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 商品生产不仅限于个人消费品:斯大林与毛泽东的见解

商品生产不仅限于个人消费品:斯大林与毛泽东的见解

时间:2023-05-1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摘自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不是普通的商品,而是特别商品。毛泽东不同意斯大林把商品生产只限于个人消费品的观点,对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观点进行了质疑,并且明确提出了有些生产资料也是属于商品的见解。因此,他认为,商品生产的活动范围不仅限于消费品,还有农业生产资料要供应。

商品生产不仅限于个人消费品:斯大林与毛泽东的见解

[原文]

可见,我我国的商品生产并不是通常的商品生产,而是特种的商品生产,是没有资本家参加的商品生产,这种商品生产基本上是与联合的社会主义生产者(国家、集体农庄、合作社)的商品有关的。它的活动范围限于个人消费品,显然,它决不能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而且它注定了要和它的“货币经济”一起共同为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生产的事业服务。

——摘自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不是普通的商品,而是特别商品。

限于个人消费品吗?不,在我国,农业手工业生产工具也是商品。是否会导致资本主义呢?不。

——摘自毛泽东1958年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批语

[解析]

斯大林提出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不是通常的商品生产,而是特种商品生产,它不会导致资本主义,价值规律在流通领域里起调节作用,在生产领域里只起影响作用。因而消费品是商品,生产资料不是商品。斯大林的这些观点,推进了对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关系的认识,但这一理论的不彻底性也是非常明显的。他不承认生产资料也是商品,不承认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也起调节作用,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经济看成带有商品经济外壳的产品经济。

毛泽东不同意斯大林把商品生产只限于个人消费品的观点,对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观点进行了质疑,并且明确提出了有些生产资料也是属于商品的见解。在当时,这确实是理论上的一个突破,并且在实践中也具有重大意义。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是从实际出发来思考的。这又体现了他思考问题的特色。他指出,农业产品是商品,工业产品不是商品,那如何实行交换呢?因此,他认为,商品生产的活动范围不仅限于消费品,还有农业生产资料要供应。在1958年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又指出,斯大林讲的“生产资料不是商品”,我们不同,又是又不是,生产资料在我们还有一部分商品,我们把农业机械卖给合作社。

承认部分生产资料是商品,当然在理论上仍然不彻底。毛泽东不迷信书本、从实际出发的思想方法却是可贵的。如果彻底坚持这一思路,那就能够逐步承认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属性。而且承认部分生产资料是商品,实际上已经从理论上打开了缺口。循此前进,往根源的深处挖,坚持逻辑的一致性,就能够扩展对全民所有制内部经济属性的正确认识。搞出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一大功劳[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原文](略)[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是若干观点有严重错误,部分地又是严重地脱离了马克思主义,还不能说是完全地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有严重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的书。

这本书的写法很不好,总是从概念入手。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

这本教科书,只讲物质前提,很少涉及上层建筑,即:阶级的国家,阶级的哲学,阶级的科学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www.xing528.com)

这本书的另一个缺点,是先下定义,不讲道理。定义是分析的结果,不是分析的出发点。研究问题应该从历史的分析开始。但是,搞出了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是一大功劳,不管里面有多少问题。

斯大林在世时定下的这本书的架子,就不太高明。他死后的修改本,内容上删掉了斯大林的一些好东西,增加了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不少坏东西,这是一个很大的退步,而书的架子没有什么大的变动。但是,出了本书总有好处,可以供我们发议论。

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说来,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

苏联教科书的整个结构是从所有制变革开始,这样一种写法,原则上是可以的。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2年第1期)

[解析]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由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集体编写,该书的编写和出版得到了苏共中央和斯大林的高度重视。1951年11月,苏共中央召开经济讨论会,由几百位经济学家对教科书的未定稿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审查。1954年8月出版了第1版,印刷和发行了600余万册。该书出版后,作者收到了大批来信,对该书提出建议和意见。1955年三四月间,在莫斯科基辅等地,举行了由经济学家、教员和经济工作者参加的会议,全面讨论了教科书第1版。作者在仔细研究读者来信和有关会议情况的基础上,对第1版进行了修订,并于1955年9月出版了第2版。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翻译了该教科书的第一二版,由人民出版社分别于1955年5月和1956年8月出版。

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提出:在共产主义建设的现阶段,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方面的理论已经提到了首要地位。根据苏共二十大的精神,作者对该书进行了重大修订,于1958年9月出版了第3版,在第3版前言中,作者写道:“教科书的第3版更加详尽地分析了两个世界体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现代过程及其规律性,改变了教科书的结构,补充和更换了一些新的实际材料,对许多原理作了某些发展,并把它们具体化了,改动了个别的公式使它们更加精确了。”北京编译社将该书第3版译成中文,并由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和有关单位进行了校订,由人民出版社于1959年1月出版。

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会议作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中说:“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这次会议把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推向了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给国民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同年10月,毛泽东视察河北、河南等地农村,发现许多地方出现了否定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按劳分配和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错误倾向。11月上旬,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对当时已经认识到的错误着手纠正。为了帮助各级干部更多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会议期间,毛泽东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写了一封《关于读书的建议》的信,号召他们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中宣部选编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两本书,他在信中还写道:“将来有时间,可以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中谈到: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除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这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成系统的东西还没有。

在11月下旬召开的武昌会议期间,毛泽东看到了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整理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3版的重要修改和补充》的材料,他批示将这个材料印成会议文件发给到会同志。11月21日,他在讲话中说: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3版的要点,你们看一下。我们这些人,包括我在内,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什么东西,过去是不管它的;现在我们真正搞起来了,全国也议论纷纷,斯大林的书,我们要看一下,《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要看,每人发一本,把社会主义部分看一遍。在12月的八届六中全会上,他进一步指出:郑州会议提出研究斯大林的这本书,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大家没有看,要拿出几个月时间,请各省组织一下,为了我们的事业和当前的工作来研究政治经济学。

19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其前期还是贯彻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精神,意在纠“左”。毛泽东在会议开幕的讲话中,把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列为庐山会议要讨论的十八个问题之首。他说:“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8月份用一个月的时间来读书,或者实行干部轮训。不规定范围,大家不会读。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3版)。时间3至6个月,或1年。”“设法给县、社党委每年有一个系统思考问题的时间。我们提倡读书,使这些同志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现在这些人都是热锅上的蚂蚁,要把他们拿出来冷一下。去年有了一年的实践,再读书会更好些。学习苏联,要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教科书有缺点,但比较完整。”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扭转了会议的方向,冲击了读书的安排。

1960年1月,在上海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国民经济计划时,毛泽东再次号召领导干部要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说:我有一个建议,中央各部门的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组织起来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先读下半部(社会主义部分)。现在1月差不多还有半个月,还有2月、3月、4月,以第一书记挂帅,组织个读书小组,把它读一遍;至于上半部(资本主义部分),也要定个期限;今年主要精力恐怕是读经济学;国庆节以前,把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完,读的方法是用批判的方法,不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

毛泽东从1959年12月10日到1960年2月9日,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参加读书小组的有: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这个小组采取边读边议的方法,逐章逐节地讨论,在边读边议时,毛泽东发表了许多谈话,参加读书的同志将他的谈话整理成了读书笔记的形式。保存下来的有两个本子,一个名为《读政治经济学下册的笔记》,一个是《读苏联(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记录稿》。前者将毛泽东的谈话按问题做了归纳,加了小标题。后者按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顺序,以边读边议形式,记录了毛泽东的谈话。

毛泽东号召全党,尤其是党的干部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当时纠正“左”倾思潮,提高全党的理论建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毛泽东在读书过程中发表的重要谈话,反映了他本人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的艰苦探索,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其中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创造性发挥,也有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与教训的反思与总结。当然,也包括一些在探索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的失误。所有这些,都是探索中的宝贵财富。

至于毛泽东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本书的评价,比较集中地反映在我们前面引的“谈话”当中,已经说得很明确,就不再叙述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我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