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探索成果

论日常生活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蓝　江

1929年，陶行知在晓庄师范学校的乡村教师讨论会上响亮地提出：“是生活就是教育，是好生活就是好教育。”秉承杜威平民教育之风，陶行知极力主张在平凡的生活中展现对人们细致入微的生活教育。同样，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教育活动，也有着无法摆脱的生活背景，脱离日常生活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无异于缘木求鱼。而思想政治教育只有置于平凡而琐细的日常生活中，同时积极地保持对日常生活的反思，才能最终在超越的层次上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境界的升华。

一

日常生活是人们不能摆脱的生命之重。日常生活是一种与主体共在的存在状态，正如人无法摆脱自己的影子一样，日常生活一直同我们如影随形。马克思曾毫不客气地批判那些整天试图从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词语中拯救人类的批判者们：“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同时警告说：“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的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马克思的这一态度表明，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乃至解放，不可能脱离日常生活的地平线，我们的存在深深嵌入在日常生活中，正如舒茨所说，日常生活世界是人类“最重要、最基本的生活事实”。作为人们存在最基本的事实，日常生活对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

其一，日常生活是人之存在具有奠基性的内容，是人生存意义展开的平台。马克思早已指出，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历史前提是有生命的人的存在。一切离开日常生活来谈解放的学说无异于阿里斯托芬戏剧中讽刺的“云”中的世界，是被抽去梯子的空中楼阁。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直接作用于人的活动，更难以飘逸于日常生活之外。当思想政治教育者直面其教育对象时，并不是面对一张张白纸，任由教育者在其上悠意展现其幻想中的图景，而是必须将对象首先看作业已在生活中存在的具体个体，他们连同教育者自己都带着日常生活的影子，在一堆琐细平常的日常生活事实中晃动着。这样日常生活的具体事实不仅成为每个人生存意义上展开的平台，更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基。思想政治教育惟有扎根于日常生活中，日常生活才以活的方式赋予思想政治教育以生命力。

其二，日常生活尽管为我们所熟知，但日常生活对于每个人而言并非那样昭然若揭。用德国现象学家胡塞尔的话来说，“生活世界”是一个“非课题化”的世界，日常生活的“非课题化”表明我们对熟知的世界缺乏真知，缺乏一种反思的维度，而是将其直接作为理所当然的事实接受下来。“生活世界对于我们来说，是始终存在的，总是预先给定的，因此，全部的科学就随我们一起进入到了这一纯粹‘主观的—相对的’生活世界之中。”生活世界中的一切作为背景知识被非课题化地接受下来。然而，这种对日常生活的熟知感并不代表我们对日常生活真的了解，黑格尔说过：“熟知者并不是真知。”日常生活成为我们最熟悉的陌生领域，而日常生活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在于引入对日常生活的反思态度，从日常生活的本身切入，让教育对象从对日常生活的盲目状态转化为对日常生活的凝视，从而最终实现对日常生活的改造。日常生活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并非驻留在贴近生活和理解日常生活之上，而需要在对日常生活的反思中，实现对日常生活的人性化改造，使人更适于在日常生活中成为总体性的人。因此，在通常意义上，日常生活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在逻辑上应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

（1）日常生活是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基本样态，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在日常生活之外独立存在。无论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还是实际操作中，必须首先思索面临的具体生活所代表的独特意义。正如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的“一般人”不过是“德国人”一样，在每一个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样态中，所面临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是不同的。这显然是由不同的日常生活背景决定的，如对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显然与对监狱囚犯的思想政治教育有着天壤之别。一些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在起点处就忽略了这个潜在的前提，从而片面地将思想政治教育抽象化和一般化，认为可以千篇一律地总结出某些具有普遍性的思想政治教育范畴，得出所谓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规律，最终这些范畴、规律在日常生活的铁的事实面前被击得粉碎。

（2）日常生活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内容上紧贴日常生活的实际，从日常生活之中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内容。除了总的原则之外，内容的日常生活化也是必须面对的一个实际问题。日常生活的流动性与变异性，决定了我们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教给学生什么的问题，换言之，我们总是不停地在日常生活中寻找新的合适的话题，并积极将其主题化。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日常生活化是由日常生活本身的琐碎性和矛盾性决定的。与高度组织的现代化生产体系相比，日常生活表现出来的是琐碎性，用法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列伏菲尔的话来说：“日常生活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剩余物，即它是被所有那些独特的、高级的、专业化的结构性的活动挑选出来用于分析之后所剩下的鸡零狗碎。”这些零剩的碎片并不具有理性化的逻辑严格性，相反它时常是庸俗而充满矛盾的，整体上甚至互不相关，彼此对立。所以，日常生活中的问题成为思想问题的一个重要渊源，思想政治教育也必须根据其实际来展开，正如有些承担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辅导员经常抱怨工作的琐碎和无聊，而他们忘记了，正是这些琐细的工作构造了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学生的思想情绪变化都在其中爆发出来，而没有这些琐细的内容，思想政治教育也不可能成为思想政治教育。

（3）日常生活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方式上也需要采用日常化的方式。日常生活不是整齐划一的，不可能有一种一劳永逸的方法，将教育对象的所有问题一并解决。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状态是，每一项思想政治教育都包含着具体性，而每一种教育方式只有在具体生活情景中才能考量其有效性。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祛除日常生活背景，空谈一种或几种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只能建造思想政治教育的空中楼阁，从而让思想政治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日常生活背景以及具体生活情境之间划开一道无法弥合的鸿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同时需要在时空中不断地流变，虽然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一些具有共通性的方法特征，但如果适用于这些方法特征的日常生活前提不复存在，就不能再株守已有的方式。

二

让思想政治教育贴近日常生活并不是一个新鲜话题；在众多提出让思想政治教育回归生活，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的背后，充分暴露出来的一个问题是，日常生活本身处于一种胡塞尔所谓的“非课题化状态”中。许多论述更多的是将日常生活作为无需质疑的直接被给予的前提接受下来，而回归生活的努力无非是回到这个直接被给予的事实而已。因此，对日常生活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剖析，必须首先剖析日常生活本身的意义。

早在西方现代化的初期，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就从生活意义本身提出了道德教育的生活基础问题，“只有生活本身才能为自己制作法则。在生活之上或之外，不再可能有什么了。”涂尔干与杜威提出在生活中开展教育，除了从教育本身的角度思考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反宗教灌输的维度。在涂尔干时期的法国，宗教意识形态日渐衰落，尽管道德教育的内容不再以宗教神学为宗旨，但在具体教育方法上仍沿用抽象的方式。因此，涂尔干提出从生活中进行道德教育，而不是向学生灌输抽象的教条，无疑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他将道德教育的视野从传统的生活方式直接转化为高度社会分工的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从禁欲主义的道德教育方式直接面向社会功能主义的教育方式。这种“回归生活”观念上的转变无疑是由于一种日常生活方式转变的直接逻辑后果，在实际历史效用上，它积极肯定了现代生活方式，驱除对旧的生活方式的眷恋，从而让教育直接作用于现代化进程。随着今天中国社会的急剧变迁，在实际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一些原先适用的思想政治教育与新的日常生活之间出现了差距，原先能够与日常生活紧密结合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在日常生活瞬息万变的今天显得老化而脱节，“回归生活”已成为一种必然需要。(www.xing528.com)

问题的核心并不是是否需要让思想政治教育“回归生活”，而是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回归中如何正确地面对日常生活，正如胡塞尔所言，许多主张思想政治教育日常生活化的论述是在一种非课题化的状态下认识日常生活，并将日常生活作为正面肯定性内容接受下来。这种主张回归生活的态度与其说是本体论的，不如说是策略性的，即当他们言之凿凿地提出“回归生活”的口号时，是以思想政治教育日常生活化的幌子去揭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伤疤。这样，现代日常生活被“回归生活”论者作为直接被给予的先在性命题肯定性地接受下来，对他们而言，挥手向旧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告别才是主要目的，至于日常生活化给予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是什么，却并非他们思索的核心问题。因此，他们往往以为“生活的过程与道德学习、道德生成的过程是同一过程”。由此，拒绝了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框架下对日常生活的反思。这样，问题便变成了一个二元论命题，凡脱离日常生活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坏的思想政治教育，相反回归生活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以日常生活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反对狭隘、故步自封的思想政治教育。

这种二元论的模式本身就是对日常生活的误解，同时也使思想政治教育误入歧途。问题绝非那样简单，也就是说，即便是“回归生活”论所批判的思想政治教育本身也并非是完全脱离日常生活，只不过它所倚重的日常生活情境已在历史过程之中转化为过去。这种二元论的一种自然的逻辑后果是，导致对日常生活不假反思的肯定。我们应在何种程度上回归生活，或者说，生活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否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自我救赎的唯一途径，这样的问题被“回归生活”论者有意地剔除了。在他们的理论视野中，日常生活被转化为朦胧模糊的整体，最终的结果是将具体的日常生活高度抽象化。于是，回归生活并没有像他们所期望的那样回到最鲜活的日常生活的具体性之中，而是他们自己营造了一个“日常生活”的海市蜃楼。在这种高度抽象而梦幻化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仍处在那冰冷的抽象概念的囚笼之中。

回归生活的思想政治教育将日常生活概念抽象化，根本原因在于其在方法论上是非历史的，或者说回归生活只是回归了一种暂时而偶然的生活状态，但这种“回归生活”的倡导者却极力将其永恒化，最终导致了日常生活的形而上学。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告诉我们，我们面临的日常生活状态只是历史的产物，也就是说，当“回归生活”论者将回归的矛头指向现世此在的直接生活状态时，我们本身就已经犯下了一个错误。历史之中的某一时刻或者某一具体日常生活状态并非是凝固的，相反在历史时间的流变中，日常生活是一种自我呈现，是海德格尔式的存在者相对于存在的被抛性。简而言之，某一种被我们所凝视的日常生活状态是一种偶然而暂时的状态，当我们试图用手抓住这种状态时，历史真实的状态却悄悄地从我们手中溜走了。但我们手中抓住的并不是空无，而是一种存在的灰烬，是海德格尔的存在者。而对于不懂得历史时间的“回归生活”论者却将这种偶然的、暂时的日常生活状态永恒化，并赋予其主观的色彩。这样，“回归生活”的思想政治教育并不是迎来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生，当我们一次又一次为思想政治教育炒作各种新鲜范畴时，无异于本雅明所谓的“不断将新的废墟堆到旧的废墟上”，思想政治教育在不断的“创新”中被反复埋葬。

如何从真正鲜活的日常生活中偿还思想政治教育曾具有的生命色彩？日常生活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在日常生活的真实实践中寻找答案。正如杜威所说：“准备社会生活的唯一途径就是进行社会生活。离开了任何直接的社会需要和动机，离开了任何现存的社会情境，要培养对社会有益和有用的习惯，是不折不扣地在岸上通过做动作教儿童游泳。”可是，即便我们将思想政治教育面对真实的日常生活时，也必须小心翼翼，毕竟日常生活并不像书本上的理论那样明确透析，它是一个每个人都了解但又都不甚了了的领域。在一定程度上，日常生活琐细而无规则可言，甚至无法对其加以分类，任何对其加以概念抽象化总结的努力都必然冒着阿多诺所批判的同质化的危险，即日常生活是碎片化的巨大的“星丛”（constellation）。“星丛不应该被还原为某一种本质，在这个星丛中内在存在的东西本身不是本质。”在具体日常生活中，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与日常生活的星丛式特征相呼应，当马克思宣言“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之后，微观日常分析方法成为思想政治教育总体性方法的必然补充。我们在日益分化、日益琐细的日常生活之下，不再拥有解开一切人思想之结的万能钥匙，每一把通向人心灵深处的钥匙只能从具体的日常生活分析中小心翼翼地找寻。

在日常生活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分析中，还需要注意日常生活的另一个特征。日常生活与其说是一种直接被呈现的生活，毋宁说是一种被神秘化的生活方式。日常生活的真实样态是：每一个具体个体只有在零星的日常生活片断中延续日常生活的想象，而将这些日常生活组合起来的并不是日常生活本身，而是罗兰·巴特所谓的“神话”，即我们总在一定的意识形态下将我们的生活化碎片组合起来，使它看起来像是一个有意义的整体，虽然日常生活的片断是与个体相关的，但组合碎片的方式却被置于意识形态之下。也就是说，我们惯常用一种如A—B—C—D的顺序来连接我们日常生活的碎片，日常生活的意义在这种连接方式上被建构出来。一旦意义呈现，其他的意义也便消遁于无形，这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解蔽的同时也是遮蔽”。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获得的关于生活意义的理解被误认为是生活直接赋予的意义，它本身是意识形态的，现在却被理解为客观的，甚至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意义。最后我们将这种意识形态下形成的逻辑方式看作唯一可能的方式，并积极将其永恒化，看成指导一切的颠扑不破的原则。正如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时说道：“资本主义经济是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又把这些公式当做规律。”而这些“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马克思的分析表明，日常生活本身是披着面纱的，在我们不能分辨孰为真实、孰为幻影的情况下回归生活，最终只能让我们连同思想政治教育一起坠入意识形态的“永恒性”的牢笼。在韦伯以价值中立为世俗生活祛魅的同时，也在理性的名义下重新为日常生活涂上了浓妆，新的日常生活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必然需要为现代市场理性重新祛魅，以一个碎片和“零度”的日常生活展现在人们面前。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便有了面向日常生活的新的浮士德一般的意义。

三

因此，日常生活中思想政治教育在逻辑上需要得到转换，思想政治教育的“回归生活”才能获得可能性。

1.回归生活，对日常生活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而言，本身不是目的，回归生活毋宁是作为人的此在生存的权宜之计。正如海德格尔指出，每个此在都是被抛入到这个世间的，“烦”构成了其间的本体构造。日常生活是一种脱离不开的网，但并非我们最终驻足的此岸，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在日常生活中采用日常生活的内容和方式本身并不是为了日常生活，而是为了一种返回存在的“乡愁”，否则人就会沦落为“常人”，湮没在浩瀚的历史之中。思想政治教育不能以安于日常生活作为教育的最终意义，而是要从最平常的日常生活中赋予人们最不凡的意义。

2.日常生活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从现实的琐碎中寻找的精神境界。这种态度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走近日常生活，但又必须与日常生活保持距离。正如亚里士多德在分析古希腊悲剧对城邦居民的精神净化效果时指出的，悲剧模仿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从而让人们身临其境，甚至直接将悲剧当做自己的化身。另一方面，只有当观众从对悲剧情节的投入中抽身出来，并与悲剧拉开距离，悲剧才有可能产生政治教育效果。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效果也是如此，思想政治教育既不是面向此世的完全日常生活的沉沦，也并非如法兰克福学派那样高耸云端的孤芳自赏。思想政治教育的浮士德精神必须是对大众日常生活的解读，最终实现对日常生活的重新塑造。

3.日常生活的思想政治教育并非是一种对日常生活绝对性的超越，亦即完全抛弃日常生活。不可能存在日常生活之外的人，尽管有研究者极力主张用非日常生活批判来改造其所认为的“自在的、经验主义的、自然主义的、自发的”日常生活模式，但狂欢化的非日常生活凝固后仍然成为新的日常生活，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绝非对日常生活的绝对弃绝，而是积极改造日常生活，使日常生活不断被个体赋予新的价值与意义。同时，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对日常生活的塑造过程，绝不是一劳永逸的，也就是说，日常生活的更新是长期而卓绝的，它必须以不停顿的社会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机制不断重新赋予其崭新活力，成为布洛赫式的永远的未来希望。

（原载于《思想理论教育》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