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犹太民族的初步交流：新时代中的古老文明

第4章　中国人初识犹太民族

1．概述：犹太人与中国不期而遇

在讨论中国人初识犹太人之前，有必要对犹太人了解中国作一个简短的阐述，尽管这份报告强调的主题是前者而不是后者。犹太人和中国人有不断回顾历史、以史为鉴的传统，目的是建立连接“断裂时期的桥梁”^[1]。犹太决策者们应该记住以往中国人和犹太人多次相遇的历史，更确切地说是他们的文化交流、互相认知的历史，但事实上这些事实很少为人所知。中犹之间的不期而遇是一种巧合，尽管常常被时空和历史性的灾难所打断，但从来不是敌对的。21世纪以前，这些相遇没有影响到两个民族的命运。19世纪晚期近代犹太人开始关注中国，并持续到整个20世纪。这是一个很少有人研究的领域。犹太人的关注常常表明了他们对中国及其人民所遭受苦难的同情，尊重中国的哲学、文化、艺术并公认中国从来没有虐待过犹太人（后面的历史附录中有更详细的历史概述）。

犹太人对中国感兴趣体现了他们自己对犹太人和犹太教可能存在的更大环境的认知，这远远超出了众所周知的古代世界、基督教或穆斯林世界的范围。犹太人已经准备超越自我，把犹太人自身与一种最古老的文化联系起来。因此在改善中犹关系问题上，双方有着超出“现实政治”（realpolitik）的良好的历史基础。以色列建国之父也是第一任总理大卫·本—古里安深信中国人和犹太人彼此之间有共同的话语。20世纪50年代初期他就诚心诚意地试图建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他的关注已超越了“现实政治”，在不同的场合他忠告以色列和犹太人要关注中国（和印度）。对犹太民族而言，寻找与亚洲伟大的古老文明国家之间的精神与文化联系是非常重要的。铭记本－古里安的忠告仍然是21世纪犹太决策者们所面临的挑战。

2．19世纪到20世纪初中国对犹太民族的认识

近代史上中国人初次认识到犹太人是在19世纪30—40年代，紧随新教传教士和《圣经》翻译而来。“犹太人”，无论如何界定，都成了知识分子和政客们讨论的话题，一些知识分子和政客受西方舶来品新教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1851—1864年横扫中国并试图推翻清政府的太平天国运动的首领曾指责“犹太”人拒绝承认耶稣基督——这是太平军早期传教的痕迹。

19世纪下半叶中国人才真正认识到当时的犹太人。1850年，第一部犹太简史（徐继畲著）还是基督教史中的一个章节。早期访问西方的游历学者们也提到犹太人。一些至今仍在中国人头脑中占有支配地位的关于犹太人的固定观念开始形成：犹太人有特殊才能，尤其善于经商，一些人欺瞒不实（太平天国也曾指责过这一点），人们看到他们在美国财政及其他领域实力雄厚（这已经是1903年了）。

中国历史学家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发现开封犹太人。最初，他们认为犹太人只不过是中国数量众多的外来宗教派别之一。在中国较早涉及犹太人与犹太民族命运的著述中，很少谈到开封犹太人，至于当今，仍然较少有著作去试图建立两者之间的联系，部分原因在于中国政府并不鼓励对开封犹太人的研究。（详见第8章2节）^[2]

19世纪中国旅外人士也报道了一些令他们感到惊讶的关于犹太人在西方常常备受屈辱和在俄国惨遭迫害杀戮的事实。在中国人的意识里，犹太人作为白种人中的“受害者”仍然保留有极具忍耐力的形象，大屠杀之后这种认识更加强化。因此，犹太人的形象也与中国内部的斗争和恐惧相关联，那些响彻西方人耳畔的反犹指控常常和这些斗争联系起来。莎士比亚戏剧中《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成为翻译频率最高的作品。该作品虽然助长了犹太人守财奴形象的形成，但也促成了犹太人反抗西方迫害和屈辱的形象的确立，这第二种形象使犹太人成为遭受痛苦和剥削的中国人的“兄弟”。夏洛克的形象也曾被中国民族主义者和左翼知识分子大加宣传。

对那些看到犹太人与自己有着共同命运的中国人而言，肯定和否定两种观念的天平开始向前者倾斜了。中国报纸曾就1903年臭名昭著的基什尼奥夫大屠杀事件猛烈抨击沙俄，在那里，许多犹太人受到伤害甚至被杀。他们把这场大屠杀和先前俄军野蛮杀戮中国人民的暴行相提并论。犹太人没有国家的悲剧对处于世纪转折点正经历自己国家被肢解的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一种潜在的警告。一位爱国作家忧心忡忡地写道：“犹太之过去乃今日之中国，犹太之今日乃中国之未来。”^[3]诗人陈天华在1903年哀叹道：“怕只怕，做犹太，没有家乡。”著名改革家康有为于1898年就曾当面告知年轻的光绪帝，中国的法律、政治和社会制度必须进行根本的变革。关于犹太人，他在1909年写道：“有家而无国，处处逐辱艰。”^[4]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支持复国主义作为一种解决犹太人无国状态的最佳办法就无可厚非了，他们的赞同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孙逸仙，中华民国伟大的缔造者、第一任总统就深受这一影响。对他而言，犹太人古老的历史、现代犹太人的悲剧同复国主义纲领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中国人和犹太人有着相似的命运。他比较两个民族的方式和250年前斯宾诺莎的用语有惊人的相似之处：^[5]

中国民族主义之所以消灭，本来因为是亡国，因为被外国人（满族人）^[6]征服。但是世界上民族之被人征服的，不只国人，犹太人也是亡国。……犹太的国虽然灭亡，犹太的民族至今还在。……（复国主义）乃当今最伟大的运动之一，世上爱民主之人都禁不住全心支持……此运动以图恢复尔等民族历史之辉煌；尔等民族为世界文明贡献之多，理应在世界民族大家庭之中占有一席光荣之地。^[7]

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关于犹太民族的争论又一次与中国国内的斗争紧密联系起来。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一些人攻击他们是帝国主义分子和资本家。犹太人这一群体激起了中国的改革家和倡导现代化的精英们的兴趣，但他们中的一些人参加了1918年^[8]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文化运动，这些人将犹太教视为古老而迷信的东西，认为应像儒家思想一样加以摈弃。20世纪20年代晚期，欧洲反犹主义开始渗入中国，中文版的《锡安长老议定书》（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这时也随之出现。1937年中日战争^[9]爆发后，中国报纸开始翻译和发表日文的反犹文章，这些文章都强调所谓的犹太人的财力威胁。^[10]和太平天国如出一辙，这些舶来品想方设法进入中国的政治话语之中。据传蒋介石的同僚包括他的妻子（她想取悦其美国上流社会的反犹朋友）也曾发表了一些反犹言论，如今几乎没有人再附和这些陈词滥调了。

这一时期，犹太文化首次广泛而直接地影响了中华文化。20世纪20年代以后有40多部意第绪语短篇小说被翻译成中文，中国对意第绪语作家的接纳加剧了对语言改革必要性的激烈讨论。语言改革家们提出将意第绪语这一普通民众的语言同时也是伟大文学的语言作为中国效仿的对象。这显然是一个吸引人的观念，因为中国的文言文已不再被人们用来交流、阅读和理解了。

同样重要的是，在20世纪20年代和40年代之间犹太《圣经》对中国小说和文学有着巨大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视《圣经》为诗歌，将它同中国古文相比较，盛赞其文学价值，或者从犹太民族和中华民族都曾遭受毁灭性的侵略中找到相似性。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茅盾，在逃离日本占领区之前引用先知以赛亚对以色列人所做的可怕预言并将其应用到中国当时的环境之中。他于1942年写的《参孙复仇》（Samson’s Revenge）是他最负盛名的作品之一，描述了以色列的圣经英雄——参孙推倒神庙，砸死折磨他的外邦人，成为中国在外族占领下遭受痛苦的一种象征。从中国其他作家的小说中也可以找到《圣经》的痕迹，中文《圣经》对汉语和通俗文学有着独特的影响。

但是中国人对犹太《圣经》的兴趣并不仅限于它的文学价值。19世纪的一位学者刘畅兴（音译，1876年）已经在寻找摩西十诫与儒家伦理的密切关系了。蜚声中外的中国作家林语堂在这一方面走得更远，他在1938年新版《孔子的智慧》一书的序言中写道：

儒家的思想类似大部分摩西的戒律，若在儒家的教义上把孔子与摩西相比，则较于同其他哲学家相比容易多了。儒家所倡导的“礼”也和摩西的戒律一样，包括宗教的法律，也包括生活的规范，并认为这二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11]

这听起来像穿越数世纪的回音，是中国人对刻在1489年开封犹太碑上的碑文的一个迟到的回应：“儒教和本教（犹太教）……大同小异。”但是现在世易时移，1489年中国人眼里的儒家思想是中华文化的最高成就，连犹太人都愿意接受它，而1938年中华文化的确定优势已经丧失。当时，西方文化被视为一种标准，但是，林语堂运用犹太教作为高标准，在动荡不安的中国提高中华文化在西方人眼中的地位，因为他的基督教式教育使他视犹太教为西方文明的基础。(https://www.xing528.com)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圣经》在接下来的20年里失去了它在中国文学和政治话语中的显著地位。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犹太研究不再延续，甚至不能公开提及。但是随着战后美国伟大的犹太作家（索尔·贝娄、伊萨克·巴塞维斯·辛格）的作品被翻译成中文，犹太文学的影响再度兴起。“文化大革命”之后这些翻译作品的出现成为可能，此后关于以色列的书籍也陆续出版。紧随1991年中以外交关系的建立，^[12]希伯来诗歌和文学作品被大批翻译成中文。

在中国人对犹太民族的现代认知过程中，有一特别的篇章，那就是二战以前及其间哈尔滨和上海犹太难民社团的历史。两个社团在这两座城市留下它们的印记，而它们的文化贡献（例如音乐上的贡献）已经被研究并保存下来。少数几个上海出生的后来身居要职的中国高层人士早年就曾在这座城市不止一次听说或见过犹太人。前些年，反对城市快速发展规划的呼声与日俱增，他们要求保护国家文化遗产，反对把中国所有城市变成西方城市模型的复制品。这种普遍的文化上的关注与中国人和犹太人对复兴往昔上海和哈尔滨犹太社区的兴趣巧合在一起。两市的社会科学院以及其他省、市政府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些遗留下来的犹太建筑及其景物的文化和旅游价值，他们不仅鼓励恢复建筑原貌，而且还保存相关的历史记忆。出版书籍、召开研讨会、制定研究计划、举行纪念活动都是服务于这个目的的。犹太人尤其是曾在上海和哈尔滨定居过的犹太人也全力参与和帮助这些地方发展经济。^[13]长久可见的历史遗址、遗迹是保存中犹交往历史记忆的有效方式，我们更希望看到，这不会影响其他同样可取的途径和基于此目的的文化交流。

【注释】

[1]Vera Schwarcz，Bridge Across Broken Time—Chinese and Jewish Cultural Memory，New Haven and London，1998．

[2]相反，至少从18世纪末开始，西方和印度的犹太人就热衷于开封犹太人问题的研究，参阅Michael Pollak，Mandarins，Jews and Missionaries—The Jewish Experience in the Chinese Empire，1st ed．1980，1st Weatherhill ed．New York-Tokyo，1998，pp．113—130。

[3]Zhou Xun，Chinese Perceptions of the“Jews”and Judaism．A History of the Youtai，Richmond/Surrey，2001，p．51．

[4]Li Changlin，“The Present Day Chinese Attitude Towards Jews”，Points East，Newsletter，Vol．12，No．3，Novem-ber 1997，p．11．

[5]On Spinoza，see Historic Appendix at the end of this report．

[6]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原文中无括号中内容，此为作者所加。——译者注

[7]The quotes were made at different times，the first（until“to this day”）was written in 1924，see Xiao Xian，“An Overview of Chinese Impressions of and Attitudes toward Jews before 1949”，The Jews of China，Vol．2，A Source Book and Research Guide，ed．Jonathan Goldstein，New York-London，1999，p．38；the second was written in 1920，see Zhou Xun，op．cit．，p．57．

[8]应为1919年。——译者注

[9]即抗日战争。——译者注

[10]Irene Eber，“Chinese and Jews：Mutual Perceptions in Literary and Related Sources”，East-West Dialogue，Vol．IV，No．2/Vol．V，No．1，June 2000，p．217．

[11]林语堂：《孔子的智慧》，纽约，1938年，第43—44页。

[12]中以两国1992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译者注

[13]See Edward Cody，“Shanghai Aims to Preserve Part of Its Jewish Legacy—Booming City is Likely to Save at Least Part of Neighbourhood Once Home to European Refugees”，The Washington Post，5 September 2004．This article，and others on a gathering of former Jewish residents in Harbin on 2 September 2004 have appeared in general and Jewish newspap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