谦逊与自负的梁任公及其他中国大学者

1922年3月10日，梁启超先生应邀到清华大学作了一次演讲。56年后，梁实秋先生写了一篇回忆文章，追记这次演讲，其中有一段话十分生动：“我记得清清楚楚，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高等科楼上大教室里坐满了听众，随后走进了一位短小精悍秃头顶宽下巴的人物，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这就是梁任公先生。他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梁实秋文学回忆录》第236页，岳麓书社1989年版）任公先生讲得精彩，实秋先生记得传神，两句话，两个动作，便把一个如此谦逊又如此自负的梁任公勾划得栩栩如生，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其实，把谦逊和自负奇妙地结合于一身的不只是梁任公一人，中国历史上许多大学者都是如此。章太炎曾在自己的寓所挂上这样一副条幅，上写：“我若仲尼出东鲁，大禹长西羌，独步天下，谁与为偶”（东汉戴良语），够自负的吧？但章太炎也有真心服膺的崇拜对象，那就是清初大儒顾炎武。章太炎的排满反清思想是从顾炎武那里继承来的，其学问也和由顾炎武开创的朴学一脉相承，就是章太炎写文章爱用古奥生僻字的习惯大概也是模仿顾炎武的结果。更有甚者，章太炎因为仰慕顾炎武的道德文章，曾改名为绛，因顾炎武名绛。老师如此，学生也不例外。章太炎先生的高足黄侃（季刚）先生也是一个极自负又极谦逊的人。“季刚自始冠己深自负，及壮学成好酒，一饮至斗许，俾倪调笑，行止不甚就绳墨。”（章太炎《黄季刚墓志铭》）“常被酒议论风发，评骘当世士，无称意者，人以是目君狂。”（汪东《蕲春黄君墓表》）由此可见黄侃也是够狂够自负的，但同是这位黄侃，又“顾闻一善，辄拳拳服膺”。刘师培和黄侃同在一校任教，年龄相差不到两岁，学问上各有短长。黄侃自认经学不如刘师培，便正式磕头拜刘师培为师。易友为师后，黄侃一直自称弟子，刘师培死后，他还“追称先师不已”。正因为既自负又谦逊，黄侃先后拜章太炎、刘师培为师，使自己在经学上胜过章太炎，在小学上超过刘师培，成为一代国学大师。（参见《量守庐学记》，三联书店1985年版）

把自负和谦逊同时表现得淋漓尽致的当数明代“赤脚圣人”王艮拜当时最有名的学者王阳明为师的一出戏。一天，王艮头戴一顶纸糊的帽子，帽围上写着：“仁义礼智信”字样，身着一件深黑色的古连衣长褂，手捧一块笏板，板上铭刻孔门“四勿”格言，迈着规圆矩方的缙绅步，仰着脸，目中无人地穿过围观人群，去拜访王阳明。王阳明整饬衣冠，降阶相迎，延入礼宾亭以礼相待。王艮竟毫不客气地傲然先入上座，开口便道：“昨来时梦拜先生于此亭。”王阳明见其装神作怪，莞尔一笑，说：“真人无梦。”王艮反问道：“孔子何由梦见周公？”王阳明说：“此是他真处。”碰见高手了，王艮答不上来，侧了侧身子。王阳明话锋一转：“请问，你戴的是什么帽子？”“有虞氏冠。”“穿的是什么衣服？”“老莱子服。”“为什么这般装扮？”“表示对父母的孝心。”“那么你的孝能贯通昼夜吗？”“是的。”“如果你穿这套衣服就是孝，那么你脱衣就寝时，你的孝就不能贯通昼夜了？”“我的孝在心，哪在衣服上呢？”“既然如此，何必穿戴古怪衣冠呢？”“……”王艮无言以对，第二个回合又败下阵来，此时王艮已由“侧了侧身子”变成“面有愧色，坐不安席”了。王阳明又是莞尔一笑：“君子思不出其位。”王艮答道：“所见极是，我虽为草莽匹夫，然而尧舜君民之心，未敢一日或忘。”“舜耕于历山，忻然快乐，忘有天下。”“先生说得在理，但这是因为他有尧君在上呀！”第三个回合，王艮总算捞回一局。王阳明也觉得来者不是等闲之辈，于是改变态度，换了个题目，谈起“格物致知”的学问来。谈起学问，灶丁出身的王艮哪是王阳明的对手，话不移时，王艮就折服叹道：“先生致良知学说简易直截，吾不及也。”话音刚落，就扑通跪下，口称弟子。这出前倨后恭的戏按说该结束了，但没有。那王艮晚上一想，王阳明讲的那番道理似乎也有不对的地方，自己拜师是不是太轻率了？第二天王艮早早起来，拜过王阳明，直言不讳地说明了自己反悔一事。王阳明复请王艮上座如昨，两人又一次展开大辩论，辩论的结果是王艮心悦诚服，复执弟子之礼。既自负又谦逊的王艮受到王阳明的赞赏，成为他最得意的门生。王艮后来自创泰州学派，著名的反理学斗士李卓吾便是这一门派的遗承人。（参见《中国历代名师·赤脚圣人王心斋》，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https://www.xing528.com)

昔人有句名言，大意是说人如二十而不狂，是没出息，但如三十尚狂，亦是没出息。这话的可取之处是它没有对“狂”一概否定。但它把“狂”之应不应该有和年龄挂钩，那又错了。“狂”如果是“阳”的话，“谦”则是“阴”，按照中国哲学的说法，阴阳调谐才能培孕出一个“好人”来。当然，阴阳调谐应该与人的生活始终相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