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阿拉伯伦理道德哲学的当代审视

第四节　伊斯兰—阿拉伯伦理道德哲学的当代审视

一、当代伊斯兰—阿拉伯伦理道德现状

读过伊斯兰教经典的人都清楚，《古兰经》中描绘了古代一些曾经建立了高度物质文明的民族，如，阿德族（26：123~140，41：15~16，11：59）、塞莫德族（26：142~152，16：52~53）、鲁德族（11：82~83）、塞伯邑族（34：15~17）等等。申明这些民族不信真主、违背使者，只为现世而劳作，忘记了来世，只知享用真主的恩惠，却不知谢恩于主（16：112），虽然垦殖建设，但却破坏了人的价值和精神，随心所欲、骄奢淫逸、顺从暴虐、趋炎附势、恃强凌弱、多行不义、不知悔改，所以，最终仍然难逃真主的惩罚（89：6~14，44：25~29）。类似的章节似乎在警示后人，无论物质文明如何发达，信仰与行为的败坏，伦理道德的失范必遭真主的惩处（6：6，30：9，40：82~85）。

当代一些伊斯兰学者认为，当今世界的状况恰似如历史上那些被真主惩罚过的民族，在信仰、行为、思想、伦理道德等方面都偏离了真主，倘若一意孤行，不思悔改，真主的惩罚只是个时间问题。今天西方文明的渗入，最为不利的影响莫过于伦理的失范和道德的堕落。道德范式——这一天启宗教及其使者坚持的目标和任务被彻底打碎了。他们认为，这种恶果植根于西方的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第一的土壤中，它不会产生也不可能生发出高尚的道德，最让人心悸的是这将动摇整个社会基础。穆罕默德·艾赛德在《位于岔路口的伊斯兰教》中认为：“西方社会生活的一个根本性变化是建立在功利主义基础上的新的道德观念的产生。与社会物质繁荣有直接联系的一些行为和概念，如技能、民族主义情感等，受到推崇和赞扬，其价值被视为合理。而一些纯道德方面的价值观念，如爱心、同情心则迅速崩溃，因为它不能给社会带来显见的物质利益。”⁽⁶⁾他接着说道：“道德、贞节与操守已成过去的传说。它仅仅是一种对民族物质繁荣没有直接影响的道德观念，宗教所推崇的美德逐渐让位于西方提倡的个人自由。自恃、节制及对性欲的控制已变得不那么重要。”哈佛大学的理查德·洛劳吉斯顿在《迷茫世界的教育》一书中认为：“如果寻找一些恰当的词汇来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话，会有许多名词，如科技时代、社会革命时代、无道德标准时代，每个名称都不可能完全揭示和阐明时代的本质，只有‘无道德标准时代’这一概念比较贴近当今的现实。”⁽⁷⁾同时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21世纪的行为将摧毁过去一切传统观念稳固的根基，在这一冲击面前，宗教信仰下降，崇高的生活目标已经消失，情况越来越糟。我们可以认为这些学者对当代现状的认识是深刻的。西方道德堕落的主要表现是青年人已失去了或丢掉了崇高的理想和既定的目标，把纵情享乐作为生活的第一要务和原则。100多年前尼采就说过：“一步步走入颓废——这就是我对现代‘进步’的定义。”他预言：“21世纪就是砸烂人类自身的一个世纪，不是人类重估一切，而是重估人类自己的世纪。”事实上，我们今天生活的21世纪就是人类重新学会站立的世纪。“上帝死了”意味着人的内心的终极背靠荡然无存了。当我们今天面对“全球化”的世界时，你不能不惊愕尼采对现代文明鄙视的先行和清醒。难道只有疯子才能给我们人类留下这副忧伤而永恒的素描吗？无独有偶，60年后，身经“后工业化”的米歇尔·福柯又陷入了一种“克尔凯郭尔般的恐惧和颤栗”。这位1968年“巴黎学潮”的领袖看到了：人们尊重只是花样翻新的物欲刺激和别人的目光，而不是自己的生命本质。在卑贱的富裕中，出卖了生命根本需要的阳光和清风；出卖了生命所需要的安详和宁静；出卖了生命与生命温馨交往才会有的通畅与光明。将自己的全部奉献给生命以外的事物，将真实的自我迷失在财产和舆论之中，然后将这称之为生活。他痛心地告诉人们，“这就是一个没有人的时代的全部特征”，所以，他在精神的旷野中呼号“人也死了”，告诫一代人千万不要使自己丧失精神性，把自己降为纯粹的生存者，在漫无止境地对物的追求中，丧失人生本真的意义，使人成为物的奴隶。否则，生活前程将道途迷茫、信马由缰、无所适从。这种行为准则和生活态度势必无视宗教和教育，更少顾及家庭联系和社会责任，一种在绝望中寻求个人刺激与欲望的满足，被称之为“吸食毒品症候”。今天西方是不是“垮了一代”有待商榷，这个结论是不能草率给出的。因为这是严肃的课题。伊斯兰学者却不以为然，他们以此认为，整个西方社会正在走向腐败和堕落，总体衰败已成症候，这就为伊斯兰在政治上抵制西方化、复兴伊斯兰民族文化生发了一个难得的契机。它可能以此不断引发出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对峙、矛盾和斗争，但这痛苦而又赋予希望的路还是要走，尽管路漫漫、风萧萧，前程未卜。

在伊斯兰学者眼中，道德的堕落也影响到人的情感取向，纯真的感情被物质所浸淫，被唯我主义、利己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所替代。家庭联系被割断了，甚至以唯物的意识，使夫妻之爱情、父母孝悌之亲情、好友亲朋之友情丧失殆尽，更奢谈什么友爱、亲情、怜悯、同情和恻隐之心。道德伦理的失范，就意味着这个社会的关键词是利益交换与相互欲望的满足。如果这成了人与人联系的纽带，那么，这世上还有什么人能称作朋友？我们是否还有亲情？估计也不会有什么敌人了，有的只是相互的利益和实用的欲望满足了。这就是当代伊斯兰学者认识今天西方社会与全部生活的概貌。

我们还是要回过头讨论当代伊斯兰世界的道德状况。伊斯兰社会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应该说是处乱不惊的。虽说步入21世纪的伊斯兰伦理道德不是像以往那样的根深蒂固，但它依旧是穆斯林的一种总体生活方式，因为它已触及到穆斯林生活的各个层面。伊斯兰教约化出四种要义，即负罪感、服从性、明智的力量和自然的倾向。由此，伊斯兰教可以表述为一种“自然的”社会伦理体系。一些伊斯兰学者满足于重提伊斯兰教的传统伦理，以为它已把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一劳永逸地全部解决了，所以，今天只给这种伦理学模式以当代关照就足够了。而另有一些伊斯兰学者则将其视作一种活生生的动态的文明，目前它不仅面临来自西方的强有力挑战，而且孕育着两大文明不可避免的激烈对撞，即寻求重新接近和维护自我认同之间的冲突。齐亚丁·萨达尔说过，伊斯兰社会如同一座宏伟而古老的建筑，年久失修，其基础虽十分坚固，但有些部位确实需要重建。⁽⁸⁾

事实上，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到50年代加剧的是西方文化和道德观念对伊斯兰世界的挑战，使整个伊斯兰世界的穆斯林道德观念发生了或明或暗、或显或隐的变化，尤其近年这种变化就更显突兀了。

早在1923年，埃及著名女权主义者沙利维夫人，在去罗马出席国际妇女联盟大会途中，在地中海的一艘海轮上，作出了惊世之举，摘下了穆斯林妇女头戴的面纱，扔进了大海，成了第一个揭下面纱的穆斯林城市妇女。有人以此为标志，认为至此伊斯兰世界开始了由于模仿西方而引起的社会分化和道德滑坡现象。当然，这未免言过其实，只是由于不同国家开放程度不同，所以，变化也就不尽相同，穆斯林社会并不会因为某一举动而产生了什么质变。

在沙特，伊斯兰教法仍然被奉为基本法典，所以传统的道德观念依旧植根于人心，传统伦理行为仍然是沙特占主导地位的伦理行为，这一点一直被伊斯兰世界所称道。但近些年其国内一些宗教激进主义有所膨胀，并与“基地”组织联手，也在这块“神圣之地”陡增了不少麻烦。尤其是美国“9·11事件”以后，当人们从电视传媒中所看到的制造事端的多为沙特人，给了一些世人质疑今日沙特的伦理道德的传统纯洁性找到了口实。

在埃及，道德状况显然与沙特不同。1952年以后，埃及孕育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道德改革。改革者认为，传统伦理观念滋长出惰性因素，期许时间会带给它吐故纳新是不可能的，必须有意识地对伦理观念进行改革。结果在社会公德、婚俗、男女权利等诸多方面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巨大变化。坦率地说，这种变化正面影响是明显的，毋庸置疑的。如在女权问题上，妇女的地位有所提高，对自我价值的认同使其信心倍增，杰出人才活跃在不同领域并大放异彩。职业道德得以提倡，精神文明的良好标准引导国民在“软实力”方面大为提升。但是，负面的影响也同样呈现出来。这就是在“西风”的劲吹下，伦理道德方面出现了许多令人担忧的现象：凶杀、吸毒、色情犯罪、乱伦和酗酒等不道德为大增。据埃及一位资深记者说，吸毒已成为埃及第一位的社会问题。埃及爱资哈尔大学从事社会学研究的教授曾感叹，这些自认为有超前的文明程度的人，造成的事实是，家庭分裂，父母放弃管教，对社会缺乏信心，没有任何精神信仰。这样下去，不出20年埃及会出现大的社会动荡，应该“未雨绸缪”。

在摩洛哥，社会犯罪也有日益严重的趋势。最近摩洛哥相继发生暴力和恐怖事件，这或许可能与国际大背景有关，但也不能不说与国内的伦理道德失范无关。

在突尼斯，妇女有权缔结婚约，不再需要保护人。千百年来的多妻制予以废除。一位学者评述道，这是伊斯兰妇女的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人身自由与解放。

在阿曼，传统的伊斯兰伦理观念同样受到了挑战，人们在惊呼，阿曼一夜间街头出现了值勤的女警察。虽说这一切得到了阿曼社会的认可和尊重。但这毕竟是对伊斯兰—阿拉伯传统道德观的一次直接的触动。

在其他伊斯兰国家，诸如巴基斯坦、土耳其，及北非、东南亚和中亚诸国，同样出现道德观念和道德状况的不同程度的变化。最普遍的是经济道德观念上的变化，如允许低息贷款，私人开办银行、保险公司、房地产公司，购买外国有价证券等等，总之，一句话，赚取巨额利润被逐渐视为合法。

由于伊斯兰世界总是不断地争吵以及阿拉伯国家始终处在一个分裂的状况，加之社会总体发展的不均衡，伊斯兰世界和阿拉伯社会的伦理差异是明显的，或许需要借助一部伊斯兰伦理地理学来详细讨论才有可能弄清楚。从总体上来讲，只要伊斯兰教存在，那么，它就会捍卫自己身负的因袭传统，必须表现出对外界尤其是西方的抗争力。世界在日新月异地发展，但穆斯林从未担心伊斯兰的传统道德就不像以往那样光照四射，继续发挥作用。由于伊斯兰教本身的世俗性、现实性，就是工业化、都市化的进一步发展，其历史进程也会和整体的伊斯兰秩序处于并存共融的状态，这一点没有什么可怀疑的。

二、宗教伦理能否会成为穆斯林的当代出路

诺贝尔奖获得者雷尼·杜布在《人类之人道》一书中揭示了人类生活与心理中深层面的危机因素，并涉及新的悲观主义。他是这样说的，古典时代是信仰的、明智的、浪漫的时代，人类应追求和向往那样的生活。现今时代是原子时代、太空时代、科技时代，同时又是焦虑的时代。物质生活的提高没能给人类带来幸福和生活意义。在许多发达国家存在着诸多问题：种族歧视与斗争、城市文明弊端、人情冷漠、缺乏公正、原子武器威胁等等。现代焦虑的根源存在于社会每个成员的心里。宗教情感与传统社会价值观念已不存在，世俗宗教两界人士都在惊呼上帝已经死去！人类像一条无锚之船，摇荡漂泊，难以靠岸。心理学家、伦理学家、社会学家都认为，心理危机造成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力量之间的疏远和关系混乱。现代人如同动物园里的动物，虽然丰衣足食，却失去了动物原有的最基本的功能与特性。人类可以说是越来越不了解自己了。

我们现在天天在被灌输，人类社会的发展应该是三个同步走（物质、精神、政治）的结果。否则，这个社会将产生病态或畸形。我们说伊斯兰文明是睿智的，同样观察到了这种显而易见的弊端，但它并不需要什么人，用什么“主义”和几个“代表”来呼风唤雨，而是断言：穆斯林的出路在于伊斯兰教。

如何使人类从现代物质文明的弊病中走出来，是当今世界的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亟待应对的课题。琼斯·克莱尔在《愚昧的人》一书中提出应当加强人类学的研究，重新塑造人类，使人类能深刻地了解自己。现代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家赛义德·库特卜认为，仅仅加强人类学研究是不够的，必须寻找一个了解内心精神活动的途径，认清作为一个人，什么是我们应当做的，什么又是不能做的，区分合法与非法，要有一个规范。工业的物质文明摧毁和扼制了所有美的情感和艺术的、宗教的、精神的活动，因此应当提倡一种具有精神信仰地位的生活，那就是宗教。宗教是精神的活动，是道德的修养，是与幽玄世界的联系。阿布·毛杜迪在《我们与西方文明》一书中引用了英国学者劳德·洛森的观点。洛森于1930年代在印度加尔各答大学毕业生典礼的演说中谈到，科学使人增强了对自然的控制能力，但另一方面却削弱了传统宗教对几代人的影响。当今存在的一切腐败堕落现象，有一半是由于这两方面的因素所致。科学的发展与宗教的削弱，常使人重视科学的威力与作用，而忽视道德以及在有些时候，使科学不但不能造福于人类，反而在一步步毁灭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他似乎在不停地呼唤“诺亚方舟今在何处？”

穆斯林学者强调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不同在于它具有自己的哲学特质，即揭示、综合、体现和发展了一切事物对立统一、均衡中庸、相互完善的规律。伊斯兰教要使人类恢复信仰，但不剥夺它的理性，给人类以宗教，但又不放弃科学；给人以精神，又不限制对物质生活的享受；给人以后世，但也立足于今世；讲真理，但不可强制；讲道德，但不能限制自由。在这一文明当中，天启的含义与人类的利益紧密相连，思维的理性与虔敬的信仰融合为一体，人与神、天启与理性、精神与物质、尘世与来世、个人与集体、理想与现实、过去与未来、责任与自由、因循与创新、权利与义务、永恒与变化……这些对立的事物都臻于完美的均衡与统一。在伊斯兰教看来，现代文明的缺陷在于常常打破对立事物的统一性，顾此失彼，如注重经济发展与生产建设，解决温饱，但却不注重理性的需要与满足；重视物质科学的教育灌输，却忽视内心信仰的充实。所以，只有伊斯兰教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切。至于拯救人类“陷溺之祸”出路的是不是伊斯兰教，我们认为争论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在这个圆桌上我们仅仅是在讨论，而不是争辩，把明辨的权利留给我们的读者吧。(https://www.xing528.com)

三、当今伊斯兰世界的人与社会之形态

为了准备这场伊斯兰—阿拉伯哲学的圆桌讨论，我们都先后花费了几年时间去翻阅大量的国内外宗教文献。我觉得忧郁感、使命感特别钟情于什叶派穆斯林和斯拉夫人的东正教，譬如，什叶派穆斯林的“阿舒拉节”和东正教“圣母升天日”，似乎都有一种乌托邦式的普世拯救的使命感。事实上，伊斯兰教就认为，它的使命就在于使人成为一个完善的人，行走大地、仰望星空；生活于现实，赋予其理想；为现世奔忙，求后世安详；创造财富，不忘济赈；拥有权利，必尽义务；珍惜时光，着眼未来；独善其身，志在改良；由主引导，劝善他人。认为人还应当是一个心理平衡之人，按儒家所言，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要胜不骄横、败不气馁，永葆一种乐观向上的进取之心和精神风貌，即便偶遇挫折，陷入困顿，甚至走投无路，也应像先知初创圣教那样，果敢坚韧、执著向前，追求理想，臻化成圣。穆斯林享受真主的恩惠，泽被荫佑。所以，穆斯林要始终尊重真主的创造，辛勤劳作，合法得益，时刻念主之恩，虔敬履行圣教之义务。总之，穆斯林的生活因为有了圣教，有了神圣的道德浸淫而变得无限美好。伊斯兰教强调“两世吉庆”，认为人不可与世脱离，人是社会之人。作为穆斯林其首要是家庭的和睦相处。父母有责任抚养和教育儿女，也有权利享受子女的关照和孝敬。没有这一切，也就没有穆斯林社会。所以，伊斯兰教告诫穆斯林不应奉行独身或苦行，而是通过美满的婚姻生活体会真主赋予人类的爱情、亲情和友情。（2：228，4：34）在个人完善、家庭美满的基础上，应当形成一个具有信仰和美德的社会。这个社会就是“天下穆民是一家”和“穆斯林皆为兄弟姐妹”的充满爱与善的大家庭。在这一社会中，要坚持协商公正的原则，没有分歧与怨恨，没有自私自利，没有恃强凌弱，没有罪恶淫邪。有的是乐施奉献、慷慨助人；相互合作，同为行善；互相劝诫，彼此嘱托；共同保障，基业千秋。实现物质与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与进步。有人把它称之为“伊斯兰共产主义”。这一愿景真是太好了，我们是没有理由去怀疑它的。

有些学者说今日西方文明是先进的文明和进步的社会，我们认为这未免有些言过其实。伊斯兰学者就更不屑一顾了，他们认为，伊斯兰文明才是社会进步与生活伦理道德目标最为相契合的典范。每一个时代、每一个社会、某种文明、每个运动都应该有一个既定的目标：一是信仰和膜拜真主；二是代表真主在大地上实现公正与真理；三是开发建设今世收获来世。凡背离此目标的就是落后，停滞不前同样也是落后。为此，要善于依靠科学技术去实现上述的人类目标，用劳动收获真主赐予的幸福。生活的进步首先是伦理道德的完善，是目标与手段的统一，目标是崇高的，手段是清白的；物质成果与精神信仰是统一的。进步是一种文明，信仰是轴心，道德是柱石。

现代文明制度下的人类是不是真的已经到了需要“诺亚方舟”的时候了？伊斯兰的一些人告诉世人，只有伊斯兰教才是这一“方舟”，并且说，它不能模仿、照搬西方文明，视伊斯兰教就是人类所需要的“方舟”，它贴有伊斯兰教的标识。关于这些“告诫”能否与世人肯綮一致，我们将留给读者高谈阔论，馈赠真知灼见。

伊斯兰“方舟”是什么样式？现代虔诚的伊斯兰学者告诉世人，首先，它不排斥西方文明的物质科学成果、高水准的管理制度、政治民主制度中对个人自由与权利保障的因素；其次，大刀阔斧地进行修正与改造，使之适合伊斯兰教的核心价值观念，与伊斯兰主体文化结合在一起；最后，以一神论为灵魂的信仰，以行善为灵魂的道德。这就是“伊斯兰号方舟”，而虔诚的信仰，就是人类在被神发怒的洪水淹没之前救世之唯一的上船绳索。

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在哥尼斯堡的墓碑上镌刻着他在《实践理性批判》中的那段不朽是名言，“有两种东西，我们愈经常愈反复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给人心灌输时时在更新、有加无己的赞叹和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今天我们真的已经无法仰望到星空了吗？即使仰望让我们惊赞和敬畏仅仅就是一弯新月么？还是有其他别的？是与我们自己魂灵相伴的天籁心动吗？我们足步大地，是心随乐动、身伴歌行吗？这“乐”是什么？是我们仰望星空的敬畏之感。这“歌”是什么？就是康德所说的让我们时时常怀的“内心的道德律”。费尔巴哈说得好：“人只有靠眼睛才上升到天上；因此理论是从注视天空开始的。最早的哲学家们是天文学家。天空使人想起自己的使命……”

人类的基本价值是正义、责任、和谐、同情，或者慈悲。自由的价值和公正的价值，理性的价值和同情的价值，责任的价值和权利的价值，个人的尊严和社会和谐，这些价值每个社会都有，但它的比重是不同的。某些社会对某些价值特别注重。伊斯兰世界，最重要的价值可能就是公平正义；在西方所有的价值中最重要的是自由平等；在儒家文化圈社会，大概最重要的价值是和谐和知性。其他社会也拥有文明和知性的观念，但是，它的优先级有很大的不同。所以说，一种文明不能贬低其他文明，同样一种价值观也不可诋毁另一种浸淫文明内涵的价值观。这恐怕是人类文明最为基本的道德取向，因为这些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追求真善美，抵制假恶丑是人类共同的理想和愿景。但现世人们逐利的本性和不同利益之间的“丛林规则”，又使我们这个世界在不断富庶与日渐文明的同时，仍然存在着苦难和罪恶。我们之所以要时时刻刻怀有惊赞、敬畏的心情仰望星空和守望内心的道德律，就是要提醒人们，天穹之下有神明在注视你的所作所为，同时也是在警示那些贪得无厌之徒：作奸犯科当心天谴！

宗教的善恶报应思想、伦理诉求和道德规范，不仅具有神圣化和理想化的一面，至为重要的是它对人们的行为的约束具有持久不衰的影响以及在现代法律和宗教教法之间的空白点上起了一个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不是处于一个逐渐被解构、被边缘的过程，而是越来越形成一个完备宗教“法律框架”的形态。这个形态的核心就是宗教的伦理道德，而规约的依据正是完备的宗教教义。我们真诚地而又再一次感叹：我们人类自己不能妄自菲薄，但人类自己更不能狂妄自大。应该在理性之光的烛照下，在至善和真情的经脉里，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荷尔德林说，这是神的嘱意。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26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2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3)恩格斯：《反杜林论》，第96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4)参见阿布杜·哈利姆·哈兹尼：《伊斯兰的本质》，第41～43页。（邮寄资料）

(5)参见哈穆达·阿布达拉提：伊斯兰精义》，第248页。（邮寄资料）

(6)参见秦惠彬主编：《伊斯兰文明》，第24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7)同上书，第250页。

(8)参见齐亚丁·萨达尔：《重建伊斯兰文明》，《世界宗教资料》，199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