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恨不生战国”。“百家争鸣”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和知识分子心中的地位可谓空前绝后,在“百家争鸣”中,最值得一说的是“稷下学宫”。
“稷下学宫”设在齐国首都临淄城西稷门附近,创办于齐桓公(田午)时期,终结于战国末世,存在时间长达150年。先后来学宫讲学的有宋钘、孟子、淳于髠、田骈、慎到、接子、环渊、尹文、兒说、田巴、鲁仲连、徐劫、荀子、邹衍、邹奭等著名学者。荀子曾经几次担任学宫的“祭酒”。高潮时,来学宫聚徒讲学的多达“数百千人”。这么多大学者聚集一处,各呈己说,驳斥诘难,大大促进了各种思想的分化和融合,推动了学术研究的发展。“稷下学宫”不仅使齐国的各种学派特别是黄老之学、逻辑学、军事学、阴阳五行说均有较大发展,成为战国时的文化中心,而且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因此,把“稷下学宫”誉为“百家争鸣”的象征,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稷下学宫”这样的文化中心之所以产生在齐国,齐国统治者对学术活动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扶植当然是最直接的原因。据《史记》载,凡在齐国讲学的学者,都受到优厚的待遇,“于是齐王嘉之,自如淳于髠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在齐国被授予“列大夫”称号的稷下士先后有76人。
齐国是战国诸国中商业经济最发达的国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物质基础加上商业经济带来的开放观念,无疑也是“稷下学宫”出现在齐国并能长期兴旺的重要原因,这个原因长期以来一直被人们不同程度地忽视了。
在古代中国,盐是极为重要的商品。正如《管子》所说“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终月,大男食盐五升少半,大女食盐三升少半,吾子食盐二升少半,此其大历也”。《汉书》也说:“夫盐,食肴之将……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仰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齐国有近海产盐之利,这就使它具有发展商业经济的得天独厚的条件。更重要的是,齐国统治者从姜太公开始便有计划地鼓励商业经济的发展,“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后来管仲又把商贾列为四民之一,“桓公……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使关市几而不征,以为诸侯利,诸侯称竟焉。”等等,这些措施,促进了齐国商业的发展,使其成为当时最大的经济中心。“人物归之,繦至而辐辏。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https://www.xing528.com)
齐国商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城市的繁荣。临淄城中有人家七万户,其富而实。临淄之涂,“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
商业的发达和城市的繁华,也带来了齐国人民文化生活和精神面貌的变化。临淄城中,“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家殷人足,志高气扬”。同时,老百姓的思想也比较开化,“州闾闾之会,男女杂坐”,“握手无罚,目眙不禁”。这些都同临近的严守礼法的鲁国形成鲜明对比。
商业的发达,密切了齐国同其他国家的交往,开放观念必然形成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由此可见,商道和文道常常是分不开的。无独有偶,战国时的燕国,也有渔盐之利,“燕有鱼盐枣栗之饶”,相对于其他国家,商业经济也较发达,因此,战国时的另一个教学与学术研究中心“黄金台”(又称“招贤台”)就出现在燕国。不过由于燕国的经济实力不如齐国,商业也没有齐国发达,“黄金台”的名头也就不如“稷下学宫”响亮了。再如,欧洲文化史上特别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几个文化中心,我国近现代史上的文化中心也常常同商业中心同处。可见,商业经济和文化的密切关系,古今中外,莫不如是。
这篇小文,由“稷下学宫”说到“渔盐之利”,把“书香”与“铜臭”融在一起,似乎有些不伦不类,但我觉得,在重农抑商,特别是文化人轻视商人的风气仍然较为浓郁的今天,了解一下“稷下学宫”同“渔盐之利”的关系是不无益处的。今天,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对于学术繁荣,乃是十二分的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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