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业神崇拜》：一本有用的读书评述

两年多以前，就知道李乔在做中国行业神的研究，这是一个谁都觉得有意思但实际做起来难度很大的题目，特别是象李乔这样在新闻单位工作、整天忙忙乱乱、难以静下心来坐冷板凳的人，做起来更是苦不待言，所以每次见到他，我总要问进展如何。现在，《中国行业神崇拜》已由中国华侨出版公司出版，着实不容易。李乔问我的读后感，我说“挺有用的。”他让我写篇书评，我也只是在“有用”二字上多讲几句。

中国古代是个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社会，人的家庭观念极重。儒家讲“修齐治平”，其中“齐家”是关键的一环，似乎家治好了，国也就没问题了；一个人能治家，当然也就能治国。汉语“国家”一词，其中就有国就是一个大家庭的意义。正因为家庭观念极重，所以中国古代“家训”很多，人们熟知的便有《颜氏家训》、《朱子家训》、《王阳明家训》、《郑板桥家书》、《曾国藩家书》等，这算是中国文化的特产。家的延伸便是乡，家庭观念重的人乡土观念也必重。在中国，“亲不亲，故乡人”、“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几乎是人人都会说的。所以在一些大都会，同乡会馆很多。比如北京，便有“四川会馆”、“广东会馆”、“湖南会馆”等许多著名会馆。家庭观念重和乡土观念重，都与中国古代以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性质有关。不过，即使在农业社会，也得有非农业的各行各业，中国人把它们统称为“三百六十行”。有了各行各业，便有各种行会行帮，而且越是在“重农抑商”，工商业受人歧视、地位低下的社会，行会行帮的凝聚作用、自我保护和自强作用也就越大，所以，古代中国的行会行帮远比西方发达。有行会，自然就有行规行约，同时也就有了行业神。我总觉得，只要把家庭问题、同乡会馆问题和行会行帮问题研究透了，我们对古代中国社会的面貌和性质便能有清楚的了解和准确的把握。李乔的《中国行业神崇拜》做的正是这方面的研究，所以我说它“有用”。

现在，行会行帮是不存在了，但各种行业协会还是有的；行规行约是没有了，但还提倡职业道德。这二者虽然已是脱胎换骨、面目全非，但其中终究还是有某种联系的。研究旧的，对更好地建设新的不能说全无意义。至于行业神崇拜，我们固然可以说它是粗俗宗教信仰，甚至可以说它只是迷信。但是，古人通过树立一位行业神，提高自己对所从事职业的自豪感；在开始工作前拜一下神，以使整个工作过程庄重严肃；自觉自愿地以行业神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其精神作用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也是可以化用的。中国古人从业前拜一下行业神和西方医学院学生毕业后从医前宣读希波克拉底誓言，性质虽然不同，但其精神作用是一脉相通的。现代虽然宣布只有分工不同，没有地位高低，行行业业都是为人民服务，都是高尚的。但这还是一种理想境界，现实生活中行业歧视、行业自卑还是存在的，因此，不少行业仍然需要增强从业自尊心。增强从业自尊心完全可以不用行业神，但行业神的作用能给人以启示。从这些意义上说，《中国行业神崇拜》的“有用”就不仅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其实，即使在今天，说孔子是教师业的神，陆羽是茶叶业的神，人们大概也还是能够接受的。(https://www.xing528.com)

《中国行业神崇拜》中有个“神”字，又有个“崇拜”，算是宗教信仰研究方面的书，说它有用没用，无法回避这一点。中国古代是个农业社会，求田问舍的农民总是重实际而轻玄想的，所以在中国古人的思维中，实用理性占主导地位。宗教信仰也如此。比如，佛教本是主张抛弃家庭的，但在家庭观念极重的中国，百姓家中死了老人，和尚要去做法事。观音菩萨还接受了为人送子的任务。科举是中国文人的头等大事，道教中的文昌帝就是适应这种需要诞生的。在中国，和尚道士可以在一起做法事，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相安无事，那是因为在老百姓心中，孔夫子也好，释迦牟尼也好，太上老君也好，都是好老头，各路神仙都能消灾招福，都得拜。这种信仰上的实用性，表现在行业神崇拜上，就是极大的随意性。关于这一点，《中国行业神崇拜》讲得很透彻。太上老君与铁匠等用炉火的行业本无关系，只因小说中写老君有八卦炉，老君便被铁匠等业附会为炉神和祖师；吕洞宾被奉为剃头业祖师，则是因为将传说中的他那把飞剑附会为剃刀了；针线业奉刘海为祖师，是将刘海戏金蟾时“线过金钱眼”附会为穿针引线；更滑稽的是，蔡邕、颜真卿（颜鲁公）与酱园业毫无瓜葛，只因其名号与“菜佣”、“盐卤”谐音，便被附会为酱园业的祖师。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中国人宗教信仰上的实用理性，在行业神崇拜中表现得最明显。因此，《中国行业神崇拜》对研究中国人独特的宗教信仰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用“有用”来评价《中国行业神崇拜》，也许有人会以为太低了，我倒觉得挺高的。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有用的；一类是有趣的。有用的书好比面包，有趣的书好比咖啡。人在饿肚子的时候，最需要的是面包；肚子问题解决了，眼光和心思便转到了咖啡上。古代文人做学问，常常是拿到10个材料，也不敢下一个结论，偶尔发发议论，也是代圣人立言，所做的学问基本上是资料性和诠释性的，有用是有用、但没趣。所以，在古代，如说哪本书有趣，便是一种很高的评价。今天的情况似乎正相反，常常是拿到一个材料便能得出几个观点来，谁都去发宏论博议，而需要爬梳钩沉的资料性很强的工作却少人问津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哪本书有用，就成了一种很高的评价了。况且，李乔的《中国行业神崇拜》既资料翔实，可以作为工具书用，又时有高论，可以作为研究专著看，这便更是难能可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