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的《师友杂忆》：感悟教育古风

近读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的《师友杂忆》（岳麓书社1986年版），感触颇多，随录三则如下。

在回忆在常州府中学堂读书生活时，钱先生有一段记述体育老师的话：时学校行政首长监督下有舍监，如此后之训导长。首任舍监为刘伯琮师，为人大体与元博师相似。有一弟，名伯能，在校为体操科老师。时体操课学步德日，一以练习兵操为主。伯能师在操场呼“立正”，即曰：“须白刃交于前，泰山崩于后，亦凛然不动，始得为立正。”遇烈日强风或阵雨，即曰：“汝辈非糖人，何怕日；非纸人，何怕风；非泥人，何怕雨。怕这怕那，何时能立？”后余亦在小学教体操课，每引伯能师言。久知此乃人生立身大训也。伯能师坦爽直率，平日遇同学一如朋友兄弟，绝不有师生界线，学生亦乐从之游。（第51——52页）

体育课在学校教育中是“小儿科”，向不被人重视。一般人在回忆学生生活时，也很少提及体育老师。为什么刘伯能先生能给钱穆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我想这主要是因为伯能先生在教体育时已把修身立命的教育融于其中了。他的那两段话，的确如钱穆所说：“乃人生立身大训也。”由此我想到李叔同先生（即后来的高僧弘一法师），叔同先生当年在杭州浙江省师范学校任教时，教的是音乐、美术。音乐、美术同体育课一样，也是学校教育中的“小儿科”，但教小儿科的叔同先生在教师中威望最高，最受学生敬爱，师德风范，化育出现代文化史上一批俊彦。这又是为什么？叔同先生的高足丰子恺总结说，叔同先生在教音乐、美术时，谆谆告诫学生的是“先器识后文艺”，即先讲做人后讲做艺术，这也是把修身立命的教育融于艺术教育之中。现在的人们习惯于把学校教育分为德育、智育、体育三大块，这是对的。但如果认为德育只管修身立命教育，智育只管传授知识，体育只管强壮体魄，把三大块截然分开，那就不对了。其实，智育、体育中也应该包含德育的内容。比如，体育训练能培养人的顽强精神、拼搏精神、集体主义精神，这些不都是德育吗？因此，只有各门功课的所有老师都担当起对学生的修身教育任务，学校的德育教育才能使学生如坐春风、如沐春雨，学校才能化育出全面发展的高尚的人来。钱穆自己后来做体育老师时，常常引用刘伯能先生的话。但愿现在所有的体育老师、音乐老师、美术老师也都能学习和运用刘伯能、李叔同先生的做法。

钱穆一生从事教育事业，小学老师、中学老师、大学老师都做过。他有一段话，道出了做小学老师、中学老师、大学老师的不同感受：

回忆在小学时，如在三兼，有秦仲立；在鸿模，有须沛若；在梅村，有朱怀天。学校同事，情如家人兄弟。即为余书所未详述者，亦复皆然。每校学生亦都在一百人上下，师生相聚，俨如一家。及在后宅，更觉师生亲切，寝于斯，食于斯，团体即如家庭，职业即是人生。假期归家固属不同。然进学校如在客堂，归家如返卧室。不得谓卧室始是家，客堂即不是家。故在小学中任教，总觉此心之安。及去集美，学校规模庞大，组织复杂，始觉余之与此团体，有主客之分。余属一客，显与主体有别。然其时大部分同事多来自北方，极少携家眷。三餐同室，惟江浙豫鲁口味不同，则各自分桌。日必见面，情意易相通。及转锡师、苏中，全校只四班，每班五十人，则全校仅两百人，同事亦仅二三十人。住校同事，寝室骈连，亦多朝夕接触。学校事无大小，皆所预闻，团体虽小，投其中，不觉是一客。仍如一大家庭。不得谓居家始有生活，在此只是一职业，只是求生活一手段。但一进大学，则感觉迥异……始觉学校是一主，余仅属一客，喧宾夺主终不宜。然余在此仅为一宾客，而主人不以宾客待余，余将何以自待。于是知职业与私生活大不同，余当于职业外求生活。此想法为余入大学任教后始有。又念在大学任教，惟当一意在自己学业上努力，传授受业诸生，其他校事尽可不问，庶能使职业于生活不相冲突。遂决意果在大学任教，绝不愿兼任行政事务，此想法亦于其时始定。余本好宋明理学家言，而不喜清代乾嘉诸儒之为学。及余在大学任教，专谈学术，少涉人事，几乎绝无宋明书院精神。（第128、133页）(https://www.xing528.com)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作为一名教师，钱穆的理想境界是在任教中将职业和生活融为一体。这种理想境界，钱先生在小学中得到了，所以他心有所安。但钱先生在大学任教时，便惘然若失，所以这段话中颇有落寞惆怅之意。这种落寞惆怅之意耐人寻味。将职业和生活融为一体，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教育的一种古风。在古代，一个读书人一生中一般只有一名老师，最多不过二三名，不象现代学校那样，课程分得很细，一课一位老师，每升一年级，老师便换一批。一个人从小学到大学，所遇的老师大抵要二三十人。二三个和二三十个，那是不成比例的。况且古时学子低到入私塾学馆，高到入书院，一入门，老师不仅传授知识，而且要教其做人，甚至连学生的吃喝拉撒都要管。不象现代学校，老师讲完课，拍拍身上的粉笔灰，夹起皮包便走。因此，古代的学堂，便象一个大家庭，老师是父亲，同学之间是兄弟，师生之间、同门之间关系异常密切。而现代学校则慢慢变成了只是传授知识的场所。正因为古代学堂师生关系异常密切，所以那时学生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礼义信条，孔子去世后，弟子们守庐居丧，事之的确也有如父亲。而现代，“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不仅决行不通，甚至就是作为一种提倡的口号，也几乎无人能接受了。古代除了老师外，还有“师母”一词，这是师生关系密切的又一表现。而现代教师的妻子和学生已经离得很远了，“师母”也慢慢从教育事业中消失了。中国教育的这种古风的丧失，中学比小学厉害，大学比中学严重，而且一个世纪以来，丧失得越来越快。学校的家庭气氛越来越淡，这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个问题很难说清楚。因为，从理智上讲，现代教育体制比之古代的私塾和书院，当然是进步得多；但从情感上讲，古代教育中的师生如父子，老师把教育孩子既当作职业又当作自己的全部生活的境界的确又让人不胜依恋。理智和情感一旦发生冲突，这笔账就算不清了。不过有一点还是要说的，教师这个行当之所以神圣，之所以和别的行当不同，就因为它的工作对象是活生生的人，而且是浑金璞玉般的未成年的人，不象工人面对的是机床零件、科学家面对的是试管溶剂，因此，在现代社会，虽不能要求教师把任教作为自己的全部生活，但提倡他们在任教中尽可能地多投入一些感情总还是应该的吧？

《师友杂忆》常在主干之外，蔓出一些旁枝侧叶来，这些旁枝侧叶读起来别有一番滋味。比如第131页一段描述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校园的文字便很耐读：

天津南开大学哲学教授冯柳漪，一日来访。告余：“燕大建筑皆仿中国宫殿式，楼角四面翘起，屋脊亦高耸，望之巍然，在世界建筑中，洵不失为一特色。然中国宫殿，其殿基必高峙地上，始为相称。今燕大诸建筑，殿基皆平铺地面，如人峨冠高冕，而两足只穿薄底鞋，不穿厚底鞋，望之有失体统。”余叹以为行家之名言。屋舍宏伟堪与燕大相伯仲者，首推其毗邻之清华。高楼矗立，皆西式洋楼。然游燕大校园中者，路上一砖一石，道旁一花一树，皆派人每日整修清理，一尘不染，秩然有序。显似一外国公园。即路旁电灯，月光上即灭，无月光始亮，又显然寓有一种经济企业之节约精神。若游清华，一水一木，均见自然胜于人工，有幽茜深邃之致，依稀乃一中国园林。即就此两校园言，中国人虽尽力模仿西方，而终不掩其中国之情调。西方人虽亦刻意模仿中国，而仍亦涵有西方之色彩。余每漫步两校之校园，终自叹其文不灭质，双方各有其心向往之而不能至之限止，此又一无可奈何之事也。

钱先生这段貌似不经意的闲话，却把现代中国文化史上两个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讲清楚了。一个是，近代以来，中国先觉悟的知识分子纷纷出洋留学，去接受欧风美雨的洗礼，向西方学习。与此同时，随着中外文化的交流，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也逐步加深，一些西方有远见的哲人也迷恋起中国文化来，比如西方近代大哲学家罗素来华访问时，便大唱中国文化的赞歌。钱先生上述闲话中提到的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当时乃美国人管理，可该校的建筑却尽力模仿中国风格。而清华大学则是中国人管理的，其校园建筑则尽力模仿西洋建筑。由此可见，中西方文化的确各有长处，而且这种长处是旁观者清。所以，现代文化史上一些受过欧风美雨的洗礼、淹通东西方文化的大师留学回国后，对中国文化的态度都为之一变，都在一定程度上回归中国文化。不信的话，可以去瞧瞧，中国现代的一些大屋顶建筑都是那些学习西洋建筑的建筑师设计的。当然，他们笔下的大屋顶建筑如北京的友谊宾馆和北京图书馆新馆等均已融进了西洋建筑的优点。另一点是，西方人学习中国文化，要想全盘中化；中国人学习西方文化，要想全盘西化，不仅逻辑上讲不通，而且事实上也绝对达不到。近代以来，向西方学习的国家不只是中国，但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一个全盘西化的例子。有一个比喻非常形象贴切，美国的密西西比河和中国的黄河终究是两条不同的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可以学习和借鉴美国人管理密西西比河的经验，但绝不可能把密西西比河搬到中国来！无论是西方文化还是中国文化，都有浅层次和深层次之分，用传统的术语来讲，浅层次是“文”，深层次是“质”，互相学习的结果只是如钱穆先生所感叹的那样“文不火质”。不过，全盘西化、全盘中化做不列，互相学习对方的长处还是能做到的，而且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也正是世界文明发展的大趋势。任何一种文化，如果关起门来都没有前途。中西合璧，作为一种理想境界还是值得我们矻矻以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