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大文豪杨雄,年轻时是写辞赋的好手,老来忽然悔其少作,以为辞赋那玩意儿只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从此,雕虫小技成了“文学创作”的代名词,与之相对应,那些博言宏论的大文章成了“雕龙大术”。
鲁迅先生对此发了一番议论。他说,少作犹如童稚时的出屁股照片,嫌它幼稚而自悔,大可不必。此话很妙,但还是有些委屈那些“雕虫小技”了。其实,人类的文化史就是由“雕龙大术”和“雕虫小技”两大部分组成的。如果大家都象杨雄那样“悔其少作”,把“雕虫小技”都毁掉,那么人类文化大厦的两根大柱子就倒了一根,这怎么得了!因此,在古今中外的文人中,“雕龙”雕得好的人我佩服;“雕虫”雕得好的人我也佩服;龙虫并雕,而且都雕得有模有样、栩栩如生的人,我更佩服!
王力(了一)先生就是一位龙虫并雕的能手,他把自己的书斋定名为“龙虫并雕斋”,那是名副其实的。《汉语史稿》、《古代汉语》等煌煌大著是“龙虫并雕斋”这间“文人作坊”的雕龙类“名牌产品”,而《龙虫并雕斋琐语》则是这间作坊的雕虫类“名牌产品”,二者春兰秋菊,各擅胜场。
中国现代文人中不乏龙虫并雕的人,鲁迅、周作人等都是这方面的典范。这一辈文人中也有许多人的文坛经历和杨雄颇为相似,比如俞平伯、钟敬文、吴组湘等都是由“雕虫”而转为“雕龙”的,所不同的只是他们没有象杨雄那样“悔其少作”罢了。细究一下,王了一先生的一生还是以“雕龙”为主的,“雕虫”只是他的行有余力,兴之所至,偶尔为之。请看他的夫子自道:“象我们这些研究语言学的人,雕起龙来,姑勿论其类蛇不类蛇,总是差不多与世绝缘的。有时一念红尘,不免想要和一般读者亲近亲近。因此,除了写一两本天书之外,不免写几句人话。如果说我们写小品文不单为卖钱,而还有别的目的话,这另一目的就是换一换口味。这样,就是不甘岑寂,是尼姑思凡,同时,也就是不专心耕耘那大可开垦的园地,倒反跑到粥少僧多的文学界里去争取一杯羹了。”(《龙虫并雕斋琐语》第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王了一先生的这一“偶尔为之”,倒为现代小品文园地添了不可多得的精品。说真的,我倒希望更多的雕龙高手能象王了一先生这样“尼姑思凡”呢!(https://www.xing528.com)
王了一先生属于“五四”那一辈文人,《龙虫并雕斋琐语》具有那一辈文人的一些共同特点。这些共同特点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在这一辈文人身上,古今中外是融会贯通的。正象王先生自己所说的:“有时候,好象是洋装书给我一点儿烟士披里纯(引者按:烟士披里纯即英文灵感),我也就欧化几句;有时候,又好象是线装书唤起我少年时代的《幼学琼林》和《龙文鞭影》的回忆,我也就来几句四六,掉一掉书袋。结果不尴不尬,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文体。”其实,非古今中外贯通,这种“不尴不尬”、“不知是什么文体”的“文体”想学也是学不来的。也正因为古今中外贯通,这一辈文人才能什么问题都能海阔天空一番,而且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读之生趣。他们古今中外贯通,“空前”是无疑的,“绝后”虽不敢说,但起码到现在还无人与之比肩。其二,这一辈文人在文坛上大都是十八般武艺样样拿得起的,如果按现在写几首诗就算诗人、写几篇文章就算理论家的标准来衡量的话,这一辈文人平均每人头上安上七八个“家”那是没问题的。而且这些“家”他们是当之无愧的,因为经过了时间老人的考验。半个多世纪虽不算千淘万漉,但能流传至今的总是精品了。正因为十八般武艺样样拿得起而又精通其中的一两样,所以现代文坛上常常出现舞惯了长枪的人去挥大刀、小生去反串青衣的现象,为文苑平添许多味道。当然,舞惯长枪的人去挥大刀,总难免有舞枪的痕迹。一部40年代写的白话小品文集子,要用别人去加注释,这大概就是王了一先生用平常雕龙的刀去雕虫所留下的痕迹。不过,在我看来,《龙虫并雕斋琐语》中,并不是所有的注都有必要,以《战时的书》一文为例,“墨痕尚湿,漫漶过于孔宙之碑;纸色犹新,断烂犹如汲冢之简”,当然有必要加注;“过屠门而大嚼,虽不得肉,贵且快意罢了”,则属可注可不注,因为尽管不知出处,从字面上也能理解;至于“朕即天下”的“朕”字,就没有必要去加注了。其三,这一辈文人大都不仅学问做得好,而且也能通晓世故人情。如果说“人情练达皆学问”的话,那么他们是两种学问都做得好。当然,身遭兵反,从北京逃到重庆,从重庆逃到昆明,又从城里逃到乡下,客观上也逼着你通晓世故人情,但两种文章都做得好,其中肯定有主观素质在内。所以,看王了一先生在《龙虫并雕斋琐语》中谈贫谈富、谈请客谈劝菜、谈小气谈物价,而且谈得鞭辟入里,妙趣横生,我的钦佩之情不亚于钦佩他的语言学上的巨大成就。正因为通晓世故人情,这些大学者缩短了他们同普通民众的距离,王了一先生在谈到雅俗问题时说:“我们不必学会了炙熊蹯,烹鹿筋,也不必学会了做窝窝头,烤大饼,要紧的是研究红烧肉、白切肉、木须肉、瓦块鱼,好好地弄一顿家常便饭。”从《龙虫并雕斋琐语》看,王先生的家常便饭是做得相当可口的。
王了一先生是著名的语言学家,读《龙虫并雕斋琐语》可以欣赏到他驾驭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的高超技艺。评价王先生的小品文,必然要碰到他好在白话小品中用较为生僻的典故和四六文的问题。我觉得,用典和四六文在《龙虫并雕斋琐语》中的作用,犹如一条潺潺而流的小溪碰到了一块石头,多了一个顿挫,多了一些漪澜,从欣赏的角度讲,还是利大于弊的。中国的现代小品文深受晚明公安派和竟陵派的影响,这一点已被公认。读王先生的《龙虫并雕斋琐语》,我倒觉得它在语言上和清代袁枚的小品文颇为相似,当然这种相似,很可能是某种暗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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