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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中的拦路劫:义与不义

时间:2023-05-1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摘自施耐庵《水浒传》第十六回“杨志押送金银担,吴用智取生辰纲”[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宋江立忠义堂,劫富济贫,理直气壮,可以拿起就走。在毛泽东看来,时代不同,对象不同,“财”的来源不同,因而“拿起就走”的“打劫”、“剪拂”,就有“义”与“不义”的区分。

《水浒传》中的拦路劫:义与不义

[原文]

那七个贩枣子的客人,立在松树旁边,指着这一十五人说道:“倒也,倒也!”只见这十五个人,头重脚轻,一个个面面厮觑,都软倒了。那七个客人从松树林里推出这七辆江州车儿,把车子上枣子都丢在地上,将这十一担金珠宝贝,却装在车子内,叫声:“聒噪!”一直望黄泥冈下推了去。杨志口里只是叫苦,软了身体,扎挣不起。十五人眼睁睁地看着那七个人都把这金宝装了去,只是起不来,挣不动,说不的。

我且问你:这七人端的是谁?不是别人,原来正是晁盖吴用公孙胜、刘唐、三阮这七个。

——摘自施耐庵水浒传》第十六回“杨志押送金银担,吴用智取生辰纲”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宋江立忠义堂,劫富济贫,理直气壮,可以拿起就走。宋江(晁盖)劫的是“生辰纲”,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刮自农民归农民。我们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归公。那也取之无碍,因为是不义之财。现在刮“共产风”,取走生产大队、小队之财,肥猪、大白菜,拿起就走,这样是错误的……主要是干部,不懂得这个财是义财,分不清界限。

——摘自毛泽东1959年7月23日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3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www.xing528.com)

[解析]

《水浒传》写到英雄“排座次”以后,曾有一段“单道梁山泊好处”,概括了他们的行为模式。“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至于“论秤分金银,换套穿衣服”,义军所到之处,“开仓,将粮米赈济满城百姓”,“所得之物,解送山寨,纳库公用,其余些小就便分了”这样的描写,在小说中更是随处可见。这些,无疑真实地熔铸了农民阶级在自己的革命中产生的最高要求和理想。这就是平等,政治、经济乃至人格身份上的平等。这是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所可能具有的最革命的思想。我们在考虑封建社会的农民革命的时候,常常会遇到这种思想,虽然它从没有真正实现过,但又的确曾鼓舞过一代又一代的农民起义。其平等的社会理想反映在经济愿望和行为模式上,便是反反复复的“均贫富”、“劫富济贫”。《水浒传》上的这类描写很多,最典型的,便是第15、16回描写的晁盖、吴用等的“七星小聚义,智取生辰纲”了。

这段故事说的是大名府的梁中书每年都要搜刮大笔钱财,送往京都给太师蔡京贺寿,叫“生辰纲”。这年,他又搜刮了十万贯金珠宝贝,派武艺高强的杨志押送。公孙胜、刘唐探得消息后,报与晁盖,经吴用设计,在黄泥冈劫取了生辰纲。此前,公孙胜便对晁盖说过,“北京生辰纲是不义之财,取之何碍”的话。

毛泽东读《水浒传》有多方面评论,而在1959年则多次谈到小说中的拦路打劫、杀富济贫问题,这与当时的政策背景有关。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大部分地区刮“共产风”,在经济生活中,搞“一平二调”。为搞重点、项目,无偿调拨基层的人力、物力、财力;在农村经济核算上,盲目由公社一级统一核算,抹平了不同生产队的收入差异;更明显的是搞公共食堂,名副其实的吃“大锅饭”,等等,这些措施,严重便犯了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损害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从1958年底开始,毛泽东就觉察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刮“共产风”的弊端,并着手纠正。他纠正的思路,除了让干部们读好有关政治经济学的书,搞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按劳分配等问题外,便是借《水浒传》里“智取生辰纲”等拦路打劫的故事,来说明应该纠正“共产风”的道理。

前面引述的是毛泽东1959年7月23日在庐山会议上的一次讲话。在此之前,3月5日在郑州,毛泽东就讲过取生辰纲的故事,也是从人民公社如何处理同生产队社员的关系问题说起的。

在毛泽东看来,时代不同,对象不同,“财”的来源不同,因而“拿起就走”的“打劫”、“剪拂”,就有“义”与“不义”的区分。在封建社会,“对付超经济剥削”得来的不义之财,如梁中书为蔡太师祝寿的财礼,拦路打劫,取之无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把红军时期“打土豪,分田地”,也称为这个意义上的行动。在新社会,情况根本不同。对人民劳动得来的财物,绝不能学梁山好汉那样“拿起就走”。应该说,这个比喻是生动的,这个观点在50年代末期平均主义原则支配经济生活的情况下,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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