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第一节　修辞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一、修辞、修辞现象、修辞史

（一）修辞

关于修辞，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有几段著名的阐述：

修辞原是达意传情的手段。主要为着意和情，修辞不过是调整语辞使达意传情能够适切的一种努力。

写说本是一种社会现象，一种写说者同读听者的社会生活上情意交流的现象。从头就以传达给读听者为目的，也以影响到读听者为任务的。对于读听者的理解，感受，乃至共鸣的可能性，从头就不能不顾到。而尤以发表这一阶段为切要。

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²⁾

体认以上论述，对于“修辞”我们有以下几点看法：第一，“修辞”是运用语辞进行“达意传情”的手段或方法。“达意传情”乃是修辞的目的，它必须通过语辞运用来完成。第二，“达意传情”要想顺利进行甚至获得成功，除了对语辞要有“相当的注意”，尤其是“读听者的理解、感受，乃至共鸣”，乃是写说者“从头”就应该考虑到的。也就是说，修辞必须具有实效才算成功。第三，修辞的第一要义是“适应题旨情境”。“凡是成功的修辞，必定能够适合内容复杂的题旨、内容复杂的情境……使人觉得无可移易，至少写说者自己以为无可移易。”由此，我们可以对修辞作这样的认识：

修辞是在社会交际中，双方依据具体的题旨情境，运用语言文字以传情达意而力求取得恰当效果的言语活动。

（二）修辞现象

关于修辞现象，陈望道作过这样的论述：

材料配置定妥之后，配置定妥和语辞定着之间往往还有一个对于语辞力加调整，力求适用的过程；或是随笔冲口一晃就过的，或是添注涂改穷日累月的。这个过程便是我们所谓修辞的过程；这个过程上所有的现象，便是我们所谓修辞的现象。⁽³⁾

他并且明确指出，修辞现象就是修辞学研究的对象：

修辞学研究的对象——修辞现象，就是运用语文的各种材料、各种表现方法，表达说者所要表达的内容的现象。⁽⁴⁾

这两段话告诉我们：第一，修辞现象产生于修辞过程中。修辞过程有长有短，有的“随笔冲口一晃就过”，有的“添注涂改穷日累月”，但不论长短，只要是在修辞过程中产生的语文现象，都是修辞现象。修辞现象可以是字、词的选择，可以是句的运用，也可以是段和篇章的结构安排。第二，修辞现象和“语文的各种材料、各种表现方法”的关系是：对于各种语文材料和表现方法或技巧的运用，就形成了修辞现象。而修辞现象包括消极修辞现象和积极修辞现象两大类。第三，修辞过程和修辞现象总是随着交际内容的表达需要才产生的，总是为适应一定的题旨情境才形成的。人们在分析和评判修辞现象时，除了要研究其中的语言材料、表现方法外，还要紧密结合具体的题旨情境进行。第四，修辞现象是修辞学研究的对象。修辞现象由调动语文材料、运用表达手法和讲究写说技巧而形成而呈现，它只能是一种语言现象，它必然属于语言运用的范畴。它既有别于文学现象、美学现象、逻辑现象，又不同于语音现象、词汇现象、语法现象等仅仅是由语言材料本体所构成的现象。修辞现象有自己的矛盾特殊性，它是语言材料对适应题旨情境时的恰当运用。

（三）修辞史

1．修辞史的研究对象和范围

修辞现象是修辞史的基本细胞，各种修辞现象的萌芽、产生、发展、变化，构成了修辞史。换句话说，修辞史的研究任务就是考察、描述、阐释修辞现象的兴替变化，从而认识其演进的规律，诚如疏志强在《汉语修辞史研究综论》一文中所说：

修辞史的研究应该是关注各种修辞现象何时出现、何以出现、如何变化、何以变化乃至何时消失又何以消失。在历史中探询并揭示修辞现象及其规律是修辞史研究者的共同任务。⁽⁵⁾

揭示修辞现象由萌芽而产生而发展演变的规律，目的是为了因势利导地推动它的进一步发展，使它更好地为人民大众所用。

修辞现象既然是修辞史的基本资料，修辞现象的范围自然也就成了修辞史研究的范围。陈望道把修辞现象大别为消极修辞现象和积极修辞现象，修辞史应该分别探索两大类修辞现象古往今来的演变历程。学界不少人认为：用词、造句、谋篇的一般法则更多地与消极修辞发生联系，消极修辞是它们存在的基础，因此，分别探索它们的演变史，乃是修辞史义不容辞的责任。积极修辞现象又可大别为辞格、辞趣两类，《修辞学发凡》归纳出38个辞格，并将辞趣分为音趣、形趣、义趣等，修辞史也就应该分别探讨各种辞格的发展演变史；同时，从语言文字诸要素运用的角度看，还应当包含语音修辞史、词汇修辞史、句法修辞史、篇章修辞史等内容。

2．修辞现象的演进

古往今来，各种修辞现象的演进，始终在悄悄地进行着，如《修辞学发凡》所指出的，以选词为例，清代桐城派以“雅洁”为标准，到了现代，转变为以“平易”为标准。以辞格来说，对偶和引用都曾在历史上被滥用，后来都被纠正。避讳中对皇帝的敬讳（当时称为“国讳”），在古代曾被推到极致；后来随着封建王朝的寿终正寝，这种避讳形式也就退出历史舞台。而避讳中的忌讳，出于感情上的照顾，在现代反而有进一步扩大之势。因此《修辞学发凡》指出：“修辞现象常有上落”，“有的是自然演进，有的是有意改动”，但“大都是不声不响地在那里进展改动”；甚至“修辞现象也常有生灭”⁽⁶⁾。这一课题虽已提出半个多世纪，但一直并无深入研究，由此影响了修辞学向纵深的发展。现在，考察、探索修辞现象的演变情况，已被历史地提到修辞学研究者的面前。

3．修辞史与修辞学史(https://www.xing528.com)

郑子瑜曾经指出：“将各时代诗文中的修辞现象，选择有代表性的，作史的叙述，夹叙夹议，以明修辞现象的变迁和进化，是修辞史；将各时代的修辞理论（也就是修辞学），作史的叙述（或评论），以明修辞思想的萌芽、成熟以至于发展的经过，是修辞学史。”⁽⁷⁾宗廷虎也认为：“修辞史研究的是修辞现象或修辞手法的演变发展史，修辞学史研究的是修辞思想、修辞评论以及修辞学的演变发展史，两者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研究后者要对前者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甚至要建筑在前者的基础之上。但它们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即研究对象不一样，研究方法也存在着差异，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⁸⁾

这就是说，修辞史和修辞学史是研究对象不同、任务也有别的两门分支学科，一般说来，修辞史研究是修辞学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前者是“源”，后者是对此所作的阐释和理论上的概括论析；后者探索的深入，又能促进前者更好地发展。两者是密不可分的相辅相成的关系。照理说修辞史的探讨，应该与修辞学史的研究齐头并进，但遗憾的是：修辞学史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已趋向繁荣；而修辞史的研究却还处于填补空白、刚刚起步的阶段。修辞史只有快马加鞭地加速发展，才能符合时代的要求。

二、研究修辞史的时代需要和学术需要

（一）提高全民族语言修养和文化素质的需要

语言不仅是交际的工具、交流思想的工具，还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因为运用语言进行交际，是人类最基本、最重要的生存能力和社会行为，也是构成其德行修养和文化素质的基本条件。进入信息时代，语言的运用、言语的交际，更具有空前的价值。而语言的运用和交际的展开是一个丰富多彩的应变创造过程，也就是一个修辞过程。可以说，人们的语言水平、言语交际能力都具体地呈现在其修辞能力，即掌握口语和书面语进行表达和接受双向互动的交际技能上。

展开对中国修辞史的深入研究，总结古往今来修辞现象的发展演变规律，吸取和传承祖先们语言使用的经验，有利于增强人们言语交际的能力和提高语文修养，也必然有助于提升我们全民族的文化素质。这也是建设现代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需要。

（二）中国语言文化走向世界的需要

已故著名修辞学家沈谦说过：“中华民族有两项绝活——美食与美辞”，这是“不争的事实”⁽⁹⁾。“中国人除了美食冠绝天下之外，语言文辞之美……举世无双。”⁽¹⁰⁾前辈修辞学家郑子瑜也说过：“中国人使用语言、发明文字绝不会比西洋人落后；而中国的文字是方块字，一字一音，所以修辞现象也与西洋各国截然不同。”“由于方块字有形声字的缘故，致使汉文的修辞现象多姿多彩，是世界任何一国的修辞现象所不易有、不能有的。”⁽¹¹⁾

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增强，中国的美辞正在迅速走向全世界。据2006年2月18日《文汇报》载：目前，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余所大学开设了汉语课程，汉语教材已进入美、英、日、韩等国的中小学课堂，学习汉语的‘洋弟子’已经超过3500万”。“据国家汉办预计，2010年海外学习汉语者将达到1亿。”⁽¹²⁾当然，诚如沈谦所说：“语言文辞，不只是表情达意的工具，更含蕴着丰盈富美的文化内涵与人文精神。”⁽¹³⁾这样，梳理和总结汉语修辞现象的发展史，以实在的成果，向世界进一步展示千百年来中国语言及其修辞的优美与魅力，可以进一步彰显中华文化和人文精神的博大与精湛。

（三）修辞学学科建设和新开拓的需要

从修辞学学科建设的角度看，完整的修辞学应由本体论和“史”这两大块内容组成。目前修辞学本体研究已经有了相当的成果；“史”的部分应该包括修辞史和修辞学史两大块。现今修辞学史成果迭出，修辞史的专著却一直阙如。郑子瑜率先呼吁说：

最近有易蒲（宗廷虎）、李金苓的《汉语修辞学史纲》（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宗廷虎的《中国现代修辞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相继出版。如果连较早出版的拙著《中国修辞学史稿》也算在内，则共有三本修辞学史问世了。听说袁晖、宗廷虎主编的《汉语修辞学史》也将出版。至于修辞史呢，希望也会有人肯动笔写，以填补这一个空白。⁽¹⁴⁾

1992年，李运富等的《20世纪汉语修辞学综观》，在评论中国修辞史成果时说：“这方面的研究，总体说来还比较薄弱，特别是修辞通史的研究几乎等于零。我们期待着今后能有所突破。”⁽¹⁵⁾1995年，袁晖热烈响应，专门撰写《时代呼唤着汉语修辞史的诞生》一文，认为“潜心地开展修辞史的研究”，“是历史所赋予的使命”；“只有进行修辞史研究，才能使修辞学史的研究有血有肉，使修辞学史的研究建立在更为坚实的基础之上”⁽¹⁶⁾。之后，郑子瑜在1997年为《中国修辞学通史》（五卷本）所写的《序》⁽¹⁷⁾中、2000年为纪念《修辞学习》100期所写的《修辞论文已有多于修辞学论文的趋势》⁽¹⁸⁾一文里，一再希望有人写《中国修辞史》，并且推测说：“预料《中国修辞史》的问世，已是为期不远了。”2003年，于广元终于出版了《汉语修辞格发展史》，宗廷虎在为该书所写的《序》中，盛赞这是“我国第一本汉语辞格发展史，全书呈现出的特色，是会对后来者的辞格史乃至整个修辞史的研究，提供启示的”，并且充分肯定此书的“开拓之功，首创之劳”⁽¹⁹⁾。

从十多年来那么多学者的一再呼吁、强调，可以看出我国修辞史研究的严重滞后，不但与不断发展的我国修辞学各个领域的研究很不相称，同时也影响我国修辞学迅速前进的步伐。早在1987年，刘焕辉在《中国修辞学的新发展及其他》一文中就指出：“修辞术与修辞学的关系，是实践与理论的关系。”“中国修辞学的新发展，首先取决于汉语修辞术的新发展。”⁽²⁰⁾而“汉语修辞术”的研究要想全面、系统地取得新的成就，不对千百年来修辞现象的演变发展作一番深入梳理和总结，是难以有效地进行的。正因为如此，全国许多学者也早已看到了修辞史研究的重要性，据我们所得到的信息，目前中南、华东、东北等地，都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在探索这一课题，对中国修辞史的研究，有正在成为热门之势。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修辞学新开拓的迫切需要。

此外，研究修辞史也是汉语史研究的需要。目前的汉语史探索中，语音史、词汇史、语法史的成果早已一再涌现，唯独没有修辞史的成果。研究汉语史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让中国人更好地使用汉语，因此缺少了修辞史的汉语史，就很难讲是一部完整的历史，因为它未能包括中国人千百年来如何运用汉语的演变史，未能描述出这方面的演变轨迹，因此它也很难完成上述的使命。而语音现象、词汇现象、语法现象本身，都与修辞现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语音史、词汇史、语法史的研究，为修辞史探索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修辞史研究也有助于语音史、词汇史、语法史探索的进一步深入。同时，修辞史研究对于文学史、美学史、文章史甚至中华文化史的建设，都有相当的意义与价值。

三、关于中国修辞史研究

对“中国修辞史”的研究，几十年来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

最早提及古今言文分合轨迹的是胡光炜，他于1924年发表的《中国修辞学史》一文，将其分为三个历史时期：春秋时期为“言语文章并重时期”；战国时期为“言语修辞最盛时期”；汉以后至现代为“偏尚文章修辞时期”⁽²¹⁾。正如李运富等在《20世纪汉语修辞学综观》中所分析的：“显然，这里的分期标准是修辞在言语和文章中的运用比重，是修辞的特点而不是修辞学说的特点，因此，这只能是‘修辞史’的分期，而不是‘修辞学史’的分期。”⁽²²⁾胡光炜当时混淆了两者的区别，将前者当成了后者。1926年问世的张弓的《中国修辞学》专门论述汉语修辞的发展变迁大势，把春秋战国时期称为“辩说期”，特点是“言语修辞”特盛，目的是为了劝说、论证，“材料”以口述为主。并认为汉以后为“词章期”，特点是“文章修辞”特盛，目的转向鉴赏方面，材料则以诗、文为主。作者还进一步推测，今后的汉语修辞一定是口语、书面语并重⁽²³⁾。这些内容，实际上应该属于“修辞史”的研究范围。

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提出了有关“中国修辞史”的一些重要观点（只是未采用“修辞史”的名称），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它们是：（1）概括了“汉语文变迁发展的大势”，即“第一，语文合一了”，“第二，词的构成多音节化了”，“第三，文法组织更加精密灵便了”⁽²⁴⁾。这实际上是中国修辞史从古代至现代的演变大势。（2）第一个提出修辞现象的发展观，如“修辞现象也不是一定不易”、“修辞现象常有上落”、“修辞现象也常有生灭”⁽²⁵⁾，这是在唯物辩证法观点指导下总结出的修辞现象发展观，在当时实属难能可贵。

祝秀侠于1937年发表的社会修辞学系列论文，如《修辞学之社会学之试探》、《各个社会中的修辞现象——修辞学之社会学的试探》⁽²⁶⁾，（作者1940年在《大风》半月刊上发表的《枙修辞社会学枛绪言》、《社会演进与修辞的变化》、《古代社会中的修辞现象研究》，内容与上述文章大致相同）。文章简略勾勒了两千多年来汉语修辞现象发展演变的轨迹。首先，指出了古代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未来的大同社会等四个不同的社会阶段修辞现象的不同特点，如古代社会“记述”现象及拟人法的产生、资本主义社会修辞现象的五个特点等。其次，文章还论述了我国各个朝代和历史时期修辞现象的不同表现，并指出它们“都或多或少地显示着社会的特质”⁽²⁷⁾。祝氏系列文章的理论深度虽还嫌不足，但他首创研究修辞现象的演变，紧紧与不同社会的要求联系起来，对我国修辞史探索作出了贡献。

之后的几十年，修辞史研究基本上停滞不前，一直到1990年，郑子瑜在《修辞学习》上撰文，呼吁“写中国修辞史”；并在台湾版的《中国修辞学史》中，率先明确划分了“修辞史”和“修辞学史”的界线⁽²⁸⁾，为修辞史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整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除了一批为数不多的研究修辞史的论文外，系统探索修辞史的专著一直阙如。其间，袁晖也曾撰写《时代呼唤着汉语修辞史的诞生》一文，呼吁“集中部分力量，潜心地开展修辞史的研究”⁽²⁹⁾。一直到2003年底，我国第一部汉语辞格演变史——于广元《汉语修辞格发展史》问世，才结束了多年来汉语辞格史研究未有专著的状况。

2006年，宗廷虎、陈光磊主编的《中国修辞史》三卷本，在全体撰写人员的通力合作下，经过几年的撰写和修改终于定稿，1997年由吉林教育出版社推出。该书被列入国家“十五”规划重点书目，被批准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课题”，问世后获得我国首届“出版政府奖提名奖”。这套书受到中央和省市有关部门的重视，说明我国修辞学研究中的创新课题正在受到关注，这对修辞学的进一步发展是很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