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对中国定窑的研究现状

1941年，日本的中国古陶瓷专家小山富士夫根据叶麟趾先生的考证，专程来中国考察定窑，并证实了这一发现。现存于日本根津美术馆的定窑一千二百零五片瓷片就是当时从定窑采集的。据中国陶瓷专家冯先铭先生讲，小山富士夫把这一千二百零五片定窑瓷片带回日本后，特地搞了一个颇具规模的“中国定窑瓷片展”，在日本引起轰动，并成为日本人研究中国定瓷文化的重要依据。这部分瓷片分青白、牙白、米黄、土黄等。按历史年代、形制特征、装饰方法等一一进行排列整理。1983年，日本根津美术馆、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日本经济新闻社联合编辑出版了《定窑白瓷》一书。书中图文结合，欣赏与研究并举，比较全面并概括性地介绍了定窑的基本情况。其中，弓场纪知所撰《纪年出土的定窑》考证有据，深入浅出，结合中国研究成果进行了详尽论述，颇具学术价值。阿久井长则的《定窑研究史》从定窑历史的形成到诸时代不同风貌、制作工具、方法、纪年、纹饰、造型等，无不涉及。

日本还有一位中国古陶瓷专家名叫荒井幸雄。在他的中国古陶瓷研究档案里，中国有十个省、市二百余县、乡近三百处古遗址和博物馆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参阅了自1954年以来的《文物》等资料，按照其文献及发掘报告，对每个窑址考察之细，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有些本来并不著名的民间古窑，根据记载或传说，他都亲临其境。定窑遗址，他已是第二次考察。

英国有一位陶瓷专家叫史蒂芬·布舍，19世纪末曾驻中国北京英国公使馆，是个“中国通”，其间所著《东方陶瓷艺术》（纽约·1899）中赞叹“凤凰以及定器上其他精致的花纹是无法超越的”^〔9〕。这是他在研究定窑实物的基础上发出的由衷的感叹。

大英博物馆一位名叫何布森的工作人员，著有《中国陶瓷》一书，其中有一章是专门讲定器的。他最早注意到定窑瓷器的出产地和其玻化程度，更讲到其倒置（即我们讲的“覆烧”）烧造方式和不上釉的边口等，尤其还提到宋以后历代的“土定”等仿制品^〔10〕。到1922年，英国学者黑润盾在其《中国早期陶瓷》一书中提到定器釉外面的泪珠（我们称“淋釉”或“泪痕”），并开始对黑定器与紫定器有了初步认识^〔11〕。

综上所述，伦敦三大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维多利亚博物馆、斐西瓦乐·大维德中国美术馆）都收藏着精美的中国定器，都拥有大批陶瓷专家，甚至连何布森这样一位普通的大英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都能发表著述。

距以上专家第一本著述发表近百年的1997年，英国学者、维多利亚博物馆馆长柯玫瑰女士，携带着定窑标本的研究成果来中国进行学术交流，说明了西方国家对中国陶瓷文化的痴迷程度。

英国、美国的博物馆里陈列着中国不同时期的定瓷，并拥有一批陶瓷专家，设有专门的定瓷研究机构。据新西兰的中国古陶瓷专家路易·艾黎先生在所著《瓷国游历记》中讲：赫瑟林顿在他的《中国早期陶瓷》一书中写道：“我们无须进一步去讨论黑定的问题，在英国和美国还没有经过鉴定的样品。”看来，中国黑定在英、美陶瓷学者眼中还十分生疏。这种生疏虽然已经过了很久，但作为深一层的课题研究，恐怕已被解析无数遍了。迄今为止，世界上已有十多个国家设置专门机构，投入人力、财力研究中国定窑。国外研究定窑的进展是否已领先于国人，尚未可知，好在他们在恢复生产方面还没有我们条件便利。

作为中国人，炎黄的子孙，我们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振兴民族经济，首先要振兴民族文化，做到自强不息，自我尊重。中国的特色就是一种世界优势，只有拥有鲜明的民族性，才能具有世界性。经济是躯体，文化是血脉，悖于这个道理，理想的实现永远只是一句空话。

注释：

【注释】

〔1〕明·曹昭撰，王佐补：《新增格古要论》，见《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9。(www.xing528.com)

〔2〕石光明，董光和，伍跃选编：《乾隆御制文物鉴赏诗》，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

〔3〕石光明，董光和，伍跃选编：《乾隆御制文物鉴赏诗》，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

〔4〕石光明，董光和，伍跃选编：《乾隆御制文物鉴赏诗》，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

〔5〕李辉柄：《陶瓷研究的科学与求实—怀念先师陈万里先生》，见《中国古陶瓷研究》，第4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7。

〔6〕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编著：《工艺美术辞典》，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

〔7〕陈万里：《邢越二窑及定窑》，载《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第9期。

〔9〕［英］柯玫瑰：《在英国博物馆和私人收藏的定器》，载《文物春秋》，1997年增刊。

〔10〕［英］柯玫瑰：《在英国博物馆和私人收藏的定器》，载《文物春秋》，1997年增刊。

〔11〕［英］柯玫瑰：《在英国博物馆和私人收藏的定器》，载《文物春秋》，1997年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