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贡：商人化身文人，书籍振乡里

中国封建社会把人分为“士农工商”，“士”为首，“商”为末。与重农抑商的政治、经济思想相适应，封建文人瞧不起商人，沾不得铜臭。这大概就是所谓“名士风度”之一种。

不过，有人作过一个有趣的统计：在《论语》中，孔门弟子名字出现最多的不是颜回而是子贡。子贡57次，颜回32次。而子贡是当时有名的大商人，他不仅是孔子周游列国的物质后盾，而且是孔子学说的最坚定的捍卫者。所以，司马迁说：“夫使孔子名布扬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现代国学大师钱穆也认为，子贡在孔门中地位起码和颜回在伯仲之间。孔子虽然对子贡经商不很赞成，但丝毫没有因为子贡是商人而影响他们的师生关系。他不仅把一些重要的政治思想单独传给理解力甚强的子贡，而且连“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这样的私房话也对子贡讲，甚至遗嘱也授给子贡。孔子死后，别的弟子都守丧三年，只有子贡“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由此可见，孔子与子贡的关系非同一般。总之，如果用后世文人的标准来衡量，他们高山仰止的老祖宗孔夫子大概是既不“清”也不“高”的。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中，我最喜欢和敬佩的，一个是“天为容、道为貌、不屈己、不干人”，“仰天大笑出门去”的李白；一个是反对“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公开以“异端”自居的李贽。但李白与李贽均是出生于商人家庭。这绝不是巧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商人对于以前一切都停滞不变，可以说对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的要素。”商人开放、务实、兼容、求新等观念，在李白、李贽身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使得他们在中国文化史上特立独行，大放异彩。(https://www.xing528.com)

“士恨不生战国”，封建文人最崇敬的是战国诸子，但诸子“各呈其说，以干世主”，用知识谋求荣华富贵，这和商人谋利并没有什么两样。孔子自己讲“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又讲“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这和商人把握行情又有什么区别？更有意思的是，孔子的弟子劝其出仕，讲的就是为商的道理：“有美玉于斯，韫匮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至于后世封建文人把“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作座右铭，则更是典型的充满商人气息的口号了。

不过，总的来说，知人论世，封建文人鄙商，是整个封建社会重本轻末的时代烙印；这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似乎还可以理解。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大发展的今天，文化人如果还那么“清高”，对从事商业工作的人还有这样那样的偏见，那就不应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