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时候,南京的国民政府,开始与日本进行全面的外交接触。国民政府仍然希望在爆发全面战争之前,尽可能的让日本明白,中、日是处在“合则两利”的历史关键时刻,如果两国一旦爆发全面的战争,无论是谁获胜,最后都将会给西方帝国主义,以及苏联共产主义,占到便宜。虽然中国这种看法非常具有历史的眼光,却仍很难让日本军方的强硬派真正的醒悟。当然中国政府也希望,能够利用外交谈判,拖延中日两国之间战争爆发的时间。
因此从一九三五年开始,中国政府就与日本的驻华大使,以及中国驻日大使与日本政府,进行双向双线的一系列接触与谈判,特别是中国驻日大使董作宾与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以及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张群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之间的会谈,最为深入与全面性,中、日之间几乎是无话不谈。但是日本方面一直围绕着所谓的广田三原则,千方百计想要在谈判桌上,迫使中国接受日本控制中国的条件,根本就没有任何平等与尊重的立场可言。因此尽管中国方面一再希望日本能够了解,中、日相争最后的结果,绝对是两败俱伤,而让美国与苏联取得支配亚洲的机会,但日本方面丝毫不为中国的远见所动。因此中日的外交接触,只成为了日本压迫中国的外交手法而已。
而日本对于国民政府与中共红军和苏联之间的关系发展,是非常的重视,因为日本与苏联以及共产主义,最终必然要有一场决战,这是日本无法逃避的历史命运,而当初日本急于侵略中国东北、内蒙与华北的战略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争取抗苏的战略空间与战争资源。日本最大的战略恶梦,就是中国全面的赤化,而成为苏联所支配的附属国,那么日本在华将会陷入被南北夹击的危机之中。(www.xing528.com)
因此当中国共产党的红军,打着北上抗日的旗帜,从中国的西南折向西北运动之后,日本对于国民政府的压力立刻大幅的增加。日本政府以及军部,包括关东军与驻屯军,都一再地发表声明,假如国民政府不能有效的歼灭北上的红军,那么日本只有自己动手来攻击红军了。这就是一九三五年,在华北日军压迫国民政府的最主要借口,而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出现,就是日本要针对中国共产党力量北上的先制防御行动之一。之后,日本的华北驻屯军改编,以及对于冀察政务委员会负责人宋哲元没完没了的压迫,也都是着重在“防共”的战略。
一九三六年二月,红军一度表示为了抗日,由陕西进入山西与内蒙古边界,引起了日军极大地警戒,日军借口防共的迫切性,在一九三六年一月,日本政府通过扩编其华北驻屯军的议案,已准备迎击共军北上的挑战。日本在华北驻屯军的司令官职级,提升为日皇亲自任命的中将军官,并且擅自违反了辛丑和约所规定驻屯军的数量限制,大量的增加在华北的日本驻军。日军公然表示,为了防止中国共产党的部队进入华北,日军随时准备在华北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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