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书名：解读中国尼采主义

结束语　新文化不安定的方向

后期的鲁迅再也没有写《野草》那类的现代主义的散文诗，也几乎再也没有在地狱边沿栽种“惨白的小花”。有人认为，那是意识形态的转变影响了他的创作。怎样影响呢？是不是因为他的政治观已经改变，认为中国地狱般的情景正在改变呢？⁽¹⁾不太可能。

据中野美代子的分析，《野草》反映了作者在1924年9月到1925年7月之间的“隐藏着的欲望，或多种下意识情结”。然而，1925年8月左右，鲁迅下意识的困惑便消除了。⁽²⁾中野美代子只看《野草》而忽略小说，若把《孤独者》包括在内，则“多种下意识情结”可能就要延迟到10月才能消除。现在我们知道，这些“情结”的消除是因为他意识到这个世上还有爱他的人。有人认为，鲁迅“婚”后变得安定多了。鲁迅心情的变化跟他1927年政治立场的转变正好同时发生，互相重叠，把他内心世界的活动以及他创作力下降的心理原因，天衣无缝地掩盖起来。

译过《苦闷的象征》这本广义心理分析文艺理论著作的鲁迅，自然知道痛苦与困惑对创作所起的作用。⁽³⁾影响过弗洛伊德的尼采，当然也知道。尼采在评论华格纳《飞行的荷兰人》（Der Fliegender Holländer，1843）时就说过：“那个‘流浪的犹太人’如果有个女人爱他，让他安定下来，他会怎么样呢？他就不会追求永恒，而是结婚成家，再也不管我们了。”⁽⁴⁾一度彷徨的鲁迅，1927年生活安定下来之后，基本上再没写小说，似乎可以说是证实了弗洛伊德的理论。不过，鲁迅的安定其实是很有限的。“流浪的犹太人”这个比拟其实对鲁迅也不完全恰当，因为他跟许广平的结合是革命者的结合，跟中国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

即使鲁迅私生活方面得到安定，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他的创作冲动，但中国的政治处境还远远没有安定，肯定对他的创作还有促逼作用。鲁迅后期一些战斗性鲜明的杂文如《准风月谈》中的《秋夜纪游》（1933），⁽⁵⁾主观抒情色彩浓厚，象征主义技巧其实跟早期的《野草》不相上下；《且介亭杂文》中的《阿金》（1936），⁽⁶⁾在剖析国民性的人物形象方面，跟阿Q也不遑多让。“左联五烈士”之死给鲁迅带来很大得痛苦，使他写下了下面的一段：

……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⁷⁾

这段话的超现实象征主义意象，又何异于《野草》的散文诗？鲁迅生活的世界还是地狱般的世界，他禁不住在旁边插上了又一朵“惨白的小花”。事实上，鲁迅经常把当时中国的状况比作明末，⁽⁸⁾试问他又怎能完全相信时代正在进步，曙光就在前头呢？明朝结果为清王朝所灭，当时也正有一个强大的异族——日本入侵中国，而鲁迅知道得很清楚，日本要全面入侵，对中国来说将是一场大灾难。试问，鲁迅的心又怎能安定下来呢？

即使鲁迅看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使得中国的前途“比十年前”更加光明，他的心也无法安定。毛泽东曾高度赞扬鲁迅，称他“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媚骨”。从鲁迅的角度看，毛泽东实际上也是在赞扬认真的儒家之徒、东林党、韦素园、柔石等等，等等，⁽⁹⁾也就是赞扬了中国历史上的“促动力量”，而鲁迅只是其中的一位代表。当鲁迅跟周扬他们发生冲突，鲁迅并不是跟他们具体的个人冲突，也不是跟他们所高唱的意识形态冲突，而是跟他们所代表的抽象的聪明“阔人”冲突。这些聪明的“阔人”，不但代表中国传统的“逆动力量”，如今还中西结合，融汇了斯大林主义，亦即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实用主义、最功利主义的一支，承传了西方“实用现代性”“逆动力量”传统的一支。一些共产党人变成了聪明的“阔人”，又或者，一些聪明的“阔人”变成了共产党人，又或者两种情况兼而有之，鲁迅对这些问题似乎无意探讨。对鲁迅来说，最重要的是，共产主义革命会不会成为他另一个“永远重现”的失望？他的忧虑已经促使他写下尼采式辛辣讽刺的格言，试问他又如何能够对未来安心呢？

即使鲁迅的生活和中国政治处境变得稳定，中国文化的前途其实仍然不会安定。“未来的黄金世界”将是大众群起追营逐利、拼命捞钱的世界。这样一个“实用现代性”和“逆动力量”全面胜利的前景，就是鲁迅在《非攻》和《理水》结尾所预示的、中国在摆脱政治和战争动乱之后的情景。面对这个前景，试问鲁迅的心又如何能够安定呢？⁽¹⁰⁾

一些论者指出鲁迅只是共产党的“同路人”，换言之，鲁迅不可能在“未来的黄金世界”安定下来，因为他这个流浪的“过客”不可能有一个目的地。枣树知道得很清楚，春天之后是“永远重现”的秋天，但枣树不愿把真相告诉小粉红花，一如查拉图斯特拉不愿剥夺隐士对上帝的信仰一样，因为对未来的希望和超越现实的信念，虽然是个自欺的幻想，却就是小粉红花和隐士们能够勉力支撑自己可怜存在的终极原因。然而，未来的秋天也不能制止枣树和小粉红花对未来春天的渴望和奋斗。当枣树化身为“过客”，他知道得很清楚，流浪本身就是他的命运。这是“孤独的精神界之战士”的道路，一条迂回曲折盘桓逶迤了无尽头的道路。鲁迅命中注定要走上这条孤独的路，命中注定要永远接受文化现代性与物质现代性、文学与政治、希望与绝望、“主人道德”与“奴隶道德”、“促动”的与“逆动”的历史力量等等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的折磨。这就是鲁迅的命运。他不可能安定。

毛泽东说：“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但《毛泽东选集》正式英译却把这句话翻成“鲁迅走过的道路，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道路”（The road he took was the very road of China’s new national culture） ⁽¹¹⁾，意思大概是，虽然鲁迅是领着中华民族新文化向前走的，但只是朝着中国共产党所指定的“未来黄金世界”走去，并且到此为止，全国解放后，或者不再走了，或者不领了，总之，“止于至善”。问题首先是，鲁迅是否就对这个“未来黄金世界”毫无保留？21世纪初在中国轰动一时的“如果鲁迅还活着”的讨论已经露了端倪。⁽¹²⁾关于毛泽东对“如果鲁迅还活着”如何回答，论者应该根据已出版的文本，而不是靠一些多年回忆或辗转传说，但结果其实也没有什么区别。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接见新闻出版界代表时说：

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¹³⁾

说得很有气魄，很激动人心。可惜几个月后便是“反右”。鲁迅还敢不敢写？还会不会写？即使会，还能不能发表？这些，毛泽东后来都没有说。但中共一位高层领导人后来却对毛泽东的话做出下面的回应，他的回应虽然不是直接谈鲁迅，但也关系到“如果鲁迅还活着”：

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听反面意见，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条件。毛主席关于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讲话，我认为是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正要培养这种风气不容易。⁽¹⁴⁾

敢说这些话的这位中共领导人，是张闻天。他在庐山会议上说真话，提了反对意见，结果给整成反党分子，死后才得平反。一位中共高层领导干部的遭遇尚且如此，何况区区一个“文联主席”？⁽¹⁵⁾连党内实事求是的不同意见都容不下，却去鼓励别人“舍得一身剐”，这跟晋惠帝奇怪饥民“何不食肉糜”，简直可以相映成趣，但又岂能当真？

其实，对于“如果鲁迅还活着”会如何，我们也无须猜测，鲁迅早就说过，“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而大家尚以为是黄金世界的事”⁽¹⁶⁾（按：这里所谓“叛徒”，不是背叛自己的信仰或组织，而是反叛社会，是指反抗社会压迫的特立独行的个人）。而鲁迅自己呢？他亦早已心中有数。据李霁野 （1904—1997）回忆，鲁迅有一次对冯雪峰开玩笑说：“你们到上海时，首先就要杀我吧！”冯雪峰很认真地连忙摇头摆手说：“那弗会！那弗会！”⁽¹⁷⁾冯雪峰当然不会，但鲁迅并不见得是开玩笑。陈早春和万家骥认为鲁迅的感慨也许是针对中共左倾宗派主义而发，⁽¹⁸⁾恐怕把他感慨的意义缩小了。其实我们也不需要依赖回忆录，鲁迅早就说过：

革命者为达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话，我是以为不错的，所以即使因为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学的第一步，必须拿我来开刀，我也敢于咬着牙关忍受。⁽¹⁹⁾

而当时是1933年，鲁迅在“左联”得到冯雪峰和瞿秋白支持，宗派主义对鲁迅的打击相对并不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如此想法，他的感慨恐怕是出于更根本、更深层的原因，也就是文艺与政治对立。《毛泽东选集》正式英译把原来鲁迅所代表的“方向”，曲译为“走过的道路”，表明似乎确实有人认为鲁迅有不容于“未来黄金世界”的因素。这从可以称得上是鲁迅学生的萧军身上，也可看出一些端倪。⁽²⁰⁾鲁迅门徒后来的命运，其实有一定的必然性，并不简单是历史宗派主义原因造成。正如鲁迅所说：

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不过他的本身——心身方面总是苦痛的……

但这并不见得只是“旧式社会遗留下来的遗物”。鲁迅如果真的代表了一个文化新方向的话，他的门徒虽然会热情拥抱那个理想的“黄金世界”，但归根到底不可能终结于、局限在任何一种钦定凝固的“黄金世界”之中。他们还要如夸父追日那样，追求一个更理想的“黄金世界”，一个能够承受和包容对自身挑战、不满、批评、超越、改造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并非现实世界。即使现实世界不断改进改善，他们理想的世界却总走在前头，永远可望而不可即。这是他们和鲁迅悲剧的本质。

鲁迅代表的这种新文化方向，其实就是“反政治”、“反现代”的“文化现代性”的方向，也就是“温和”的尼采的方向。鲁迅的这个方向，表达了鲁迅创造性地转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努力。通过对传统中国和现代西方“促动力量”的融合，鲁迅把尼采引进中国，把中国推向世界。这个方向不局限在中国，也适用于世界。

然而，不光是中国聪明的“阔人”不会赏识鲁迅这个“温和”尼采“反现代”的文化方向，世界各地聪明的“阔人”也不会赏识和容忍鲁迅和尼采这两个“危险”的“狂人”。在21世纪新的千禧年的开始，当世界文化又回到上个世纪庸俗的物质主义的“偏至”之际，聪明的“阔人”已早有准备。他们部署好了一队队MBA管理社会每个角落，他们有电视机在每家每户控制着人们的思想，他们已把文化“理性化”成赚钱的产业，或者转换成后现代的IT垃圾。最关键的是，他们有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扯住人们生活的每一根弦。所有拼命挣钱的奴隶都向这个让他们有可能成功捞钱的制度顶礼膜拜，享受尽情榨取利润的自由和赶快捞一把的独立。好一个“大胆新世界”（brave new world）！所有“狂人”如果还能表达对现状的不满，一定会在这种社会里更加“活得危险”。即使他们还能表达对现状的不满，又能怎么样呢？聪明的“阔人”，如果他们真够聪明的话，是不需要用手铐或刀枪来对付这些“狂人”的。通常在晓以“多数”和“正常”的事实之后，他们大多数便会幡然悔悟，痊愈康复；如果中毒甚深，一时没有好转，则只须“看不见的手”一招，就足够把一些“狂人”从疯狂中招安回来；如果还有不服，就一拨把他们扫到社会边缘，让他们靠边站，悻悻而亡；如果还有坚持“非理性”执迷不悟者，则“看不见的手”稍加一压，就可以把他们压成各种各样的“奴”，连思考说话的时间都没有，想“狂”也“狂”不起来。聪明的“阔人”有更好的手段来“改善”人们。这就是现在的“黄金世界”。

如果鲁迅还活着，有幸活过新中国“新人”昙花一现激动人心理想主义的全面胜利，侥幸活过把人又变成鬼、回过头来才知道不堪回首莫名其妙的连场政治运动，活到目前这个新的千僖年“庸众”最喜闻乐道的追营逐利的“黄金世界”，不得不写又不能不说的他，还会写什么、还能说什么呢？他会不会继续寻找“精神界之战士”呢？他会不会继续提出“五四”“救救孩子”的旧口号呢？或者另换一个跟后、后、后现代较相关的口号，救救“狂人”呢？？(www.xing528.com)

【注释】

(1)夏济安认为鲁迅创作力为意识形态的因素所绞杀（“ Lu Hsün and theLeague of Leftist Writers”，The Gate of Darkness，p. 128）；陈顺妍则认为鲁迅为社会进步牺牲或压抑了自己的创作（Mabel Lee，“Solace For the Corpse With Its Heart GougedOut：Lu Xun’s Use of the Poetic Form”，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26，September 1982，pp. 145-174； “Suicide of the Creative Self：the Case of Lu Hsn”，in Austrina，üpp. 140-167）；对照《三·〈野草〉英译本序》，Ⅳ：356—357。

(2)转引自Leo O. Lee，The Voices from Iron House，p. 214 。

(3)不过鲁迅也从裴多菲的诗得到相同的启示：“他是苦恼的夜莺，而今沉默在幸福里了。苛待他罢，使他因此常常唱出甜美的歌来。”见《集补·诗歌之敌》，Ⅶ：239。

(4)FaW，3； BWN：617。“流浪的犹太人”的德文是“der ewige Jude”，直译为“永远的犹太人”，是个17世纪初源于德国的传说，原指受耶稣诅咒而流浪不息的鞋匠Ahasuerus。藤井省三曾比较了“流浪的犹太人”与鲁迅及芥川龙之介（《鲁迅比较研究》，陈福康编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3，页196—204）。

(5)Ⅴ：251-252.

(6)Ⅵ：198-202.

(7)《南·为了忘却的纪念》，Ⅳ：488 。

(8)致李秉中（1930.5.3），致曹聚仁（1933.6.18），致杨霁云（1934.5.22），致郑振铎（1934.8.5），《信》，ⅩⅢ：16；183—184；422—423；501。

(9)然而，毛泽东并不保护和鼓励这种“促动力量”。 1957年的“反右”以及1966年开始的“文革”，毛泽东都重复了魏晋时期“逆动力量”的做法，摧残诚实认真精神，把突出的人砍低，把人的眼光和能力缩小，让“奴隶道德”泛滥，让“聪明”人横行。

(10)无怪乎20世纪80年代中国鲁迅研究者面对令人昏头转向的突飞猛进现代化进程时，从鲁迅得出另一种启示。参考汪晖：《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文评》，1989：6，页16—17；《无地彷徨自序》，《月刊》，1990：10，页34—43。

(11)《毛泽东选集》，Ⅱ：691。官方译文见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Pek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85），Ⅱ：372.这个正式版本的英译应出版于1954—1956年间（例如London：Lawrence & Wishart）。笔者所见最早英译为《中国文化》（Chinese Culture）杂志1941年1月15日刊登的版本，原题为“新民主的政治与文化”（The Politics and Culture of New Democracy），后在澳洲悉尼出版过单行本（China’s New Democracy，Sydney：Current Book Distributors，August 1945）。这个版本译文为：“Lusin’s direction is the direction of the new cul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12)有关的讨论的主要文章，见葛涛编：《鲁迅的五大未解之谜》，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10），页 409—483。

(13)《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毛泽东文集》，Ⅶ：263。

(14)《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1957.7.21），《张闻天文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7） ，Ⅳ：337—338。

(15)毛泽东认为如果鲁迅未死，可能当文联主席，见其《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1957.3.8），《毛泽东文集》，Ⅶ：254。关于毛泽东心里对鲁迅的真实看法，可参考蓝棣之：《毛泽东心中的鲁迅什么样》，载《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10） ，页 219—233。蓝棣之指出毛泽东并不认为鲁迅是个政治家，正好反过来证明鲁迅“反政治”。

(16)《鲁迅景宋通信集》，页11。

(17)《他活在善良人的心里》，载包子衍、袁绍发编：《回忆雪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7），页44。鲁迅预测自己在新社会若能幸存，会当马路清洁工（致曹聚仁信，1934.4.30，《信》，Ⅻ：397；对照《三·“醉眼”中的朦胧》所谓“给人家扫地”和“充军到北极圈”（Ⅳ：66）。关于鲁迅与冯雪峰的谈话，大概是对创造社的“围剿”有感而发（冯雪峰：《鲁迅回忆录》，《冯雪峰回忆鲁迅全编》，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4，页41—42）。

(18)《冯雪峰评传》，页200。

(19)《南·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Ⅳ：628。对照致萧军、萧红信（1935.4.23），《信》ⅩⅢ：116。鲁迅有这种心理准备，可能是了解到苏联“拉普”初期对“同路人”的批判排斥态度（参考张秋华等编：《“拉普”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9，上，页334—336） 。 1931年年底苏联文艺界按斯大林指示批判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卡尔斯基（《全20》，ⅩⅥ：524-558），对于1929年译过他们文艺论著并希望通过这些论著来“煮自己的肉”的鲁迅（Ⅳ：209），恐怕也有影响。

(20)如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页54。胡乔木主持毛泽东著作的外文翻译，见《胡乔木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5），页83—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