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斯特法尔：伽达默尔和德里达的激进主义

前一部分的论证意味着，伽达默尔从早期海德格尔那里发展出来的解释学和德里达从后期海德格尔那里发展出来的解构论一样是激进地后现代的。虽然它们之间存在着重要和有趣的差异，但是相对于现代性来说，重要的是他们都共同否定直接性(immediacy)和整体性(totality)，他们都主张，我们永远不会站在我们经验的起点或终点。无论我们谈到语言还是世界，每当我们出场的时候，它们总是已经开始了，每当轮到我们说的时候，两者都还尚未完成其历史征程。我们总是在路上。

伽达默尔的策略是，根据语言和历史的中介重复黑格尔反对直接性的观点，然后让黑格尔思想中的这些因素去解构他有关通过逻辑学的或世界历史的整体性(终点)去实现绝对知识的宣称。由于在伽达默尔对于黑格尔与现代性的本质关联的反驳中，有许多黑格尔的东西，人们常常指责他只是半心半意地与黑格尔的现代性决裂。但是，如果直接性和整体性是不可能的话，那么它们也就是不可能的，而且，无论德里达说什么，都不会使它们(不合语法地讲)更不可能。

德里达的策略是要发展一种论证以反对那种更多的受惠于结构主义而非黑格尔的直接性(在场)，然后让这种批判去削弱任何后来对于整体性的宣称。一个人从德里达那里学到的东西是从伽达默尔那里学不到的，但反之亦然，而且再说一遍，与伽达默尔相比，德里达并没有使直接性和整体性变得更不可能;他仅仅使它们变得不可能。

当然，伽达默尔在解构黑格尔的过程中依赖于黑格尔，但德里达在解构结构主义的过程中也同样依赖于结构主义，而且，结构主义与黑格尔主义一样属于现代性。它是一种启蒙事业。与笛卡尔的实践一致而与他的声称和允诺相反，伽达默尔和德里达共同承认他们的思想对于他们所致力于批判的传统的依赖性。对于他们二者来说，批判必然是内在的批判。它总具有某种从个人偏好出发的特征。

与德里达相似，伽达默尔站在尼采一边来反对黑格尔。与常常通过一种对于多数的非历史性否定来寻求统一的启蒙运动不同，黑格尔承认历史过程产生的视角的多数性，但仍试图通过将它们都融入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寻求统一。他的公式很简单，取自康德的范畴表:多数性+统一性(unity)=整体性。但是如果被问及如何解出公式:多数性=整体性= x中的x，那么答案只能是尼采。他的视角主义(perspectivism)与黑格尔一样承认历史多数性，但他否定了黑格尔有关通过一种整体化的统一来超越它的主张。这样看来，伽达默尔与德里达一样，是一个尼采主义者。因为他们二者都承认视角(perspectives)的多数性，我们无法对其进行整体化从而无法在任一最终无源之见中将其统一。对于他们二者来说，真理就是我们没有真理(Truth)。他们分别代表了视角有限论的两个变体。(www.xing528.com)

人们普遍认为德里达是一个比伽达默尔更为激进的思想家。与这种公认的观点相反，我认为，至少就现代性来说，他们二者都是同样的激进。为什么在许多人看来不是这样呢?无疑，这主要是一个修辞、风格和强调的问题，最后可能被归因于民族性格的问题。法国的知识分子似乎在内心深处有一种对于震动(shock)和震惊(scandalize)的渴望。德里达的修辞和风格是由这一传统所形成，而其读者的期望也是在同样的传统里形成的。相应地，鉴于启蒙事业及其忠实的反对派的瓦解，他几乎专门强调了什么是我们不能做和不能拥有的。

相比之下，伽达默尔很乐意谈论什么是我们能做和能拥有的，即使直接性和整体性并不在它们中间。当德里达苦心研究不可判定性(undecidability)时，伽达默尔注意到，虽然没有任何视域(视角)融合能够是完全或永久的，但可以有相互的理解和共识(Verst－ndigung)，它们对于共同的合作生活来说是足够的。

伽达默尔并不否认不可判定性在最终的和理论的意义上的统治，因为这里既没有直接性也没有整体性;而德里达并不否认我们可以在次终的和实践的意义上找到共同生活的道路。一个说杯子满了一半;另一个说杯子空了一半。正是这种强调上的差别给人造成了一种德里达更为激进的印象(尤其对那些深陷法国震动和震惊传统的英语世界的读者来说)。但那些强调只是表面上的，而且这种观点也是肤浅的。在本质上，伽达默尔和德里达一样是后现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