣的还是David B. Myers通过伪托记者访问马克思和尼采，捏造他们见面对话，来比较他们的思想，见其Marx and Nietzsche：The Reminiscences and Transcripts of a Nineteenth Century Journalist，Lanham：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6） 。关于这些“新左派”的反思和反省，参考Robert Eden，“To What Extent Has the World of Concern to Contemporary Man Been Created by Nietzschean Politics？” and Geoffrey Waite，“Zarathustra and the Modern Prince：The Problem of Nietzschean Political Philosophy”，in Sigrid Bauschinger，Susan L. Cocalis and Sara Lennox （eds） ，Nietzsche heute：Die Rezeption seines Werkes nach 1968，Bern：Francke Verlag （1988），pp. 211-250；Tam Darby，“Afterword. On the Coincidence of Our Preoccupation with Nietzsche，” in Tom Darby，Béla Egyed and Ben Joes （eds） ，Nietzsche and the Rhetoric of Nihilism，Ottawa：Carl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pp. 193-200；Tracy B. Strong，“Nietzsche’s Political Misappropriation，”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Nietzsche，pp. 126-129。
(207)《二·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Ⅳ：235-236。
(208)致章廷谦（1927.3.27），《信》，Ⅻ：8 。
(209)《且·门外文谈》，Ⅵ：102。见《译·〈毁灭〉后记》，Ⅹ：326-331。
(210)《两》，Ⅰ，4； Ⅺ：20。
(211)林贤治在《鲁迅的最后10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4）中对当时的历史背景尤其是斯大林主义和鲁迅的心态有很独到的分析。
(212)《热·随感录五十九“圣武”》，Ⅰ：356。
(213)《坟·写在〈坟〉后面》，《呐喊·自序》，Ⅰ：283-284，419-420；《且末·我要骗人》，Ⅵ：486-488。
(214)《且二·“题未定”草（六至九）》、《且末·“立此存照”（六）》，Ⅵ：435，633。尤其对照《华·补白》，Ⅲ：105-106。
(215)把这点作为鲁迅思想转变证据的论者很多，应是20世纪80年代的共识，论述较详的有李永寿：《鲁迅思想的发展》（修订本）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76. 6），页122—126；张琢：《鲁迅哲学思想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6），页159—170。张琢同时指出鲁迅研究“国民性”的成果，“决不能轻易地简单否定”，“必须有分析地吸收”，是当时突破性的观点。王晓明则指出鲁迅自相矛盾，见《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台北：业强出版社（1992.12），页202—204。
(216)据冯雪峰回忆“鲁迅先生常常说他自己不大懂政治，这是因为他不是从事政治斗争的实际工作的缘故”（《回忆鲁迅》，《雪峰文集》，Ⅳ：243）。
(217)《伪·前记》，Ⅴ：3；《二·上海文坛一瞥》，Ⅳ：302。
(218)“左联”成立时代表“鲁迅方面”的除鲁迅本人外只有冯雪峰和柔石，仅占发起和筹备人数的四分之一。见《冯雪峰谈左联》，《雪峰文集》，Ⅳ：548。
(219)且不说郭沫若，成仿吾与李初梨一直都没有消除对鲁迅的怨恨，见阎焕东：《成仿吾晚年谈鲁迅》，《月刊》，2009：8，页50—57；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9），页294。
(220)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9），页87。对照夏衍谓瞿秋白比鲁迅“更容易为我们理解和接受”（《“左联”成立前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左联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5，上，页53）。夏济安早看出鲁迅在“左联”的地位与冯雪峰及瞿秋白有关，见Tsi-an Hsia，“Lu Hsün and the Dissolution of the League of Leftist Writers，”in The Gate of Darkness，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8），p. 104。 瞿在“左联”虽然也许有威望，但却很寂寞（王观泉：《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2，页534—536）。
(221)《回忆鲁迅》（1952），《雪峰文集》，Ⅳ：164。
(222)冯夏熊整理：《冯雪峰谈左联》，《雪峰文集》，Ⅳ：558；首甲、方萌、郭冰若、丘东平：《对鲁迅先生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有言》（1933），《资料汇编》，Ⅰ：767—769。丘东平当时草了质问信到处找人签名（聂绀弩：《东平琐记》，《聂绀弩全集》，武汉：武汉出版社，2004.2，Ⅳ：49） 。鲁迅曾提出质问，但“不得要领”（致萧军信，1935.4.28，《信》，ⅩⅢ：119—120）。方萌及郭冰若等化名，据巴一熔和黄炜编：《黄源楼适夷通信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8），上，页9。此说不知何据，但广为研究者接受。另，李何林曾称方萌是钱杏邨，已由钱纠误（《阿英忆左联》，《史料》，1980：1，页24）。
(223)《瞿秋白文集·文学编》，Ⅱ：121—124。瞿所谓“辱骂”并非指“叭儿狗”之类政治用语，而是诗中的粗言秽语：“放屁，肏你的妈，你祖宗托落兹基的话。当心，你的脑袋一下就会变成剖开的西瓜”，《文学月报》，Ⅰ：4（1932.11），页88。徐庆全称鲁迅“行文中也可偶或发现”有“辱骂和恐吓意味的文笔”（《周扬与冯雪峰》，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1，页15），未知具体所指。
(224)1991年夏衍接受访问，暗示鲁迅不是党员，不了解党的政策（《夏衍谈“左联”后期》，《史料》，1991：4，页134）。对照陈漱渝：《褒贬自有春秋》，载《披沙简金》，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9），页308—309。徐懋庸就因为鲁迅不是党员而相信周扬（《徐懋庸回忆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7，页90）。
(225)程中原：《张闻天与新文学运动》，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87.8），页168—173；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订本），北京：三联书店（2000.9），页143。陈早春和万家骥对夏衍的怀疑解释为“意谓冯雪峰有意封锁了张闻天的文章，心里怀有什么鬼胎”（《冯雪峰评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6，页136—138）。
(226)徐庆全：《周扬与冯雪峰》，页19—28。
(227)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订本），页143；徐庆全：《周扬与冯雪峰》，页17—21。
(228)《且·中国文坛上的鬼魅》，Ⅵ：155—158。参见致曹靖华信（1936.4.1），《信》，ⅩⅢ：340—341。
(229)《南·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Ⅳ：626—631；胡风：《鲁迅先生》，《胡风全集》，Ⅶ：64—65。
(230)冯雪峰跟周扬有矛盾就是《汉奸的供状》开始。关于周扬和胡风，胡风经常在“左联”常委会会议上反对周扬的意见（任白戈：《我和周扬在“左联”工作的时候》，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4，页27—28），还拉了一批人“出去”，使“正统派”周扬手下人数减少（徐懋庸：《徐懋庸回忆录》，页78）。
(231)徐懋庸虽说代表“左联”跟鲁迅联系，但似乎因他与周扬的密切关系而得不到鲁迅的信任。参考王宏志：《敌乎？友乎？：论鲁迅与徐懋庸的关系》，《鲁迅与“左联”》，页217—254。
(232)《花·序言》及《花·倒提》，Ⅴ：417，490-494；致曹靖华信（1935.2.7），《信》，ⅩⅢ：47—48。
(233)《且·答〈戏〉周刊编者信》及《且·附记》，Ⅵ：147-148，212。
(234)周永祥：《瞿秋白年谱新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页301—302。
(235)《“花边文学”事件：论廖沫沙攻击鲁迅的一篇杂文》，载《鲁迅与“左联”》，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5），页164—171。
(236)致萧军、萧红信（1935.4.23），《信》，ⅩⅢ：116；对照《且·附记》，Ⅵ：212。
(237)周扬他们的确并不尊重鲁迅，常常私下批评他。至于他们背地称鲁迅“老头子”是否就是不“尊重”，恐怕也要看情况（对照王尧山：《鲁迅·周扬·胡风》，载上海鲁迅纪念馆等编：《“左联”纪念集1930—1990》，上海：百家出版社，1990.2，页99；荒煤：《老头子——纪念鲁迅先生》，1938，《资料汇编》，Ⅱ：959—960），另对照《且·附记》，Ⅵ：212 。
(238)许广平：《鲁迅和青年们》（1938），《许广平忆鲁迅》，页247—248；关于鲁迅对冯的“认真”，见陈琼芝：《我对冯雪峰同志的认识》，载包子衍等编：《冯雪峰纪念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6），页412。关于冯对鲁迅的不“尊重”，另参见胡风：《鲁迅先生》，《胡风全集》，Ⅶ：106—107，109 。
(239)徐懋庸：《徐懋庸回忆录》，页81—84。致曹靖华信（1935. 2. 7及18），《信》，ⅩⅢ：46，61 。
(240)冯雪峰：《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雪峰文集》，Ⅳ：508。致徐懋庸信（1935.1.17）及致胡风信（1935.6.28） ，《信》，ⅩⅢ：20，160。对照鲁迅对周扬派的叶紫的态度，鲁迅认为叶紫“究竟是做了事的，这一点就好”，所以并不计较（致胡风信，1935.8.24，《信》，Ⅺ-Ⅱ：194）。
(241)Wang-chi Wang，Politics and Literature in Shanghai：The Chinese League of Left-Wing Writers，1930-1936，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Manchester （1991） ，p.152.
(242)徐懋庸：《徐懋庸回忆录》，页81—82。
(243)致曹靖华信（1936.4.23），《信》，ⅩⅢ：362。
(244)致胡风信（1935.9.12），关于执鞭的“工头”亦见致王冶秋（1936.4.6）及曹靖华信（1936.5.15），《信》，ⅩⅢ：211，349—350，379。
(245)王尧山：《鲁迅·周扬·胡风》，页100；赵先：《缅怀胡风忆往事》，载晓风主编：《我与胡风——胡风事件三十七人回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1），页184。关于“对鲁迅先生的不同态度”，可以从胡风向国际革命作家同盟的报告看出因由。胡风认为“中国革命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传统是由鲁迅开创的，他的影响是超过一切作家的”（《若干更正和说明》，《胡风全集》，Ⅶ：43），但这个报告被周扬他们认为不“正确”（致胡风信，1935.5.17，《信》，ⅩⅢ：129）。
(246)胡风：《鲁迅先生》（1984），《胡风全集》，Ⅶ：102。据说邓洁在“文革”期间也有回忆此事的文章，原文未见，摘要见吴作桥等编：《再读鲁迅：鲁迅私下谈话录》，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5.3），页317。据冯雪峰回忆，鲁迅曾气愤地质问杨之华，为什么不清除像周扬等人这样的党员（《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雪峰文集》，Ⅳ：512），亦可印证鲁迅的态度。
(247)徐懋庸：《徐懋庸回忆录》，页86—89；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页 307—311；冯雪峰，《回忆鲁迅》，《雪峰文集》，Ⅳ：237—240。丸山昇认为鲁迅反对“左联”解散其实并非后来批判周扬所说的领导权的问题，只是要保卫幼稚弱小的左翼作家在“商业主义和强权主义”的威胁下的“最低限度的‘主体性’”（《由〈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手稿引发的思考》，《鲁迅·革命·历史》，页274—275）。鲁迅所谓“我也曾经提出过我对于组织这种统一的团体的意见过，那些意见，自然是被一些‘指导家’格杀了”（《且末·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Ⅵ：529），可能就是徐懋庸回忆录中所记胡乔木的意见。按：文中两个“过”字原稿如此。
(248)致徐懋庸信（1936.5.2），《信》，ⅩⅢ：365。萧三转达王明解散“左联”的信见马良春、张大明编：《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资料选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 11），页203—208。冯雪峰设法把原因解释为鲁迅“一时的情绪上的紊乱”（《回忆鲁迅》，《雪峰文集》，Ⅳ：238），然而鲁迅终于拒绝加入文艺家协会。王宏志指出萧三跟鲁迅要求发宣言解散“左联”的目的不一样，而且两者的态度是“对立”的（《鲁迅与“左联”》，页194） 。
(249)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页310。
(250)鲁迅是反对宣扬岳飞与文天祥的，因为他们是失败的武将和亡国的文官，不应是楷模（《且末·登错的文章》，Ⅵ：571）；岳飞代表“奉旨不抵抗的忠”（《南·真假堂吉诃德》，Ⅳ：520）。
(251)致曹靖华（1936.4.23），《信》，ⅩⅢ：362。同是在南京被囚，周扬他们对田汉则宽容，对丁玲则绝不放过，很可以体现他们的心态。参考杨桂欣：《丁玲与周扬的恩怨》，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1）。
(252)关于“反蒋抗日”见《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1935. 12. 23），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3），X（一九三四—一九三五），页589—597。 1936年9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指示不提“抗日反蒋”（《抗日反蒋不能并提》，《毛泽东文集》，Ⅰ：438—439）。以后各阶段的相关文件见《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1936.9.1）、《中央关于坚持联蒋方针推动全国对日抗战问题给刘少奇的指示》（1937.4.4）、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10.12—14）、《中央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1941.1.29），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3） ，Ⅺ（一九三六—一九三八），页89—91，176—177，560，595—596，606—607； ⅩⅢ（一九四一—一九四二），页29。但在张闻天起草“逼蒋抗日”指示之前，毛泽东已于1936年8月26日致电潘汉年，指示“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文广祖辑录：《毛泽东、周恩来有关国共谈判给潘汉年的电报摘录》，载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潘汉年在上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12，页209）。共产国际对中共“两广事变”立场的批评，可能促成中共从“反蒋抗日”转到“逼蒋抗日”。
(253)据说他在临行前夕与毛泽东彻夜畅谈，得悉“逼蒋抗日”，甚至“联蒋抗日”。见陈琼芝：《在两位未谋一面的历史伟人之间——记冯雪峰关于鲁迅与毛泽东关系的一次谈话》，《研究丛刊》，1980：3（10月），页205。但冯雪峰在《回忆鲁迅》中只提“逼蒋抗日”（《雪峰文集》，Ⅳ：229）。 “逼蒋抗日”与“联蒋抗日”的差别主要在于对地方军阀反蒋抗日行动的立场和政策，前者中立，后者不支持。后者显然把蒋介石政权当成主要统战对象。
(254)企（周扬）：《“国防文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编：《“两个口号”论争资料选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上，页1—2。
(255)冯雪峰：《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及《回忆鲁迅》，《雪峰文集》，Ⅳ：506-507，129。
(256)冯雪峰：《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雪峰文集》，Ⅳ：513-514。
(257)《冯雪峰评传》，页209。
(258)梦野：《民族自卫运动与民族自卫文学》及王梦野：《中国的反帝文学与国防文学》，《“两个口号”论争资料选编》，上，页6—9，91。此外还有“国难文学”、“救国文学”等等提法（页59）。
(259)《在一次作家座谈会上的发言》，《史料》，2002：3，页8。
(260)例如，谌宗恕认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冯雪峰提的，这个口号犯了“左”倾关门主义和教条主义。见其《关于“两个口号”论的一种反向思考》，张国光等编：《文学与语言论丛》，黄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12），页192—204。
(261)周楠本：《关于毛泽东列名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的一些情况》，《中华读书报》（2005.1.10）。
(262)朱正：《一个人的呐喊：鲁迅1881—1936》，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007.11），页337，346—347。据楼适夷说，冯雪峰告诉他“民族解放战争文学“的口号是冯从陕北带来的（巴一熔等编：《黄源楼适夷通信集》，上，页31）。
(263)周扬等对不支持他们的作家都一律批评（《国防文学问题》中何家槐的意见及周扬：《关于国防文学》，《“两个口号”论争资料选编》，上，页118，231）。“左联”解散后鲁迅他们甚至考虑另起炉灶，致曹靖华信（1936.5.3），《信》，ⅩⅢ：366。
(264)参考丸山昇：《围绕1935、1936年的“王明路线”》，《鲁迅·革命·历史》，页100—119。
(265)唐纪如：《敌乎友乎，岂无公论？》及周正章：《是乎非乎，岂容颠倒》，载陈漱渝主编：《谁挑战鲁迅——新时期关于鲁迅的论争》，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2. 5），页52—87。关于“文革”时期的评论和分析，参考丸山昇：《鲁迅·革命·历史》，页100—184。
(266)参见《中央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1935. 10），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X（一九三四—一九三五），页561—571。在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和领导方法中，指示信批评过往中共在群众组织提出跟党一样的口号，通过“革命的党化决议，吓得群众不敢进来”，并给敌人以破坏的口实；又指出“党的领导权是党的主张策略和决议在广大群众中得到了信仰，拥护和执行”，所以要取得领导权，需要与广大群众一起经过长期工作才能达到（页 568—570）。
(267)致胡风（1935.9.12）及致曹靖华（1936.4.23），《信》，ⅩⅢ：211，361。
(268)冯雪峰：《回忆鲁迅》，《雪峰文集》，Ⅳ：239；楼适夷：《为了忘却，为了团结》，载其《话雨录》，页93；胡风：《回忆录》，《胡风全集》，Ⅶ：377—378。
(269)黎之：《文坛风云录》，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 1），页119，210—211。周立波也记述到周扬在1926年夏向他“介绍了尼采的一切都要‘重新估定价值’”（转引自王培元：《延安鲁艺风云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12，页178） 。
(270)《且末·答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Ⅵ：526-538。对照茅盾：《关于引起纠纷的两个口号》和周扬：《与茅盾先生论国防文学的口号》，《“两个口号”论争资料选编》，上，页566—569，570—575。参见丸山昇《关于“国防文学论战”》，载《鲁迅·革命·历史》，页138—139。
(271)致时玳信（1936.5.25），《信》，ⅩⅢ：384。
(272)董健：《田汉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6.12），页479。
(273)周扬：《现阶段的文学》，《“两个口号”论争资料选编》，上，页360。《且末·“这也是生活”……》，Ⅵ：602。
(274)《“两个口号”论争资料选编》，上，页439。
(275)《“两个口号”论争资料选编》，下，页709—719。 谌宗恕认为“并存”是以退为进的策略，实际只是“附存”（《关于“两个口号”论的一种反向思考》，页196）。关于《蒐苗的检阅》解读的争论，见叶德浴：《郭沫若对鲁迅态度剧变之谜》，《月刊》，2004：7，页51—60；廖久明：《也谈“郭沫若对鲁迅态度剧变之谜”》，《月刊》，2009：9，页37—43；叶德浴：《关于郭沫若的〈蒐苗的检阅〉》，《月刊》，2010：5，页66—69。
(276)张闻天、周恩来：《请向鲁迅转致我们的敬意》，及程中原的解释，《体现党同鲁迅亲密关系的重要文献》，《研究》，1992：7，页4—7；程中原：《关于冯雪峰1936—1937年在上海情况的新史料》，《史料》，1992：4，页10—12。莫文华（刘少奇）：《我观这次文艺论战的意义》（1936.10.15），《“两个口号”论争资料选编》，下，页899—902。
(277)《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1935. 11.28）），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X（一九三四—一九三五），页581；《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1936.11.30《毛泽东文集》，Ⅰ：462；《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1937.7.23），《毛泽东选集》，Ⅱ：320。另外，从毛泽东读鲁迅《答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所做记号看，毛泽东也是赞成鲁迅的（张贻玖：《毛主席和鲁迅著作》，《史料》，1986：4，页145—146。记号为何时所做，张贻玖文中不是说得很清楚。笔者理解为记在1938年版的《鲁迅全集》上，应该是1938年后不久所记》。还有，周正章指出毛泽东在1936年9月写信给70位学界领袖阐述中共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其中并未包括鲁迅，是因为毛泽东把鲁迅当同志，而且已由冯雪峰传达了新政策（《是乎非乎，岂容颠倒》，《谁挑战鲁迅——新时期关于鲁迅的论争》，页80），但70人中有郭沫若和茅盾，如果说郭沫若不是同志，冯雪峰不向茅盾传达，恐怕都没有说服力。这封信不列鲁迅倒是耐人寻味。
(278)L. Insun：《陕北特区特写》（1937），正名译，载《中国现代文学史》昆明教材会议编：《三十年代“两个口号”论证资料集》（无出版社，1978.8），页297—298；对照吴黎平：《关于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若干问题》，《文评》，1978：5，页11—12。
(279)胡愈之：《我所知道的冯雪峰》，载包子衍、袁绍发编：《回忆雪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7），页73。
(280)唐弢：《追怀雪峰》，载《回忆雪峰》，页108—109；陈早春、万家骥：《冯雪峰评传》，页341—342。
(281)程中原：《关于冯雪峰1936—1937年在上海情况的新史料》，《史料》，1992：4，页13—14。有关函电见页4—7。电报日期按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修订本），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8），上，页353，357。
(282)据冯雪峰《自传》，转引自《冯雪峰评传》，页248。
(283)胡愈之：《我所知道的冯雪峰》，载包子衍等编：《回忆雪峰》，页73 。
(284)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修订本），页343。
(285)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订本），页244—247。苏灵扬：《一个不是作家的“左联”盟员的回忆》、荣天屿：《他的一个未了的心愿》及张晓宏：《周扬文艺活动五十周年》，载《忆周扬》，页61—62，502—503，624。而冯雪峰本有调走周扬的意思，见徐庆全：《周扬与冯雪峰》，页79—80。周扬等到延安实际牵涉中共上海地下党的重建，周恩来在上庐山前就党员组织生活问题对刘晓做出指示，之后党员经审查分三类，一类送延安（见仇学宝、于炳坤：《魂系上海——刘晓传》，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8，页90） 。“上海来人”还有王学文和邓洁，都对冯雪峰不满（见黎之《文坛风云续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10）中附录王学文提供关于“两个口号”的材料，页445—446）。
(286)冯雪峰：《关于一九三六年我到上海工作的任务以及我同文委和“临委”的关系》，《资料》，4（1980.1），页188—189。
(287)《冯雪峰评传》，页248。冯雪峰离开时给潘汉年一封信，潘汉年转述四点，其中说冯“对组织有些意见”，却没有提时局政策方面的问题。
(288)L. Insun：《陕北特区特写》，页296—298。吴黎平：《关于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若干问题》，页12。
(289)见荣天屿：《他的一个未了心愿》，载《忆周扬》，页497。据说此事得到陈云证实。
(290)徐懋庸：《徐懋庸回忆录》，页103—104。
(291)《“两个口号”论争资料选编》，下，附录一所收史痕、孔均等文章，页 1083—1122。
(292)《抗战时期的文学》（1938）及《关于文协的工作》（1940），《周扬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2） ，Ⅰ：2 33-257，306。
(293)于伶：《1927—1937的剧作》，葛一虹等编：《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史料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9），页403—405；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10），Ⅰ：413—515。抗战前“国防文学”在电影方面发展效果甚微，见洪深《洪深选集·自序》，北京：开明书店（1951.12），页16。小说方面周立波；《一九三六年的小说创作——丰饶的一年间》，《“两个口号”论争资料选编》，下，页1025—1040。 “国防文学”在2010年终于在文学史上出现“兴起”和“建设”的两章，但以艾芜《咆哮的许家屯》和《南国之夜》为“重要收获”，把茅盾的《儿子开会去了》及后来“文协”的业绩也包括在内，实际上是扩大“国防文学”的定义来代表抗战时期的文学（朱寿桐主编：《汉语新文学通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4，上，页238—256，295—303）。
(294)见《且末·答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Ⅵ：534—538；胡风：《回忆录》，《胡风全集》，Ⅶ：332—336；朱正：《鲁迅手稿管窥》，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页159—183。另参考丸山昇：《由〈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手稿引发的思考》，《鲁迅·革命·历史》，页253—279。丸山昇的分析印证了冯在《回忆鲁迅》中所反映他对鲁迅调整思想和心态所起的作用，并说这是“其他人无法担当的工作”。
(295)见《且末·答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Ⅵ：538；《日》，ⅩⅣ：447；致时玳（1936.8.6），《信》，ⅩⅢ：402。对照《南·题记》，Ⅳ：417；致胡风（1935. 9. 12），《信》，ⅩⅢ：211；《且二·“题未定”草（五）》，Ⅵ：390—391。鲁迅认为辛亥革命后中国人成了先前奴隶的奴隶，这些先前奴隶的掌权者，就是所谓“奴隶总管”和“奴才”，都是“国民性”论述的典型用语。
(296)《三·通信》，Ⅳ：97。
(297)见《朝·范爱农》，Ⅱ：314—316；《准·打听印象》，Ⅴ：308；致杨霁云（1936. 8.28）、曹靖华（1936.5.15）信，《信》，ⅩⅢ：379 ，416。关于王金发，见刘景泉、雷兴：《王金发史事论》，《新华文摘》，1991：5，页68—73 。
(298)致曹靖华（1936.5.15）、曹聚仁信（1934.7.29），《信》，ⅩⅢ：379，Ⅻ：495。
(299)参考田仲济、孙昌熙主编：《中国现代小说史》，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页468—470。
(300)《故·非攻》，Ⅱ：464。
(301)波兹德涅耶娃：《鲁迅评传》（1959.5） ，吴兴勇、彦雄译，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6），页695—698；丁易介绍波兹德涅耶娃的看法时，她只是硕士，《鲁迅评传》也尚未出版（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北京：作家出版社，1955，页195—196）。参见吴颖：《如何理解〈故事新编〉的思想意义》（1956），及钦文：《鲁迅〈理水〉中的禹太太》（1981），均载孟广来、韩日新编：《〈故事新编〉研究资料》，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页200—201，205，514。关于贺电的问题，见王锡荣：《鲁迅给中共中央致过贺电吗》，《鲁迅生平疑案》，页298—320。
(302)马骅：《读〈理水〉》，载孟广来等编：《〈故事新编〉研究资料》，页488—490。何家槐也不同意波兹德涅耶娃，强调小说的主题只是暴露社会黑暗（《〈理水〉札记》，1957，同上书，页506）。
(303)冯雪峰：《回忆鲁迅》，《雪峰文集》，Ⅳ：194—195；王锡荣：《鲁迅与陈赓见过几次面》，《鲁迅生平疑案》，页224—243。
(304)《且·中国人失掉了自信了吗？》，Ⅵ：118；参考王瑶：《鲁迅作品论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页217—219；李希凡：《一个伟大寻求者的心声》，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页239；丁尔纲：《“石在，火种是不会灭的”》，《研究》，3（1981），页326。
(305)《故·理水》，Ⅱ：386。
(306)韩日新：《从〈故事新编〉看鲁迅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载《一个伟大爱国主义者前进的足迹》，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 ，页155；李正平：《论〈故事新编〉的性质与艺术特征》，《文评丛刊》8（1981） ，页 326。
(307)比照周建人的回忆，乔峰：《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1954.8），《周建人文选》，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10），页298。
(308)《集补· 自传》，Ⅷ：361。
(309)《华·这个与那个》，Ⅲ：141 。
(310)《而·扣丝杂感》，Ⅲ：486—487。
(311)《集补·庆祝宁沪克服的那一边》，Ⅷ：162—163；致许广平（1926.10. 20） ，《信》，Ⅺ：581。对照尼采对宣讲普遍道德者的批评：（那些道德）“上面所有的金子，都会因为经手太多而磨损，里面所有的金子也会变成铅。”（FW，292；GS：234—235）宣讲者本身也会堕落（MA，Ⅱ，Ⅰ，193；HA（H），p. 260），就跟鲁迅所说的一样。
(312)《集补·破恶声论》，Ⅷ：27。
(313)见王延晞的观点，转引自王荆：《我看〈理水〉结尾》，《动态》，1988：2，页28。
(314)见李桑牧：《〈故事新编〉的论辩和研究》，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页125。
(315)严家炎：《论鲁迅的复调小说》，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页251—252。按胡风的说法，鲁迅拒绝去苏联是不愿意无条件“听话”：“吃了面包回来，还能不完全听话么？”（《鲁迅先生》，《胡风全集》，Ⅶ：109）
(316)Hsia Tzi-an，“Enigma of the Five Martyrs”，The Gate of Darkness，pp. 163-233。较新的研究参看王宏志：《也谈“左联五烈士”》及《西方有关“左联五烈士”的论述分析》，《鲁迅与“左联”》，页111—147。陈琼芝认为鲁迅与冯雪峰“过从甚密”，不会不知道（《为什么鲁迅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鲁迅研究百题》，页557） ，但从鲁迅的反应来看，笔者不同意陈琼芝的推测。
(317)据長堀祐造研究，鲁迅约在1930年年底知道共产党杀农民的事情并表示反对（据增田涉：《鲁迅的印象》，页48），杀农民的事情跟共产党内肃反AB团及富田事变有关，详见其《魯迅と富田事変（初稿）》，《慶應義塾大学日吉紀要中国研究》，2（2009.3.31），页91—126。
(318)《且末·答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Ⅵ：535。周扬他们称彭柏山“被捕自首”，夏衍在1980年仍持此说（《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文评》1980：1，页98），引来彭柏山夫人朱王微明的抗议（《死者未瞑目，生者有其责》，《动态》5，1980.10，页4—9）。关于周文，见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三十年代在上海的“左联”作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4），下，页288。
(319)冯雪峰和瞿秋白都一度把鲁迅当成“同路人”。见画室（冯雪峰）：《革命的知识阶级》（1928.5），《雪峰文集》，Ⅱ：287—292；李克长：《瞿秋白访问记》，《国闻周报》，Ⅻ：26 （1935. 7. 8），转引自周永祥：《瞿秋白年谱新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8），页393。增田涉也认为鲁迅是“同路人”（《鲁迅的印象》，页48）。
(320)《集拾·〈十二个〉后记》，Ⅶ：301。
(321)《集拾·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Ⅶ：294。
(322)鲁迅赞同托洛茨基的文艺观，可能有个人经历的原因。未来派和无产阶级文化派主张党控制文艺团体，将文艺变成阶级斗争的武器，而“同路人”则是他们文艺阶级斗争的对象。鲁迅卷入“革命文学”论争，被左翼评论者当成反动时，跟苏联“同路人”的处境一样。
(323)鲁迅关于“革命人”的论述，是根据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的。参考長堀祐造：《魯迅“革命人”の成立》，《猫頭鷹》，6（1987.6），页1—23。
(324)鲁迅关于革命文学的观点受托洛茨基无产阶级文化理论的影响，但鲁迅把无产阶级文化的问题换成革命文学，因此与“不断革命论”无关。见莫名：《鲁迅对文学和革命关系的看法与托洛茨基》，载《北京大学纪念鲁迅诞辰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页139—159；陈早春：《鲁迅著作中的托洛茨基》，《鲁迅研究百题》，页406—415。对照一丁：《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香港：L’Uni ersité Paris 7 （1978），页283—289。另外，姚锡佩认为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的《导言》中关于文艺是“余裕的产物”的观点，也“充分体现”在鲁迅的《文学与政制的歧途》（《鲁迅藏书中的托洛次基著作及其影响》，载《鲁迅藏书研究》，页100）。托洛茨基另有《日常生活诸问题》讨论到革命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引起鲁迅的兴趣，1926年购了日译本，但在鲁迅著作中看不出什么反映。
(325)《集·〈奔流〉编校后记》，Ⅶ：165。参照《且末·答托洛斯基派的信》，Ⅵ：588—589。 長J堀祐造认为鲁迅对托洛茨基的转变与瞿秋白有关，见其《试论鲁迅托洛茨基关的转变——鲁迅与瞿秋白》，王士花译，《月刊》，1996：3，页 24—31。
(326)周扬在刊登鲁迅《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中加编者附记，说托派反对“国防文学”，又拒绝刊登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显然暗指鲁迅是托派（《文学界》，Ⅰ：2，1936.7）。参考冯雪峰：《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雪峰文集》，Ⅳ：514-518。
(327)见胡风：《鲁迅先生》（1984.2），《胡风全集》，Ⅶ：106—107。朱正：《关于〈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载《鲁迅回忆录正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12），页209—211；张永泉：《关于鲁迅与〈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的关系的疑问》，《月刊》，1999：3，页36—39。
(328)《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1966），《雪峰文集》，Ⅳ：517 。
(329)陈早春、万家骥：《冯雪峰评传》，页165。
(330)See J. B. Starr，Continuing the Revolu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pp. 302-303.
(331)毛泽东：《论鲁迅》（1937），《毛泽东论文集》，Ⅱ：43。
(332)见毛泽东给江青的信（1968.7.8），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1），Ⅻ：71。有传闻此信经康生和张春桥“做了文章”，待考（参考香港《动向》2004：5，有关张玉凤的材料）。另，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有一套《鲁迅全集》。
(333)例如周建人：《回忆鲁迅》，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这本署名周建人的书，据说是为人代笔，不能完全代表他的观点。见谢德铣：《周建人评传》，成都：重庆出版社（1991.1），页280—281。
(334)“文革”期间了无尽头的“忆苦思甜”，主要只让人受过去奴隶的苦，而不是尝当主人的甜头。刘心武的《班主任》（1977）可以说是描写了“文革”正面和反面效果的“末人”：无知无能、对任何事物都不感也不敢有兴趣的谢惠敏，和毫无追求、随波逐流、自甘堕落的宋宝琦。
(335)《坟·杂忆》，Ⅰ：223-224；《华·忽然想到七》及《华·后记》，Ⅲ：60，178。王晓明指出鲁迅多处“为革命暴力开脱”（《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页201—202）。笔者的理解是，鲁迅的“开脱”是指出革命是残酷的暴力行为这个事实，是推翻暴政不可避免的手段，而不是赞同在掌握政权后以革命名义消灭异己和欺凌少数的群众暴力。
(336)谭湘：《〈理水〉结尾探疑》，《动态》，1987：7，页21—24。
(337)张颂南：《〈《理水》结尾探疑〉异议》，《动态》，1988：2，页31—33；另见王瑶：《〈故事新编〉散论》，《鲁迅作品论集》，页219。
(338)王荆：《我看〈理水〉结尾》，《动态》，1988：2，页30。
(339)《华·忽然想到（六）》，Ⅲ：45。
(340)这并非鲁迅跟尼采思想的“本质”不同，只是两人历史条件的差别，若尼采当时的德国人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他就不能只关心“精神贵族”，也要关心大众，甚至支持革命。
(341)《而·黄花节的杂感》，Ⅲ：410。
(342)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的一段话》（196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1），Ⅻ：485。
(343)《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Ⅶ：113-119。
(344)《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北京：三联书店（1984.1），Ⅴ：830。
(345)布洛赫早年在《激动尼采》（Der Impuls Nietzsche，1913）中按照他的尼采—表现主义—社会主义的观点，指出“尼采的生命劳动（Lebensarbeit）简直是向着冷冰冰的、非狄奥尼索斯的、非神秘的人的全面斗争，是向着现实就是对的（Daseinsrecht）及‘科学’真理，总之就是没有主体、没有梦想的真理的全面斗争”。他的“暖流”和“寒流”显然有上述的尼采因素（转引自David Bathrick & Pau Breines，“Marx und/oder Nietzsche. Anmerkungen zur Krise des Marxismus”，in Reihold Grimm und Jost Hermand，Karl Marx und Friedrich Nietzsche. Achte Beiträge，p. 125）。
(346)MA，Ⅰ，222； HA（FL），p. 136； Z，Ⅲ，1； PN：264； JGB，70； BWN：470；KSB，Ⅵ：530.
(347)Vera Schwarcz，“Willing in the Face of Necessity：Lu Xun，Brecht，and Sartre”，Modern China，Ⅶ：3 （July 1981），pp. 289-316.
(348)EH，Ⅱ，10 & Ⅲ，FaW，4； BWN：714，780.“爱命运”并非失败主义，见FW，Ⅴ，346； GS：286-287. MA，Ⅱ：2，61； HA （H），p. 325. See Joan Stambaugh，Nietzsche’s Thought of Eternal Return，pp. 11，56-7．See also Z，Ⅲ，15 & 16； PN：339-43。
(349)See Z，Ⅱ，20； PN：249-54. EH，Ⅲ，Z，1 & 6； BWN：751，761. See also Joan Stambaugh，Nietzsche’s Thought of Eternal Return，pp. 8-13，86-102. G. J. Whitlock，“A Commentary to Nietzsche’s Also Sprach Zarathustra”，pp. 31-33.
(350)《野·题辞》，Ⅱ：159。这篇文章的象征意义，见《三·路》，Ⅳ：89-90。对照《坟·写在〈坟〉后面》，Ⅰ：283。
(351)参看《华续·马上日记之二》，Ⅲ：342-343；鲁迅译托罗兹基：《亚历山大·勃洛克》，《译文》，Ⅷ：159 。
(352)Judith E. Kalb，“A ‘ Roman Bolshevik’：Alexandr Blok’s ‘ Catiline’ and the Russian Revolution，” The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Journal，44：3 （Autumn 2000） ，pp. 413-428.
(353)Leslie P. Thiele，Friedrich Nietzsche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Soul，pp. 197-206.
(354)Z，Ⅱ：12； PN：226-27
(355)Z，Ⅲ：12，§ 6； PN：312. Z，“Vorrede”，4； PN：127，128.
(356)《坟·写在〈坟〉后面》，Ⅰ：286； cfZ，“Vorrede”，§ 4； PN：126-127. Z，1，16 & 20； PN：173，181.
(357)《集·自题小像》，Ⅶ：423；《三·序言》，Ⅳ：5；对照《集补·新的世故》，Ⅷ：151-152；《二·序言》，Ⅳ：191.
(358)GD，Ⅸ，44； PN：548.
(359)王西彦：《第一块基石》，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页422—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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