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与文化：南北差异揭秘

林语堂的大著《吾国与吾民》（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版）一开卷便是论述中国南北方人文的区别：

吾们有北方人民，他们服习于简单之思想与艰苦之生活，个子结实高大，筋强力壮，性格诚恳而忭急，喜啖大葱，不辞其臭，爱滑稽，常有天真烂漫之态，他们在各方面是近于蒙古族的，而且比较聚居于上海附近之人民，脑筋来得保守，因之他们对于种族意识之衰颓，如不甚关心者。他们便是河南拳匪，山东大盗，以及篡争皇位之武人的生产者。此辈供给中国历代皇朝以不少材料，使中国许多旧小说之描写战争与侠义者均得应用其人物。循扬子江而至东南海岸，情景便迥然不同，其人民生活之典型大异。他们习于安逸，文质彬彬，巧作诈伪，智力发达而体格衰退，爱好幽雅韵事，静而少动。男子则润泽而矮小，妇女则苗条而纤弱，燕窝莲子，玉碗金杯，烹调极滋味之美，饮食享丰沃之乐，懋迁有无，则精明伶俐，执戟荷戈，则退缩不前，诗文优美，具天赋之长才，临敌不斗，呼妈妈而踣仆。当清廷末季，中国方屏息于鞑靼民族盘踞之下，挟其诗文美艺渡江而入仕者，固多江南望族之子孙。复南下而至广东，则人民又别具一种风格，那里种族意识之浓郁，显而易见，其人民饮食不愧为一男子，工作亦不愧为一男子；富事业精神，少挂虑，豪爽好斗，不顾情面，挥金如土，冒险而进取。又有一种奇俗，盖广东人犹承受着古代食蛇土民之遗传性，故嗜食蛇，由此可见广东人含有古代华南居民“百越”民族之强度混合血胤。至汉口南北，所谓华中部分，居住有狂噪咒骂而好诈之湖北居民，中国向有“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之俗谚，盖湖北人精明强悍，颇有胡椒之辣，犹不够刺激，尚须爆之以油，然后煞瘾之概。故譬之于神秘之九头鸟。至湖南人则勇武耐劳苦，湘军固已闻名全国，盖为古时楚国战士之后裔，具有较为可喜之特性。……

中国各地区人文之不同，连外国人都注意到了。德国地质学家利希霍芬曾于1861年首次来华，1868——1872年再度来华，在中国内地作了七次考察，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回国后写了《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一书，在此书中，利希霍芬详细地描述了中国17个省的居民的性格特点。比如，他这样评价浙江人：宁波人在勤奋、奋斗努力、对大事业的热心和大企业家精神方面较为优秀，商业中的宁波人，完全可以和犹太人媲美。绍兴居民与宁波居民人种不同，下颚明显突出，容貌丑陋，年轻人尤其如此，上年纪的人则不甚明显。绍兴人中，下阶官吏辈出。山东人在利希霍芬眼中的形象是这样的：山东人是黑瘦体型的人种，比起商业来，他们更专心于农耕、工业和陆上交通业。他们伶巧、和善，缺乏家仆的机敏，但再没有比他们更优秀的铁路工、矿工了。作为单个的人来说，欧洲人也不会超出其上。山东人就其精神来说，能成为好官吏，学问也精湛。至于四川人，显然给利希霍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正如四川的山水是中国各省中最美的一样，其居民除了局部以外，以其生活方式的精醇和性格的和蔼，都是卓越的。与一般的中国人相比，其穿着较为清洁。（参见《中国民族性（一）》第29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这些描述和评价当然不一定准确，但由身在其外的洋人的口中说出来，还是很有趣的。

不同地区居民性格的不同，构成了中国国民性的基调，使整个中国文化被划分为几大区域文化，著名的有西域文化、关中文化、三晋文化、齐鲁文化、关东文化、燕赵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等，这种划分比较具体，习惯上，大家把中国文化划分为南北两大部分。南北文化的不同在文学艺术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所以日本著名汉学家青木正儿在他的《中国文学思想史》中，第一章第一节便是论述中国文学的南北不同。他说：南方气候温暖，土地低湿，草木繁茂，山水明媚，富有自然资源。北方则相反，气候寒冷，土地高燥，草木稀少，很少优美风光，缺乏自然资源。所以，南方人生活比较安乐，有耽于南国幻想与冥思的悠闲。因而，民风较为浮华，富于幻想，热情，诗意。而其文艺思想，则趋于唯美的浪漫主义，有流于逸乐的华丽游荡的倾向。反之，北方人要为生活奋斗，因而性格质朴，其特点是现实的，理智的，散文的。从而，其文艺思想趋于功利主义的现实主义，倾向于力行的质实敦朴的精神。很早以前在《中庸》里就曾论述过南北气质的不同：“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这就是说，南人柔能制刚；北人则刚建其物。今天，留下来的南北两大古典文艺作品，是北方的《诗经》和南方的《楚辞》。如果具体讲的话，古典文艺中可以划分为南北两大体系的还有许多，比如戏曲自元朝以来便有南曲、北曲之分。北曲调子紧迫，表现着刚毅朴讷；南曲调子缓慢，表现出流丽靡弱。曲辞也是北曲质朴率直，南曲巧致纤细。绘画方面，明末以后也有南宗、北宗之别，北宗以唐代李思训为祖，经宋朝的马远、夏圭等发展形成所谓院体的画风。南宗以唐代的王维为祖，经五代的荆浩、关同，宋代的米芾、米友仁等发展形成世人所说的文人画体系。甚至连书法，也有北碑、南帖两派。（《中国文学思想史》，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https://www.xing528.com)

我之所以在这里当“文抄公”，是因为对文化与地理的关系感兴趣。我们常说“风土人情”，其实风土乃是人情的基础，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人们划分南北方两大文化体系，也总是以长江和黄河两大水系为其象征。这几年兴起中国传统文化热，研究深层次的中国文化，必然要碰到地理的问题。先秦百家争鸣，学派很多，但对中国历史进程发生重大影响的学派主要是儒、道、法三家。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孟均出生在邹鲁；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庄均出生在荆楚；法家的代表人物申韩均出生在三晋。邹鲁这方水土为什么养出了儒家思想？荆楚这方水土为什么养出了道家思想？三晋这方水土为什么养出了法家思想？这种现象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如果是必然的，那么和地理环境又是一种什么关系？这些都是非常有趣而值得研究的问题。研究中国的文学史，同样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比如，四川为什么出浪漫主义诗人？古代的李白、现代的郭沫若均出生在蜀地。江苏为什么出小说家？中国小说的始祖《搜神记》的作者干宝，《世说新语》的作者刘义庆均为江苏人，明清小说的作者也大部分出在江苏或与江苏有密切的关系。浙江绍兴为什么尽出尖刻激烈的文人？徐文长、秋瑾、鲁迅是这一派文人的代表，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批杂文家也有许多出在绍兴。我对这些问题感兴趣，但为学力所限，一直找不到满意的答案。翻阅有关这些问题的论述，也大多是描述现象的，即使有些寻根问究的论述，也不免失之笼统浮泛。当然，研究文化与地理的关系，在中国的确难度很大。这些难处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自50年代批判“地理环境决定论”后，文化地理学似乎成了“伪科学”，成为学界的“禁区”，研究的人越来越少。二是研究文化与地理的关系问题，需要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交融，非有广博的知识不能胜任。而在中国，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壁垒森严，交叉合作的时候很少，至于兼通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人更是凤毛麟角了。好在这几年文化地理学重新受到重视，研究的人也逐渐多起来，这是希望所在。我期待着更多的高质量的文化地理学的大著能尽早问世。

南北方文化不同，当然会有磨擦甚至交锋。说早的，当年孟子攻击许行的学术观点，除了“道不同不相为谋”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孟子生在鲁地，属北方文化体系；而许行出在楚地，属南方文化体系，所以孟子骂许行是“南蛮（鸟夬）舌之人”，所说的均为“非先王之道”。说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尚有“京派”和“海派”之争。即使在今天，南北方人相看，仍然不那么“顺眼”。北方人说南方人“小气”，南方人嫌北方人“粗俗”。东西南北人不同，地域文化林立，这说明中国文化是多元的，但多元的中国文化又一直是水乳交融、浑然一体的。究其原因，我想主要有两个：其一，风格各异的区域文化使用的是统一的文字，这是整个中国文化如铁桶一般的最深层次的原因。其二，秦始皇的统一中国，汉唐盛世的拓疆，促进了东西文化的碰撞交流。而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北方士族几次大规模地南移，又带来了南北文化的融汇。由此可见，中国文化既是多元的，又是有本根的，既是殊途的，又是同归的，虽有磨擦，但更多是相互交流和促进。正是这种独特的格局，使古老的中国文化延绵不断，一直充满活力。今后，中国文化要继续发展，仍然需要保持这种格局。只不过眼界和心胸要更加开阔，还要注意不断吸收和消化外国的优秀的文化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