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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气单,用义法——文贵的古籍笔记

时间:2023-05-1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原文](略)[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与翁止园书》,戒淫也。作文有法,引古以两宗为是。作史论当认定一字一句为主,如《范蠡论》重修身而贵择交句,《伊尹论》之任字是。方苞提出“义法”的主张。《讲堂录》里所记阅读方苞《与翁止园书》和姚鼐《范蠡论》的休会,便是一个例子。方的《与翁止园书》,见《方望溪先生全集》卷五。《讲堂录》又云:“作文有法……病在气单”,也多少透露出姚鼐之论。

避气单,用义法——文贵的古籍笔记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与翁止园书》,戒淫也。淫为万恶本,而意淫之为害,比实事尤甚,当懔懔然如在深渊,若履薄冰。

作文有法,引古以两宗为是。一则病在气单。

文章须蓄势河出龙门……当其出伏而转注也,千里不止,是谓大屈折。行文亦然。作史论当认定一字一句为主,如《范蠡论》重修身而贵择交句,《伊尹论》之任字是。

文贵颠倒簸[簸]弄

桐城、阳湖,各有所胜。言其要道,可以一言蔽之:桐城发而阳湖朴。

——摘自毛泽东1913年10——12月《讲堂录》(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584、587、588页)(www.xing528.com)

[解析]

方苞(1668——1749)和姚鼐(1733——1815),是清代桐城派古文的主要作家。他们是安徽桐城人,因此得名。该派继承归有光的“唐宋派”古文传统。方苞提出“义法”的主张。“义”就是“言有物”,“法”就是“言有序”,一个是主题思想,一个是形式技巧,包括结构、素材语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是桐城派立论和选文的基础。方苞编了一部《古文约选》,在序中提出他推崇的风格标范:“古文气体,所贵澄清无滓。澄清之极,自然而发其光精,则《左传》、《史记》之瑰丽浓郁是也。”到了姚鼐,进一步把义理、考据、文章合而为一,既反对质木无文的学究文章,又反对拖泥带水的虚浮文章。他编选了一部《古文辞类纂》,在序中提出,“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姚鼐的创作虽偏于阴柔,但他却向往阳刚的风格:“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桐城派有一支流名阳湖派,以恽敬为代表,其古文理论同桐城派大同小异,可视为桐城派的补充。恽敬的主张和创作,是向往一种既醇粹博雅又有恣肆浑厚气势的文风。乾嘉时代,由于考据家的排斥和骈文家的对抗,桐城派古文的影响减弱。但近代以来,由于梅曾亮、曾国藩的提倡,桐城古文又扩大影响,形成中兴局面,被视为唐宋古文之后的“正宗”,和学子追踪古文道统的典范。

在“一师”时期,桐城派古文是毛泽东学习的一个重点。《讲堂录》里所记阅读方苞《与翁止园书》和姚鼐《范蠡论》的休会,便是一个例子。翁止园,名荃,金陵人,究心三礼,亦能诗文,与方苞友善。方的《与翁止园书》,见《方望溪先生全集》卷五。方在这封书信中说:“近闻吾子与亲戚以锥刀生隙,啧有烦言,布流朋齿,虽告者同辞,仆坚然信其无有。然苏子有言:‘人必贪财也,而后人疑其盗;必好色也,而后人疑其淫。’母吾子之夙昔,尚有不能大信于彼人者乎?仆往在京师,见时辈有公为媟(左女右卖)者。青阳徐治孙曰:‘若无害,彼不知其不善而为之也。吾侪有此,则天厌之矣……’仆自与人交,虽素相亲信者,苟一行此,必造怒而逢尤;仆每以自伤,然未敢以忖吾子。于前所闻,既信吾子之必不然,于后所陈,又信吾子必心知其然,是以敢悉布之。”故毛泽东读后说此书是“戒淫也”。这显然是一种发挥。毛泽东还进一步说,“意淫之为害,比实事尤甚”,这是律己慎独的人生修养方面的引申。

姚鼐的《范蠡论》,见《惜抱轩文集》卷一。该文讲范蠡之子杀人,系于楚,蠡在营救其子的过程中,由于所托非人,结果失败。于是作者得出结论:“旦暮之交,君子弗与。故必内行备而后可友天下之士;友天下之士,而后为之谋则忠信而不私,当其事则利害而不渝,故君子重修身而贵择交。”毛泽东读后,把这最后一句作为“文眼”来推崇,认为是作史论文章在结构上的典范。此外,青年毛泽东还认真研读了姚鼐编选的《古文辞类纂》,在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信中,把它同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作了比较。

青年毛泽东还在文章观念和技法上受到桐城派散文的影响。他很强调艺术技巧和行文义法。《讲堂录》说:“文章须蓄势”,“文贵颠倒簸弄”。所蓄之“势”,就是“颠倒簸弄”一类的结构义法。所谓“蓄”,就是对诗文气势进行欲纵故收的积累,即唐宋古文家和清代桐城派散文家着力讲求的抑扬顿挫、吞吐曲折、神气酣畅、浩浩沛然的行文气势。对这种文章气势,《讲堂录》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河出龙门,一泻至潼关;东属,又一泻至铜瓦;再东北属,一泻斯入海。当其出伏而转注也,千里不止,是谓大屈折。行文亦然。”这段比喻,很容易使我们联想起姚鼐在《复鲁絜非书》里对那些具有阳刚之气的作家风格的描述:“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弄骐骥。”

《讲堂录》还记有关于恽敬的介绍及其文集《大云山房集》,并评论说:“桐城、阳湖,各有所胜。言其要道,可以一言蔽之:桐城发而阳湖朴”。“发”和“朴”可分别理解为明亮简切和自然浑厚。青年毛泽东强调散文佳作在于“材”与“法”的统一,明显是出自桐城的“义法”之说。《讲堂录》又云:“作文有法……病在气单”,也多少透露出姚鼐之论。

桐城派试图总结散文创作规律,是可取的。对此,毛泽东后来一直持肯定态度。即便是后来他实际上成为革命的新文艺的指导者,强调大众化的时候,也告诫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清代桐城派做文章讲义法,用现在的术语来说,就是讲技巧,这也是要学的。因为没有良好的技巧,便不能表现丰富的内容。(1938年4月28日在“鲁艺”的演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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