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麻雀解剖：助力中国发展

二、解剖小麻雀，推动大发展

哲人黑格尔把无限分成两种，一种是“坏的无限”，一种是“真的无限”。在他看来，坏的无限把有限与无限绝对对立起来，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无限。而“真正的无限毋宁是‘在别物中即是在自己中’，或者从过程表述，就是:‘在别物中返回到自己’”。^[35]这种是“真的无限”。但它也只是一种“量的真无限”，还有一种“质的真无限”。“质的真无限”是个别中的一般，特殊中的普遍，相对中的绝对。黑格尔这个思想的方法论意义在于，它为我们指出了一条通过有限去把握无限的捷径。毛泽东终生提倡“解剖麻雀”，与黑格尔的上述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解剖麻雀”、“蹲点”、“以点带面”、“点面结合”、“面上的工作先抓三分之一”，这几句话再通俗不过了，但却包含着深刻的哲理，是辩证法派独有的思维方式的体现。如果我们把它与毛泽东关于矛盾的共性与个性、相对与绝对的论述结合起来琢磨，再联系黑格尔的上述思想，就会有更深的体会。

毛泽东不是一个书斋里的哲学家，也不是一个职业哲学家，纯粹的哲学思辨不是他的兴趣所在，其所有著述的根本目的都在于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运动的基本规律。与他的认识论思想一样，集毛泽东辩证法思想之大成的《矛盾论》就是一鲜活的例证。《矛盾论》写于1937年8月，它是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特别是关于矛盾学说的重要哲学著作。《矛盾论》是在血与火的革命实践中铸成的，它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独特的形式和体系，深刻地阐发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对立统一规律，字里行间渗透着对中国革命十几年宝贵经验的哲学总结和概括，也浓缩着时代精神的深刻反思和理论升华。美国学者弗·霍勒布尼奇认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主要贡献在于它恰如其分地阐述了对立统一规律。《矛盾论》有关这个问题的阐述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是前所未有的。毛泽东把辩证法的其他规律和范畴看成是对立统一规律的演绎。下面我们主要以《矛盾论》为依据来详细阐述和分析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尤其是关于矛盾问题的思想，并探究他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考究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

(一)关于两种不同宇宙观的疏解

列宁曾提出两种发展观，他说:“有两种基本的……发展(进化)观点: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以及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关联)。”^[36]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从宇宙观的高度发挥了列宁的思想，提出形而上学和辩证法是“两种不同的宇宙观”。在毛泽东看来，宇宙观应该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关于世界的物质性或世界统一于物质的理论叫唯物论;关于世界发展的学说叫辩证法。这二者的统一才构成完整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或世界观。

毛泽东指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这两种宇宙观，是关于世界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形而上学宇宙观否认世界的发展变化，即使承认变化，也只承认事物的量变而否认质变。它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观察世界，本来是运动变化着的、充满生机的世界在它眼里变成了静止的、僵死的世界。由于受17世纪末建立的机械力学的影响，形而上学者虽然有时也承认自然界和世界的变化，但总是用力学的眼光去看待这些运动，把世界上丰富多彩且有质的不同的运动形式归结为机械运动，即把变化和运动只理解为事物存在的场所的变更和数量的增减。与此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不仅把世界看成是永恒运动着的物质世界，而且把世界看做是从低级运动形式发展到高级运动形式的无限前进的过程。对这个永恒运动过程中各种具体的运动形式，唯物辩证法从它们的产生、消失和联系等方面进行考察，从而勾画出了一幅与形而上学完全不同的联系的、变化发展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世界图景。在这里，联系和发展作为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首次被明确地加以阐述。

毛泽东认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毛泽东说:“究竟什么东西联系呢?就是对立的两个侧面的联系。各种事物都有对立的两个侧面。”^[37]所谓联系，本质上是对立统一的联系。形而上学用孤立的观点看世界，从根本上说，就是不懂得用对立统一的观点去看世界;它用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从根本上说，就是看不到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它用静止的观点去看世界，这根源于否认对立统一，由于否认矛盾即否认对立统一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因而只看到事物的量变，否认质变，“不能解释质的多样性，不能解释一种质变为他种质的现象”，所以毛泽东说，“所谓形而上学，就是否认对立统一”。同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用联系的、发展的和全面的观点去看世界，根本原因也在于坚持用对立统一的观点去看世界，“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就是对立面的统一”^[38]。可见，是否承认矛盾、是否承认对立统一是形而上学和辩证法两种宇宙观根本对立的关键，这样，毛泽东就在两种宇宙观根本对立的焦点上突出了对立统一规律在唯物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

为了进一步分析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的根本对立，毛泽东还深刻论述了内因和外因在事物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他说，单纯的外部原因只能引起事物的量变，而不能说明事物的质变，就连“外力推动的机械运动，也要通过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毛泽东对内因和外因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的论述是全面的、科学的，他说:“唯物辩证法是否排除外部的原因呢?并不排除。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39]这就全面地、辩证地说明了内因和外因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

(二)对矛盾结构的具体翔实阐释

霍勒布尼奇认为，对矛盾问题的研究是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的一大贡献，尤其是他对矛盾结构的阐述更是独具匠心，比历史上任何一种矛盾理论都更为详尽。这包括: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即共性和个性的原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原理;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原理。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从哲学史上看，从柏拉图到马克思，许多哲学家都论述过普遍与特殊、共性与个性的关系这些范畴。不过总的来说，他们讲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事物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而不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谈谈辩证法问题》涉及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内容，但他们都没有明确地把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列为“辩证法的要素”之一。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普遍与特殊、共性与个性的思想也十分丰富。后期墨家提出“同异交得放有无”，认为只有比较事物的相同和相异之点，才能把握住事物的本质。明代科学家方以智认为“公性在独性中”，即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

毛泽东吸收了前人在这一问题上的思想成果，从中国革命的现实需要出发，明确地把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及其相互关系作为矛盾学说的一项重要内容系统地加以论述，并把它称为“矛盾问题的精髓”。毛泽东明确地把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问题，即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关系问题，作为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提出来。他指出:“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40](https://www.xing528.com)

那么，什么是矛盾的普遍性呢?毛泽东明确指出:“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41]这就是说，矛盾无所不在，事事有矛盾;矛盾无时不在，时时有矛盾。前一个意义是指矛盾在空间上的普遍性，无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还是思维，每一个领域及其各个方面都存在矛盾。后一个意义是指矛盾时间上的普遍性，每一事物从产生、发展到灭亡，每一个阶段或时刻都充满着矛盾。明确概括出矛盾普遍性原理的两方面含义，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的新贡献。

毛泽东还把矛盾普遍性原理转化为斗争策略和认识方法、领导方法。1940年12月25日，在他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论政策》一文中，他提出了对反共顽固派和帝国主义采取“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原则”。^[42]1942年2月8日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提出:“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43]他告诉我们，提出问题就是分析矛盾，解决问题就是解决矛盾，这就为我们认识和处理问题指出了一个总的正确方向。他还倡导通过揭露矛盾来解决矛盾的工作方法，他说，“要学会这么一种领导艺术，不要什么事情总是捂着”，“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44]他一再教导我们对事物要采取“一分为二”的方法，也就是分析和揭露矛盾的方法。

什么是矛盾的特殊性呢?毛泽东针对当时党内教条主义的错误，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矛盾特殊性”范畴。在《矛盾论》中，详细地分析了矛盾特殊性的五种表现形式:各种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都有特殊性;各个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在其发展的每一过程，也都有特殊性;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的各方面也有其特殊性;各个发展过程在其不同发展阶段上的矛盾也各有特殊性;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各方面也有其特殊性。英国哲学家康福斯认为，毛泽东的矛盾特殊性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矛盾观点的最为完备的探讨”。^[45]

毛泽东通过对矛盾特殊性的五种情形的层层分析，形成了系统的矛盾特殊性观点。毛泽东多次强调要研究事物和矛盾的“具体地位”、“具体形式”、“具体关系”、“具体条件”、“具体矛盾”以及解决矛盾的“具体方法”，等等，反复强调“具体”二字，揭示了具体分析的各种复杂情形，这就把列宁关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进一步具体化、系统化了。事物和矛盾都是具体的、发展的，只有坚持具体分析，才能正确地认识矛盾和解决矛盾，也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富有生命力并蓬勃发展;离开具体分析，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为抽象的僵死的公式和教条。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什么关系呢?毛泽东指出，“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46]这就是说，每一事物内部不仅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个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共性)，普遍性、共性不是游离于或脱离特殊性、个性而存在，离开了特殊性和个性，就没有什么普遍性和共性，共同的本质存在于特殊的本质之中，普遍规律存在于特殊规律之中。

毛泽东对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的论述是全面的、辩证的。他指出既要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又强调研究矛盾的特殊性。不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就无从发现事物发展的普遍的原因或根据;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事物的特殊本质，无从发现事物发展的特殊原因或根据。他号召我们要揭示和发现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相互联结，因为只有全面地、科学地认识事物和矛盾，才能找到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从而才能深刻理解和把握矛盾学说，割裂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是不能科学地认识和解决任何矛盾的。

毛泽东关于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相互关系的论述和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精辟的科学论断，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时说:“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47]要有效地解决具有自身特点的中国革命问题，指导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就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转化为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我们党一贯的思想原则，这一原则正是以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为根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揭示了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共同规律，是普遍真理，体现了矛盾的普遍性;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则具有自身的特点，体现了矛盾的特殊性;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是相互联结的，因此，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教条主义者拒绝分析中国革命的矛盾特殊性，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当成教条照抄照搬，经验主义者则把局部的狭隘经验夸大为普遍真理，轻视或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他们都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同时也割裂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毛泽东还运用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的原理，提出了“一般与个别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同样也是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

(三)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同一性和斗争性是一切矛盾都具有的两个基本属性，是反映矛盾诸方面相互关系的两个基本的哲学范畴。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明确把矛盾同一性的科学涵义概括为两种情形:“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48]可见，毛泽东在说明同一性的两种矛盾双方互为存在的条件，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这一点还不够，“更重要的，还在于矛盾着的事物的互相转化”。^[49]唯有转化，旧事物才能灭亡，新事物才会产生。但转化需要一定的条件，在《矛盾论》里，毛泽东高度重视对条件性的研究。他指出:“两个相反的东西中有同一性，所以二者能够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这里说的条件性，即是说在一定条件下，矛盾的东西能够统一起来，又能够互相转化;无此一定条件，就不能成为矛盾，不能共居，也不能转化。”^[50]他认为，唯物辩证法所讲的矛盾是现实的、具体的矛盾;它所讲的转化，也是现实的具体的转化，它们都是在一定条件下构成的，并不是那种主观想象的、幻想的矛盾和转化。而所谓矛盾的斗争性就是矛盾双方的相互对立、相互排斥和相互否定。它作为一个有广泛含义的哲学概念，与政治上的斗争概念是不能混同的。斗争的形式多种多样，除了政治斗争外，还有经济斗争、思想斗争、军事斗争等形式。他根据列宁关于不能把运动限于某种斗争形式和需要用历史的态度来考察斗争形式的思想，把斗争形式区分为对抗与非对抗两大类，并对其作出了科学的规定，阐明了这种区分的重要性及其意义。此外，毛泽东还提出了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可以互相转化。毛泽东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学说，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

矛盾既有斗争性，又有同一性，那么这两方面的关系如何呢?列宁说:“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51]毛泽东具体阐明和发挥了列宁这一思想。一方面，两者是同时存在、紧密结合的矛盾的两种本质属性。“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52]另一方面，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毛泽东认为:“一切过程都有始有终，一切过程都转化为它们的对立物。一切过程的常住性是相对的。”^[53]这里说的“常住性”指事物的相对稳定性，是同一性的表现，它是暂时的。就是说，“缺乏一定的必要的条件，就没有任何的同一性”。^[54]“由于一定的条件才构成矛盾的同一性，所以说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55]斗争性之所以是绝对的，因为“矛盾的斗争贯穿于过程的始终，并使一过程向着他过程转化，矛盾的斗争无所不在，所以说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56]在毛泽东看来，如果把同一性看做是绝对的，就会陷入僵死的、凝固的形而上学;如果把对立面的斗争看做是相对的，就会陷入轻视斗争的矛盾调和论。因而，毛泽东主张:“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57]“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58]“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59]毛泽东的上述观点无疑把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毛泽东不仅从理论上科学地阐明了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辩证关系，而且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活动中也出色地运用了这一原理。割裂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辩证关系正是“左”右倾机会主义犯错误的思想根源之一。毛泽东则一直坚持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相结合的辩证观点，从而反对“左”和右的片面性，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统一原则。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写了大量有关统一战线的文章，比如1940年12月25日在《论政策》一文中，就明确指出:“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60]1942年5月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中，又指出:“在一个统一战线里面，只有团结而无斗争，或者只有斗争而无团结，实行如过去某些同志所实行过的右倾的投降主义、尾巴主义，或者‘左’倾的排外主义、宗派主义，都是错误的政策。”^[61]他还把这种方法运用于处理党内矛盾和其他人民内部矛盾中，他提出了“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毛泽东领导全党，用这个方法正确处理了党内矛盾和其他人民内部矛盾，到1945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时候，达到了全党团结的目的，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在整个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更好地运用这个方法”。^[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