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魏玛时期同性恋史

魏玛德国的情况有特别意义。确实，魏玛德国集成了20年代起作用的各种因素，一方面是镇压力量，另一方面是解放力量。在德国，同性恋不仅是一个隐私现象，而且是一种政治参与。存在一些积极斗争的组织呼唤同性恋的权力。因此制度也必须面对一种寻求废除镇压法律的真正的反对力量。

司法状况

关于古日耳曼法对同性恋的镇压我们所知甚少。^〔39〕根据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a），“秽行者”要被活埋。《西哥特法》（Lex Visigothorum）和《萨克森镜鉴第三卷第24条评注》（Glosse zum Sachsenspiegel Buch III Art. 24）以阉割来威胁。对鸡奸的刑罚也见于中世纪。在舒阿布从1328年起犯鸡奸的男子被处绞刑。1532年，《加罗林刑法》第116条对鸡奸处以火刑。但“鸡奸”（Sodomie）这个词的准确含义难以确定，可以指男女之间、男人之间、人兽之间、鬼交、异端等等。在启蒙世纪，人们终止了野蛮的处决。18世纪和19世纪的法学家想建立“自然法权”，尊重人的天性。鸡奸不再是一种罪恶，它成为一种“性反常”行为，因为它与生殖相对立。因此，1794年普鲁士刑法惩罚“鸡奸以及其他性反常罪恶，因其丑恶在此不能列举”，处以苦役并加以笞刑。^〔40〕

在法国采用了拿破仑法典以后，德国一些州开始修改刑法。巴伐利亚州1751年仍然对鸡奸者斩首后火刑，1813年废除，法律判处成人自愿的同性恋行为。符滕堡州在1839年，不伦瑞克和汉诺威在1840年也同样修改了法律。在巴登州只处罚公开行为，在萨克森、奥尔登堡和图林根，最大刑罚为一年监禁。但是这一演变并无下文。实际上，在统一后非常保守的普鲁士法律充当了德国刑法的基础。在1851年4月24日颁布的普鲁士刑法中，第143条与同性恋行为有关，判罚两名男子、男子与兽之间的性反常性行为。法律扩展到1867年并入的汉诺威，随后是1869年的德意志北部联邦（成为第152条）。最终，1872年这些内容由国家刑法第175条重申：“所犯的性反常行为，不论是男性之间和人兽之间均可判监禁，同样将宣布免去公民权利。”尽管条款的陈述模糊，但司法选择以最狭义的方式解释。可由法律惩处的性反常行为是“类似性交的行为”。表述不是非常清楚，同样会引起争议。法学家们讨论这是否意味着参与者为裸体，精液被纳入。在诉讼时，希望一位医学专家介入以便证明同性恋行为。只有数量有限的同性恋者受到法律制裁，但同性恋因为助长敲诈，被当作一种持久的危险。

制度的犹豫：法案的反复

德国刑法改革拖延了数年。每次预案都提出第175条的问题。我们看到了多次的反复，预案中对这条法令的加强与废除相交替。^〔41〕这种缺乏延续性反映了矛盾的力量在德国社会内部起作用，加强镇压的意愿与自由主义的渴望势均力敌。矛盾同样反映在国会内部，各党派以两个阵营对立，一方要求废除条款，另一方或赞成维持或赞成加重。

在一战前已经提出两项法案。1909年草案的背景为奥伊伦堡事件，准备加强法律，特别是对卖淫和通过权势和影响取得的关系，而且扩展到女性同性恋。1911年草案却相反，准备对同性恋免予刑责，在1913年被放弃。1919年法案几乎与1913年法案相同，1925年法案标志着镇压的转折。在此时，魏玛联盟（社民党、中央党、德国民主党）被一个更为保守的政府代替。^〔42〕一个由内阁官僚组成的受保守影响的小组起草法案。其中领导人布姆克曾参与起草1909年草案。虽然1925年草案没有重新提出女同性恋问题，但草案要求在“特别严重的情节下”判处5年监禁，所有性反常行为受到法律制裁。法案重复1909年草案同样的表述来揭露同性恋的危险：“另外以此促使德国舆论将男性之间性关系视为一种以变换个性和毁伤道德情感为特征的错乱。如果这种错乱蔓延，将会导致种族的退化和它势力的衰落。”为了回应一些同性恋运动围绕先天性“倒错”进行的斗争，法学家们回答说，大部分同性恋者是被勾引或者传染的。“如果第175条被废除，危险在于这些勾引和宣称的企图将以比如今更公开的方式进行，尤其因为年轻人不仅受到直接勾引，而且受到话语和文字影响的引诱。而同性恋行为将在目前一些因禁令而幸免的范围内爆发。”^〔43〕

1929年10月16日^〔44〕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投票委员会得到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支持，以15票对13票决定废除第175条。在这15票中有委员会主席、德国人民党员、有影响的私人顾问卡尔，民主党2票，社民党9票，共产党3票。投反对票的是德意志人民民族党（DNVP）5名成员，德国人民党（DVP）2名，国民党1名，中央党3名，经济党2名。但是次日，卡尔与集合了社民党、各民主党、中央党和德国民族党的议员联盟以“第297条，男性间严重猥亵”为名通过一项反同性恋的新法，但是不追究出于自愿的成人间非金钱交易的关系。只有3名社民党议员投反对票，由此显示了同性恋者运动所获支持的脆弱。第297条判罚男性卖淫、与未成年人的性行为和由权势获得逼迫性的勾引、对处于依附状态的人施加影响和威胁。但这套新法并未实行，因为经济危机改变了关注的次序。1933年法案重新采纳1925年原文。因此我们看到对同性恋进行刑罚的法案远未取得多数票。只有1911年和1929年法案考虑对出于自愿的成人间的行为免予刑事处罚。从20年代初到30年代初，总的路线是对同性恋行为予以刑罚，甚至是加重刑罚。

真实的镇压

通过研究判刑的演变、警方的态度和数起对同性恋的判决，我们将试图从实际操作中考察魏玛共和国所执行的政策。

定罪的演变

1919-1934年间对同性恋定罪的演变并不规律。但是在此期间的平均逮捕数字高于世纪初，对此我们也许可以解释为20年代德国同性恋群体更加凸显，但是也可能反映了警方镇压的强化。1902-1918年^〔45〕间平均逮捕380起。1919-1934年间平均为704起。在英国同期平均逮捕数字只为574起（1919-1939年间为702起）。^〔46〕所以德国的数字特别高，我们可以由此否认德国制度方面对这个问题有任何松懈。

某些年份镇压明显加强。对逮捕记录的最大值在1925年和1926年，1925年1226例，1926年1126例，即在1924-1925年间增长32.4％。这一过程从1924年开始，记录的逮捕与1923年相比升高了69％！我们也许可以将这种突然增长与政治局势相关联，因为在1924年魏玛联盟分裂。从1928年起，逮捕数字稳定于600-750，这是一个平均数字，但是比这一时期之初的500例左右要高。1919年被判刑的比率为71％。1925年逮捕数字最高，83％的人被判刑。1933年为86％。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司法宽容较少。被逮捕的人被释放或在审判之后宣判无罪的机会越来越少。另外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被判刑者是惯犯（1920年为20％，1933年为40％）。多数人被判处监禁。最轻微的案件受到训斥或轻微处罚。类似剥夺公民权的处罚可能与监禁配合。剥夺公民权只涉及有限比率的人，在整个时期平均为2.5％。然而在这一时期之初（1925年以前）轻微处罚较为普遍，涉及约30％的案件。在1933年，只有12％多的人。我们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轻微处罚被监禁代替，因为在1919年多于97％的被判刑者受到监禁，而1933年为85％。更有可能的是附加刑渐渐被放弃。另外，我们看到刑期并没有增加。

只有9％的被判监禁者须服刑1年以上，在1933年为5.2％。1919年被监禁者中23％的人刑期在3个月到1年之间，1933年为29％。所以多数人被判处少于3个月的监禁：1919年为68％，1933年为65％。各州（Länder）提供的统计使我们得以列出镇压最重的州的等级。1925年普鲁士以730例高居首位，随后是巴伐利亚（207例）、萨克森（139例）、符滕堡（69例）、汉堡地区（48例）、巴登地区（46例）、图林根和黑森（28例）、梅克伦堡（21例）、不伦瑞克（9例）、奥尔登堡（8例）。定罪的比率同样显示了司法镇压中的差异。汉堡地区只有75％，普鲁士和符滕堡78％，梅克伦堡80％，但是奥尔登堡为87％，萨克森88％，黑森89％，巴伐利亚90％、巴登98％，图林根和不伦瑞克100％。1930年进行了分城市统计，数字很有启示性。我们看到定罪数字与人口和存在的同性恋群体不成比例。德累斯顿有98例居首位，随后是慕尼黑（75例），这反映慕尼黑人极度仇视同性恋的说法和国社党的强大影响。随后是卡尔斯鲁厄、斯图加特、法兰克福、杜塞尔多夫及柏林、汉堡、不来梅和吕贝克。很有意思地看到国际同性恋之都柏林仅统计41例，而知名的男妓卖淫的港口城市汉堡为24例！这解释了柏林同性恋相对不受惩罚的感觉，以及外省的同性恋者为何逃往首都。

从1928年的年龄分布中可看出涉及最多的年龄段是18-21岁。多数被捕者年龄在18-50岁之间。1928年的职业分布非常有意义。多数案例涉及产业工人和工匠（804人中占306人），随后是在商业和运输部门工作的工人（146人），再后是农业工人（134人）。所以相对于业主、监工、自由职业来说，工人阶层占多数。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民众阶层更经常当街拉客，而中上层有更谨慎的约会手段。也有可能是某些人的面子或影响对他们有利，使他们不必担心。

司法统计与已有的想法相反。从制度的角度看，德国对于同性恋者并未奉行比英国更自由的政策。观点的差异主要来自两个现象：英国警察存在的不断加强在英国同性恋群体中维持一种紧张气氛；德国警方默许一些流行的同性恋现象（舞会、俱乐部、酒吧等），却严厉镇压同性恋行为（拉客、在男厕勾搭、鸡奸等）的暧昧态度。

警方的暧昧

如同在英国一样，便衣警察被派岗在一些战略地点（男厕、车站、公园等）监视，负责分辨可疑的人。尽管如此，出入这些同性恋约会场所是被允许的，即使警方实行谨慎的监控，特别是假面舞会举行时。两个同性别的人跳舞得到默许。虽然男女同性恋酒吧有时受到盘查，但此类行动的目的是可怀疑的：“我们认为‘突击’是一大玩笑，而不是一种真正的危险，因为总的来讲没有什么大不了。警方登记在场的人的姓名，向我们警告，然后离开。”^〔47〕同样，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指出：“柏林警方‘宽容’酒吧。如果只是因为他在酒吧里，没有顾客有被捕的危险。当酒吧是突击搜查对象的时候——这不常见，只是那些年轻人要出示证件。当警察到来时，那些没有证件或者正被追捕的冲向后边的门或者窗户逃跑。”^〔48〕而且这些突击搜查的目的似乎是甄别可疑的人，而不是逮捕同性恋者。1919年11月14日和1920年1月23日的《柏林日报》报道，对同性恋酒吧（报刊并未明确这种特殊性）的突然搜查，主要是针对蒙比茹和多米诺。在这一时期，赫尔曼警长进行一场反赌博俱乐部行动，突击几乎每日进行，获得一定成功，因为负责监视街道和警告赌博者的密探随后分散到邻近的酒吧。1919年11月14日，800人被搜查！这类行动的目标不是同性恋者，而是男妓和非法交易者。实际上，自从19世纪末柏林警长利奥波德·冯·梅尔沙伊特－许勒瑟姆和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之间达成谅解，在柏林警方与同性恋运动之间建立了宽容的传统。随后，汉斯·冯·特雷施科也同样与人道科学委员会（WhK）合作。^〔49〕但是，同性恋档案（粉卡片）存在着，主要是冯·梅尔沙伊特－许勒瑟姆建立的，包括许多名人在内。档案使警方得以保持对同性恋群体的压力，但是很难作为大规模镇压的依据。希尔施费尔德指出：“如果警方——鉴于梅尔沙伊特－许勒建立的同性恋名单包括成千姓名——想象对平常罪犯一样对付同性恋者，其后果将是现行刑法很快无法执行。”^〔50〕但这些名单却造成悲剧后果，因为在纳粹掌权后名单充当了甄别同性恋者的依据。(https://www.xing528.com)

某些城市在对待同性恋违法上有所不同。比如1930年逮捕数量居首位的德累斯顿市的警察局曾采取一些特别措施，^〔51〕对以下违犯行为处以3天监禁：“在男用公共小便池和这类场所附近无故逗留”、“在此类场所逗留以便准备或寻求与同性恋者发生亲密关系或者与男性有可疑行为”、“为同性恋者提供住宿，特别是与此类人过夜”、“无目的和无住所的漫游，特别是在老市场、邮政广场、维也纳广场、车站附近无故游荡以及在这些场所和公共场所无故暴露自己”、“勾搭男人”。德累斯顿警察配备了专门传唤同性恋者和男妓的表格。人道科学委员会也在1930年3月的《人道科学委员会通报》上对慕尼黑警方态度表示不满：“德国其他城市警方谨慎注视当地同性恋者，以便能够控制敲诈者和其他反社会者，而慕尼黑警方以警察不断突击和盘问来骚扰这些场所的顾客。”《通报》描述了1930年1月9日和10日的一次突击搜查。50名警察列队出现。他们喊道：“任何人都不要动，呆在自己座位上！”他们向每个人要证件。没有证件的人被逮捕并带回警局。另一些人离开酒吧，有的还没付酒钱。许多人被粗暴对待，一名男子被打。他们直到第二天中午才被释放。因此德国警察的态度似乎有两面性。在许多城市，特别在柏林，奉行的是宽容。在另一些城市则相反，警察的行为或者因为地区政治走向或者因为舆论压力，可能具有更大的镇压性。

案例研究

对于研究魏玛时期对同性恋的镇压，我们拥有几卷非常完整的特赦文件可以参考。文件双面书写，是以归纳的形式，其中有关于原告的所有信息、事件报告、主要判决的陈述，以及授权上诉合法性作出决定的几个人的理由陈述通告。这些通告如果内容详细，就是一个珍贵的资料来源，使我们得以考量法官对同性恋行为的宽容度。

让我们来看看提尔西特地方法庭1931年6月19日为本诺·扎美尔特赦上诉所准备的报告。^〔52〕扎美尔生于1905年12月9日，是商店店员，单身，没有财产。他已经被判过刑。同他一起被判刑的库尔特·塞德勒48岁，单身，退休职员，还有海因里希·杜马特20岁，糕点店学徒。扎美尔被描述为“同性恋倾向”，他在1928年遇到有同样倾向的塞德勒。两人维持性关系直到1930年，“他们一个将另一个的性器含在嘴里直至射精”。杜马特与塞德勒有同样的关系。另外，扎美尔从塞德勒处接受“可观的钱款”，这加重了他的案情。1931年3月15日到5月15日的诉讼结束时，扎美尔被判3个月监禁，塞德勒被判300马克罚款或以两个月监禁代替，杜马特被判50马克罚款或者10天监禁。扎美尔还没有服满刑期，他请求特赦上诉，但未加讨论就被驳回，因为这是一个“心态不良”的人。这只是一件非常简单的案例，几个出于自愿的成人间的性关系，没有鸡奸。但是有一个加重情节，被告多少出售了自己的爱情。3个月监禁已经代表着很高的刑罚（60％的判刑者被判处3个月以下监禁）。另外两名犯罪人所判刑期短得多，这明显是加重情节的作用。对杜马特判刑最轻显示持续时间和关系的次数也在量刑的考量之内。

另一个例子是弗朗茨·巴特尔的特赦上诉，1931年交与普伦茨劳地方法庭。上诉同样被驳回。^〔53〕巴特尔1897年4月23日生于滕普林，他做安装炉灶的工作，单身，没有收入。1930年6月2日，他在一个旅店遇到同案人林登贝格。在喝酒和赌骰子之后，林登贝格陪着已经喝醉的同伴到了他的公寓。在路上，巴特尔曾试图握住他的性器。林登贝格立刻入睡。在他睡着时，巴特尔“曾试图将性器插进林登贝格的肛门”，巴特尔在1930年9月25日到1931年1月15日普伦茨劳举行的诉讼中被判处3个星期监禁。林登贝格被免予起诉。似乎酒醉状态在此案中未成为减刑的理由，无疑是因为陪审团认为，一个健康人即使在酒醉状态也不会导致这类行为。而仅具有企图这个事实无疑解释了量刑相对较轻。

海因里希·基弗的特赦上诉报告有更为严重的案情，1929年9月14日上交杜塞尔多夫地方法院。^〔54〕基弗在事件发生时26岁，单身，无工作，生活来源可疑。1928年2月，基弗在一间旅店任厨师长助手。他在这一时期对一个见习厨师施以猥亵，他握住他的性器，摩擦直至射精，随后他曾试图鸡奸他。他未能成功，他将阴茎插入男孩两腿之间，“因而进行了类似性交的行为”。学徒在这些行动的时候试图推开基弗，未能成功。基弗还到男孩的房间同他会合，再次抓住他的性器。4月7日，学徒向警察控告基弗的行为，但基弗在对质时否认有任何责任。同日，男孩卧轨，留给母亲一封信解释了这个男人让他丧失荣誉，他不能再同他一起工作。基弗被杜塞尔多夫法院判处10个月监禁，在报告之日尚未服满。刑罚固然重，但本来可能更重，因为曾有重复的暴力。特赦上诉被驳回。公诉人和附带民事律师两人均对这一请求不满。民事律师更是写了一份无情的公诉状反对基弗。即使男孩没有自杀，他也会被“这个禽兽罪犯腐蚀和毒害精神生活，即使他有力量和意愿来抵抗道德的攻击，这名罪犯的腐臭气息在他周围仍会很浓烈！”

1923年2月13日上呈柯尼希斯贝格地方法院特赦上诉是一份很厚的案卷，^〔55〕是关于一个惯犯。莱奥·罗曼诺夫斯基是内科医生，34岁，被指控犯有一系列猥亵。他的案例是有启示性的，有极为详尽的描述。1921年圣诞节，16岁的恩斯特·席拉斯基、14岁的埃里希·孔特尔、16岁的弗里茨·孔特尔和12岁的埃里希·普法伊费尔逗留柯尼希斯贝格的罗斯格特市场。他们背圣诞树到买主家里来挣些零花钱。被告在这群男孩周围逡巡，甚至用肘碰弗里茨·孔特尔。孩子们嘲笑他的举动，他问他们为什么。他向他们提供香烟，随后进入谈话。他问埃里希·孔特尔能否给他找个姑娘。孩子们随后不再理他，他重新走开。次日，罗曼诺夫斯基再次与孔特尔和席拉斯基在离市场不远的军营街交谈。他对席拉斯基说：“你的嗓音像女孩一样响亮，你是个两性人，有一天我会找你。”他请席拉斯基跟他到一个角落，在那里他抓住男孩的性器，男孩推开了他。罗曼诺夫斯基掏出自己的阴茎来摩擦，他还试图将孔特尔的性器从裤子里掏出。男孩推开了他。被告给了席拉斯基10马克。1922年4月13日17时左右，罗曼诺夫斯基在车站旁的旧城墙附近遇到孔特尔和普法伊费尔。他给了他们香烟和4马克，随后试图把他们的性器从裤子里掏出。他同时自己手淫并对孔特尔说：“你的家伙真大。”并对普法伊费尔说：“你的还小。”然后再次对孔特尔说：“把它擦亮的话将得到5马克。”次日，他到了同一地点。他再次找到两个男孩。孔特尔以买面包为借口找来了马车夫格罗瑙和福拉特。他们走向罗曼诺夫斯基，但他朝罗斯格特有轨电车站逃去并跳上一辆正在开动的车。两名车夫也上了车并将他抓获。罗曼诺夫斯基被判处1年零9个月监禁，量刑特别重。这可由案件涉及未成年人和他多次犯罪来解释。罗曼诺夫斯基不仅诱惑男孩，在1922年4月22日他已经因性暴露（对一个女孩）而被判处300马克罚金。特赦请求是很有理由的。被告有12个兄弟姐妹，10名在世，全部“正常”。他则“极度神经衰弱”、“本性中有变态倾向”而且“明显是一个手淫者”。他已经服刑1年，剩余刑期在1923年4月11日决定缓期3年执行。这一决议在1928年4月11日取消，是因为1928年12月1日到9日在柯尼希斯贝格进行的新诉讼。1927年夏天，罗曼诺夫斯基遇到15岁学生埃里希·戈尔茨，据被告称，少年本身有同性恋倾向。戈尔茨已经与一个女同学有过性关系，随后还与一名美国男子有过关系。他同罗曼诺夫斯基去了一家同性恋会所，随后去了他的公寓。两人在几日中有性关系。戈尔茨随后被赶出家门，等待柯尼希斯贝格少年法庭审理。罗曼诺夫斯基此次被判处6个月监禁。这第三次判刑较重，但是很明显这一次有一些可减罪情节对被告有利，因为他没有“勾引”未成年人，戈尔茨已经有过同性恋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司法而言，“少年”本身的定义就是“正常”的。首次同性恋行为不论自愿与否一律视作勾引和暴力。但是，如果此后少年进行同性恋行为，他将被看作同性恋者。对于特赦上诉，意见书没有异议，司法援助要求量刑考虑已经服过的刑期。上诉提及被告曾试图与自己的天性斗争，他甚至尝试与女性发生关系，但不成功。他甚至考虑结婚。而且，罗曼诺夫斯基在通货膨胀时破产，他无力前往不判罚同性恋的国家。他的兄弟姐妹无法帮助他。被告有减罪情节，因为“受害人”本身是同性恋者。刑期是无益的，因为无法治愈被告。相反，判刑会使他失去工作。而且，人们当时可能以为新刑法实行后将不再判罚同性恋。但共和国检察长和法院表示反对重新量刑。特赦不被准许。

另一个案例是奥托·格尔波特提交的特赦上诉。他37岁，单身，是内科医生，1929年4月12日上交托尔高地方法院。^〔56〕与他同案的见习收款员瓦尔特·门策尔是1911年2月4日出生，店员学徒卡尔·施佩希特1911年5月7日出生，七年级学生奥托·格布勒1909年3月31日出生，学音乐的大学生维利·哈巴赫1909年4月2日出生，店员赖因哈德·温克勒1910年2月3日出生，店员伯恩哈特·克雷奇曼1909年12月18日出生。在1927年，格尔波特与他们每个人都有过“性反常行为”。他被判处一年半监禁和剥夺两年公民权。判决很重，监禁期也不同寻常，而剥夺公民权则少见。定罪严厉是因为男孩们年纪小和犯过次数多。格尔波特被视作“勾引者”、人们想象中同性恋者的典型。特赦被否决，因为被告已多次显示自己对青少年是种危险。他服刑的良好表现并不说明他将来的态度。1929年11月19日再次递交特赦上诉。律师增加了有利于被告的理由。在德累斯顿有一个位置在等着他，他可以重开诊所。他身家良好，曾经认真钻研学业。在战时，他曾在海军做军医。从1925年起，他确认自己是同性恋者，开始了不稳定的生活。因此律师建议将剩余刑期减为缓期。直到1933年3月31日提议才得到准许。1930年1月9日曾递交新的上诉以恢复公民权和减刑。但是事情变得更糟。律师承认被告的行为已经改变，他没有任何悔恨，他对过去的行为无所谓。因此上诉被驳回。1932年4月的另一次上诉也遭失败。

另一个“勾引者”的案例是恩斯特·多姆沙伊特1930年6月17日提交柯尼希斯贝格地方法院的上诉案。^〔57〕多姆沙伊特38岁，已婚，有两个孩子分别7岁和12岁。他每星期都接受国家的经济援助。他曾在一战中作战，得到勋章，保留着“一名中尉的个性”。他的名声很好，他顾家而且循规蹈矩。但是，1928年7月他的妻子和孩子去度假时他独自留在公寓，他对朋友的儿子13岁的学生维尔纳·布罗施科施加猥亵。他在摸过他的性器之后，脱光他的衣服，把他带到卧室，将自己的性器在他两腿间摩擦直至射精。在另外几次来访时，他也施加了猥亵。在新年前夜，他以替自己掌灯为借口将男孩堵在地窖，再次将自己性器在其两腿间摩擦至射精。他被判处8个月监禁，量刑较重，虽然比格尔波特轻，因为只涉及一名儿童。上诉请求企图将刑期改为缓期并处100马克罚款。多姆沙伊特的名声及其家庭经济状况对他有利。上诉被驳回。他递交了新的请求。律师解释多姆沙伊特不是一个堕落者，诉讼已经毁了他，不必再增加他的痛苦。卷宗附加了一封案犯妻子埃尔莎·多姆沙伊特致普鲁士司法部长的信件。她请求部长考虑自己悲惨的家庭状况。孩子们吃不饱，在冬天没有衣服穿，她自己每日哭泣。几天以后，多姆沙伊特本人也提出请求。无效。第三次审理在1931年1月12日进行，这一次特赦被批准，1934年1月31日准予缓期，被告必须支付100马克。

最后让我们看看雅各布·米勒1931年6月30日递交威斯巴登地方法院的特赦上诉。^〔58〕案情复杂，因为涉及外侨和大人物。案情的好处则在于它展现了警察手段。两名案犯分别是裁缝雅各布·米勒，奥地利人，生于1903年，和捷克斯洛伐克驻法兰克福领事泽旦耐克·拉库沙姆，生于1887年。捷克斯洛伐克总领事要求共和国检察长、新闻界不作影射。拉库沙姆回国，没有出庭，他持有外交护照，也不大可能要求引渡。位于威斯巴登圣博尼法斯教堂附近的男厕是一个同性恋者偏爱的约会场所，警方也对那里保持监控。1931年6月29日下午，警方协理员席廷格尔注意到两名男子反常地在小便处逗留，“像是同性恋者要进行联系”。席廷格尔观察了5分钟，他看到——遮挡小便池的墙下可以看到他们的脚——两名男子换了位置，有另一些人在这时进去。一个从厕所出来的人对他做下流手势，意思是里面两个人在进行猥亵行为。席廷格尔走进男厕，两名男子立刻分开，而米勒试图遮住自己的性器。两名男子被逮捕。米勒声言自己进厕所是为了撒尿，当他将要尿完时一个不认识的男子进来，抓住他的性器和他“玩”，然后放进嘴里吮吸。在他射精之前席廷格尔就进来了。米勒保证自己不是同性恋者，他开始时对男子的行为没说什么，但随后他曾试图推开他，但没有成功。法庭认为这种说法不真实，因为如果米勒曾经想拒绝，他可以轻易做到，通过挣扎或者求救。拉库沙姆声明自己是同性恋者，他进厕所是为了方便，在他要出去的时候遇到另一名男子，于是他回到厕所，站在他旁边，抓住他的阴茎直至勃起，然后为他口交。米勒被判处30天监禁并罚款120马克。特赦未被准许。刑期中等，但相对案件性质手淫和口交而言，量刑较重。加重他的案情的是行为发生在见证人面前，涉及扰乱公共秩序和引起丑闻。

我们可以从这些报告中得出几个要点。首先，报告总是非常准确，性行为描写得很详细。法官们对同性恋行为的定罪不统一。刑期和判刑的性质总是依据行为：隔着裤子摸到性器与相互手淫或鸡奸的定罪不同。行为的次数以及对象的年龄同样在对违法和罪行（德国法官明确将这两种指控分开，虽然被告往往既违法又犯罪）估量中起重要作用。多数判决同英国一样，是因为警方对可疑场所的监控。一些警员被派到公厕和其他同性恋者光顾的战略地点。他们尽可能现场抓获或至少拥有一名证人以避免可能免予起诉。另一部分逮捕是由于告发，主要来自成为成人暴力受害者的青少年。我们看到在这种情况下惩罚更重，但惩罚更多依据被害者的年龄和“纯洁”程度，而不是案情。比如见习厨师和维尔纳·布罗施科的案件涉及强奸，但却没有导致与格尔波特案件同样重的判决，格尔波特勾引的几个少年明显是自愿的。还有罗曼诺夫斯基案件，他固然是惯犯，但他仅仅是手淫和暴露。逮捕还有可能是因为事外证人的告发。还有，我们看到多数上诉都不成功。我们区分出几类对在押者有利的论据：某些传统的论据比如表现良好、好名声、无前科；其他的特别论据如被告精力充沛、曾参战或者相反是病人、先天性倒错曾尝试治疗无效，判刑并不能治愈。这一论据通常是起反作用的，共和国检察长认为人犯不能自己控制才更危险。接下来援引的是经济状况，危机的灾难后果常被强调。同样还有家庭状况。30年代初则更独特，他们有时以法律草案为借口，指出不久以后同性恋将不再被判刑。多数时间，特赦以道德名义被拒绝。被告被描述为一个败坏的人，对青少年尤其危险。特赦往往是一种考验——部分刑期被转为缓期，有时为罚款，如果被告不履行义务，特赦可能被取消。

审查制度

研究德国反同性恋镇压的最后手段是对审查制度的研究。有一点要首先明确，普鲁士警方保留的审查案卷充满了淫秽的插图、文字和表演，大多数卷宗不涉及同性恋事件。^〔59〕

最著名的同性恋审查事件是禁止理查德·奥斯瓦尔德和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的电影《与众不同》。几种同性恋期刊也受到审查，《友谊》在1921年受到审查，^〔60〕女同性恋出版物《理想女性友谊》在1924年出现在警方的淫秽出版物名册上。^〔61〕对两起审查的研究将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在判罚中是什么在起作用。1928年，同性恋刊物《岛屿》12月刊被禁。^〔62〕《柏林晨报》报道了事件，解释说刊物被禁是因为出版了彼得·马丁·兰佩尔《困境中的少年》（1928）的片段。兰佩尔对由社会扶助的儿童的生活做了很有反响的调查，他在一章中提到了他们的同性恋关系。《岛屿》刊载的正是这一段。总检察长在1929年2月26日一封信中解释为何该杂志列入“色情与污秽”名单。他认为该刊物登载的兰佩尔的段落旨在刺激读者的性本能和满足一些性偏执。总检察长没有质疑兰佩尔的著作，该书未受审查，因为他认为同性恋的段落只是资料性的。然而，同样的段落脱离了上下文，发表在一份同性恋杂志上的目的，只能是满足读者的情色冲动。而且，因为刊物是自由售卖的，它可能落入不解内情的人，特别是青少年的手中。

1926年8月31日，同性恋编辑弗里德里希·拉楚魏特寄给普鲁士司法部长一封抗议信，他对《友谊报》的小广告受到追究表示不满，他认为这些小广告总是被警方作负面解释。他要求一次听证以便澄清同性恋者的立场。总检察长答复司法部长的通告，解释说这份同性恋刊物只因为第7期上发表的一则广告被判罚过一次：“士兵，因同性恋倾向被开除，寻求各类工作。邮政信箱波茨坦HR24。”1926年6月25日该报被判处100马克罚款。判罚的理由也得到解释：一则这样的广告只能引起多数读者的淫秽想法，因为该刊物只探讨性问题。如同《岛屿》的案例，是刊物的同性恋性质使得文章和广告变得可疑。

警方有时也得到一些个人的揭发。普鲁士司法部长1931年接到一封佛罗伦萨德国侨民马丁·福格尔的来信。后者控诉在书店的摊位找到一些他认为淫秽的书。他列举了几个题目，其中有一些是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的著作。于是一次调查展开。总检察长的答复非常明确。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主编的《性与犯罪》“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冒犯一个正常人的廉耻和道德感情，因为著作的科学性质被放在首位。一部这样的书以其历史全局的观点旨在丰富对性与犯罪之间关系的了解，在如今具有特别的价值”。^〔63〕事实上，审查既不系统也不盲目。法官并非主观地审查所有同性恋出版物，而是追究扰乱公共秩序的刊物。因为同性恋行为存在“严重性”的细微划分，所以淫秽也存在着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