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跋在文艺批评史中的重要作用

序跋在书中的地位，犹如诗和印在文人画中的地位

序跋是写在书里的书评。一般地讲，序在书首，跋在书尾。据说，宋代文学界的深宅大院老苏家避讳“序”字，所以，苏洵在写序时用“引”字，苏轼则以“叙”字来代替。老苏家的名头实在太响，今天“序”、“叙”、“小引”、“引言”并用，大概就受了他家的影响。也许“跋”字太古雅了一点，因此，该用“跋”的地方在很多时候被悄悄地换上了“后记”一词。

中国旧时的文人画是以画、诗、印三位一体的，缺了一项就不地道。一本书如果没有序或跋，也让人感到不完整。序跋在书中的地位大致相当于诗、印在文人画中的地位。叶至善、叶至诚为父亲编《叶圣陶序跋集》，“编完之后再看几遍，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序跋之类的文章父亲写了不少，可是在一段时间内，就是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这三十年间，为别人的书写的，一篇也没有，为自己的书写的，也仅仅是简单的说明。这个现象反映了出版界的风气的转变。确然有一大段时期，出书不讲究撰写对本书必要的序跋，甚至重印解放以前的书，把原有的序跋都抽去了，剥剩一个光身子。近来又似乎过分重视序跋了，不管什么书，都得穿戴齐全了才让它出场跟读者相见。如果研究起出版史来，序跋的变迁倒也可以作为一个题目。”（《叶圣陶序跋集》第370页，三联书店1983年版）叶氏兄弟发现的有趣现象，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序跋和书之间的关系。

中国古代学者中，既有以写书出名的，也有以注书出名的。王弼、朱熹是儒道两家的大师，他们就好象不自用思想写书，而是专来注古人的书。说到中国古代的地理学，人们都知道郦道元的《水经注》。相反，被注的桑钦的《水经》却少人了解，这就是后人所感叹的：“注乃侈于经，奇诡宏丽，后人但知郦道元之有注，而桑钦著经之名反隐矣。”（祁承璞《澹生堂藏书约·购书》）同样的道理，金圣叹没有煌煌大著，但通过对“五才子书”的评点，确立了在中国文艺理论史上的崇高地位。“评点”实际上是书评之一种。现在，如果要为书评家提气壮胆的话，金圣叹是绝好的人选。既然注书和评点书能成为卓然大家，那么写序跋无疑也是能序出或跋出名堂来的。卜子夏写的《毛诗序》算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重要的一篇“序言”。这篇序言中的两段话：“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定了中国两千年文艺思想和文艺政策的主调。序跋的意义和作用，在这里体现得登峰造极了。

巴金先生在自己编选的《序跋集》的“跋”中说：“《序跋集》是我的历史，是我心里的话。不隐瞒，不掩饰，不化装，把心赤裸裸地掏了出来”。因此，把各类图书中的自序自跋汇集起来，便是一部作家、学者的“心史”，研究这部“心史”，能帮助读者探水寻源，发掘文艺作品和学术著作的幽德灵光，对整个文化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样，他人作的序跋，或评或品，汇集起来，也是人类文艺批评史和学术批评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况且正象文人画中的诗和印可以成为独立的欣赏对象一样，序跋在文圃中也是别具风采的小花。总之，序跋不是可有可无的，不能等闲视之。

序跋的功能便是以文会友

序跋乃至整个书评对读书人起的作用是什么？我不太同意现在流行的说法，觉得还是把“指导”、“引导”、“辅导”等词改为“帮助”和“切磋”为好。“指导、引导、辅导”都意味着居高临下，盛气凌人，而“帮助”和“切磋”则是建立在相对平等的基础上的。无论是自序自跋，还是他序他跋，实际上都是在“以文会友”。

我看一本书，序跋是必读的。如果看到序跋中的话正是我想说而又没说出来的，那我会发出会心的微笑。如果我看完全书后还一片混沌，序跋替我凿开一窍乃至几窍，那我会对序跋作者十二分的感激，这时，“以文会友”也许就“易友为师”了，在这个意义上说序跋能指导、引导、辅导读者读书也未尝不可。但这种指导或引导、辅导是客观形成的，不能先在主观上确立，世界上的事情常常是这样，有意追求的东西反而不容易得到，好为人师者往往并不被人尊为师长。

关于序跋书评的功能，钟叔河先生有一段话说得妙：“虽然鸠摩罗什大师早已说过，嚼饭哺人，反致哕吐，明白昭示这是一件多么不易讨好的事情。但在被哺的方面，若是象薛蛟或刘海哥那样，一口吞下别人（？）吐出的红珠，五百年道行便能归我所有，亦不可谓非人生难得之遭逢也。”（《知堂书话〉序》，岳麓书社1986年版）序跋作者嘴里的“红珠”被别的读者一口吞下去，这时候序跋的功能大概比“帮助”、“切磋”还要等而下之，已降为“服务”而且是“无偿服务”了。

中国人有“文以载道”的癖好。“文以载道”说的白一点就是“讲大道理”。一个人嘴里讲着大道理，讲着讲着会感到自己也“大”起来。所以“载道”的文章与“言情”的文章比起来，都是板起面孔，居高临下的。写一本书要载道，序跋在书中那样重要，当然也要载。正统文学要载，不登大雅之堂的戏曲小说也要载。明朝的欣欣子在给1617年出版的《金瓶梅词话》写的序中说：“其中语句新奇，脍炙人口，无非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恶，知盛衰消长之机，取报应轮回之事，如在目前始终……”这些话都是“思无邪”之类的“文以载道”的套话，算不得什么。而同一本书中东吴弄珠客写的序就让人可惊可愕可怕了：“余尝曰：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这些话已不是一般的教训和规劝了，而是恐吓。可想而知，这种威胁恐怕是唬不住读者的。如果读者真的来个“逆反心理”，那情况就大糟其糕了。用今天的眼光看，这样的序跋不要也罢。

当然，呆板的“文以载道”不足取，但序跋总还是要讲道理的。不过，即使是讲道理，也要“望之俨然，接之也温”，不能违背以文会友的宗旨。

30年代，一些国故大师曾开列“青年国学必读书目”，实际效果并不佳，甚至遭到一些人的攻击。效果不佳，主要原因当然是当时提倡国故已不太合时宜，但语气太霸道也起了不好的作用。如果加上一个“推荐”，再把“必读”改为“参考”，我想效果会好一些的。这个经验教训，写序跋的人似乎应该知道。

先谈正文后读序跋，就象饱餐一顿后饮一杯清茶

读者拿到一本书，是先读序跋还是先读正文？没作过调查。我自己一般是先读正文后读序跋的。而后读序跋正是因为对序跋的重视。我把读一本书的正文比喻为吃一顿丰盛的饭，而读序跋就是饭后饮一杯清茶。近代国学大师黄侃先生在读书上有两点极让人敬仰：一是打开一本书时，自己便如一个“一字不识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不带偏见，如饥似渴地吸收书中的知识；二是读一本书就要从头标点到尾，看了几章就丢一边的做法那是“杀书头”。这两点，后一点我是肯定做不到的，不知有多少书头已被我杀过了。但前一点倒是勉强能学。我拿到一本好书，虽然不能变成“一字不识人”，但基本上也是“空腹以待”，准备饱餐一顿的。在空腹的时候喝茶大概不太适宜，所以我是先读正文后读序跋。而饱餐一顿再来饮茶，就不仅能有助于消化吸收，而且能提神。不知我用饭后饮茶来比喻读序跋的益处能否引起书友们的同感。

现代研究国学的人是不能不读王国维的书的，但《王静安遗书》43种104卷，如宝山，如龙宫，遍地是宝，拿哪一样似乎都是“微不足道”。陈寅恪大概看到了读者的这样境地，所以他在《王静安遗书》的序中写到：“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然详绎遗书，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吾、猡狁考》等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立因亦儿坚考》等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等是也。”陈寅恪先生总结出的三目，不仅准确体现了王国维的治学精神的实质，掌握这三目，谈王氏的书就能一通百通，而且也涵括了传统国学向现代过渡的一代学风。推而广之，这三目对今天的文史考据之学也还有重要的实用价值。什么叫帮助读者吸收消化？陈寅恪的序便是。

清代沈复的《浮生六记》是我百看不厌的几本书之一。记得我初次读它时，也是象本书的“刊印说明”中所说的“读之心醉”。但这种醉是微醺而不是烂醉如泥，所以我还能隐隐约约、模模糊糊地知道该书的妙处，但说不出来。这时候，我来读俞平伯先生的序“可注意的，他（指沈复）是个习幕经商的人，不是什么斯文举子。偶然写几句诗文，也无所存心。上不为名山之业，下不为富贵的敲门砖，意兴所到，便濡毫伸纸，不必妆点，不知避忌。统观全书，无酸语、赘语、道学语，殆以此乎？”“文章事业的圆成，本有一个通例。就是‘求之不必得，不求可自得’。这个通例，于小品文字的创作尤为显明。”“即如这书，说它是信笔写出的，固然不象；说它是精心结撰的，又何以见得？这总是一半儿做着，一半儿写着的，虽有雕琢一样的完美，却不见一点斧凿痕。犹之佳山佳水，明明是天开的图画，然仿佛处处吻合人工的意匠。当此种境界，我们的分析推寻的技巧，原不免有穷时。此《记》所录所载，妙肖不足奇，奇在全不着力而得妙肖；韶秀不足异，异在韶秀以外竟似无物。俨如一块纯美的水晶，只见明莹，不见衬露明莹的颜色。”读了这个序，心中想说而又说不出来的话被人说了，而且说得比自己的好，其感觉就象身上的痒处被人恰到好处地搔到了。什么叫“提神”，俞平伯先生的这篇序便是提神。(https://www.xing528.com)

我之所以先读正文后读序跋，是不愿有先入为主的印象，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而喜欢读完正文后拿自己的心得和序跋作者印证。相比之下，似乎还是先读正文后读序跋更符合“以文会友”的原则。

序跋具有更多的感情色彩

序跋和发表在报刊上的一般书评有什么区别？一个在书中，一个在书外，这是表面上的区别。序跋和一般书评的深层次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序跋具有更多的感情色彩。我对序跋的喜好超过一般的书评，其原因也正在于此。

序跋更多地具有感情色彩，主要是因为序跋的作者和书稿的关系更密切。一本书可能由和书稿作者不相知不相干的人来评论，但书稿作者决不会请和自己不相知不相干的人来作序跋。概括地讲，序跋的作者主要是三类人：一类是书稿作者为自己的书作序题跋，这一类占的比重最大。现代散文史上的两位主帅鲁迅和周作人，在世时从不请别人为自己的书写序，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些大家也大多是自己为著作作序。常言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知心”，“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自己为著作写序题跋，应该是很适宜的。一类是书稿的责任编辑为书稿作序，这一类序跋作者的比例不算大，而且责任编辑的学识和名望也需到了一定程度才行。不过，现代文学史上许多大师都在出版社呆过，靠这种特殊条件，所以现代文化史上责任编辑写的序跋从数量上看也不少。一类是书稿作者请相知较深、学识相当、趣味相投的朋友为自己的著作写序，这一类序跋作者占的比例也很大。

一个人为自己的书写序跋，具有一定的感情色彩是必然的。清代有一则笑话：说一个秀才写文章，挠头皱眉，坐立不安，煞是痛苦，他的夫人实在看不下去了，便说：“你们秀才写文章，简直就和我们女人生孩子一样难受。”这位秀才回答得妙：“比女人生孩子还难。你们生孩子是肚子里有，我们写文章是肚子里没有。”这则笑话只是讽刺那些无病呻吟、胡编瞎造的秀才。对绝大多数文人来说，他们写文章还是可以比喻成女人生孩子的。创作灵感来了，就象阴阳交合，女人受精。打腹稿的过程则象女人的十月怀胎。“吟成一个字，捻断三根须”，把文章做出来了，就象女人经过阵痛，婴儿呱呱落地。如果这种比喻成立的话，那么文人对待自己的作品就应该象女人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孩子总是自己的好，虽然母亲有时也会对客人说：“这孩子真淘气”，“这孩子真没出息”，但明眼人看得出，连这种骂也是亲昵的。因此文人为自己的书写序跋，或道缘由或说甘苦，虽然有时也谦虚甚至自贬几句，但总是一片舐犊之情，而这种舐犊之情也总是被读者认可的。

我的一位做编辑工作的朋友曾把当好一名编辑的条件概括为八个字：“视若己出”、“设身处地”。“视若己出”也就是把别人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来扶养。因此，由责任编辑写的序跋具有一定的感情因素也是很自然的事。即使是为他人做嫁衣裳，衣裳做好后，也是倾注了许多感情在其中，需要自我欣赏一番的。

朋友写的序跋，有的是唱和，有的是品味，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写书稿作者这个人。这类人写的序跋我是很爱看的，因为文人笔下的文人要比书的前勒口或封底上的“作者简介”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得多。况且中国强调“文如其人”，这句话反过来说，了解了这个人，对了解他的作品也是大有好处的。郑振铎先生的《西谛书话》出版时，叶圣陶先生写的序中有一段话就是讲郑振铎这个人的：

“振铎喜欢旧书，几乎成了癖好，用他习惯的话来说，‘喜欢得弗得了’。二十年代中期，好些朋友都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振铎那时刚领会喝绍兴酒的滋味，‘喜欢得弗得了’，下班之后常拉朋友去四马路的酒店喝酒。被拉的总少不了伯祥和我。四马路中段是旧书铺集中的地方，振铎经过书铺门口，两条腿就不由自主地踅了进去。伯祥倒无所谓，也跟进去翻翻。我对旧书不感兴趣，心里就有些不高兴：硬拉我来喝酒，却把我撇在书铺门前。可是看他兴冲冲地捧着旧书出来，连声说又找到了什么抄本什么刻本，‘非常之好’，‘好得弗得了’，我受他那‘弗得了’的高兴的感染，也就跟着他高兴起来。”

叶圣陶先生用充满感情的笔调勾勒出的郑振铎先生的形象，能引导读者进入《西谛书话》的氛围中，和振铎先生一起享受购书、读书的乐趣。

正因为序跋的感情色彩浓，所以“文人相轻”的现象在序跋中见不到。书评一般是毁誉参半，而序跋则基本上是揄扬，这是序跋的优点还是缺点？这个账大概不好算。序跋可以借别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既然序跋是以文会友，具有较浓的感情色彩，那么，序跋的主观性较强，个人的性情、风格比较鲜明就是很自然的了。就拿现代文学史上的序跋来说，鲁迅的伟岸、周作人的冲和、谢冰心的典雅、徐志摩的昳丽、许地山的睿哲、朱自清的温醇、郭沫若的奔放、俞平伯的俊逸、梁遇春的隽永、丰子恺的亲切，等等，便文采风流，各有千秋。也正因为序跋有个人的性情和风格，所以它既可以附丽在所序所跋的书中，又能独立出来，汇编成册，成为自主的被欣赏对象，在我不大的书柜上，便有《现代文学序跋集》小说卷散文卷四大本、《知堂序跋》、《胡适书评序跋集》、《林语堂书评序跋集》、《郭沫若集外序跋集》、《俞平伯书评序跋集》、《西谛书话》、《书林秋草》、《银鱼集》、《叶圣陶序跋集》、《朱自清序跋书评集》等等。

汤显祖在为《艳异编》写的叙中有这样一段话：

“不佞，懒如嵇，狂如阮，慢如长卿，迂如元镇，一世不可余，余亦不可一世。萧萧此君而外，更无知己，啸咏时每手一编，未尝不临文感慨，不能喻之于人。窃谓开卷有益，夫固善取益者自为益耳。戊午，天孙渡河后三日，晏坐南窗，凉风飒至，绿筠弄影。左蟹螯、右酒杯，拍浮大哹，漫兴书此，以告夫世之读《艳异编》者。”

大名鼎鼎的“一世不可余，余亦不可一世”原来出于此！这已不是“主观性较强”，简直就是借别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了。汤显祖的名士形象跃然纸上，进而又和《艳异编》合二为一了。这种借别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的序跋在晚明散文中很流行。中国的现代散文深受晚明小品和英国小品文的影响，所以这种主观性强的序跋在现代文学史上并不少见。

徐懋庸的《懋庸小品文选》出版时，曹聚仁为它写了个序，开头几句话是这样的：“我来替《懋庸小品文选》在头上瞎说几句，那是最适当的；小D替阿Q做外传，比鲁迅或者做得更正确些。”接下来全文都是借用《阿Q正传》中的人名和人语，涉语成趣，煞是好看。序能这么写，一是取决于曹聚仁和徐懋庸的交情，交情不到家，即使你自称小D，把我比成阿Q那也是不行的。二是取决于曹聚仁本身的性情，换了同是徐懋庸好友的另一位文人来做序，恐怕就不是什么“小D”和“阿Q”之类的妙喻了。这个例子可以证明，正是较强的主观性，才使序跋园地百花齐放，姹紫嫣红。

当然，就象“诗无达诘”、“文无定格”一样，序跋的风格和写作也应该是各种各样的，读者对序跋的要求也是青菜萝卜各有所好。比如我喜欢感情色彩比较浓，主观性比较强的序跋，不喜欢那种自以为掌握了文昌帝的秤砣或砝码来大声宣布权衡结果的序跋，就象现在有的序，先讲本书的时代背景，次讲作者情况，再讲作品内容梗概，接着讲主要优点，最后来个“但是”，说几句作品的不足之处，提两句希望，这种序跋八面玲珑，面面俱到，滴水不漏，挑不出毛病，但没有个性，看不到序跋作者的性情。不过，也许有的读者正相反，喜欢的就是这种理性色彩浓、客观性强的序跋。况且，序跋的写法和风格也还要和所序所跋的书的内容和风格协调，比如把《诗经》作为“经”还是作为“诗”，写出来的序肯定不一样，为《共产党宣言》中译本作序和为《蒙田随笔》中译本作序，风格也肯定不同，这些都不能定于一格。但是，说理的序跋要以理服人，抒情的序跋要以情动人，最终的目的还是以文会友。我想，这一点大概还是可以坚持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