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海南日报·京华人语》专栏写了一篇《角度的妙用》后，又冒出一些新的想法。因此，用前一篇的叙述方式，续一篇《再谈角度的妙用》。
《三字经》上有一句“融四岁，能让梨”，讲的是大家熟知的故事：孔夫子的后代孔融有兄弟几个，他居中。有一次父亲拿来一盆梨让哥几个吃，孔融挑了其中最小的一个。理由是：我比哥哥小，弟弟应该尊敬哥哥，所以吃最小的；我比弟弟大，哥哥应该照顾弟弟，所以吃最小的。这个故事很有意思。我在想，如果孔融是另外一种人，那么他完全有可能吃最大的梨。其理由是：我比哥哥小，哥哥应该照顾弟弟，所以吃最大的；我比弟弟大，弟弟应该尊敬哥哥，所以吃最大的。由此看来，不仅一个人的地位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便不同，对同一个问题便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而且即使是地位相同，所持的价值标准也相同（如上面的真孔融和我假设的孔融所依据的都是尊长爱幼的价值标准），但由于本人的思想素质不同，对同一个问题也能得出迥然相异的结论来。因此，所谓“角度的妙用”，关键不在角度，而在人。
由孔融让梨的故事引伸开来讲，评价一个人是“善”还是“恶”，不仅要听其言，而且要观其行。观其行，平时是难以观出来的，只有利益相关的时候，人的本性才暴露无遗。在这个意义上讲，一个人的道德水准的高低，总是和其物质利益、经济条件紧紧连在一块的。但纵观古代历史人物，我们又发现，道德水平和物质利益、经济条件虽然不可分，但它又保持相当大的独立性。不信您来看：所谓“衣食足知荣辱，仓禀实知礼节”，是说经济富足可以使人的道德好。但所谓“饱暖思淫欲”、“为富不仁”似乎又是说经济富足可以使人的道德坏；同样，所谓“小人穷斯滥矣”、“饥寒起盗心”是说经济贫乏可以使人的道德坏。但所谓“家贫出孝子”、“士穷见节义”似乎又是说经济贫乏可以使人的道德好。这两组一正一反的事例足以说明：一个人如果经济贫乏时道德好而经济富足时道德坏，或者经济富足时道德好而经济贫乏时道德坏，那都不是真正的道德好。因此一个真正道德高尚的人是“意于物而不寓于物”，他关心物质利益，但决不会为物质利益所限。或者说他关心的物质利益不仅是个人的“小利”，而是公众的“大利”。言归正传，回到本文的开头，孔融并不是不要物质利益，因为他最终还是吃了梨。但他同时更关心别人的物质利益，所以吃了个最小的梨。在孔融那里，物质利益和道德达成最完善的关系，所以，孔融作为真正有道德的人而被后人颂扬。(https://www.xing528.com)
孔融让梨在历史上被传为美谈，但在发展商品经济，人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人人讲实惠的今天，类似孔融让梨的举动却往往不被人们所理解。因此，这篇《再谈角度的妙用》最后的落脚点还在“理解”二字上。我觉得，如果孔融根据自己的地位和条件，硬要吃个最大的梨或者退而求其次吃个中等的梨，那他的要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他先人后己，吃个最小的梨，那他的行动则应被赞美，而赞美的前提正是理解。联系现实，在分房子、长工资、评职称等节骨眼上，一个人如果符合条件并去据理力争，人们应该去理解他。但如果他把指标让给更需要的人，人们也大可不必去骂他“傻冒”和“居心叵测”（这种现象在生活中比比皆是）。我们的社会需要一些超越物质利益和超出一般道德水准的人，不然的话，我们干吗在允许“向钱看”的同时还要提倡“向前看”呢？干吗还要评先进，评劳模呢？干吗还要共青团员、共产党员呢？干吗还要说当人民公仆就要作出某些牺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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