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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谏争言,颜永为诤臣范

时间:2023-05-1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唐太宗认为,大动乱之后,很难把百姓教化好,而魏征对此却持乐观态度。而宰相封德彝认为魏征盅惑君心。但好久不见出发的动静,魏征为此询问唐太宗。从儒家的道德观念出发,魏征认为在君臣关系上,君是主要的,起主导作用的。但也有犯糊涂的时候,此时魏征则是犯颜直谏。

敢谏争言,颜永为诤臣范

二、敢犯人主颜永为诤臣范

贞观十年(636)六月,魏征屡以目疾请为散官,散官是没有实际职务的官员,太宗不得已,以魏征为特进,“仍知门下事,朝章国典,参议得失。”其实还是在宰相位上,只不过没有那么多繁杂事务。直到贞观十六年(642)九月,才罢相为太子太师。贞观之初,唐朝君臣之间曾发生如何治国的讨论。唐太宗认为,大动乱之后,很难把百姓教化好,而魏征对此却持乐观态度。他认为,大乱之后,百姓对治理的要求,就如同饿极了人求食一样。唐太宗对魏征的话有点怀疑,他说,古人云,贤明的人治理国家,也要百年才有成果。魏征回答说,这是指平常人说的,如果是英明的君主,一年就可取得成功,三年才得成绩已经不算早了。而宰相封德彝认为魏征盅惑君心。他指出,夏商周三代以后,人心变得浮荡奸诈,秦用严刑峻法,汉施仁义、刑律两手,都未能取得成功。如果听信魏征的话,国家必然大乱。

魏征针锋相对,以历史事实驳斥了封德彝的人心不古的议论,说如果人心越来越奸诈,那么到今天人就都变成鬼,还能谈什么教化?魏征的这一番话,把封德彝说得哑口无言,无言以对,而对唐太宗说来,却坚定了他大治天下的决心。

在具体政策及措施的做法上,朝臣们也各执一词。有人要太宗“独运威权”,有人建议太宗“震耀威武,征讨四夷”。而魏征建议唐太宗应“惬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四史即服”。魏征的治国方针是把重点放在国家的恢复和建设上,使百姓安居乐业,使唐王朝长治久安;而要使国家长治久安,魏征认为,必须“抚民以静”。他以隋朝和贞观初期相比,隋初的仓禀、户口、甲兵都比唐初又多又强,但是,“隋以富强动之而危,我以寡弱静之而安”。

魏征此处所说的“静”,就是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安居乐业,而并非对百姓没有任何役使和盘剥,而是动之以时,适度而已,而不像隋炀帝那样,“虐用其民”,“诛求不已”,使老百姓无法生活,最后只能揭竿而起。唐太宗是个贤明的君主,他把“抚民以静”作为基本国策确定下来,贞观二年(628),他就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唐太宗的“抚民以静”思想和魏征不谋而合,君臣一心,使“抚民以静”的方针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抚民以静的具体做法就是:必须减轻徭役,繁重的徭役,必须侵占农时,耗费大量的劳力。魏征常常提醒唐太宗勿搅民扰民。一次,唐太宗要巡游南山,一切都准备好了。但好久不见出发的动静,魏征为此询问唐太宗。唐太宗告诉魏征,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公元632年,唐朝经济好转,国泰民安。文武官员再次请唐太宗封禅,也就是到泰山祭天,表示对天的敬畏,魏征却竭力反对封禅,他说,“唐初隋末大乱之后,户口未复,仓粮尚虚,而车驾东巡,千乘万骑,其供顿劳费,未易任也,”他又进一步指出,兴师动众,远行千里,必然会财尽民劳。经魏征这么一讲,唐太宗的封禅之举也就停止了,身为宰相,魏征特别注意协调君臣关系。在魏征看来,君臣如同一体,国君是人的首脑,臣子是人的四肢;君臣一体,协调一致,才能治理好国家,他引用孟子的话说:“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为腹心;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粪土,臣视君为寇仇。”

从儒家的道德观念出发,魏征认为在君臣关系上,君是主要的,起主导作用的。因而,他主张君必须以诚信待臣,“诚信立则下无二心”,“上不信,则无以使下;下不信,则无以事上,信之为道大矣。”(《贞观政要·诚信》卷五)唐太宗懂得儒家君为臣纲的道理,他克己修身,崇尚节俭。但也有犯糊涂的时候,此时魏征则是犯颜直谏。贞观十一年(637),唐太宗为了个人享乐,在洛阳修建飞山宫。

魏征上疏反对,他希望唐太宗以隋为鉴,吸取教训,他说:“炀帝恃其富强,不虑后患,穷奢极欲,使百姓国穷,以至身死人手,社稷为墟。陛下拨乱反正,宜思隋之所以失,我之所以得,撤其峻宇,安于卑宫,若因基而增广,袭旧而加饰,则以乱易乱,殃咎必至,难得易失,可不念哉。”唐太宗遂即醒悟,停修了飞山宫,还有一次,唐太宗去洛阳,中途位显仁宫,因当地供应不周,太宗大发脾气。魏征进谏说:“陛下因供应不周而动怒,恐怕这种风气传下去,将来会弄得民不聊生。从前隋炀帝常以郡县供应多少而赏罚,所以海内叛之,亡国了。这是陛下亲眼所见的,为什么还要去效仿他呢?”唐太宗听了,出了一身冷汗,对魏征说:“要不是你,我是听不到这样的话的。”(www.xing528.com)

贞观十三年(639),魏征因唐太宗有违克终俭约的初衷,逐渐趋于奢纵,因此向唐太宗上疏进谏,这就是历史有名的《十渐疏》。《十渐疏》指出了唐太宗渐不克终者有十条,这十条的主要内容是:一、贞观之初,无为无欲,清静之化,远被通荒,今则求骏马于万里,市珍奇于域外,取怪于道路,见轻于戒狄。二、贞观之始,视人如伤,恤其勤劳,每存简约,无所营为,顷年以来,意在奢纵,轻用人才,乃云:“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三、贞观之初,损己于利物,至于今日,纵欲以劳人,卑俭之迹岁改,骄侈之情日异、虽忧人之言不绝于口,而乐身之事实切于心。四、贞观之初,破两名节,不私于物,唯善是与,亲爱君子,疏远小人。今则不然,轻亵小人,礼重君子。重君子也,敬而远之,轻小人也,拥而近之,近之则不见其非,远之则莫知其是。魏征的奏疏,用鲜明的对比,有力的事实和论证,剖析了唐太宗自贞观以来的前后变化;他希望唐太宗居安思危,善始慎终,振作精神,励精图治,继续发展贞观之治

奏疏撼动了唐太宗,他后来对魏征说:“朕今闻过矣,愿改之,以终善道。”他还把魏征这篇奏疏写在屏风上,以便朝夕诵读,激励自己。他把奏疏交给史官,让他们载入史册,还赏赐给魏征黄金十斤,马二匹。魏征的诤谏,抓住问题的要害,以史为鉴有理有据,语言虽尖锐激切,但他刚直诚恳的态度,据理力争,不留情面有理有据,使唐太宗虽始听而大发雷霆,最终也被魏征所折服。

谏诤的结果,有时候唐太宗愉快地接受了魏征的意见,但有时因为意见提得尖锐激烈,冒犯了皇帝的尊严,也可能招致可悲的后果。有一次唐太宗回到宫里,恶狠狠地对长孙皇后说:“迟早我要杀掉这个老家伙!”皇后问要杀谁?唐太宗说:“就是魏征。他总是当众说我的不是,弄得我下不了台,有损皇帝的威信。”皇后听后,马上回去穿上朝服,向唐太宗道贺。唐太宗问:“贺什么呢?”皇后说:“君明则臣直。魏征那么直率,敢于犯上直谏,就是由于你的圣明呀!所以我要向你祝贺。”这说明唐初所以能形成谏诤的气氛,并不仅仅是唐太宗能纳谏,魏征敢谏诤造成的,而是在唐朝的整个统治集团中,形成了一种谏诤的风气,所以才能使魏征这样的敢于直谏的大臣,不但能发挥谏诤的作用,而且没有落得个可悲的下场。

魏征不但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也是一位杰出的史学家。他对历史有深刻的了解,善于将历史经验和现实问题结合起来,以史为鉴,以此论治道,劝太宗,他根据唐太宗的诏今修撰《周史》、《齐史》、《梁史》、《陈史》、《隋史》五朝历史。五部史书总监虽是房玄龄,但房政务繁忙,魏征是实际的总监。魏征还亲自动手,撰写了《隋史》的序和论,还为《梁书》、《陈书》、《北齐书》写了总论,他治史谨严,有“良史”之称。

贞观十年(636),五朝史书修撰完毕,唐太宗为嘉奖魏征,加封魏征为光禄大夫,进封郑国公。贞观十六年(642)七月,魏征病重,唐太宗下手诏慰问。魏征居室简陋,生活俭朴。唐太宗还特别下令为他建了一个正厅,还赐给屏风等物。同年九月,唐太宗说:“方今群臣,忠直无遗魏征,我遣傅太子。”于是,罢去魏征的宰相职务,拜为太子太师。贞观十七年(643)正月,魏征病危,唐太宗带领太子前往探望。魏征去世后,唐太宗亲临魏家哀悼,悲痛异常,他停朝五天,令百官参加葬礼。送葬时还登上苑西楼,遥望魏征天柩,还亲自为魏征写了碑文。唐太宗对魏征的去世,十分悲痛。曾感叹地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书外人评:魏征是以刚直不阿、勇于犯颜进谏而著名的大臣。他与唐太宗君臣之间虽然也产生过误会和矛盾,但总的说来是合作得比较好的典型。魏征作为封建社会的名臣,一直受到封建政治家的称赞,把他的思想和行为,作为封建政治家的某种典型和规范,历代都称赞不已。魏征确实不愧为一个伟大的封建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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