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唯物论新解：哲学史方法论的最大开放性

哲学史方法论新探

在当前的哲学史研究中，历史的与逻辑的相一致的方法已有过不少的实践运用，也取得了一些相当可观的进展。但笔者认为，面对当代哲学和史学所提出的新方法、新思想和新问题，我们有必要进一部探索历史的与逻辑的一致这一方法的内在真实含义，使之摆脱其常见的狭隘甚至错误的理解，而具有面向当代方法论革命的最大开放性。

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谈到经济学方法时说:

“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并且，写经济学史又不能撇开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这就会使工作漫无止境，因为一切准备工作都还没有做。因此，逻辑的研究方式是惟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思想进程不过是历史进程在抽象的、理论上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1]

应当注意的是，在这段引文中，有两种不同意义的“历史”，即通常理解的，包含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的历史，对它的追随是“漫无止境”的;此外是“经过修正的”历史，“典范形式”的历史，后者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追求的有意义的历史，有规律的历史，与自然偶然事实有别的，由低级到高级地发展和联系的历史。

同样，也有两种不同意义上的“逻辑”。恩格斯在同一文章中指出，黑格尔的历史观“为逻辑方法提供了一个出发点”，它“结束了过去的全部逻辑学和形而上学”^[2]，这种新的逻辑不是像形式逻辑那样不管大前提，只研究“正确性”而不管“真理性”，相反，“它需要历史的例证，需要不断接触现实”。^[3]它必须从现实历史中得到理解，而且本身也无非是从历史中抽象出来的结构而已。通常理解的“逻辑的方法”却是指一种抽象形式的方法: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以及抽象理解的否定之否定、圆圈公式，它主观武断地裁割任何一个对象。

在这样一种片面的理解上，对“逻辑的和历史的一致”就有了一种干瘪的解释，以为它的意思就是一般人所说的“史论结合”、“夹叙夹议”。然而，这种预先将两方面预制好再将其焊接起来的做法丝毫也不解决问题。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也只不过是“渊博”加“偏见”而已，它冷静地、漠不关心地、轻描淡写地对待一切信息资料，用不着花力气，只不过是使用的一种现成的“技术”。

真正的逻辑的和历史的一致则要求研究者的“投入”，要求研究者全身心地浸透于他的对象，要求从当代人高度发展了的意识形态水平去设身处地“体验”历史人物和各种思想的内在冲动、意向和转向，不仅从概念上，而且从价值判断和情感感受上使历史生动地为自己所统摄。正如克罗齐曾认为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谈到“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这决不只是一个单纯生理学、解剖学的比喻。生理学家和解剖学家并不需要这种比喻，他们通常都是通过猴体解剖来理解人体解剖，而不是相反。这是一个哲学的比喻。它揭示的是历史的逻辑本质，它实际上意味着，历史并不像通常理解的那样，要从起源、原因和过去来看结果和将来，而是相反，要从现在、将来去看过去。历史的本质体现为将来。如同海德格尔所说的，人是为将来而活着的。

我们现在可以更仔细地看看，从如此理解的“历史的和逻辑的一致”中，可以引出些什么样的结论。

一、什么是历史?

人们常常轻描淡写地说出“历史”二字，而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他们认为，历史，就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如屈原于公元前278年自沉于汨罗江，14世纪欧洲流行过一场大瘟疫。可是，如果有人问，为什么这些事情算历史，而另一些事情，如三分钟前我的钢笔掉在地上折断了笔尖，就不算历史呢?他们就会说，必须是对人类历史有意义的才能算历史。人类历史开始于300万年前，进入文明社会也有六七千年的历史了。不过，我们还是要问，这样的历史本身又有什么意义呢?与整个宇宙的历史比起来，人类的历史只是一瞬间，正如和人类历史比起来，一支钢笔尖的折断也只是一瞬间一样。美国科学家卡尔·萨根的《伊甸园的飞龙》一书中把宇宙从“大爆炸”以来150亿年的历史按比例压缩为一年，列出了一个时间表。在这个时间表上，原始人类的出现只是这“一年”最后一天晚上10点半钟以后的事，从进入文明社会到今天则发生在最后25秒钟内。更何况，“大爆炸”也肯定不是宇宙的绝对的开端。

由此看来，人类只不过是无限宇宙中偶尔冒出的一个泡沫，它随即就消失了。虽然别的地方也可能有类似的泡沫泛起，但按照一年比一个多小时的比例，也仍然微不足道。这样的“历史”谈不上什么发展、进步，谈不上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展，它并没有“历史性”。谁能说，人类毁灭后的炽热或冰冷状态是一个更高级的阶段?历史决不单纯是指什么在前、什么在后，它不是一个“客观的”、绝对的时间标准问题，而是一个进步或“目的性”的问题。历史真正说来，只能是有目的的历史。我们今天之所以能谈论自然界的“历史”，是因为我们把人看作自然界的目的;进化论也是这样，达尔文学说包含着一个逻辑上的前提。这甚至是一个伦理学性质的前提，这就是:人是目的。没有这个前提，进化完全可看作退化，优胜劣汰也就是劣胜优败，“适者生存”只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它并不能说明进化，自然本身并没有什么目的。从体积和规模上说，巨大的星体和最小的尘埃处于同样的等级，已灭绝的恐龙比现存任何陆上动物要大许多倍，要消耗更多能量，却并不比现在的动物高级;从性质和复杂度上说，成分复杂的泥土也并不比单纯的晶体和金属更高级，而生物的结构过于复杂却很可能是将被淘汰的标志。如赫尔德认为，与动物相比，人类得天独厚于其“未完成性”、非专门性和简单性，现代许多哲学人类学家都接受他这一看法。当然，有机体和人类的总体趋势是“减熵”，即越来越复杂，但它是以更大范围的增熵为前提的，而且热力学第二定律(增熵)本身也只是一个中性描述，它并没有说这是一个进化过程还是一个退化过程。仅仅把人类看作自然物，从其有机结构并不能得出自然界有目的性的结论。

可见，自然界本身谈不上目的，也谈不上历史，“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动物也有一部历史……但是这部历史是人替它们创造的”^[4]。只有在与人相对而言，与人的目的、人的精神性相对而言的意义上才谈得上“自然史”:自然向人的生成。人，人的精神和人格才是万事万物最终的绝对目的，其余的一切就本身来说，顶多只有相对的目的(如有机界的生存本能)，最终则是无目的。只有产生了人，整个自然界才有了“历史性”，有了进步(进化)和发展的意义，有了高级和低级的标准，即接近于人的就是高级的(如灵长类动物)，不论宇宙多么浩渺无垠，多么永恒持久，它们只对于这“一瞬间”的人类才有意义。因为只有人，才是意识到自身并趋向于自身的自然。

人类本身就是历史性的。人的历史是最根本的历史，自然界的历史含义是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发展的。从希腊神话到伊甸园的故事，到近代科学技术对自然的开发利用，自然被赋予了不同的历史意义，在人的历史中充当着不同的角色。今天的环境保护则要求自然界减缓甚至停止它历史的步伐，“适者生存”的自然原则受到人为的控制，“不适者”(如濒临灭绝动物)也得使其生存。不是人类史隶属于自然史，成为自然史的一个部分、一个阶段，恰好相反，是自然史隶属于人类历史，自然史只不过是人类历史的意义载体。例如，假若猴子当年没有发展为人，其历史意义也如一粒尘埃的历史意义一样，根本无从谈起。同样的道理，人类社会的历史也决不是光用自然的物质尺度可以衡量的。谈到社会的进步、发展，决不只是指物质产品的量的增加和质的多样化、复杂化，而主要应着眼于人的素质，最根本的是人的精神素质。历史唯物主义讲生产力，这本身就是指人的素质，我们许多人却把它理解为“纯物质过程”。历史的目的如果仅仅是养肥一些善于吸取营养的酒囊饭袋，那就太可悲了。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带给人的苦恼和忧虑也正在于此。

因此，一切历史只有在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自由活动的基础上才有可能。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不在于把历史建立在“纯物质过程”之上，而在于把最基本的有意识活动即劳动置于历史进程的最基本层次。历史唯物主义与一般唯物主义的区别就在于，它从出发点上就包含有价值、目的评价的因素，即历史因素;它不是简单地、直接地执着于客观物质世界及其一般规律，而是在精神的层次上重新向物质性复归，由此构成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合题。

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历史不能靠“收集例证加计算”的实证方法，而要靠辩证的哲学理解、哲学评价和哲学体验，它们构成一种特殊的逻辑方法，即内容型的、辩证的逻辑方法。

二、什么是辩证逻辑?

辩证逻辑，人们通常理解为与形式逻辑并列的另一种逻辑。形式逻辑中有矛盾律、排中律、同一律，辩证逻辑中有质量互变、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形式逻辑有三段论推理，辩证逻辑有三段式，圆圈式进展;似乎这是两套不同的形式规范系统，不同之处只在于思维的方法或工具，而采用何种工具则体现出一个“党派性”问题。在这种理解之下，甚至出现了辩证逻辑是否能“形式化”、“程序化”的假问题。有人深感辩证逻辑的非确定性所造成的思维混乱，企图以形式逻辑为楷模，制定出一套严密的公式和概念范畴系统，用S、P、M等符号取代语言的表述，排除内容上偶然的和个人主观体验的因素。这种辩证逻辑形式化的最高理想当然只能是设计出一部堪与今天的数理逻辑机(计算机)相媲美的“辩证逻辑机”，它既保持了思维的灵活性和辩证法，又具有机械的精确性和可靠性，岂不两全其美?

但黑格尔早就说过，辩证逻辑是“内容逻辑”。何谓内容逻辑?内容逻辑就是指不能从形式上、字面上、语法上来规范，而要从内容上、语义上甚至“言外之意”上来理解，不能单靠“文本”分析，更要凭“体验”来把握的逻辑。寻求辩证逻辑的形式化、规范化、标准化，正如寻找“木制的铁”一样荒谬，如同将一首诗化为一个数学方程式一样不可能。

存在着两种思维类型的人，一种是数学的、精密的、计算的、技术型的，这种人长于逻辑推理，对于使用工具、技巧和符号代换毫无困难，但对于形象、想象、体验和神秘感却缺乏兴趣。他们关注的是如何能用间接的手段把握住客观现实的对象以获得成功的结果，而并不试图直接把握对象，认为这是不可能的。科学家、数学家、工程师、分析哲学家多半属于此类人。另一种是诗意的、形象的、感受的、思辨型的，这种人不满足于机械的推理和操作，对于激动人心的事，对于主客同一的体验有一种狂热的追求。他们对外界事物本身客观上如何兴趣不大，而更重视人生的价值、宇宙的最终目的、历史的本体、世界的意义这样一些神秘的问题。艺术家、诗人、虔诚的教徒和思辨的哲学家多半属于此类。显然，这两种人来学习辩证法，其效果将完全不同。第一种人会很容易记住辩证法的全套概念公式，并能很熟练地运用，但很难真正把握它的精髓，他们往往试图将它一劳永逸地用形式固定下来。“以免产生歧义”，却恰好使之成为一套空洞的、背离现实的公式。第二种人虽然通常比较难以接受辩证法的一套深奥的术语，但一旦理解了，则常常可以把握辩证法的内在灵魂。当年德国能理解黑格尔的恰好就是歌德和海涅这两位大诗人，马克思从气质上说也更接近于诗，例如他的《数学手稿》中就充满了诗意。毛泽东对于辩证法的掌握，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有诗人的气质。从这种意义上说，只有当诗人掌握了辩证法，才能说辩证法深入人心。

辩证法最深刻的、最内在的根据，不是形式逻辑的推理。而是人对自己头脑中所形成的那些概念以及概念之间的关系的直接体验，它是靠这种体验来把握客观事物的本质和一般规律的。形式逻辑不讲体验，它的根据是规定下来的一套形式规则，而且可以归到数学上的分解组合，按照周延(一切……)、不周延(有些……)之类的关系推出个别结论;它完全是操作性的，可以用积木或符号来代替。辩证逻辑的基础则是体验。黑格尔整个逻辑学都是建立在体验之上的，有、无、变、质、量、度、本质、现象、现实等等的过渡、转化，都没有什么确定的规则可以依据，而是通过举大量日常生活的例子，让你自己去体会，去“悟”。辩证逻辑的范畴和规则都是建立在这种“悟”之上的，没有悟，这些范畴和规则马上就成了形而上学和诡辩。因为辩证逻辑的真精神并不在文本层次上直接体现出来，作为语言符号和词汇，它并没有多少创新的地方，如“对立面”、“矛盾”、“否定”这些概念，在形式逻辑中就有“因果性”、“必然和偶然”等范畴也并不是辩证论者特有的术语。但辩证法区别于形式逻辑和形而上学的地方正在于对这些概念和概念关系的特有体验，“正像同一句格言，在完全正确理解了它的青年人口中，总没有阅世很深的成年人的精神中那样的意义和范围，要在成年人那里，这句格言所包含的内容的全部力量才会表达出来。”^[5]辩证法的结构体系，它的范畴和一步步推演，无不以这种“悟入”为基础，为动力。(https://www.xing528.com)

有的人一辈子也不能达到悟，你就把规则告诉他，他也不能理解，反而从语法上，形式逻辑上来挑你的毛病(如罗素和许多语言分析哲学家所做的)。他们不明白，语法、逻辑是从语义中来的，而且只是语义规则的一个方面(形式方面)。黑格尔的不合语法，并不证明辩证法是无稽之谈，反而证明语法、逻辑的局限性，它们只能规范字面意义，却不能表达言外之意。黑格尔自己就经常将自己的辩证法称之为“神秘主义”的，^[6]因为对于形式逻辑来说，它是不能分析、不能规定、不能固定化的，它研究的是在历史中、运动发展中的对象，正当你要规定它时，它又变了。只有人的体验能追随这一过程，或者如海德格尔所说的，只有人的“此在”(Dasein)才是窥视存在本体的窗口。而形式逻辑则只能对付“在者”(Seiende)。然而，黑格尔最终还是将这种体验看作较低级的阶段，当作只是达到其绝对唯心论的“泛理论”的准备。在他看来，世界最终是在逻辑上一义地规定好了的、必然的、宿命的，人对此只有服从。克尔凯郭尔说黑格尔没有他最后的绝对，再加上一句“这一切全是荒唐的”，他将是个伟大的天才，但现在他只是个小丑;恩格斯则称赞他:“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形式尽管是那么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紧紧地平行着，而后者按他的本意只是前者的验证。”^[7]

这里所谓“历史感”，也就是对历史的体验、追随。由此可以看出，现代非理性主义的萌芽已经包含在这位历史上最大的理性主义者的思想深处。从黑格尔到现代解释学(狄尔泰、伽达默尔等)和存在主义(海德格尔、萨特)的思想发展有某种内在的联系。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天那些用黑格尔的“理性的”辩证法来反驳现代非理性哲学思潮的人，有许多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理解是非辩证的、形式主义的、唯科学主义的，实际上是知性式的，而忽视了辩证法最关键的东西，即体验、历史感。我们有大量谈论辩证法或用辩证法分析问题的著作文章，但却很少有历史感。这种肤浅的“辩证法”，只不过是一种字面上的多余的东西。

三、什么是历史的和逻辑的一致?

从上述对辩证的历史概念和历史的辩证感受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所谓历史的和逻辑的一致，作为本体论，就是历史内在的进步、发展和目的性规律，作为方法论，就是对这种发展规律的历史感、体验和评价，它由间接的实证手段(如历史资料的搜集)而回复到对之直接的本体把握(理智直观、具体概念)。

历史感既然是一种体验，当然就免不了带上主观性。免不了对历史资料加以裁割。然而，在历史领域中，与自然科学中不同，一切客观规律都必须通过主观性的渗入才能得到把握。纯粹的客观主义在自然科学领域中也许是适用的(今天连这点也越来越有疑问了)，在人文科学中则是一种幻觉。其原因在于，历史领域是从主观性回复到客观性。历史的必然是建立在自由之上的必然。(通常人们只看到，自由是建立在必然之上的自由)，这种自由并不能“还原”为客观物质过程。精神的东西最终只能被精神的东西所理解，正如只有通过爱才能赢得爱一样。甚至单纯的历史资料，如文献、文物等也只有通过对当时文化心理、社会心理、时代风尚的悉心体验才能理解。历史不存在纯客观的介绍、记载、描述，语言和用词本身就有情感色彩和道德倾向。事实上，历代史家写历史无不带有自己时代、自身好恶的倾向性，这在自然科学和历史客观主义看来无疑是一大缺陷。波普尔就认为，由于以往历史家受政治家的政治权力所左右，过去的历史主要成了“政治权力史”。^[8]然而如果没有这种倾向性，也就没有了历史。假设有人描述一次起义用描述自然现象的方式说:一群男女使用器械击伤另一群男女若干，这种叙述无任何历史意义，它未揭示这一行动的历史性因果关系和实质。必须有倾向性，才会有历史:统治者说，这是一群暴徒无法无天，革命者说，这是进步力量的有力显示——历史就存在于这些倾向的互相辩驳和抗争中，而上述事件的历史性、历史实质正在于这两种势力的相互消长。因此，主观倾向性(体验)是历史客观性的前提，只有通过主观性，才能达到真正的历史客观性。主观性为历史客观性开辟了视野，使历史学本身具有了历史性。

当然，这并不是说，每个人只要依据主观感想瞎说一通都可以构成历史。历史学家的主观研究首先不能脱离客观资料的考证、收集、编纂，在这种工作中，有时要使用几乎一切自然科学的手段，如天文学、放射性同位素检验，红外线和X射线透视，纸张文物的化学和显微分析，计算机和数学处理，解剖学和生态学的验证等，还要从形式逻辑上推断大量驳杂史料的相互关系，清除自相矛盾，从各种不同的说法中鉴定其真伪。由于资料的无限性，人们不可能等这一切都已做完之后再进行判断，但相当的资料积累和鉴定却是必要的，它们是为了达到研究者设身处地真切的体验所要做的准备工作。这是历史研究中的客观态度。然而要注意的是，这是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却还不是历史本身的客观性，因为，它只是自然事实的客观性，而不是社会事实和精神事实的客观性，这种研究还未从本质上进入到历史科学和精神科学的范畴，而只是运用自然科学为手段，给历史科学提供了一个比较可靠的载体。历史本身的客观性原则是在另一更高层次上的客观性，它不能像史料的客观性那样要求完全清除个人的好恶和倾向性，相反，它以人的主观倾向和价值评价为其灵魂和生命。在这种真正的历史客观性中，历史史料的客观物质形式只是用来达到不同时代人精神上相通的媒介，一旦进入历史本身的对话语境，它们便退居后台了，虽然在某些关键时刻它们也会冒出到前台上来。这正如阅读者只有当他忘记了文字符号、字形的构造才算进入到阅读之中一样，虽然在遇到疑难时某个词语和字形构造又会跳入到眼帘中来。文物、文献的客观物质形式只有通过精神上的相通(如思想感情、道德观念、技术原理的示范)才能使文化传统一代一代地、历史地延续下来、发展起来。人们写历史，正是驱使自己的精神(期待视野)去“打通”历史的、客观化了的人类精神，这种打通，本身是一种主观自由的创造活动，同时又是客观历史本身的一种推进。

这种打通了历史精神的个人精神，在黑格尔那里就是辩证法、逻辑，而被每一代人的精神所打通了的人类精神则是历史，逻辑和历史的一致则是自己的精神和历史上的精神通过体验(历史感)而相互贯通、融化。黑格尔将人类总体的精神当作绝对的实体，将每个自由地、借助感性的物质手段一点点地创造了历史的个体精神反而当作绝对实体的工具和现象，这就把事情弄颠倒了，这种颠倒的理论恰好是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实的反映。马克思则指出，在历史领域，虽然一切都以人的自由意志为前提，但人们并不意识到这一点，他人的意志对自己的意志成了异己的、客观的存在，他人的意志的活动及其产品建立起对我的意志的限制;物质失去了它的感情的特质，不再成为人与人的媒介，而成了人们精神上的鸿沟。因此迄今为止，历史虽然是建立在自由之上的必然，但这必然却恰好体现为限制每个人自由的力量，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本质上是自由的人类仍然需要一个从必然王国超升出来进向真正自由的王国的过程。

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存在前提，社会存在却是社会意识的运动、发展的历史的前提。这种由社会存在所决定而又体现为社会存在的社会意识的运动，就是文化。

由这种观点来看哲学史，它就既是一种逻辑范畴史，又是一部精英文化史。

这正是有待于我们去做的工作。

(原载于《中州学刊》1989年第1期)

【注释】

[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2页。

[2]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1页。

[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4页。

[4]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9页。

[5]黑格尔:《逻辑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41页。

[6]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84页。

[7]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1页。

[8]参见《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86～1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