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者积极参与政治角逐，探寻欧洲同性恋史

可否假设在性行为和派性选择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回答此类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当我们资料匮乏的时候。实际上，各政党关于党员出身的统计并不涉及性行为的特殊性。同样，同性恋组织也并不分析其成员的政治倾向。德国的运动组织较好，但表现得不问政治，虽然我们看到他们与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接近，至少是在领导层，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会员都投票给左派，虽然运动的口号号召他们这样做。因此我们不能仅仅依据知名人士的见证来分析同性恋者与政治的关系，因为他们主要是一些知识分子，多数出身中上层阶级。我们观察到当时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多数同性恋知识分子投身左派政党、社会党，特别是共产党。当然，政治参与是多种因素造成的，性行为只是其中一个变量。尽管如此，这些知识分子特别强调自己的同性恋在政治介入的选择中所起的作用。

工人阶级的幻想

对工人阶级的幻想是当时许多同性恋者的一个主要论题，这不仅是二三十年代同性恋情色想象的一个主要侧面，而且也是许多同性恋者政治觉醒的原因。这种现象在英国特别普遍，但在德国和法国也有表现。斯蒂芬·斯彭德在几年前的一次访谈中提出这个问题^〔382〕：“在同性恋者与工人阶级之间有一种奇特的联系，而这无疑是英国特有的，虽然可能在其他国家也存在。其形式为受到工人阶层青年的一种深深的吸引。”^〔383〕这种看法得到所有人的证实，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无名的同性恋者：“当时的同性恋者以一种社会其他阶层所未见的从容穿透社会障碍。”^〔384〕这是偶像的崇拜，工人阶级或从事体力劳动的青年承载着强烈的情色内涵。这是让人吃惊的，比如马塞尔·茹昂多的《回忆录四，学徒与男孩》回顾他少年时与父亲店里的年轻屠夫和学徒在一起时所感到的骚动。同样，“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受到禁止，这在当时社会上层的同性恋者中并不罕见。他不能与他自己阶级或自己国家的一员一同解脱。他需要一名出身工人阶级的外来者”。^〔385〕其中有两种不同的确信：首先是确信只有工人阶级能够为同性恋者的生理和情感需要提供解决；其次是确信同性恋者因为他们的性态而摆脱了他们的阶级，与各种出身的男孩进行接触。这种理想化在两次大战之间颇为典型，当时的工人子弟似乎属于一种特殊性：“在那个遥远的时期，郊区的年轻人有着金子般的心。”^〔386〕

很难接受这种中上阶级对工人阶级少年的迷恋，这几近神话，而且不乏矛盾之处。达尼埃尔·盖兰在其《青春自传》中得意地描写他与青年工人的多次约会：“对话在他简陋的学徒宿舍结束，他全无恶意也无需请求，就让我遍尝疯狂的爱抚，将他稚嫩的、渴望爱情的身体交给我。”^〔387〕读到这些段落，人们的印象是工人阶级完全自由，是性革命的典范，不计利益（不涉及服务的酬劳），非政治化（工人与望族的少年睡觉并没有异议），没有任何偏见和禁忌。这种对工人阶级的理想化是一种奇怪的现象。这让人以为工人阶级对同性恋有很大宽容，这是难以证实的，因为出身贫寒的同性恋者的见证很少。但许多记述反映工人对同性恋相对淡漠：“同性恋如果是为了钱才做不被看作是不名誉的。”^〔388〕“同性恋在伦敦东区完全被接受。我年轻时，我们定期去东区一间酒吧，我们的父母习惯去那里。他们用工作时的名字叫那些侍者，你好洛拉，亲爱的。好吗宝贝？你给我们唱一首？东区房屋密集的小巷里聚集一些家庭，在这家或那家，纵容并接受他们的儿子的一切。”^〔389〕

工人阶级作为取乐对象的主题在19世纪末已经普遍，滋养着维多利亚时代的丑闻。^〔390〕奥斯卡·王尔德描写过与“黑人作乐”的乐趣，而爱德华·卡彭特与他工人出身的情人乔治·梅里尔定居米尔所普，深刻地影响到布卢姆斯伯里圈子。但是，维多利亚朝的趣味是年轻的男孩，甚至是恋童癖，属于一种交易，而二三十年代将工人主题发展为“理想朋友”，^〔391〕可以不顾世俗歧视与之生活的伙伴——可能是终身。这种理想当然需要相对地看，多数同性恋者的许多经历是与偶遇的男孩，虽然他们也同两三个人维持有规律的关系。阿克利记述一生中有过200到300名情人，而盖兰则描写了他无耻的感官追求：“我只想增加、堆积、收集，掐着指头计算此类艳遇。”^〔392〕某些年轻工人在发现自己只是一种可爱的休闲时，感到强烈的失望。^〔393〕尽管如此，与一个工人朋友保持稳定关系的神话被小心地维系着。E. M. 福斯特的小说《莫里斯》表现了最彻底的乌托邦，在这个世界里同性恋者可以独立于道德压制和社会差异而自由地生活。莫里斯在守林人亚力克身上找到了自己一直渴望的朋友，他宣称为了保全这份爱情准备接受社会的放逐。但是虽然《莫里斯》中两个少年成功找到了幸福而不再分离（人们不知他们此后如何生存），真实的状况却是更加难以解决的。通常很难理清这些缺少金钱、准备向有钱的绅士的引诱让步的年轻人是真诚的爱情还是隐蔽的利用。尽管如此，似乎信心占主导，带有很多天真成分，因为许多同性恋知识分子将自己想象为皮格马利翁（译按：Pygmalion，希腊雕塑家，爱上了自己的作品），教育他们的被保护人，重塑他们的人生，通过自己的恋情将他们提升到本身社会状况之上。阿克利宣称^〔394〕：“我不排斥教育，但我不渴望教育，我可以自己补救。”有时，他们甚至设想一种真正的超越社会阶级的平等，仅仅通过同性恋的奇迹：“男子没有称他先生，这忽略让他得意。‘您好，先生’可能是对一个成年的外国人，而且还是一个富有的顾客最自然的问候。但是这有活力的声音却喊了‘你好，多好的天儿’，就像他们是平等的。”^〔395〕当盖兰记述他与青年工人的关系时，同样是对一种际遇的平等的信念让他激动：“我们成为真正的‘哥们儿’。”^〔396〕他认为一种真正的共谋关系将他与这些少年联系在一起，他们中的一个会使他遇到“意大利广场的另一些装饰”，而另一个又会“告诉他可以交往或应该回避的家伙”。虽然肯定有一种利益群体，但离建立在相互信任和理解上的真正的友谊还很遥远。

但是必须尝试着澄清二三十年代同性恋者与工人阶级之间关系的性质。J. R. 阿克利对这个现象发表自己如下看法：“之所以我的寻觅引导我走出自己的阶级，朝向工人阶级即这种我从未能在本阶层内达到的纯真，是为了摆脱自己对社会低层的性行为所感到的负罪感。”这是一种根本性的认识。上层的同性恋者往往接受一种清教徒教育，教育谴责性快感，当然还有各类性异常。他们仍然相信自己因为性而被人瞧不起，而在工人阶级中，性是自然的，没有束缚和偏见。此处必须辨清这个神秘概念：同性恋知识分子并未发现工人在性方面更自由，而是想当然的认为如此。理想化实际通过对他们发展的新环境的误解：“好奇多于贪欲，我冲向这些放纵的家伙，再没有黑暗的阻隔将我们分开。他们极度简单的生活方式、他们别致的男性着装、他们有时让我觉得玄奥的脏话、他们因户外生活晒黑的脸孔、他们肌肉的活力、他们坦率而自然的反常是当时任何人为禁忌、任何小资产者的偏见（他们比今天更不讨姑娘喜欢）都不能阻止和磨灭的。这一切让我吃惊，让我变形，让我着迷。”^〔397〕这种感情在奥登、斯彭德和衣修午德那里特别显著，地点的异国情调加上阶级差别。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同这些少年一起时感到一种美妙的自由。他过去只用英语做一些隐约的暗示，现在他可以用德语直接要求他想要的东西。他有限的语言知识迫使他直截了当，用外语说性词汇不会让他难堪，这与他在英国的生活没有联系”。^〔398〕因此，对于衣修午德，英国代表异性恋和情色禁忌，他不断地想着国外。摄影师汉弗莱·斯彭德是斯蒂芬·斯彭德的弟弟，他发现衣修午德失业工人出身的年轻德国情人海因茨是“他一生的决定性因素——是他在国与国间的所有漫游的原因”。^〔399〕

在同性恋者对工人阶级的态度中似乎有一种自卑感，也可能是一种负罪感。他们对使自己得以供养男孩的物质优裕感到羞耻，力图接近他们、否定障碍。这种关系可能属于一种施虐／受虐形式。马塞尔·茹昂多喜欢想象一些夸张的情节，他在其中被年轻工人羞辱：他邀请一些工人、一些罪犯到他的房间，请求给他们修指甲或者用石膏给脚打绷带。奥登与他的几位德国伙伴的关系发展为拳打脚踢。虽然威胁是潜在的，但我们仍然惊异众多英国同性恋者渴望与警察交往，这原本应该是他们最不喜欢的人。弗吉尼亚·伍尔夫曾经对此种对秩序力量的矛盾的激情感到吃惊，她发现普洛美尔、沃波尔、斯彭德、福斯特、奥登和阿克利皆是如此。^〔400〕

然而，关系要复杂得多。男孩不仅仅是一种性的解脱，还是一种同性恋理想的化身。在这个为身体平反的时期，在对身体和生理价值的歧视中长大的中上层阶级的同性恋者怀有强壮而健康的工人幻象。他们通常体形瘦小（E. M. 福斯特、利顿·斯特雷奇、布赖恩·霍华德），追求因为劳作而身体强健的体力劳动者：“我很快找到理想的伙伴。这是个海员，一个强壮的水手，一个工人阶级子弟，简单、正常、没受过教育。他在海员圈里是著名的轻量级拳手。他的皮肤像丝绸，肌肉发达，完美的身体像克里特岛的美男子，看着就是种享受。他棕色的眼睛、微微猴相的脸、丰满的鼻子和厚嘴唇立刻吸引了我。”^〔401〕往往会是一个青年工人，他因为别人的崇拜而自豪，他一般肌肉发达，为引人注意的美貌而自恋。吸引力是双方的。同性恋者崇拜工人，而工人在不断恭维下自己也有所意识，有时会失去他们魅力中的朴实：“莫里斯代表我最喜欢的类型。他的肩背像运动员，轮廓坚毅，脸长得像波旁王族。他擅长游泳和水球。他不华贵，因为他庞大的身躯本身已足够，不需要衣装。衣服是瘦弱者的伪装，对强壮者纯属多余。他有健美运动员的自恋。他喜欢展示肌肉，他漂亮的肌肉是他的骄傲和本钱，他知道这对他的男女追求者的魔力，甚至他自己对此也觉得得意。他颤动、隆起他的肌肉，对它们说话就像是对陌生人。‘我漂亮的壳’，他小声对自己说，在镜子前面摆出古典拳击手或掷铁饼者的造型。”^〔402〕阳刚的象征、身体的优越、强弱的对立之下的这种关系常常转为肉搏，成为男孩们做爱行为中的角力：“转变为性行为的打斗对这些德国男孩来说似乎是非常自然的，让他们幸福。也许是因为这是不能同女孩做的事情，或至少不能在生理平等基础上，某种他们喜欢的存在于两个男子之间的攻击－吸引的感情表述。也许这种略带虐待的游戏是德国的性爱特征。他们中许多人喜欢被人用腰带打，不是很重。”^〔403〕身体施展着一种魅力，其力量是无限的。在E. M. 福斯特的《伍拉科特大夫》中，一个残疾者以为在他的情人一个农场男孩的怀抱中重新找回了力量：“他向他张开手臂，克力桑特接受了邀请。克力桑特常为自己的病骄傲，但从不因为自己的身体自豪。他从没想到自己会招人喜欢。突然的意识让他迷乱，他名誉扫地，但他并不孤独，他有个人可以依靠，肩膀宽阔，皮肤晒黑的胸膛，双唇在亲他时微微张开。”^〔404〕青年工人似乎居住在一个神话世界，那里的价值相反，所有的禁忌都得到许可，而幸福是可及的：“来我这里，你将像我一样快乐、强壮。”^〔405〕两个阶级之间产生一种磁力现象，但从未达成平衡，因为他们因财富、社会地位和文化的隐形障碍隔开。所以幸福几乎是不可能达到的，特别是因为青年工人的吸引中附加着要占有“正常”的、异性恋男孩的愿望。奥登苦涩地描写了调和两种渴望的不可能性：“有两个世界，不能同时属于两者。如果你属于第二个世界（讲究的知识分子），你将永远不幸，因为人们总是爱上第一个世界（身强体壮者的，而非知识分子的世界），虽然人们同时看不起它。另一边的第一个世界不会返还你的爱，因为它天性只爱自己。”^〔406〕

对工人的迷恋很快掺杂了一种对中上层阶级的厌恶，似乎在一个被认为过于体面和卫道的阶级内部，性不可能是自发的和自然的：“我觉得上层阶级的男孩有些娇气，不够强健。我们全都装得一本正经，多少有些拘谨。这一切都需要放松。”^〔407〕这种身体崇拜同时成为一种对知识分子价值的贬低。首先，工人文化作为一个纯洁、保存完好的新世界引人入胜：“工人阶级男孩较少保留，较少想法，他们的友谊向我展开生命中有趣的领域，是我从前未知的。”^〔408〕但是这种摆脱自身阶级的愿望很快成为职业知识阶层中一种不合时宜的积极反智主义。同性恋者为了向朋友证明他从此与他“一边”，不再满足于分担其忧虑，他愿意否定自己的文化和自己过去的所有印记：“有一种阶级的原始本能，一种叛逆者的苦涩。对于他，我只是一个富家子弟，一个资产者，他通过我来报复。因为他缺钱，他让我卖掉一部马塞尔·普鲁斯特《在少女们身旁》的珍版，有作者大量手迹。我毫不犹豫地作了牺牲，乐于向他作出这样爱的证明，但他通过鼓励我这样做而感到一种反知识分子的乐趣。”^〔409〕福斯特的小说《安塞尔》表现为这种阶级冲突的一种比喻。爱德华是一个可能成为大学教师的年轻人，他隐居乡下写毕业论文。在那里他重逢儿时的伙伴园丁安塞尔，^〔410〕他羡慕他的力量和思想自由。但是在路上他的车翻了，博士论文写作所必需的所有书籍和笔记都落入河里，他只能抢救一两本。因为这次命运的改变，爱德华明白真正的生活在自然中，在安塞尔身旁，他放弃了求知的抱负。这个例子特别能反映同性恋知识分子的认同过程。他们首先受到工人阶级子弟的性吸引，进而羡慕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缺乏教养、他们的自由。智慧因而成为压抑和禁忌的同义语。

这种认同很快成为对他们自身阶级的弃绝。鲁珀特·布鲁克斯首先宣布：“我恨上层阶级！”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解释说，自己受此类男孩吸引的原因是他对资产阶级的反感，这导致他自觉追求的不仅是其反面，而且是最能震惊资产阶级道德的东西。^〔411〕W. H. 奥登在德国时表达了相同的感情：“德国无产阶级是善意的，但我不喜欢其他人，所以我多数时间都跟少年犯们在一起度过。”^〔412〕斯蒂芬·斯彭德走得更远，他解释说：“我对家族的态度的叛逆使我同样反叛道德、工作和纪律。我暗自对违法者、最被人看不起的人、堕落者、懒汉、迷途者着迷，我渴望给予他们所有被体面的人们否定的爱。”^〔413〕有趣的是，我们在法国的达尼埃尔·盖兰那里找到了同样的词句和辩解：“我对下层子弟的兴趣中一部分是对既定秩序的叛逆，对我家庭的反叛。如果我很清楚是生我的人传给我他的趣味，这就会不再是我独有的，不再是叛逆的。”^〔414〕因此两代同性恋知识分子有时对民众阶级体验到一种真正的移情作用。跟着这些被渴望的男孩，同性恋者学会观察一个完全未知的世界。因为他们爱其子弟，他们就会爱其家庭，很快就爱上他们的环境：“吉米和我之间的阶级和兴趣的差异，肯定提供了一些相当于性别差异的神秘元素。我实际上爱上了他的出身、他的士兵职业、他的工人家庭。”^〔415〕因为熟悉了他们情人的经济和家庭困难，富裕阶层的同性恋者发现了受到英国危机打击的工人们的消沉和德国无产者的贫困。他们的政治见解和社会理想发生转变：“多亏了瓦尔特，我想象出遗弃、道德沦丧、失业的打击。我觉得自己想象到了某种在思想中叫做‘革命’的东西将改变他的命运，我感到自己作为富裕阶级的成员对他欠了债。如果他偷窃，我理解他所能偷窃的永远不及社会剥夺他而给予我的多，因为我属于一个阶级，它的金钱使我能够自动从这些偷窃的制度中获利，自动接受体面的伪装。所以我明白了有两个盗窃阶级：社会的和反社会的。”^〔416〕同性恋的本质是平等。通过性行为，两个性伴侣忘记了他们的最后差别——出身、阶级、种族——而只看到同样命运联结的两个情人，“因为在这种浪漫的、反时代的生活中，大使和苦役犯做朋友”。^〔417〕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同性恋者约会的奇迹是两次大战之间特有的。这是两个被社会排斥、不被接纳、受到歧视的群体的会合，因为他们被看作是低下的。“我可以同犯法者交谈，因为我自己也是犯法者”，斯蒂芬·斯彭德承认。^〔418〕除了社会差异，是共同的斗争将他们团结在一起。同性恋者和左翼政党的联盟虽然是矛盾的，但这是一种解释。

投身左翼的同性恋者

在20年代，“同性恋成为动摇体面的见解和动摇制度的一种手段。有什么比拜访同性恋者更好的方式来宣布自己反对社会正统道德？同性恋像如今的毒品一样引起犯罪的兴奋和确保能够羞辱老一辈。”^〔419〕不要以为这种态度局限于英国，在那里同性恋受到法律镇压。在法国，自称是同性恋者对于一个良家子弟来说也是一个政治行动，有时我们不清楚是否同性恋卷入政治还是情况相反。“当我进入社会斗争，我觉得自己是同性恋者，也是革命者，不能区分智性成分（阅读、思考）和感性成分（对工人阶级的肉体吸引、反叛、抛弃自己原有的资产阶级环境）。”^〔420〕作为“反常的”性态，同性恋解释了反潮流的立场：“接纳马塞尔时，我的言论不仅是感情层面的，其中已经有一种超越社会的趣味。我挑战自己的阶级。”^〔421〕做同性恋者，就是在边缘。选择一种极端的政治斗争就是将排斥逻辑推向极致，践行正统社会认为同性恋者是潜在危险和叛徒的指责。“同性恋者不论他知道和愿意与否，都潜在地是一个反社会者，所以是一个潜在的颠覆者。”^〔422〕最后，通过投身革命政党，同性恋者希望能够推动自己的事业。对工人阶级的热情、苏维埃立法所引起的希望，维系着同性恋与革命之间有一种自然投契的想法。米歇尔·迪·科格利提到某些同性恋者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天真热情。在蒙马特的一间咖啡厅他遇见“一个年轻的制图员，大鼻子，宣称自己对希尔施费尔德和莫斯科的信心，他竟然以为莫斯科是同性恋自由和民主自由的福地。”^〔423〕关于工人阶级同情同性恋者的神话解释了对一种平均主义的、对少数群体宽容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心：“仇视同性恋的丑陋偏见不能仅仅通过我称为改良的手段来对抗，通过说服、通过向异性恋对手让步，只有通过一种反权威的社会革命才能将之从意识中最终去除，就像对种族偏见。”^〔424〕达尼埃尔·盖兰如此确言。正是在20年代，同性恋者发现自己的性倾向可能是一种政治筹码。

和平主义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布卢姆斯伯里圈子已经因为采取和平主义立场而与众不同。第二代同性恋者在30年代接过了火炬。众多前列的英国同性恋者与工人阶级青年、特别是德国青年的友谊，被视作对正统社会的一种挑衅。在战后拥有一位德国情人，这是叛卖所有死于堑壕战的人们，是抛弃祖国，是以快乐和变态的名义来整体弃绝构成苦难中成长的这一代的凝固力的东西。这是自我表明是罪犯，正式站在敌人一边：“公众的仇恨产生私密的爱情。爱你的敌人！我的上帝！我爱这些英国的敌人！”^〔425〕这种与敌人的友爱部分地因为他们对自己没有作战所感到的异常的负罪感：“如同我这一代的大多数人，我纠缠于一种恐怖情结和与‘战争’的想法相联系的欲望。‘战争’在它纯粹神经症意识上意味着考验。考验你的勇气、成熟、性的果敢。‘你是真正的男人吗？’我在无意识中相信我渴望这种考验，但我也害怕失败。我如此害怕失败——实际上我如此确信自己会失败，因而我有意识地否定自己被考验的欲望。我否定自己对‘战争’的想法的病态的强烈兴趣。我自称无所谓。我说战争是下流的，甚至不刺激，一种麻木，一种难堪。”^〔426〕两次大战之间的同性恋知识分子所表现的和平主义是这种掺杂着仇恨的迷恋的产物。菲利普·托因比承认^〔427〕：“在我们30年代初的和平主义高峰时期，我们实际上几乎爱上了我们所揭露的恐怖。”斯蒂芬·斯彭德儿时便遗憾缺少自己可以为之战斗的事业。在牛津，与未经验战争的同代人一样，他承认嫉妒那些一次大战的战士，就像是证明自己是个男人的可能和胜利的光荣被剥夺了。但是在中学时，他同奥登及其朋友一样是激烈的和平主义者，仇恨教导团（Officer Training Corps），当时在公学中仍实行强制军训。战争的神话、战壕的恐怖、武装的荣誉和厌恶混合在一起，这一代人没有可以吹嘘的过去，他们对错过的事件有深刻的意识。所以二三十年代的同性恋生活往往是通过对制服的热情、对战争的戏仿，包括国民卫队士兵、水手、警察。E. M. 福斯特指出，不论是什么制服都好，哪怕是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司机的制服。^〔428〕

这种与战争、与德国工人阶级男孩的关系的政治含义是至关重要的。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最真诚承认自己的政治动摇：“要嘲笑这种同性恋浪漫是很容易的。但那些法西斯国家的领导人并不笑——他们明白而且利用这些幻想和欲望。我自问，如果一位足够聪明的英国法西斯领导人以一种隐蔽的、友好的方式向我传信，我那时会如何应对？我想他只要半个钟头就能让我归顺^〔429〕。”通过他们与德国工人阶级的特别关系，英国同性恋知识分子学会了爱德国，某些人此后也绝不会与之战斗，比如奥登和衣修午德1939年离开英国前往美国。但是，和平主义的选择已经被奥登和斯彭德超越，他们支持过西班牙国际纵队。但是他们虽然积极反对法西斯主义，接待政治难民，参加拒服兵役者活动，他们做不到拿起武器与德国作战。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在《克里斯托弗及其同类》中解释说，当他的朋友海因茨作为同性恋者而成为纳粹的镖靶，他对他们感到一种无条件的仇恨。但是海因茨很快便被迫穿上军装，加入德国军队。衣修午德当时的心理说明了同性恋作为一种包容意识所能起到的作用：“让我们假设，克里斯托弗现在对自己说纳粹军队是受我支配的。我可以一按按钮就摧毁它。这支军队以酷刑和杀害平民著称——除了一个人，海因茨。我会按下按钮吗？不。等等，让我们假设，我知道海因茨参与了罪行。那么，我会按下按钮吗？克里斯托弗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不。这是一种纯粹情绪化的反应。现在让我们假设军队进攻并遭遇了唯一的损失——海因茨本人。现在我会按下按钮摧毁这些罪犯吗？这一次没有情绪化反应，而是一个明确的回答，无法逃避：一旦我因为海因茨而拒绝按下按钮，我永远不会这样做。因为这支军队的任何人都可能是某个人的海因茨，而我没有权力偏袒。于是克里斯托弗不得不承认自己是和平主义者——虽然这是他只能带着反感来接受的自己思辨的结果^〔430〕。”

共产主义和极左派(https://www.xing528.com)

同性恋使二三十年代的一些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接触，在他们的政治立场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达尼埃尔·盖兰在自传中在工人阶级男孩的吸引和自己的政治参与之间建立因果关系。他出身资产阶级，正是他与工人男孩的亲密关系开启了他的社会良知。他发现了贫困和隐蔽卖淫。他给男孩们的金钱是一种弥补形式，赎买他对自己出生于有利环境所感到的负罪感：“我对于所谓卖淫不感到任何不快。我的伙伴们充其量只是一些被过度盘剥的或失业的工人、报酬微薄的军人，我补偿他们社会和军队的错误。”^〔431〕盖兰后来一句代表性的话说明这种独特的情境：“通过阴茎崇拜我走向社会主义。”^〔432〕他意识到自己的特殊性，对同性恋与革命之间的关系有许多思考。他如下描述自己的政治历程：“我朝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不是客体性、智性层面的，而是主体性的、生理性的、出于感觉和心灵的。这不是书里写的，是在我自身，首先是通过那些性压抑的时光。通过接触这些被压迫的青年我学会了仇恨既定的社会秩序。肉体的追求使我跳跃了社会的障碍。除了肉体诱惑以外，我因努力而坚强，我寻找友爱。我想在社会主义中寻求的正是加倍的友爱。”^〔433〕选择革命道路就是以某种方式被工人阶级接纳。当盖兰谈到“这种我自己的生活所排斥的民众子弟的博爱”^〔434〕时，带着伤感和遗憾。盖兰发现自己的社会出身和性取向始终是政治融入的一个障碍：“某个同志为了唤起我的宽容和把我与真正的无产者区分开而将我轻蔑地当作理想主义者。另一个同志当他风闻我的性差异时辱骂我。我总是这里或那里不合他们的标准。”^〔435〕可以肯定的是，同性恋作为政治参与的动机被认为是可疑的。很难认真对待一个似乎感情用事的人，他的一举一动都与情色立场而不是政治立场相关联。对于同性恋者，他的性态已经有“叛逆”性，是一种政治行为，而对于一个共产主义者，其中混合着一些偏见和不相容性。盖兰对此有充分认识：“我决心利用自己的特殊情爱形式——至今为止是失控的、浪费的、相对反社会的——而使其服从更崇高的目的：全体的解放同时是我自己的解放。通过不同途径加入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无疑很难理解我的道路。”^〔436〕在革命团体内部对同性恋下意识的不宽容以亨利·巴比塞在《边缘》杂志（1926年3月15日）的文章为代表：“我认为这种自然本能的变态同其他的变态一样，是当前社会某一部分人的社会和道德堕落的征兆。颓废知识分子的好意只会加强健康而年轻的民众力量对这些病态和做作学说的代表所感到的蔑视，而我认为，这一切将加速愤怒与复兴的时刻。”直至1968年盖兰都试图掩盖自己的同性恋：“我同类的人这段时间最难忍受的是一直恐惧我们的同志，一旦现场抓获，我们的同性恋倾向会失去他们的尊重和引起他们的蔑视甚至反感。必须不惜一切地沉默、隐藏，在必要的时候说谎，为了保留革命的‘体面’，其代价是如果露出面目便有堕入污秽的危险。”^〔437〕

同性恋者的参与可能采用更极端的形式。最著名的事例是苏联特工盖伊·伯吉斯、安东尼·布伦特和唐纳德·麦克莱恩。^〔438〕伯吉斯是伊顿毕业生，1930年进入剑桥，在那里他的魅力和怪异引人注意。他是活跃的同性恋者，与安东尼·布伦特交好，布伦特曾在马尔伯勒公学学习，那里同性恋崇拜风行。在剑桥三一学院，他同样属于唯美派，发展一些同性恋关系，但是比伯吉斯行事谨慎。正是布伦特在“使徒”内部配合伯吉斯。伯吉斯当时引起彭布罗克学院经济学教授莫里斯·多布的注意，他是最早加入共产党的大学教师之一。他将他介绍给金·菲尔比。伯吉斯与其他许多同性恋知识分子一样受工人阶级子弟的吸引，喜欢同他们讨论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经济和政治危机。他在所有社会阶层中都有艳遇，对卡车司机、工人、大学生和退休教师一视同仁。从1933年到1934年，他开始写博士论文《英国17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布伦特加入共产党是受到伯吉斯的影响，他对他狂热迷恋。伯吉斯以同样方式说服唐纳德·麦克莱恩，当时他在性和政治方面都不确定。1934年进程加快。菲尔比到剑桥的一次访问是决定性的。伯吉斯充满热情，菲尔比招募他进入苏联间谍部门。于是伯吉斯1934年夏天去德国完成政治培训，随后与安东尼·布伦特去了苏联。1935年，他成为一名极右同性恋议员杰克·麦克纳马拉的助手，他是盎格鲁－日耳曼会成员，这个组织集聚了纳粹的同情者。伯吉斯获取麦克纳马拉信任，他们两人一同组织了到国外主要是德国的性旅游，在那里麦克纳马拉在希特勒青年团中有些关系。伯吉斯成功地与许多同性恋高层人物结交，比如爱德华·普费弗，此人是爱德华·达拉第的秘书长、战争部长、法国情报二处和英国军情六处特工。麦克纳马拉和伯吉斯多次被要求参加普费弗家和巴黎一些夜总会的聚会。有趣的是，伯吉斯的同性恋在他加入共产党和间谍活动中所起的作用。伯吉斯有20年代英国同性恋知识分子的典型经历：公学、剑桥、工人子弟的吸引。但是，他也是30年代的产物，他对工人阶级的发现在政治层面上表现为投身共产主义，这是一种在“红色”牛津不断增长的倾向。在谍报方面，他的同性恋本来可能是一种缺陷。菲尔比将性倒错看作是一种病态，并不与伯吉斯谈这个话题。同样，伯吉斯的苏联联络人尤里·伊万诺维奇·莫丁也不反对：“我们之间有一种心照不宣，但我认为这以某种方式方便了我们的关系。”^〔439〕这种默许的原因似乎在于同性恋网络的有效性，即著名的“同性恋国际”：伯吉斯的同性恋为他打开了多扇大门，使他得以接触国家机密，与政治各界交往。同性恋的团结起了充分作用。伯吉斯是巧妙的诱惑者，能够迷惑他的情报人或完全欺骗他们。剑桥间谍的成功在战后重新掀起以叛国和内部敌人为主题的仇视同性恋运动。

投身共产主义并不总是采用如此极端的形式。W. H. 奥登、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和斯蒂芬·斯彭德在整个时期都与马克思主义接近。斯蒂芬·斯彭德最终于1936年在赴西班牙之前加入共产党。他的情人海因德曼稍后也加入。^〔440〕这种立场并不容易。斯彭德回忆当他们在剑桥的一个朋友宣布入党时他们极为震惊：“我们将此视为非同一般的行为。共产主义对我们而言是一种极端事业，几乎是反天性的，而我们很难相信，我们的任何一位朋友会是共产主义者。”^〔441〕斯彭德的加入很大程度是情绪化。他支持德国工人阶级，否定自己的出身：他被一种与自己社会阶层、文化、优越境况相关的深深的负罪感困扰。对于斯彭德，同性恋和政治始终相联。在他1935年的诗作《维也纳》中，面对多尔福斯清除维也纳社会主义者，他表达了自己的愤怒，同时他回顾自己与“吉米”的爱恋关系：“我想要说明，两种经验虽有差异但却有联系。因为两者皆强烈、情绪化和个人化，虽然其一是公共的，另一个是私密的。两者互为依靠，因为在一个人性被公然践踏的世界，私人感情也受到破坏。”^〔442〕西班牙战争将揭示斯彭德的政治参与基础中的矛盾。1936年，他不仅加入英国共产党，还出版了一本政治思考的著作《超越自由主义》，被选为左翼读书俱乐部当月读物。而且他离开海因德曼并结婚，这种突然转变使他措手不及。当海因德曼入党并随后加入国际纵队时，他感觉到自己的责任。很快海因德曼便后悔自己的参与。斯彭德于是接受《工人日报》的建议，他们请求他报道苏联海军舰艇被意大利人在地中海击沉。他找到海因德曼，后者请求他帮助自己从国际纵队脱身。斯彭德获准让他不再作战，但海因德曼做了逃兵。当他试图为他辩护时，他的问题暴露，英国共产党明确表现出对同性恋的仇视。“我觉得很清楚您为什么单单不承认这位同志没有价值”，这是对他的驳斥，而下面的意见听着像是警告：“您认识太多男孩对您没有好处。”最终，海因德曼获救并被遣送回英国。斯彭德于1937年夏天回到西班牙，作为在马德里召开的“作家大会”代表。大会让他十分失望。他没有再返回西班牙。奥登也曾受到与“青少年犯罪”群体交往的深刻影响，他在他们中间遇到几位德国共产党党员。在加布里埃尔·卡里特和爱德华·厄普沃德的影响下，他对于共产主义的兴趣增长。1932年8月，他发表诗作《被人当作共产主义者》，以呼语“同志们！”开头。很快，他在1932年9月接着发表《英俊的剪影》。1933年4月，他在《信使》报发表文章《怎样成为机器的主人》，宣传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仍然是浪漫性的，从1932年秋天起他就曾致信鲁珀特·多纳：“不。我是一个资产者。我不会加入共产党。”^〔443〕

在苏联于1934年宣布同性恋为犯罪后不久，对共产主义的好感也消失。纪德的事例是启示性的。纪德以一部彰显享受和自由的著作奠定自己的作家声誉。他的《地粮》（1897）曾为一代人的指引。他对传统道德和社会从众的揭露、他的同性恋要求促使他同样质疑20年代法国政治。在《刚果之行》（1927）和《乍得归来》（1928）中，他揭露殖民主义。从1932年起，共产主义在他看来是“一种解放人类的学说，使人类远离资本主义的虚伪而得以完全发展”。^〔444〕在《新法兰西杂志》上，他说出自己渴望看到“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家、一个没有隔阂的社会能够带来什么”。^〔445〕纪德的认可首先是精神性的，他厌恶任何积极参与。希特勒掌权使他决定站在共产党一边。他成为一名“同路人”，参加多种斗争行动：他名列革命作家和艺术家协会刊物《公社》的编委会，主持集会，与马尔罗一同赴柏林为国会纵火案后入狱的季米特洛夫辩护。^〔446〕1935年，他主持巴黎国际作家保卫文化大会开幕式。他的热情很快低落。他1936年的苏联之行是一次大幻灭，虽然他受到隆重的接待。苏联的实际与他所希望的非常不同，在那里人们并不比别处更超脱习俗。对同性恋的镇压同样在他的否定中起了作用。在《苏联归来》中，纪德只在一个注解中谈及这个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反堕胎法是否说得通？它回应一些非常可悲的滥用。但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如何看待更早些的反同性恋的法律呢，将他们归入反革命（因为性问题中的不合规矩也要受到追究），对他们判处五年流放，如果流放改造不好还可加刑。”^〔447〕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也讲述了他如何同朋友们一同试图缩小这则消息的影响，引述在英美和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都存在此类法律。但社会主义的神话受到动摇，因为假设中的由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新社会如果排斥同性恋者就不可能比其他社会更好：“因为如果共产主义者声称他们的制度比资本主义更加公正，这是否会使他们对同性恋者的不公正更加不可原谅，而他们的虚伪更加卑劣？克里斯托弗明白自己现在必须与共产主义者脱离，即使是作为同路人。他可能在某些场合接纳他们为同盟，但是他绝不可能将他们视为同志。他绝不会重新陷入迷惑，绝不否定自己种族的权力，绝不为它的存在抱歉，绝不想以受虐的方式在虚假的集权主义上帝、最大多数的最伟大的神的祭坛上牺牲自己——只有那些祭司拥有决定什么是‘好’的权力。”^〔448〕同性恋的认同从此明确。虽然曾经在政治选择上举足轻重，虽然能够改变阶级行为，但是认同首先确立的是自身的存亡。希特勒1933年掌权和苏联实行斯大林主义是强加于同性恋者的两个主要威胁，结束了他们对国际解放的希望。1933年，选择已做出，同性恋事业从此优先于其他政治、社会和智性的归属：“作为同性恋者，克里斯托弗曾在难堪与怀疑之间游移。当他感觉自己正在一个以集体行动为重的时刻表达一种有利于个人权利的自私请求时，他变得很为难。当他以对同性恋者的态度来考量政府和党派，他变得怀疑起来。他对他们的挑战是：‘好吧，你们在谈言论自由。这是否包括我们在内？’”^〔449〕

法西斯主义的迷恋？

并非所有同性恋知识分子都投身左翼。有些人为法西斯模式着迷，它符合某些同性恋圈子中流行的美学和政治理想。法西斯的诱惑很少通过积极加入来实现，诱惑仍属于好感、接近的范围。它在巴黎女同性恋群体中奇怪地得到了特别的反响。所以了解同性恋对法西斯的参与也是重要的，虽然其他因素更具决定性，比如社会立场。尽管如此，应该探究这种从原则上反对同性恋者的政治运动的吸引力。

精英和贵族的同性恋

德国同性恋运动的一部分主张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比如男性联盟的理论家汉斯·布吕厄认为，一个男性国家是理想的政治形式，他对之衷心地呼唤。他还是阿道夫·布兰德的运动唯一者联盟的成员，其意识形态是贵族的、反女权的和反平均的，直接与接近社会主义的人道科学委员会对立。布兰德和布吕厄没有加入纳粹，但他们在30年代并不担心，虽然他们曾是德国同性恋群体的著名人物。诗人斯特凡·格奥尔格曾围绕16岁夭折的少年马克西敏的崇拜建立一个民族主义的诗歌和贵族团体，他也曾与纳粹接近，但拒绝厕身其间，他流亡瑞士时去世。所以必须谨慎对待这个问题，德国同性恋的精英主义倾向受到一个浪漫的怀古模式的启发，接近民粹主义多于法西斯倾向。虽然他们的思想可能使他们接近纳粹，但他们没有投身国社党。似乎是因为纳粹的民众构成而不是对同性恋的态度阻碍了他们加入。对于许多“贵族”同性恋者，纳粹党是粗汉和边缘人的乌合之众，并不能使德国社会复兴。

我们同样看到二三十年代许多女同性恋者采取接近法西斯的政治立场。这个问题震动了聚集巴黎的女同性恋知识分子群体，她们分成鲜明的两个阵营。一些人如究娜·巴恩斯、西尔维亚·比奇、柯莱特、希尔达·杜立特尔、珍妮特·弗兰纳、阿德里安娜·莫尼埃和弗吉尼亚·伍尔夫选择了自由派阵营。然而，罗曼·布鲁克斯、拉德克利夫·霍尔、露西·德勒吕－马尔德吕、利亚纳·德·普吉、艾丽斯·托克拉斯、尤纳·特鲁布里奇、格特鲁德·斯泰因和纳塔莉·巴内与法西斯接近。有几个原因可以说明这种矛盾选择：后者的特征不仅是其多数成员的可观财产，还有其反犹主义。这些妇女矛盾地模拟男性主导的意识形态。通过与法西斯分子接近，她们希望自己是歧视女性的、仇视同性恋的，她们将对他人的仇恨转移到犹太人身上。^〔450〕她们非但不起而反对这种只想压迫她们的意识形态，反而认同反动力量。她们默默追随敌视她们的法西斯纲领，以为她们的经济特权、她们的社会阶层甚至她们的宗教会保护她们。^〔451〕她们以为未来的战争将结束她们所熟悉的西方文明，而她们随后可以在她们以为法西斯主义将要建立的贵族和文化制度下恢复以前的社会方式。

拉德克利夫·霍尔的事例是有代表性的，我们已经看到她致力于建立的女同性恋模式很多程度上依赖于传统价值。拉德克利夫·霍尔自己认同为男性，所以实际上认同男性事业。她不是女权主义者，她对妇女命运发展的看法是悲观的和让人不快的。少数妇女将能获得独立和占据一些责任岗位，而多数妇女始终情愿束缚于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在性问题以外的所有领域，拉德克利夫·霍尔代表着英国上层社会的资产阶级保守价值。作为富有的女性，她忠于保守党，保卫自己的阶级利益和机构。在她的诉讼中，她震惊地看到她的著作只受到工党维护。30年代末，她定居佛罗伦萨，对墨索里尼和法西斯颇有敬意。比如在与一个想诈骗的商贩争吵之后，她求助当地的法西斯分子：“在类似情况下，党真是一种安慰的源泉。”^〔452〕国际形势的恶化在她看来是凡尔赛和约和犹太影响的直接后果。在与她的朋友俄国流亡者艾芙哥尼亚·苏林接触后，她的反犹和反共加剧：“犹太人。是的，我开始真正害怕他们。当然我害怕的不是在英国的几位亲爱的犹太朋友，而是普遍意义的犹太人。我认为他们恨我们，他们想引起欧洲战争，然后是世界革命，为了将我们全部毁灭。”^〔453〕同样，格特鲁德·斯泰因投身右翼只是她反女权和反犹的合乎逻辑的后果。她与艾丽斯·B. 托克拉斯结成的一对“夫妇”几近漫画，建立在严格的角色分工之上，艾丽斯局限于“女性”工作，只有格特鲁德接受“知识分子”的赞誉：“异性恋社会很少受到一种在文化上如此确定的关系的威胁。斯泰因写作和睡觉，而托克拉斯在做饭、刺绣和打字。她不是一个彻底的女权主义者。她是反犹的犹太人、歧视妇女的女同性恋者、对经济无知而且反对社会主义。”^〔454〕某些人经历中的盲目让人吃惊。邓南遮的女友罗曼·布鲁克斯在佛罗伦萨度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墨索里尼充满信心。1943年7月25日，当人们宣布逮捕她的时候，她在日记中写道：“随着墨索里尼入狱，一个统一欧洲的梦想也破灭了，这是法西斯党人说的。随着布尔什维克军队的不断进展，噩梦加剧了。”纳塔莉·巴内也在佛罗伦萨定居，她在那里建立一个小圈子，对所发生的事件全不了解。格特鲁德·斯泰因留在法国，为维希政府翻译英文文件。柯莱特的态度同样暧昧，她的某些作品在《格兰瓜尔》上连载，特别是在1936年9月的《美景》上连载。在一期《格兰瓜尔》上，她揭发莱昂·布卢姆并非祖籍法国，指责萨朗格罗，报道纽伦堡年会将希特勒称为“法国真正的朋友”。^〔455〕虽然她1938年3月在左右翼作家宣言上签名，号召法国人团结于阿拉贡、马尔罗、马里坦、莫里亚克和蒙泰朗一边，但她在战争期间继续在卖国报刊如《小巴黎人》上发表不问政治的文章。《朱莉·德·卡耐扬》在1941年的《格兰瓜尔》上发表。1942年11月，她卖给《花束》报一篇关于勃艮第的文章，她的传记作者赫伯特·罗特曼指出，该报当时把勃艮第说成是一个旧德国省份，将柯莱特的文字变成宣传。还需要了解是否她受到操纵。但不管怎样，作家在这方面是失之轻率，她从未对政治问题采取明确立场。她的出版物通常远离意识形态和战争问题，证明她并不明白其中利害。另一些作家只是选择了默许的合作。比如在德国，畅销的女同性恋小说《蝎子》的作者A. E. 魏劳赫在第三帝国时期继续出书。她没有加入国社党，但她成为纳粹作家组织国家写作协会的成员。

许多女同性恋者被自己的特权迷惑，关心保全自身的小集团，她们仍然对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分析充耳不闻，她在《三畿尼》中确言女权主义与建立在社会父权观念上的法西斯主义是对立的。逃亡巴黎的女同性恋者之所以可能自由体验她们的性生活，是因为她们的社会和经济的优越。她们因为这些特权而与同样压迫她们的制度联系在一起。因此，她们并不试图反对一种符合她们内心确信的意识形态。

情色和美学的吸引

纳粹施与某些同性恋者的情色和美学吸引更加难以辨清。在《袋鼠》中，D. H. 劳伦斯将群众的说服力与潜在的同性恋联系起来。比如袋鼠，他是澳大利亚迷人的政党领袖，同时通过自身强烈的媚惑力和政治理念来吸引门徒。主人公理查德·埃文斯虽同情社会主义，但一段时间也受到袋鼠的一种近乎肉体的引诱。政治斗争、工人友爱以一种男性联盟的方式结合，将同志友爱作为直接行动的基础。

对于其他同性恋者，法西斯的吸引带有一种自我毁灭的追求。因为认同了社会的偏见，他们竭力证明自己的“卑劣”。自卑、恶行、叛卖形成被看作不可避免的灭亡之路上的几站。莫里斯·萨克斯的立场在这方面是典型性的。萨克斯生于1906年，原名埃廷豪森，是犹太人，但拒绝承认。他在儿时就想成为一个女孩。他在一所仿照英国模式的学生自治的学校就学。萨克斯后来被几个学生凌虐，可能被强奸。^〔456〕学校中有许多体育活动，男孩间结成特殊友谊，他的小说《巫神夜会》记述这一段的放纵。最终1920年许多学生被开除。随后，萨克斯出入时尚场所，与著名的同性恋者结交，如阿贝尔·赫尔曼、让·科克托。他遇到阿尔贝·勒屈奇亚，是普鲁斯特笔下朱利安的原型。1926年，他进入阿萨街的加尔默罗修院团体，但他爱上一个15岁的美国少年汤姆·平克顿。丑闻结束了他的宗教生涯。他随后继续过一种混乱的生活。1936年，虽然此前他一直对斯大林主义怀有戒心，他仍签约写作《莫里斯·多列士与共产主义的胜利》。同一时期，纪德从苏联归来，萨克斯在政治上显得非常落伍。1940年后，他继续自己的边缘生活。他走私，与战争的获利者交往，肩负一些肮脏使命，但他与德国人没有关系。1942年，他突然离开自己的公寓，行踪变得诡秘。1942年他在汉堡，虽然他是犹太人和同性恋者，而且不说德语。有可能从1942年起，他在法国加入盖世太保。在德国，他在一个俘虏营做义工。他遇到一个反纳粹的同性恋医生，晚上为他翻译伦敦的广播。随后，他结识另一名同性恋医生，但他是纳粹分子，任命他为另一个营地的法国领班。1943年4月末，他想结束这种活动，但希望继续为德国效劳。1943年11月16日，他和朋友们因为同性恋违反第175条被逮捕。他被关押在汉堡北部的富尔斯比特尔监狱。他死于1945年4月，在英军到来前一天被同牢房的伙伴打死。他是绝对的边缘人，同热内一样曾将反忠诚作为生活方式。他信仰尼采，受到纪德及其无动机行为理论的影响，他安排自己堕入地狱作为对一种永远待赎的罪行的必要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