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引用与社会文化的关系
引用修辞现象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牢牢植根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土壤之中。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社会的发展需要引用
1．“士”游说诸侯，臣子劝谏君主的需要
春秋战国适值政治经济大动荡的时期，诸侯割据，相互兼并，战事频繁。诸侯为了巩固权力统治，需要谋士奉献富国强兵之策，需要贤臣辅佐，于是“士”阶层应运而生。“士”游说诸侯时，为了取得成功并避免招致灾祸，十分重视言说的方式和效果，常通过不同的对象，灵活运用多种修辞方式。引用便是其中重要的方式之一。例如范雎至秦国后，游说秦王铲除在国内横行无忌的四大权贵（太后、穰侯、泾阳君、高陵君）。他先后引用了楚相淖齿掌齐国大权之后，害死齐闵王和赵国李兑由于权大而饿死主父的历史故事，同时引用了《诗经》逸诗：“木实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伤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国，尊其臣者卑其主”，进一步说明果实繁多会压断树枝，伤害树心，臣子过于尊贵会凌虐君主的道理。秦王立即采纳了范雎的建议，废逐四大显贵，并尊称范为仲父（《战国策·秦策》）。再如秦攻赵，赵求救于齐，苏秦便引用俗语，以“唇亡齿寒”的道理来劝说齐王等。
2．诸子百家学术争鸣的需要
春秋战国时期文化蓬勃发展，诸子百家各种学术流派相继涌现，诸子纷纷著书立说，不同学术观点竞相阐发，热烈争鸣。为了有力地宣传各自的学说，大家必然会采用各种修辞手段，而引用即是常用的手段之一。诸子的论著中均存在较多的引用修辞现象。以引用《尚书》为例，儒墨两家均为“显学”，但均竞相以《尚书》作为本学派的“主要教本”。为了宣传和论辩的需要，两派引用《尚书》时，甚至出现各取所需，引用不同版本，对引文原文进行加工改造的做法。刘起筍曾指出：“为适应自己学说的需要，就出现了……两家所采用同一《书》篇而各有不同的现象。他们大体沿用一些旧《书》篇材料，凡能为自己学说张目者，就径用原书篇。有不尽适合自己的，他们就加工改造成为体现自己学说观点的古史《书》篇，把自己的学说作为古已如此的成例提出。”(16)这也是当时的论辩之风影响所致，而儒、墨两家的争辩尤为激烈，他们运用引用修辞手段也很多。如上所述，在引用《尚书》方面《孟子》有38次，《墨子》有47次。有人说孟子好辩，孟子辩解说：“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尽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孟子·滕文公下》）这里，孟子引用了大禹、周公、孔子三位圣贤的事典和《诗经》的诗句，说明他之批驳杨墨，是为了继承三圣的学说以正人心、息邪说，非出于好辩。由此也可看出当时的百家争鸣也同样需要采取引用手段为本学派的论点服务。
3．诸侯之间外交工作的需要
春秋时期，诸侯之间相互聘问，外交往来频繁。在外交的宴会上，宾主常常通过赋诗以表达情意，借用《诗经》中的章句来比喻、暗示各自的政治意图和态度，从而达到外交上的目的。“他们在宴会上个人拣了一首合意的乐诗叫乐工唱，使得自己对于对方的情意在诗里表出，对方也是这等的回答。”(17)如果“行人”的举止和赋诗符合礼节，就会得到人们的尊敬，并且能获得外交上的成功；反之就会被人耻笑，从而导致外交失败。《左传》记载这种活动较多，前面已举有多种外交成功的例子。至于外交失败的例子，如《昭公十二年》：“宋华定来聘……公享之，为赋《蓼萧》，弗知，又不答赋。”便是。由此可见，赋诗言志决定了外交工作的成败。据黄振民《诗经研究》统计：“考古人赋诗，据从《左传》、《国语》所获资料，自僖公二十三年至定公四年（前637－前505）约百年间，共赋诗六十七篇次，用诗五十八篇。计《颂》一、《大雅》六、《小雅》二十六、《风》二十五篇。计往来交际之国，共有鲁、晋、郑、宋、齐、楚、秦、卫、曹、株十国。”赋诗受到当时礼制和乐曲的制约，可以说它是古代礼乐制度下上层社会交际的产物。因而当古代礼乐制度灭亡之后，赋诗的活动也随之消失。战国时期，战事频繁，礼乐制度遭到破坏，于是赋诗引用作为外交活动的手段便不复存在。但是在诗文中断章取义的引用继续存在，只不过与外交活动的赋诗断章取义不尽相同罢了。
（二）民族心理——祖先崇拜、圣贤权威观念的具体体现
引用修辞现象的产生，除了社会的需要外，还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土壤。它是民族文化心理中祖先崇拜、圣贤权威崇拜观念的具体反映。
人类历史的幼年，曾经有过图腾崇拜的时期，我国也不例外。所谓图腾崇拜，即原始氏族的社会集团，把某种动、植物作为本民族的祖先，对作为图腾祖先的动、植物十分崇敬，并把图腾作为共同的信仰。后来从母系社会转移到以男系为主时，用于氏族的图腾名，便被氏族开祖英雄的名字所代替。春秋战国时期距离图腾崇拜的时期虽已很遥远，但图腾崇拜的历史遗迹还有所存在。例如关于氏族的祖先就有三皇五帝的传说（三皇五帝的传说在《春秋传》、《吕氏春秋》、《国语》等典籍中均有记载，虽然具体指称、传说不尽相同）。人们对于三皇五帝、尤其是尧舜的禅让、大禹的治水等英雄事迹和贡献都怀有崇敬的心理。孔子就曾说过：“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论语·泰伯》）孟子也曾引用孔子的赞语来歌颂尧舜。除祖先外，还有周文王、周武王、伊尹、管仲、傅说、百里奚等对人民作出巨大贡献的英雄人物，也都被人民视为圣贤权威，对之怀有同样的崇拜心理。他们的事迹和言说多被人们引用，而这种引用能为引用者的论说增加说服力和权威性。这种从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到圣贤崇拜的民族文化心理是一脉相承、互有联系的。春秋战国时期人们之所以对圣贤、权威的言说加以引用，还是这种文化心理起作用的缘故。
由上可见，引用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成为常用的、重要的修辞手段之一，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并非一成不变，而随着自身内因与社会外因的发展而逐渐有所变化。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引用”这一修辞方式对春秋战国既有继承，又有进一步的发展；既有相同点，又有相异点，不赘。
【注释】
(1)原载《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2)毛远明：《左传词汇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八章第二节。(https://www.xing528.com)
(3)严正：《五经哲学及其文化学之阐释》，齐鲁书社2001年版，第167页。
(4)陈梦家：《尚书通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重版自序”第3页。
(5)刘起筍：《尚书学史》，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9页。
(6)陆晓光：《中国政教文学之起源——先秦诗说论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页。
(7)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第107页。
(8)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第107页。
(9)朱自清：《诗言志辨》，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
(10)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24页。
(11)顾颉刚：《古史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32页。
(12)陈鼓应：《老庄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25页。
(13)朱自清：《诗言志辨》，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
(14)朱自清：《诗言志辨》，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
(15)顾颉刚：《古史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28页。
(16)刘起筍：《尚书学史》，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5页。
(17)顾颉刚：《古史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28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