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川茶文化：探索明清时期的茶文化。

第四节　汉川茶时期(1368—1643)

——明朝时期的陕西茶事

“西北在茶”的说法算是对陕西茶产业的肯定。明朝认为茶马乃国之要政，故贱马贵茶。因茶马交易毗邻少数民族地区的陕西省，其战略地位凸显。汉川茶时期陕西茶业欣欣向荣。

明代陕西茶有多种称呼，或称“汉中茶”，或称“汉川茶”，或称“汉茶”。三种叫法皆源于清人张廷玉等人1739年撰《明史》所载之《茶法》:朱元璋说“用‘汉中茶’三百万斤，可得马三万匹’”；“‘汉川茶’少而直(值)高”；“‘汉茶’味甘而薄”。清人姜图南宣宗道光二十一年(1841)撰《酌趱湖茶并行边茶疏》云:“茶马法中，故明旧有川茶、汉茶、湖茶。”“汉中茶”、“汉川茶”、“汉茶”，三个名词所指地理范围十分明确，就是明代汉中府及其所辖州县。汉中府，明洪武三年(1370)兴元路置，治所在南郑(今汉中市东)，辖城固以西的汉江流域。洪武五年(1372)以后，辖境相当于今秦岭以南，洵河流域以西，凤县、宁强以东地区。汉中府辖境已包括陕南安康市的部分地区。明代史书多将陕南东部地区各县所产的茶与汉中茶并称。

清人张廷玉等人1739年撰《明史》所载之《茶法》，约4500余字，其中90％以上文字记载汉中及四川茶史实，仅在末尾一段点出了其余产地及贡茶名。《明史·茶课》记载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户部言:陕西汉中、金州、石泉、汉阴、平利、西乡诸县，茶园四十五顷，茶八十六万株。四川巴茶三百十五顷，茶二百三十八万株。”这里已点名明初汉川茶主要产地是陕西汉中、金州、石泉、汉阴、平利、西乡诸县，清代著名产茶大县陕西紫阳县榜上无名，因为当时尚无紫阳县的建制，紫阳于明正德五年(1510)立县。整个汉川茶45顷茶园，茶86万株，而大巴山南边的四川巴茶有315顷茶园，茶238万株。论面积汉川茶是四川巴茶的1/7，论株数汉川茶是四川巴茶的1/3强，这说明汉川茶的亩产量大大高于巴茶。这个数字肯定是大大地缩小了，因为山大人稀，还有皇权鞭长莫及的地方，漏报在所难免。“无主茶园”的存在告诉我们:茶树飞籽成林自然繁殖而形成的野生茶园，占有相当大的面积。

明朝时期汉川茶究竟有多大产量？弘治十八年(1505)明代朝臣杨一清(1454—1530)《茶马疏》的“为修复茶马旧制第二疏”提及陕西茶事云:“据延安府绥德州知州洪平呈称:亲诣汉中府、金州并西乡、石泉、汉阴三县，督同各该里老，将该管茶园人户查审，得金州七铺一里，定额课茶六千二百二十斤四两；西乡县云亭、归仁、游仙三里，定额课茶一万八千五百六十八斤六两五钱；汉阴县在廓一里，定额课茶一千三百七斤一十一两五钱；石泉县石泉一里，定额课茶一百九十二斤二两九钱。共二万六千二百八十九斤一十四两九钱。……逐一踏勘，……共增课茶一万九百六斤一十一两。”仅延安府绥德州知州洪平逐一踏勘的金州七铺一里、西乡县三里、汉阴县一里、石泉县一里，就这么几个地方，茶税已达37196斤。由茶税推之，若按洪武“四年奏准，陕西汉中府金州、石泉、汉阴、平利西乡县茶园，每十株官取其一”的标准推算，茶产量达37万斤，约合22万公斤，220吨。

早在洪武年间，朱元璋“尝谓户部尚书郁新‘用汉中茶三百万斤，可得马三万匹’。”而且当时“中茶易马，唯汉中、保宁”。明朝1斤约合0.6公斤，300万斤折合180万公斤，约1800吨。汉中茶1980年所谓“大发展时期”(《汉中茶业》)总产为25.2万公斤(252吨)，是明洪武初汉川茶叶总产量的1/12弱；进入“优质高效发展时期”(《汉中茶业》)的2000年末茶叶总产量为368.8万公斤(3688吨)，又比600年前的汉川茶产量高出一倍。

朱元璋所说的300万斤(1800吨)的估计是否偏高呢？杨一清《茶马疏》说:“汉中一府，岁课不及三万(斤)而商贩私鬻者百余万(斤)以为常。递年所出茶斤百数十万。官课岁用不过十分之一二，其余俱为商贩私鬻之资”。又说:“照得汉中府产茶州县，递年所出茶斤百数十万，官课岁用不过十之一二，其余俱为商贩私鬻之资。”官茶占十分之一二，商茶和走私茶竟占到十分之八九的比例，若加上无法统计的私茶贸易，汉中在明代的茶产量肯定可以突破1800吨，何况汉中茶在宋代已经创下茶叶产量2500吨到3000吨的纪录。有理由认为，汉川茶的实际产量只会大大高于300万斤许多许多。据万历《陕西通志》卷八载明正德七年(1512)以后，金州、汉阴、紫阳、石泉一州四县在官府注册的“茶户”为2000余户。而最高纪录出现在陕西灾震(1557)之前，“正额茶易马外，多开中以佐公家，有至500万斤者”(《明史·食货志》)。500万斤折合300万公斤，合3000吨。这个数字是汉中茶1980年所谓“大发展时期”(《汉中茶业》)总产25.2万公斤的11倍，比汉中茶“优质高效发展时期”(《汉中茶业》)的2000年末茶叶总产量368.8万公斤约少1/5。(www.xing528.com)

明代中叶，汉川茶产业是一派欣欣向荣的境况。王圻《续文献通考·征榷考》云:“嘉靖十二年(1533)，令陕西金州、西乡、石泉、汉阴、紫阳五州县茶户巡茶御史每十年一次请审量，为增减均平茶课。”嘉庆年间茶叶产地有汉中府属金州、紫阳、石泉、汉阳、西乡五州县。明人何景明1522年撰《雍大记·考易》记载:“西乡县:何景明曰:汉中之茶，产于西乡，故谓西乡尽茶也。余问之不然，西乡茶地唯三里耳，三里去县又四百里，经于豺虎寇盗之窟，比以加赋，其民昼夜治茶不休，男废耕，女废织，而莫之能办也！于是乎有逋户焉。”西乡百姓“昼夜治茶不休”，山大人稀的地方竟有如此火爆的制茶场面，茶叶产量之多是不容置疑的。《汉中府志》就有明代王云凤《子午谷》一首“且喜晚炊来子午”、“采茶路曲穿林女”是当时子午一带茶区生活的写照。明王朝的“禁山”政策，遭到了襄阳流民起义军的沉重打击，从而被迫取消了对陕、川、湖、广四省交界的禁山政策，这就直接地推动了山区经济的发展。

明成化十二年(1476)，陕西按察使司佥事唐希文在呈文中写道:“成化年间以来，各省逃移人民，聚集栽植，茶株数多……新开茶园，日新月异，漫无稽考。”茶园多得“连山接陇”，“汉中府金州，西乡、石泉、汉阴三县，俱系产茶地方”。《陕西通志》卷二十六记载:“宪宗成化元年(1465)，添设陕西按察司副使一员，于汉中府抚治流民。”今安康汉阴县“自招抚以后，其延安、庆阳、西安等府人民，流移至彼，不可胜计，见今开垦日繁，栽种日盛”(杨一清《茶马疏》)。茶园面积迅速扩大至沿江一带，即汉阴至紫阳汉江两岸。

弘治十八年(1505)杨一清在《茶马疏》中对金州、西乡、石泉、汉阴县的茶叶生产和销售状况有如下记载:“访得前项州县，所产茶斤，不假种植，随田而出，荒山茂林，耕治燔灼之余，茶从而萌蘖焉，民获其利，一家茶园有三五日程历不遍者。”因了陕南适宜茶树生长的优越的气候地理条件，茶树繁殖甚快，茶园面积很大，乃至一家的茶园三五日走不完，如此规模的茶园就是今之国有茶场也望尘莫及。另据万历《陕西通志》卷八载明正德七年(1512)以后，金州、汉阴、紫阳、石泉一州四县在官府注册的“茶户”为2000余户。

明代，随着茶区沿江扩展，紫阳茶渐露头角。

关于汉川茶的品质，在明代评价甚高。《明史·食货志》比较汉川茶与湖茶云:“湖茶多假茶，食之刺口破腹，番人亦受其害。”汉川茶与湖茶比较而言，“汉川茶少而直(值)高，湖南茶多而直(值)下。湖茶之行，无妨汉中。汉茶味甘而薄，湖茶味苦，于酥酪为宜，亦利番也，但宜立法严核，以遏假茶”。汉川茶无假茶，信誉好；汉川茶味甘而薄，质优价昂。所以，当时“户部折衷其议，以汉中、保宁茶为主，湖茶佐之。各商中引，先给汉川毕，乃给湖茶。如汉引不足，则补以湖引。”(清·黄本骥《湖南方物志》)

关于明代陕西的茶产业及茶叶贸易，明代中叶的张翰在《松窗梦语》一书中写道:“余尝总揽市利，大都东南之利，莫大于罗绮绢苎，而三吴为著。……西北之利，莫大于绒褐毡裘，而关中为著。……然盐、茶之利尤巨，非巨商贾不然任。第市法有禁，西北在茶，东南在盐。”张翰这一番话可算是参透了商机，“西北在茶”也算是对陕西茶产业的一个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