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服饰研究成果：探索服饰史及地位

楚服饰研究现状及其服饰史地位^[1]

/齐志家

（武汉纺织大学　服装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3）

摘　要:楚服饰的研究现状表明:楚地的文化风格、楚地的服饰与来源和北方周文化圈的文化样式存在很大的区别，表现出了鲜明的地域特色与十分独特的艺术创造魅力；但就历史意义而言，仍然存在合理的认识其服饰史地位问题。文章考虑到两个背景:一个是楚文化在中国古代文明进程中的意义，一个是中国传统服饰史自身特征。由此得出基本认识:在文明起源、国家形成中的历史中，“楚”是作为“方国”而存在的。这也就是楚服饰一方面会通周初诸夏服饰，另一方面又没能成为“正统”的内在原因。由此认为，楚服饰仅仅在装饰风格方面融入了完整的以“礼仪秩序”为核心的传统服饰史。

关键词:楚服饰；文明史；装饰风格；礼仪秩序

随着20世纪20年代楚文化遗存在酣睡两千余年后被考古工作者唤起，其展现出的与周文化大异其志的文化和艺术风格激发了研究者的浓厚兴趣。就服饰研究而言，楚墓的服饰遗存为我们研究先秦服饰提供了最早的实物资料；但真正的楚服饰研究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就当前的成果来看，楚服饰研究仍是一个有待勃兴的领域，且面临一个如何对楚服饰进行服饰史定位的急迫问题。

1　楚服饰研究现状

自20世纪后期楚文化研究兴发以来，楚服饰的研究在目前仍属一个鲜有涉足的领域，其出版的著述、研究论文皆有限。这种情形与整个楚文化研究的现状以及服饰研究本身的复杂有关。这个文化体系庞大，涉及因素错综复杂，年代久远，历史有偏识等，皆为楚文化研究带来一些困难的因素。在现阶段，楚文化的整体研究与各门类的部门研究之间，并未保持一种协调和平衡发展的状态。楚地服饰作为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楚人日常生活研究必不可少的内容。出土遗存已直观地告诉我们，楚地的文化风格、楚地的服饰与来源和北方周文化圈的文化样式存在很大的区别，表现出了鲜明的地域特色。尤为重要的是，先秦服饰史中有实物资料佐证的只有楚墓出土的服饰资料，也由此可见楚服饰研究的深远意义。

楚服饰表现出的自身特色根源于所谓“蛮夷文化”的楚文化的背景之中，但就楚文化的历史命运而言，其意义历来没有得到明确的认定。早在夏商周相继建都于中原时，就形成了所谓的“正统观念”。就地域而言，中原是正统；就民族而言，华夏是正统；楚乃为“荆蛮”。在中国传统宗法社会的历史演进中，华夏文化所倡导的儒家德性文化体系一直占主导地位，成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这是一种强调共性、组织协调的文化体系；而在楚地生长形成的道、骚体系，则被认为是一个个性张扬的文化体系。在历史机缘中，它未被纳入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但是，从文化精神（个体生命层面）的发展来看，这个体系同儒家德性体系（社会政治层面）一起影响了传统社会的精神生活。而由正统观念而来的偏识就成为“重北轻南，重河轻江，重黄轻炎，重龙轻凤，重儒轻道”^[1]。现在看来，楚人曾创造了灿烂的、甚至与周文化成鼎足之势的楚文化，但楚文化向来被历史所轻视。中国素有衣冠王国、礼仪之邦的美誉，但这套服饰体系都是以周文化为背景的。就服饰而言，《周礼》的形成标志着古代传统冠服制度的建立。《周礼》本身是一部记载周代王室官制和礼仪的书籍，这套服制与周代形成的礼制联结并混融在一起，成为正统服饰规范。对楚地服饰而言，因“非正统”的原因，而只能为野史、散记所记载。^[2]

就已有先秦服饰史中楚服饰研究资料来看，一般来说因年代的久远，先秦的丝绸和刺绣在地下殊难保存，而楚地特殊的水土和楚人特殊的葬俗使得楚墓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先秦遗物。因此，在先秦服饰史的研究中，也多以楚地的服饰为主，甚至为主要研究对象。周锡保的《中国古代服饰史》和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对周代服饰的描述就主要限于楚地的资料。^[3]

就当前楚学研究背景下的楚服饰研究来看，直接以楚服饰为研究对象的著作、文章尚少见。在《楚人的纺织与服饰》中，彭浩主要从楚墓出土的具体实物出发来与周代服饰进行比对研究。研究认为，位于南方江汉地区的楚人的服饰样式与其他周代各国并无大的差异。楚人的服式主体包括深衣、裯衣和直裾长衣。并且，从《周礼》强调的礼乐仪典、礼治秩序的要求来看，楚地服饰的装饰风格与这个礼治系统还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对应关系^[2]。而“楚服饰艺术及其应用研究”项目组则从具体形制、装饰特点和文化精神三个既区别又紧密关联的角度分别对楚服饰展开研究。在形制方面，研究认为:楚式衣裳、楚式冠制和楚式衣袍都表现出对周代正统的变通和发展。楚服饰在引进了周代的冠冕衣裳制度的同时，也发展了楚人的地方服饰，并以其鲜明的楚地特色与创造精神影响秦汉服饰^[3]。在装饰上，楚服饰的楚风装饰是一幅幅香草云气、枝花绕藤、飞风蟠龙、龙虎蛇虬、飞廉土伯、神灵鬼怪的世界图景，这是一个幻化神灵之境。区别于众多模仿性艺术，楚艺术体现了从不拘泥于具体物象的汪洋恣肆的想象和创造。它既区别于商周以来饕餮纹饰的那种狰狞的美，也区别于来自古希腊瓶画的那种静态的和谐，它呈现的是楚人达观健旺的生命精神^[4]。这是一种蕴含着无穷创造与想象的艺术。结合具体实物对楚墓纺织服饰品进行式样分析发现，其纹样装饰显示出了与北方迥然不同的装饰风格。它呈现出的是一个飞动活泼、神秘富丽的神异世界。^[5]

从上述分析看，楚地的文化风格、楚地的服饰和来源与北方周文化圈的文化样式存在很大的区别，表现出了鲜明的地域特色与十分独特的艺术创造魅力。这些研究表明，学者们已经开始纠正过去那种过分夸大中原周文化、贬低周边文化的偏差。然而，楚服饰究竟在中国传统服饰史中居于什么地位，它又代表着何等的服饰发展的阶段，对于这些问题，我们有时会矫枉过正，又会过分夸大楚地的服饰文化。就现状而言，楚服饰研究还处于材料整理阶段，少有系统的理论阐释。而一个合理清醒的定位显然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关系到我们如何选择对象和按什么标准来推论。并且，服饰史也不是一部服饰材料的历史，而应该是一部衣生活的历史，一部穿着行为的历史。也就是说，这些材料必须与具体时代的审美观念、行为方式联系在一起，服饰史的研究应该是一项多学科交叉的综合研究。因此，要探索楚服饰在历史发展中的应有面貌，要合理地认识其服饰史地位问题，我们还必须把握好两个背景:一是楚文化在中国古代文明进程中的意义，这是楚服饰影响中国传统服饰的前提与基础；二是中国传统服饰史自身的特征，它决定了楚服饰在哪些方面融入了完整的服饰史^[6]。

2　楚服饰的历史定位问题

楚地服饰是指于公元前8～公元前3世纪的500年之间活动于楚地的人们的服饰形态，具有鲜明而强烈的地域特色。但历史的机缘、“正统”观念的影响，楚文化被历史所轻视、被淡忘了，直到20世纪20年代楚文化遗存在酣睡两千余年后被人们唤起。正如上述所见，楚人曾创造了灿烂的、甚至与周文化成鼎足之势的楚文化。但就整体的服饰史来看，中国是一个讲究冠服制度的礼仪之邦，但这套服饰体系却是以周文化为背景的。但是，从楚地服饰与周文化圈的服饰交流及对后代影响来看，楚文化及其服饰一度影响深远。历史上楚国灭亡后，代之而起的秦在短短的几十年后，终究仍由楚人推翻并创建汉。就历史更迭来看，秦承周，汉承秦，但都是在制度体系正统观念上（社会政治层面）的承袭，而在文化精神领域，楚地文化在秦楚之争时期就曾产生深刻影响，而汉代文化中的浪漫主义也极好佐证了楚文化的深远影响。因此，我们只有先理清先秦时期楚文化与周文化的内在关系，才能解释楚服饰在先秦服饰史中的意义。

20世纪考古学成果，特别是考古文化区系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深入了对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增进了对文明起源的理解。新成果认为，五帝时代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多支祖先组合与重组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另一个重要阶段则是自距今四千年至两千年夷夏斗争及夷夏共同体的重组与新生阶段。至战国末期，夷夏共同体重组的历史使命已大体完成，由此奠定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社会基础。中华民族的各支祖先，不论其社会发展有多么不平衡，或快或慢，大多经历过从“古国”到“方国”，然后汇入“帝国”的国家发展道路^[7]。

一般来说，楚国的拓展被认为是东周时代的一件大事。其影响不仅波及了当时的整个南部中国，而且还北向推移，给中原文化以强劲的冲击。楚国的拓展是与当时社会的大国变革的现实背景分不开的。应当注意的是，这时的“国”的概念还只是上述国家发展道路上“方国”的概念。春秋战国之交，封建制度逐步取代了奴隶制度。在这前后整个时期，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都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各诸侯国之间兼并和争夺连绵不断，以“周礼”为代表的西周社会的等级制度遭到某种挑战，形成所谓“礼崩乐坏”的情势。与西周社会等级制相适应的一套完整的冠服制度也因社会政治形势的发展在春秋末期受到了某种冲击。但其大势却是在一个逐步形成夷夏共同体的过程中，对这一冠服制度的变相强调。在这里存在一种矛盾的情形。一方面，诸侯各国在政治生活中冲破原有的西周“礼治秩序”，而走向一种含有更多“刑法秩序”的新特征，一般意义上的“礼崩乐坏”就是指这种转变。但是，另一方面，在社会政治生活更深入的层面，在夷夏交流的实际过程中，无论诸夏还是夷狄，一种源于周礼的“贵族文化”成为诸国交往的共同规则。特别是对于夷狄诸国，对这种“贵族文化”的认同成为他们最现实的政治选择。春秋被称为古代的“贵族文化”发展的最高阶段。因此，在这种情形下归属为“四夷”的楚的君臣的装束自然归入或融入由诸夏奠定的“传统冠服”即传统官服或冠服一类。

由此，我们只能把楚国作为一个“方国”来分析其在中国古代文明进程中的意义。我们得到的结论是，作为一种政治的选择，楚国必然追随包含周初“冠服制度”的“礼治秩序”体系。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看到楚服与周代服装制度上的趋同。另一方面，楚服却体现出新的装饰特点和独特的艺术创造力。比如楚冠流传后世，以及楚式衣袍对传统深衣的发展表现出了鲜明的地域特色及长久的影响。(www.xing528.com)

然而，我们并不能从这种地域的、装饰的或特色的意义上只强调楚服饰对周代传统服饰的影响，更要看到从整个中国服饰史的特性上，我们不能过分强调楚服饰在装饰风格上的艺术创造。这是因为楚服饰的装饰风格确实融入了完整的服饰史，并在后代产生重大影响。但中国传统服饰史的文化本质并不在于“装饰风格”而是在于“礼仪秩序”。虽然在历代，服饰的具体形制有着长短、肥瘦、质色选择上的具体变化，但其基本的“礼仪秩序”精神却始终稳固不二。这些制度本身就影响了古代服饰成为一种政治统治的工具，一种思想道德的附庸，丧失了其“自身的独立性”。而作为楚服饰文化最主要特色的“装饰风格”，注重的正是服饰“自身的独立性”。而这种服饰“自身的独立性”在现代看来是对服饰的一种科学合理的理解；但对于楚人来说，这是一种脱离了具体宗法情境的解释。

由此得出一个大胆推测与观点:在文明起源、国家形成的历史中，“楚”是作为“方国”而存在的。这也就是楚服饰一方面会通周初诸夏服饰，另一方面又没能成为“正统”的内在原因。由此认为，楚服饰仅仅在装饰风格方面融入了完整的以“礼仪秩序”为核心的传统服饰史。这一结论，明确了楚服饰与周代服饰以及服饰史的关系，也为进一步更深入地研究具体楚服饰现象提供了基础与前提。

诚然，我们有可能明确楚服饰与周代服饰以及其与整个服饰史的关系，但是，对于这一关系的结论是基于文明史及国家凝成的角度，是对作为一种大的历史情境的考察。因此，不仅这种历史情境需要进一步的多学科研究成果的支持，而且，更需要服饰史的进一步研究成果的支持。因此，我们还必须基于这种情境而深入到具体的服饰现象的研究中。

参考文献

[1]张正明，皮道坚.楚美术图集[M].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1996.

[2]彭浩.楚人的纺织与服饰[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

[3]古怡.楚服饰对周代服饰形制的变通于发展[J].武汉科技学院学报.2006（10）.

[4]古怡.世界想象与生命精神:美学与艺术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5]古怡.楚服饰品纹样的审美世界[J].武汉科技学院学报，2006（8）.

[6]齐志家.楚服饰的形上观察[J].武汉科技学院学报，2008（8）.

[7]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M].北京: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1999.

【注释】

[1]本文为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楚服饰艺术及其地位问题研究结题报告“成果简介”部分，项目编号2005Q090。

[2]早在“三礼”之前，涉及楚地服饰的服饰典籍还有《尚书》、《世本》，乃至“三礼”之后，特别是汉儒思想的影响，楚文化在制度体系中被忽视了。但是，从楚地服饰与周文化圈的服饰交流及对后代影响来看，楚文化圈服饰一度影响深远。

[3]如周锡保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史》（上海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第四章为“周代后期的服饰”。却仅以楚墓帛画、漆瑟彩绘及楚墓实物为主。这里存疑的是:在那个百花齐放的时代，楚地服饰是否真正能概览周代后期的服饰全貌与风格。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商务印书馆，1981版），其涉及周代关于楚地服饰研究的内容占全书1/5，足见楚地服饰资料的丰富及其价值意义。其对楚地服饰予以的高度评价则是引人注目的。其材料盈实，考证严谨，论述中肯。但是其研究方法主要是基于史学角度，对于材料本身的分析考订与阐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