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六记》书主义，读书滋味长

《浮生六记》流传至今的实际上只有四记，即“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浪游记快”。从标题也能看得出都是记述个人生活琐事的，全书字数不足四万，从表面上看，这是一本分量很轻的小书。作者沈复，字三白，一生习幕经商，非文坛中人。他写《浮生六记》，既不为稻粱谋，也不为博文名，只是自娱，恐怕连娱人都没有想到，更不会想到藏之名山，传之后世。因此，这本不起眼的小书就象俞伯平先生所评价的：“意兴所到，便濡毫伸纸，不必妆点，不知避忌。统观全书，无酸语、赘语、道学语”，从而深得墨客骚人的喜爱。沈复就因为有了这本《浮生六记》，得以和公安三袁、张岱、李渔、袁枚等一起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并对中国现代新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生前寂寞死后名，无心插柳柳成行，这些都是沈复所始料不及的。

我手里的这本《浮生六记》，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作为“中国小说史料丛书”的一种出版的。内容除了正文外，还有“附录一”和“附录二”。“附录一”是《独悟庵丛钞》本的题诗、序、跋；“附录二”是俞平伯先生有关《浮生六记》的旧作三篇。读这些题诗、序跋也是件有趣的事。在中国，各种书的序跋大致可以分成这样三类：一类是作者请当时的文化名流写序题跋，以壮声势，希图弄个“书以序传”；一类是作者请与自己学识相当、志趣相投、相知较深的朋友写序题跋，把一些自己想说而不便说的话说出来；还有一类便是完全不相干的人在作者不知道的情况下为某书写序题跋。我觉得，只有这最后一类序跋，才说明写序题跋者对所序所跋的书有一种不带任何杂质的纯粹的喜爱。《浮生六记》的所有题诗、序、跋都属于这第三类，这是它深得文人墨客喜爱的一个有力佐证。

沈复一生郁郁不得志。《浮生六记》是以手稿的形式流传于世的，但酒香不怕巷子深，好文章犹如精金美玉，终究不会被埋没的。许多沈复的生后知音，为寻找此书的足本和此书的刊印花费了大量的心血。1923年，现代著名学者俞平伯将它校点重新刊印后，《浮生六记》的影响进一步扩展开来。另一位现代文学大师林语堂也是《浮生六记》的热心宣传者。他曾精雕细琢，把此书译成英文。他在“译后记”中说：“余深爱其书，前后易稿不下十次。”我想，一般的书，在林语堂那里是得不到如此殊荣的。林语堂不仅爱其文，同时也爱其人。他曾两次到苏州寻访沈复的故居和坟墓。时至今日，《浮生六记》的影响还有增无减。刘梦溪先生在《中国图书评论》1990年第4期上向青年推荐十本容易启发悟性的书，《老子》排在第一位，而紧随其后的便是《浮生六记》。这些大概可以算作《浮生六记》深得文人墨客的喜爱的第二个佐证。拿我个人来说，《浮生六记》读过几次了，第一次读过后，我把它推荐给妻子；第二次读过后，我把它推荐给朋友。他们也是“读之心醉”。我和我的朋友都算不上文人墨客，只是普通不过的读书人，我们喜爱《浮生六记》，这说明它的影响已走出文人墨客的象牙塔，相对来讲是很普及了。文学这东西，浓缩到最后，只是一个“情”字。作者把自己的一段真情实感重温并表达出来，读者能在感情上引起共鸣并受其感动，这便是好作品。人们常说在科学上来不得半点虚假，其实，在文学上又何尝来得半点虚假？《浮生六记》之所以深得读者的喜爱，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作者沈复乃是性情中人，《浮生六记》把他的至性至情不加雕饰地传达出来，那么，它得到同是性情中人，或曾是性情中人，想为性情中人的喜爱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我这里随便抄一段文字，是记述沈复和妻子陈芸少年时的朦胧恋情的：“陈名芸，字淑珍，舅氏心余先生女也。生而颖慧，学语时，口授《琵琶行》即能成诵。四龄失怙；母金氏，弟克昌，家徒壁立。芸既长，娴女红，三口仰其十指供给，克昌从师修脯无缺。一日，于书簏中得《琵琶行》，挨字而认，始识字。刺绣之暇，渐通吟咏，有‘秋侵人影瘦，霜染菊花肥’之句。余年十三，随母归宁，两小无嫌，得见所作，虽叹其才思隽秀，窃恐其福泽不深；然心注不能释，告母曰：‘若为儿择妇，非淑姊不娶’。母亦爱其柔和，即脱金约指缔姻焉；此乾隆乙未七月十六日也。是年冬，值其堂姊出阁，余又随母往。芸与余同齿而长余十月，自幼姊弟相呼，故仍呼之曰淑姊。时但见满室鲜衣，芸独通体素淡，仅新其鞋而已。见其绣制精巧，询为己作，始知其慧心不仅在笔墨也。其形削肩长项，瘦不露骨，眉弯目秀，顾盼神飞，唯两齿微露似非佳相。一种缠绵之态，令人之意也消。索观诗稿，有仅一联，或三四句，多未成篇者。询其故，笑曰：‘无师之作’愿得知己堪师者敲成之耳。’余戏题其签曰‘锦囊佳句’，不知夭寿之机此已伏矣。是夜送亲城外，返已漏三下，腹饥索饵，婢妪以枣脯进，余嫌其甜。芸暗牵余袖，随至其室，见藏有暖粥并小菜焉。余欣然举箸，忽闻芸堂兄玉衡呼曰：‘淑妹速来！’芸急闭门曰：‘已疲乏；将卧矣。’玉衡挤身而入，见余将吃粥，乃笑睨芸曰：‘顷我索粥，汝曰尽矣，乃藏此专待汝婿耶？’芸大窘避去，上下哗笑之”。这样的文字，幽芳凄艳，一往情深，平缓道来，谁读了能不心醉？况且这样的文字在《浮生六记》中不是偶一现之，而是全篇皆是！关于《浮生六记》的妙处，俞平伯先生在“重刊《浮生六记》序”、“重印《浮生六记》序”以及“德文版《浮生六记》序”三篇文章中已讲得很透彻，不用我再饶舌了。(https://www.xing528.com)

读了几遍《浮生六记》，我还想说几句题外话。记不清是哪一年，也记不清是哪一位知名作家曾提倡过“一本书主义”，引起了一番议论。我是同意一本书主义的，因为这已被文学史所证明。清代的王符曾在《古文小品咀华》的序中说：“譬之于物：山中顽石，海上遗砾，却车而载，而随侯之珠，和氏之璧，仅玩弄于掌握之间，然光焰可照前后十二乘，而价重乎连城。譬之于战：班超以三十六骑，攻鄯善，入虎穴而取虎子；刘先主之伐吴也，七百里连营，而挠败于秭归。兵贵精，不贵多，此其大彰明较著者也。”他还引用宋代刘克庄的话论证自己的观点：“古人名世之文，或以一字而传，如梁鸿之‘噫’是也，或以二字而传，如元道州之‘钦乃’是也。”文以一字、二字而传，说得有些神秘，而作家以一本书而彪炳文学史则是常见的事，《浮生六记》就是一例，钱钟书先生以一部《围城》而在现代小说史上占据重要位置也是一例。民国初期，当时的清华大学曾搞过导师制。导师的地位高于教授，因为教授只能给学生讲课，而导师则可以给教授讲课。清华大学的四位导师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据说梁启超在向清华校长曹元祥推荐陈寅恪时，曹问：“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连学士学位都没有。”曹问：“他有什么著作？”梁答：“他只有数篇论文，未辑成书。”曹说：“他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办了！”这下梁启超火了：“我梁某人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则可算是等身了，但把我的全部著作和陈寅恪的任何一篇论文放在天平上称，分量恐怕都没有他重！你若说他没有资格，我梁某人也不敢当导师！”梁任公说自己的全部著作抵不上陈寅恪的一篇论文，那是有感而发的愤激之言，其中也有自谦的意义。但这段话说出了一个事实，文章的价值绝不能以多少而论，陈寅恪的一篇论文的确可以抵得上一般人的几本著作，的确可以以一篇论文确立自己在史学史上的地位。陈寅恪是如此，同时代的另一位国学大师黄侃也是如此。这一则学界趣闻也可以作为一本书主义的论据。不过，对一本书主义也有个如何理解的问题，能不能以一本书名世，这不是作者自己所能决定的，而是由“世所公认”，自己刻意求之，往往适得其反。因为文章圆成的通例是：“求之不必得，不求可自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