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明与靖西：越南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兴起

在靖西的日子里

黎广波（越南）

1940年秋天，国内的形势变得更加复杂。越南革命面临一个更加严峻的形势。抓住法国被德国打败的时机，日本军队从中国南方和海上攻打印度支那。意识到没有能力反抗日军的进攻和惧怕印度支那三个国家人民革命运动，法国殖民者不得不向日本军阀让步以伺机再战挽回那诱人的利益。这叫“调和条约”，实际上提示了法国殖民主义者藏匿的投降面目，同时也提示了日本军阀主义者掩饰的侵略嘴脸。

和日本签订了“调和条约”之后，法国殖民帝反过来直接对越南革命实施恐怖风潮，镇压那些亲日抗法但被日军遗弃的越南国军。高平是众多被实行恐怖政策最恶劣的地方之一，河广、和安县为甚。高平省委几乎是不复存在。敌人到处搜查，追捕我们的干部非常厉害。整天整晚，西方派出所、县官、州县团、密探和乡勇到很多地方搜索。很多基层组织被摧毁，很多党员和中间群众被敌人逮捕。有些人跑到山上躲起来或去找根据地。也有些人沉默缄口和丧失意志出来自首，个别的变成叛徒告密和给敌人带路逮捕干部。

给跑到山上躲起来或到根据地去抗敌的同志提供安定的地方成为急迫的事情。但另一方面，需要急迫解决的问题是和上级保持联系。在那样混乱的情形下，如果没有与上级紧密联系和英明的指导，实在很难于生存。

正在这时，贵庭哥从平孟带来消息：在靖西街上新公开出现一个名叫“越南民族解放委员会”的组织办事处。有个名叫张佩公的越南人在中国国民党当将军，在那儿成立指挥所。他出面组织一个叫“边防政治队”的单位，有许多越南人参加。

得到这个消息，国云同志召集各位党员开会。在那次会议上，除了我和支部书记国云同志，还有刚和我们取得联系的黄参、松哥、和安县各支部的领导。

听了国云同志报告这个消息后，黄参说：张佩公名字很陌生！他为人如何？如果他像阮海臣那种“革命家”，那么如糯米饭那样厌恶。

我发表我个人的看法：虽然没有完全明白，但看瓜还是可以知道瓜是生是熟！张佩公当到蒋介石的将军，边防政治队由他组织和指挥，肯定是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我们将调查得更具体。现在敌人执行疯狂的恐怖主义，保卫干部的工作非常重要，我们尽量尝试派人去打听，使那些已暴露身份暂时躲藏的干部脱离危险。又要保证安全，又要创造条件安定前一阶段在敌人恐怖主义中干部的思想工作。另一方面，争取组织各位同志学习军事。听说张佩公的指挥所里有很多越南人，怎么知道我们的同志在里面呢。我们可能调查张佩公和边防政治队的实质更明了些。

支部各同志都赞成我的意见。会后，国云和阿松两位同志在前面打听。过了近两个月，国云和阿松两位同志返回来报告在靖西确实是有一个中队的中国国民党，有“越南民族解放委员会”办事处和张佩公的边防政治队正吸收很多从越南出来的人。

执行支部的决议，我和黄参及许多已暴露但逃脱出来的干部大约四十人，分成多个小组上路前往靖西。我们小组在前面，到距靖西东南方向大约两公里的一个地方停下过夜休息，同时马上派人去联系越南民族解放委员会组织。其他小组也在今晚全部到达集中。第二天早上，张佩公前来接见我们。正是他需要吸收许多越南人的时候，很多刚从越南出来的人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

我和黄参作为代表迎接他。张佩公已是个中年人，头发花白。不像阮海臣，他体态肥胖，穿草黄色的国民党军官服，佩戴蒋介石军队少将肩章，他身后是几个国民党卫士。见到我们，张佩公眯着眼，胡子一震一震的。一阵寒喧后，他用广东腔调说越南话与我们交谈：“我参加革命已经很久了，受总统的恩情很多。现在时机已到，蒋总统帮助我组织边防政治队，在这儿成立大本营以择机和中国军队打入越南。各位同志来这儿协助我干革命，真是太好了！我将跟随同盟救国救民。”他说话的表情充满了自高自大，他歌颂蒋介石和中国军队打入越南的计划大模大样的样子让我们俩非常难受。我们三个讨论对策一阵子，约定好第二天见面，我们就回来了。

现在对于常张佩公和阮海来臣说，阮海臣只在体态上瘦溜些和占卜上在行些，共同之处是“革命意志”！两人都是中国国民党的爪牙，两个人都是中国军队打入越南的可靠人选；两个人都希望依靠蒋介石军队打入越南谋求霸王的位置；两个人都想利用我们实现自己的事业。

知道张佩公的心地如此，那天晚上我召集开支部会议讨论应该采取怎样的行动（在上路之前我被指定为支部书记）。我报告蒋介石对越南的阴谋和张佩公的意图。他想召集许多在中国生活的越南人或越南国内的人，成立军队进行军事训练，为实现“中国军队进入越南”计划作准备。支部各位同志都取得共识，争取机会回国开展革命。在这期间，争取集结军队，同时严密调查在这个指挥所里越南人的数目以及谁是我们的同志。

第二天，张佩功接见我们表白心意想组织刚来的人成立一支队伍。我和黄参做助教。将计就计，我们马上答应下来，张佩公喜上眉梢。虚假的道德是如此的露骨！黄参轻轻地把碗把倒在桌子上，也许是他和我一样憋闷但必须克制。张佩公静静地回去了，一定是他洞察到了我们的反应和态度。(https://www.xing528.com)

生活就是这样，学校的军事训练严格地按蒋介石军队的训练方法进行。训练员对待学员摆官架子、粗暴、粗野，相对蒋介石各科的新兵，对我们的态度要稍宽容客气些，训练员并没有像对蒋介石的新兵那样耍花样拳脚相加。有一次在训练课上，我们正在训练突然从那头传来闹闹嚷嚷的声音。每个人都涌到那里。黄副队长正对质朴迟滞的周鸿指手划脚，大声呵责：“齐步走简单的动作你老是记不住，跪下！”

周鸿脸上马上变色，眼光充满了怨恨。正在训练的各位同志接踵而至围着黄副队长大声喊叫反对他。黄副队长似乎没有意料到我们的反应会如此强烈，不得不放弃惩罚。之后各学员都回去了。那天早上，我和黄参去市场回来，同志们把事件经过报告给我们听。我们马上去见张中奉队长，指导员韦南山和黄副队长，反对这样的粗暴行动，要求马上终止侵犯各革命战士的人格。从那以后，训练员对学员文雅和尊重了许多，但与学员的关系仍紧张。

接连几天，生活仍贫乏，训练仍辛苦，还仍然是饭、菜加干豆豉。我们相互鼓励要学好以便能早日学成回国搞革命。

有一天，黄参同志把我叫到外面小声地说：“波啊，张佩公的指挥所做些什么事？越南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政治趋向如何？我们应尽快摸清以便应对！”

我思索了一会儿，说：“我已摸清了，张佩公的指挥所是奉中国国民党的旨意成立越南民族解放委员会里面的一个情报机关。边境政治队是其下属的情报军队，担负监视日本、法国在越南的活动情况，给蒋介石总部提供情报。当时机成熟，该情报军队为蒋介石打入越南成立一个傀儡政府服务。”

我说到这儿，停了一会儿黄参接着补充道：“我调查还知道蒋介石已经给张发奎下了命令，张发奎是第四战区司令，利用张佩公的指挥所跟踪和掌舵越南革命风潮顺着蒋介石的轨道发展。他们阴谋集合一些在边界活动和在内地的人训练，以便日后为他们开展情报工作。实际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应该讨论应该拿什么样的主张？”

形势非常复杂。我们在靖西境内的学校被蒋介石的情报机关管理，学校是国民党下一个控制的目标。两者都是蒋介石的走狗。我们两个取得共识，不能再在这儿呆下去了！但能去哪里呢？之前在认识的清平同志跟我说过，如果想和海外部分党领导联络，就到昆明找陈玉清，他在那的名字叫胡文浩。但去昆明路途遥远，没有钱，合法的通行证也没有。而回国的路近很多，大部分同志都熟悉地形和道路，知道居住的地方。从这回国也有许多困难和障碍，但不管怎么样，迟早都得回国，为了人民和革命着想，我和黄参同志说：“眼下，我们无路可退，应创造有利时机，尽力保密我们要回国的主张，最重要的是不让张佩公知道我们是共产党。”黄参点头：“一定要那样！”

生活在异国他乡，在蒋介石统治下的腐烂社会制度，我亲眼见证了国民党对中国人民残暴和不公正的统治，不逊于在越南统治的法国帝国主义和卖国求荣的阮氏封建王朝。讲得确切些，那是中国地主阶级和资本主义对中国人民的统治。阶级斗争理论学说更能透彻地说明，具体些是我亲眼看到很多次的流血事件。现在，我仍记得许多次在靖西毛骨悚然的行军。

那一夜我辗转难眠，直到天快亮时还是迷迷糊糊的。突然震耳欲聋的铜锣声吵醒了我。肯定是有什么事发生了。在靖西，政府要是有什么事要告知于人民，就叫人到各街道边走边敲铜锣，然后发布消息，就像我们家乡在吝乡村敲木梆子一样。我马上起床，同时比往常更早些到街上给部队买食品，以打听发生了什么事情。走到路上，我看到一个国民党中队正扛着插有尖锐刺刀的枪从我们学校旁边的军营走出来。随后，两个士兵解押一个被反绑的中国人。那被解押的人面孔看起来像小孩的面孔且消瘦，面色苍白，上面布满了紫红色的伤痕和干黑色的血丝。他踉跄地走着，仿佛疲劳得快要低垂下来，深邃的双眼好像还有灵动和光芒。我尾随那帮士兵到离我们住的地方相当远的文法山山脚下，那儿有个靶场。各地的人正涌向那儿，人山人海。一帮士兵排列队形保卫，两个士兵推那青年人到靶场，把那青年绑在原来埋在山脚附近的木桩上。几分钟后，响起一位指挥官干巴巴提高嗓门儿宣读死刑判决书。喧闹的人群顿时安静下来。他大声喊道：“准备射击！”

一小队士兵跑到年青人面前大约二十米的地方停下来排列成横列。咯瞪一声推弹上膛，就在那时候，那位青年突然挣扎着抬头用尽全力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一阵枪声响起，那青年的头垂到一边。在人群中传出抽泣和哭声，那帮士兵匆忙返回营房，啪答啪答的脚步声以及那面破裂的锣鼓声在远处回荡。

蒋介石的那帮人又杀共产党了！我咬紧嘴唇但也禁不住往下流的泪水。

本文选自黎广波回忆录《胡伯伯与北坡游击队》

翻译　唐泽完　岑继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