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三次担任“稷下学宫”的“祭酒”(校长),作为继孔子之后的又一位大教育家,是当之无愧的。不过,孔子因有弟子三千而为后人世代景仰,荀子却因为学生中出了一个李斯而招致了苏东坡在《荀卿论》中的一番责骂。
苏东坡责骂荀子,是由秦始皇“焚书坑儒”引起的,他把“焚书坑儒”归罪于李斯,这个论断还勉强能成立,因为从提出建议到具体实施,李斯在“焚书坑儒”中的确有无可推卸的责任。但苏东坡进而以李斯之罪连坐他的老师,这就让人不好“理解”了。如果“焚书坑儒”的思想来源于荀子,那么荀子难辞其咎:但苏东坡自己也明白,荀子明王道、述礼乐,假如身居宰相之位的李斯能全面推行老师的政治主张,就不会有“焚书坑儒”之举。何况李斯“于其师之道,不啻若寇仇”,连老师的书也放在所焚之列呢?由此可见,李斯的“焚书坑儒”与荀子并没有思想上的渊源关系。
那么,苏东坡是怎样把“焚书坑儒”同荀子挂起钩来的呢?请看他对孔子与荀子的比较:孔子“言语文章,循循莫不有规矩,不敢放言高论,言必称先生……其所言者,匹夫匹妇之所共知。”而荀子却“喜为异说而不让,敢为高论而不顾”。苏东坡从比较中得出结论,荀子“其为人必也刚愎不逊,而自许太过”。“其言,愚人之所惊,小人之所喜也”言外之意正是这种刚愎不逊的态度对李斯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彼见其师历诋天下之贤人,以自是其愚,以为古先圣王皆无足法者”,进而“独能奋而不顾,焚烧夫子之《六经》”。苏东坡在《荀卿论》结尾感慨道:“其父杀人报仇,其子必且行动。荀卿明王道、述礼乐,而李斯以其学乱天下,其高谈异论,有以激之也。”这就是苏东坡责骂荀子的由来。(https://www.xing528.com)
这里涉及到了对荀子“喜为异说而不让,敢为高论而不顾”的评价问题。荀子虽然善于批评别人学说,对所谓“俗儒”、“贱儒”、“沟犹瞀儒”十分蔑视,但同时也最善于吸收别人的好东西,所以,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说,在荀子身上“很明显地可以看得出百家的影响”。从另一个角度讲,放言高论,充其量只是个个性问题或治学方法问题,冯友兰先生便说过,“荀子攻孟子,盖二人之气质学说,本不同也”。苏东坡把这些气质和治学方法问题同“焚书坑儒”这样的重大政治事件联系起来,不免小题大做,十分牵强。用现代人的眼光看,放言高论,敢于并善于自成一家之言,不仅不是缺点,还是大大的优点呢!没有这种优点,荀子便不会成为先秦哲学的集大成者。苏东坡以此责骂荀子,恐怕有些不公平。
在现实生活中不能搞株连,在评价历史人物时也应如此。这里有个有趣的材料: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在反清问题上与他的老师俞樾有根本分歧,挨了老师“不孝不忠,非人类也”的骂,一气之下,写了篇《谢本师》断绝师生关系。五四运动后,章太炎的思想有些落伍,曾为他学生的周作人便同样回敬他一篇《谢本师》。而周作人做了汉奸后,又和他的学生闹翻。如果我们用苏东坡以李斯之罪连坐荀子的方法来评价俞樾、章太炎、周作人,那就成了一本谁也算不清的糊涂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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