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辞格史略：修辞史与修辞学发展解析

第三节　汉语辞格史略论

一、辞格略说

研究辞格史，自然须先得阐明辞格是什么。自1923年唐钺《修辞格》问世后，人们便开始注意对辞格定义与特性的研究。二十世纪近七十年中，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王培基的《修辞学专题研究》⁽⁴⁵⁾对此有详细总结。他介绍了十一家有代表性的定义，并予以评析。学界目前关于辞格尚无统一的定义，但各家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对辞格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由于我们在这里并非探讨辞格的定义，故不作一一介绍。

陈望道将修辞现象大别为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两类。辞格属于积极修辞范畴。他指出：

所谓积极手法，约略含有两种要素：（1）内容是富有体验性，具体性的；（2）形式是在利用字义之外，还利用字音、字形的。⁽⁴⁶⁾

（积极修辞）其表达的法式是具体的、体验的、情感的。⁽⁴⁷⁾

又说：

消极修辞是抽象的概念的；积极修辞是具体的体验的。对于语言一则利用语言的概念因素，一则利用语言的体验因素。对于情境也一常利用概念的关系，一常利用经验所及的体验关系。一只怕对方不明白，一还想对方会感动、会感染自己所怀抱的感念。”⁽⁴⁸⁾

以上论述可以说是从辞格的内容与形式、辞格的表达法式与目的作用来论述辞格的特点的，同时也论及辞格对情境利用的特点。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吴士文提出辞格的定义是：

辞格是在言语活动中长期形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特定结构、特定方法、符合特定类聚系统的模式。⁽⁴⁹⁾

这一定义提出后，曾得到许多同行的赞同。关于“模式”的提法，《修辞学发凡》中也曾出现过：“辞格不过是修辞上几种重要的模式或代表。”⁽⁵⁰⁾

陈光磊曾从话语表达的角度提出“话语模式”说：

修辞格，作为积极修辞的各种格式，是一种语言的话语表达模式。⁽⁵¹⁾

他还进一步指出辞格具有“文化性征”：

如果把语言看做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并且是文化的表现形式；那么，作为话语模式的辞格也就是一种文化的具体体现，或者说，修辞格就是一定的文化所编制出来的语言组合的模式。这样，一种语言的辞格也就自然流露出它的文化性征。⁽⁵²⁾

的确，大量的辞格实例和辞格史的史料也证明，不同的辞格，虽然流露出的文化性征或者说文化底蕴会有程度深浅的不同，但它们都是一定的文化所编制出来的语言组合模式。它们或多或少地必然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

随着辞格研究的深入，人们还认识到，有些辞格除了是一种修辞方式外，还是一种思维方式、认知方式。如比喻、借代等辞格，已为学界所公认。

二、汉语辞格史发展演进中的几个特点

所谓辞格史，就是辞格发展演变的历史。汉语辞格史在发展演变中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文化源远流长。语言作为交际工具，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远古的先民们在劳动生产、日常生活中，由于交际的需要而逐步创造了多种辞格，作为人际交往、交流思想的方式。因此有些辞格早在远古时期便已萌芽、逐渐成长，并发展到现代。我们今天常用的一批传统辞格便是如此。据已掌握的史料，比喻于商周时期即已萌芽，嵌字在甲骨文中已经出现，引用在商代已经运用，借代在西周铭文中也有巧用。还有仿拟、比拟、回文、避讳、顶真等辞格俱于先秦时期开始萌芽。这些辞格古往今来已走过数千年的历程，实可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辞格既是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那么辞格产生的时间便有先后的不同。除了先秦时期产生的一批辞格外，后来也不断有新的辞格诞生。谭永祥1996年《修辞新格》（增订本）⁽⁵³⁾中的三十种新辞格，便是后来陆续产生的。虽然这些辞格的历史不及先秦产生的辞格历史长，但它们同样有着一个萌芽、形成、发展的过程，也具有自己的历史。

（二）稳步发展起伏上落

汉语辞格发展的历史虽然是一个漫长的历程，但辞格史的主流，并没有出现大起大落，多是沿着健康的轨道，缓慢但却稳步地向前发展。这与语言本身的演变不是突变而是渐变的规律密切相关。我们所整理的这十二个辞格史的史料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以比喻、引用等辞格为例。它们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便是比较缓慢地自然演进着，比较健康地发展着。它们之所以能发展至今，仍具有勃勃生机，仍为群众所喜爱，就因为它们的主流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变化，能称职地为社会交际服务。可以说，适应社会的需要，称职地服务社会，便是辞格史正确的方向和健康发展的标准。

当然，辞格在历史的长河里并不是一帆风顺、直线前进的。它也有起伏与快慢的不一。例如回文辞格可分为回环（广义回文）与回文体（狭义回文）两类。这两类的发展便有起伏快慢的不同。回环于先秦时期萌芽，逐步形成后，进展一直缓慢，直至现代才有较大发展。而回文体于晋代兴起后便有了较快发展，由回文诗而回文律诗，而回文词、回文曲、回文赋等，但到了现代，它却处于缓慢前行状态。

辞格史的长河也“常有上落”。如避讳辞格，古代有敬讳与忌讳两类，但以敬讳占绝对优势。到了现代，敬讳已基本消失，而以忌讳占优势了。又如借代辞格，唐宋时期由于文坛上重视诗歌佳句的传颂，因而产生了以作品代作者，即以脍炙人口的佳句或诗题代作者的借代方式。发展至现代，这种方式就比较少见了。

辞格史的长河里也时会翻起几朵偏离航向的浪花。以借代为例。南北朝时一度出现泛滥现象。唐宋时出现“醋浸曹公一瓮，汤琯右军两只”、“药炉烧姹女，酒瓮贮贤人”的借代。甚至有依据“泰山”代岳父，便推演为“泰水”代岳母；依据“右军”代鹅，便以“左军”代鸭的借代。明代时多将借代法视为换字法，以至“明人诗文，遂多换字涩体矣”⁽⁵⁴⁾。但这些现象最终都如昙花一现，被历史浪潮所淘汰。群众由于它们的晦涩难懂而未予以约定俗成。对待这种历史现象，当以历史主义的观点把它放在具体的文化背景下分析。这种偏离的修辞现象的出现是不足为奇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辞格史中难以避免的，或是必然会出现的现象。因为伴随着巨浪滚滚，总会有泥沙俱下的。

（三）语辞魅力的不断创造

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还论及：

积极的修辞却要使人“感受”。使人感受……必须使看读者经过了语言文字而有种种的感触……必须积极地利用中介上一切所有的感性因素，如语言的声音、语言的形体等等，同时又使语言的意义，带有体验性具体性。每个说及的事物，都像写说者经历过似的，带有写说者的体验性，而能在看读者的心里唤起了一定的具体的影像。

所谓积极手法……这种形式方面的字义、字音、字形的利用，同那内容方面的体验性具体性相结合，把语辞运用的可能性发扬张大了，往往可以造成超脱寻常文字、寻常文法以至寻常逻辑的新形式，而使语辞呈现出一种动人的魅力。在修辞上有这种魅力的有两种：一种是比较同内容贴切的，其魅力比较地深厚的，叫做辞格。⁽⁵⁵⁾

这里从美学的高度明确地指出了辞格的特性之一是具有语辞美的魅力。辞格说及的事物能在听读者心里唤起一定的具体的影像，辞格常常可以造成无理而妙的新形式，因而能使语辞呈现出动人的魅力。所谓魅力就是一种最富有吸引力的美感力量。而语辞的魅力就是辞格以它独特的美感染并打动听读者，引起听读者心灵的共鸣和震撼。辞格常常使听读者产生“谈欢则字与笑并，论戚则声共泣偕”⁽⁵⁶⁾，“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⁵⁷⁾的感受，正是它的美感力量所致。

当然，辞格必须以消极修辞为基础，必须适应题旨情境，才能产生语辞的魅力。

辞格的这种魅力不是静态的、固定的，而是动态的、变化的。辞格正是以它不断变化的语辞魅力服务于社会，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辞格演进的历史也是它的语辞魅力不断创新、演进的历史。

几千年来，一代代的人民群众、诗人、学者在运用辞格的过程中，不断地创造着语辞的美，不断地变化和丰富着语辞的感染力和表现力。

这种魅力随着语言文字自身的发展演进而发展演变着，而语音修辞、词汇修辞与语法修辞的发展也为辞格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辞格也在不断地利用语言文字的感性因素。如析字利用了字的形音义而产生化形析字、谐音析字和衍义析字；仿拟的仿词、仿句、仿段、仿篇、仿调等便是对语言的词、句、段、篇等结构形式和既成腔调的利用；嵌字常与谐音双关相结合。回文主要是对汉语语序灵活性的利用；顶真则注重在音节节奏链条中的上下蝉联等等。虽然这种对语言文字感性因素的利用也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但这些感性因素的利用，无疑为辞格增添了形美、音美、义美等种种动人的魅力。

辞格的这种魅力更随着社会的发展演进而发展演进。社会的发展对辞格不断提出新的需要，并为辞格的品类、方式与资源等方面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辞格在品类、方式、资源等方面的发展，便使语辞美的感染力、表现力更加多样化，更加绚丽多彩。以引用辞格为例。先秦时引用的主要方式有明引、暗引、正用、借用、虚用等。到了南北朝，由于帝王的提倡、文坛流行崇新尚奇的风尚等社会因素，引用的方式新增加了反用、化用、夸用、别用等，而骈文中的引用频率趋于密集化。到了唐宋元，尤其是宋代，更出现了众多的变化：如反用的大幅度增加、集句的流行、宋词化用唐诗的重新营造新意境、引用在时间性与所属性方面的新变以及注重切题、切姓氏、切时间、切地点等等。这些都与文坛上追求创新与禅宗思想的影响等等社会因素密切相关。这时引用的资源也愈加丰富，除了经史子集外，还有道教、佛教、禅典等，这自然又与外来文化的影响有关。元代陈绎曾《文说》中便指出用事的资源有经史子集、佛老事、稗官、小说、俗说、戏谈、异端、鄙事等等。引用辞格原本就有着较多的文化底蕴，经过一代代作者的运用、加工、改造，不断地为引用的言与事增添新的色彩、情感、情境等，从而使其文化积淀愈益深厚、多样化，而其语辞美的魅力自然更为动人、迷人。历史上常有人反对引用辞格，但至今引用辞格仍具有勃勃生机，其缘由之一就是与它不断开拓、创新，变换其魅力，有效地服务社会有关。不仅引用辞格如此，其他有生命力的辞格亦是如此。

（四）反映社会文化的演进

由于辞格本身便具有一定的文化性征、文化底蕴，因此辞格不仅受社会文化的制约和影响，而且也是文化的载体、文化的反映。修辞格的发展史也必然或多或少地反映社会文化的发展变化。

例如借代辞格中服饰标记代的代体表现出古今不同的变化，同时也反映出古今服饰文化的演变。古代服饰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具有尊卑等级之分。从周代的服饰制度上即可看出人们社会地位的尊卑贵贱。唐代更规定大臣三品以上服紫，四品深绯，六品七品服绿，八品九品服青的官服制度，黄色成了皇帝的专用服，平民和无功名的人只能服白色、素色服装。因而在服饰标记代中便出现了以“赭袍”、“朱紫”、“青衫”、“白袍”等分别代皇帝、高官、卑微官职者及无功名的应试举子等的代体。而到了现代，则出现以“橄榄绿”、“白衣天使”、“绿衣使者”等代体分别代解放军、医务工作者、邮递员等，代体与古代完全不同。这充分反映了现代的服饰文化已根本取消了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人们的观念有了很大的改变。

又如镶嵌辞格中，古代有镶嵌卦名、针穴名、龟兆名、相名、五行名、六甲名、建除名、八音名、六府名等方式。到了现代，这些嵌字的方式已经极少，多数业已消失。而现代嵌字多为人名、地名、国名、戏曲名、电影名、作品名、企业名、品牌名等等，其中有继承中的变化，也有新的方式。古今这些嵌字方式的变化，同时反映了古今文化的演变。

三、多角度地研究辞格史

我们对辞格史的研究，除了运用历史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以及史论结合、选择重点、重视第一手史料等方法外，还对辞格的内部与外部均进行多角度地探索。

辞格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有机的整体，而辞格之间也存在着联系。鉴于此，对辞格的内部，我们主要从它的构成要素、品类与方式、它在不同文体中的分布、修辞功能以及辞格之间的联系等多种角度来研究它的发展演变。《发凡》曾论及“修辞学本身应该告诉我们下列几件事”，即修辞方式的构成、变化、分布、功能或同情境的关联以及各种方式的交互关系等⁽⁵⁸⁾。我们认为这体现了系统论的观点和方法，也同样适用于辞格史的研究。一般来说，前三个视角应为重点。落实到每一个辞格史的具体研究时，则从实际出发而有详略与取舍的不同。例如比喻辞格，主要研究其构成要素本体、喻体、喻词等的变化，其基本形式的发展，其在不同文体如诗歌、散文、小说、散曲中的分布以及它的修辞功能等等。至于辞格之间常有兼用、连用、综合运用等现象。如顶真辞格发展到现代，则出现了顶真与借代或双关兼用、借代与回文或引用等连用的现象。

辞格这个开放的系统，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深深植根于社会这个大系统厚实的土壤之中。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种种因素，尤其是文化动因，有力地影响和制约着辞格的发展变化。鉴于此，我们对辞格的外部，即它与社会的关系也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诸如社会的政治文化、经济文化、学术文化、民俗文化等等；诸如祖先崇拜、圣贤权威崇拜、趋吉避凶、尚雅避俗等民族文化心理；诸如以用事炫耀才学、或追求新奇的文坛风尚、士人间人际应酬往来以及娱乐游戏的需要等等，都成为我们探索的视角。我们认为，不能单维地、孤立地研究辞格史。只有进行多维地、多视角地探索，才能较全面地阐释辞格的演变。

四、研究方法

（一）历史主义方法

所谓“历史主义方法”即“从历史的联系和变化发展中考察对象的原则和方法”⁽⁵⁹⁾。也就是说，首先，尊重历史的实际。修辞现象的实例均为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对它们的分析和评价必须紧密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及题旨情境进行。其次，坚持用科学发展观剖析历史的演变。重视从历史的长河中，梳理出修辞现象上落、起伏、生灭的情况，从把握它们的来龙去脉中描绘、勾勒其演变轨迹，从而提炼出规律，或者探索其发展趋势。对于各种修辞现象在历史长河中出现的一些偏畸，我们既把它们看做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其出现有若干必然性；又将其看作仅仅是大浪淘沙中夹带的一些泥沙，或者是偏离历史长河的某些浪花，它们并不是历史长河中的主流。

（二）实证方法

修辞史是古今修辞现象的发展演变史，是中华文化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史学的角度看，也可以算作史学的范畴。我国史学历来有强调实证、从翔实的第一手材料中考察史实作出论证的传统，重视从阅读有代表性的原始材料中，爬梳、整理出修辞现象的演变轨迹。因此，要花费大量时间去寻找、阅读原作；即使发现了第二手的线索，也尽量争取核对第一手史料，以保证史料的可信性。同时也尽可能在统计的基础上，作一些量化的分析。我们认为，第一手史料是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

（三）重点探索法

首先，探索修辞现象的发展演变史，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我国古今各类典籍浩如烟海，要从中挑选出各朝各代的典型史料，再梳理出历时的演变轨迹，且无多少已有研究成果可资借鉴，依靠有限的几个人的时间和精力，决非短期内所能完成。不可把研究的摊子铺得太开，只有采取“重点探索法”，先挑选其中的一部分深入研究。其次，限于水平和经验，与其全面而浮泛地进行探索，不如集中力量抓几个重点深入。“弱水三千，取一瓢饮”的解剖麻雀法，可能更适合起步时的探究。

【注释】

(1)本章第一、二节系与陈光磊教授合写，现一并收入本书。

(2)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第4、8、13页。

(3)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第9页。(https://www.xing528.com)

(4)陈望道：《谈谈修辞学研究》，见《陈望道修辞论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43页。

(5)参见张先亮、傅惠钧主编：《修辞学论文集》第7集，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页。

(6)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第239、241页。

(7)郑子瑜：《中国修辞学史》，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版，第657页。

(8)宗廷虎：《中国修辞学通史·总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见该书第1至5卷。

(9)沈谦：《修辞学·自序》，台北敦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版。

(10)沈谦：《口语修辞的“拙、通、巧、朴”》，刊台湾《第一届中国修辞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师大国文系编印，1999年版，第36－37页。

(11)郑子瑜：《中国修辞学史》，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版，第660－661页。

(12)何淇：《回应全球日渐升温的“汉语热”》；杨逸淇：《孔子与软实力》，均刊2006年2月18日《文汇报》。

(13)沈谦：《口语修辞的“拙、通、巧、朴”》，刊台湾《第一届中国修辞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师大国文系编印，1999年版，第36－37页。

(14)郑子瑜：《希望有人写中国修辞史》，刊《修辞学习》1990年第4期。

(15)李运富、林定川：《20世纪汉语修辞学综观》，香港新世纪出版社1992年版，第185页。

(16)袁晖：《时代呼唤着汉语修辞史的诞生》，刊《修辞学习》1995年第3期。

(17)郑子瑜：《中国修辞学通史·序》，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8)郑子瑜：《修辞论文已有多于修辞学论文的趋势》，刊《修辞学习》2000年第4期。

(19)宗廷虎：《汉语修辞格发展史·序》，见于广元《汉语修辞格发展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

(20)刘焕辉：《中国修辞学的新发展及其他》，刊《修辞学习》1987年第2期。

(21)胡光炜：《中国修辞学史》，刊《国学丛刊》第2卷第1期，1924年3月版。

(22)李运富、林定川：《20世纪汉语修辞学综观》，香港新世纪出版社1992年版，第6页。

(23)张弓：《中国修辞学·总说·中国修辞的进化观》，天津南开华英书局1926年版。

(24)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第40—41页。

(25)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第236—241页。

(26)祝秀侠此两文刊于当年《语文》杂志第1卷第3、5、6期。

(27)祝秀侠：《社会演进与修辞的变化》，刊香港《大风》半月刊第77期，1940年版。

(28)参阅本文第一大部分的最后一个问题。

(29)袁晖：《时代呼唤着汉语修辞史的诞生》，刊《修辞学习》1995年第3期。

(30)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第10页。

(31)陈光磊：《修辞论稿》，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2页。

(32)鲁迅：《而已集·魏晋风度及药与酒的关系》。

(33)袁行霈：《中华文化精神》，刊袁行霈主编《中华文化之光》（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版。

(34)李建中主编：《中国文化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版，第4页。

(35)张炼强：《汉语修辞文化》，语文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77页。

(36)《礼记·曲礼下》。

(37)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转引自邓乔彬《古代文艺的文化观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

(38)（日）加藤阿幸：《从阴阳五行看汉文化对日本民俗的影响》，刊王希杰主编《汉语修辞和汉文化论集》，河海大学出版社1996年2月版。

(39)（日）加藤阿幸：《从阴阳五行看汉文化对日本民俗的影响》，刊王希杰主编《汉语修辞和汉文化论集》，河海大学出版社1996年2月版。

(40)L．A．怀特：《文化的科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34页。

(41)张炼强：《汉语修辞文化》，语文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45、47页。

(42)宗廷虎主编：《20世纪中国修辞学·第一编“纵论”第二章第三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3)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独秀文存》卷三。

(44)参见戴昭铭：《文化语言学导论·序言》，语文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1、3页。

(45)王培基：《修辞学专题研究》，陕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46)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第6、47、55页。

(47)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第6、47、55页。

(48)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第6、47、55页。

(49)陈光磊：《修辞论稿》，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4页。

(50)吴士文：《修辞格的定义及其他》，参见《修辞格论析》，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51)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第243页。

(52)陈光磊：《修辞论稿》，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4页。

(53)谭永祥：《修辞新格》（增订本），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54)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48页。

(55)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第6、74页。

(56)刘勰：《文心雕龙·夸饰篇》。

(57)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

(58)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第19页。

(59)《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2月版，第4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