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阳茶时期：从清初到民国时期的茶文化历程

第五节　紫阳茶时期(1644—1948)

——清朝、民国时期的陕西茶事

随着明朝历史的结束，茶马交易的趋于式微，汉中茶作为陕西“汉川茶”的主体和代表的历史也宣告结束。汉中茶“到明朝中叶已走向衰败。到民国末年，保存下来的老茶园，大概是明末和清代外地流民大量迁入大巴山区以后发展起来的”(《汉中茶业》)。清代的陕西茶产业并没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汉中茶的历史地位让给了另一个“茶界新星”——陕西“紫阳茶”。

陕西紫阳县西周属古巴子国，据常璩《华阳国志》记载，巴人至晚在周代便已开始了茶叶的人工栽培历史，而且园栽茶叶的品质已胜过野生茶叶的品质。可以认定，不晚于西周时代，陕南的巴人就已开始在园中人工栽培茶叶。因此，包括西周紫阳人在内的巴人种茶历史可追溯到3000年前这是不争的事实。唐代陆羽《茶经》云:(茶)“生金州西城、安康二县山谷。”紫阳当在其中。弘治十八年(1505)明代朝臣杨一清《茶马疏》的“为修复茶马旧制第二疏”提及陕西茶事云:洪武“四年奏准，陕西汉中府金州、石泉、汉阴、平利、西乡县茶园，每十株官取其一”。当时的紫阳尚未立县，其地域包括在金州、汉阴之内。明代，随着茶区沿江扩展，紫阳茶渐露头角，万历《陕西通志》卷八载明正德七年(1512)以后，金州、汉阴、紫阳、石泉一州四县在官府注册的“茶户”为2000余户。紫阳置县之初，全县分为5里，147户，人口1507人。至万历二十一年(1593)猛增至14324人。然对于一个地域颇宽的县来说，该称之为“山大人稀”，“民之卜于山阿水渚者，诛茅为屋，如晨星落落，求所谓三家村者，无有焉”(康熙《紫阳县新志·山川志》)。如此境况，岂能奢望紫阳茶有什么令人惊喜的表现！紫阳茶到清中叶以后有很大的发展，康熙《紫阳县志·物产》载:“至清代，陕南唯紫阳茶有名。”紫阳毛尖是公认的全国十大名茶之一。道光二十九年(1849)《石泉县志》把紫阳茶与汉阴大米、平利生漆、旬阳龙须草并列为兴安四大名产。民国时期祥绥撰《西乡县志》记载:“至清代，陕南唯紫阳茶有名，而本县之茶则绝迹市场焉。”紫阳茶在明代虽然产量很低，但其优秀品质已得到名人的首肯。明代文学家王九思在《金州周守惠茶赋谢》诗中写道:“老去难胜酒，闲来独倚楼。使君题玉版，仙茗自金州。春泛山泉色，香分汉水头。枯肠从此润，短咏若为酬。”

清代紫阳茶的大发展与清初的移民政策有莫大关系。

明初，朱明王朝对陕西秦巴山区实行“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的政策，以有效地遏制农民起义队伍的转移，加之频繁的战乱和灾荒，山区的发展受到限制，生产力的发展一直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所以，明代的茶产业主要集中在汉中盆地及整个陕南的浅山区。在科技不发达的时代，人是第一生产力，明中叶以后当时陕南的人力资源极其贫乏。有关史料记载:明嘉靖年间，南郑、城固、洋县、西乡、褒城、凤县、略阳、沔县、宁羌九州县，总人口仅为95660人。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统计:今安康十县官方统计为24100人，而且还包括无视朝廷禁令“偷渡”禁地的“隐户”。陕南茶区仅有十二三万人口，能创造出多大的生产价值？所以，明中叶以后，汉中茶产业渐渐走向衰落，安康地区仍属不发达状态。

清朝统一后，为重振经济，保证田赋收入，摆脱财政困难，曾对川、陕等省实行休养生息政策，鼓励外省流民迁徙，并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特殊政策。于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移民潮，可与美国西部的移民开发狂热相比况。自康熙初年起，各省流民开始陆续地进入陕南，至乾隆时已达高潮。

清人严如煜，湖南人，由嘉庆六年(1801)至道光三年(1823)20余年里，先后出任陕西旬阳知县、汉中府知府、陕西按察使，非常熟悉陕西地方情况。他在《三省边防备览》云:“流民之入山者，北取道西安、凤翔，东取道商州、郧阳，西南则取道重庆、夔府、宜昌。扶老携幼，千百为群，到处络绎不绝。”迁入新民两湖最多，川民亦多，次为安徽、两广。一时间，兴安(今陕西安康市)人口剧增，乾隆三十七年(1772)安康一县人口就达129583人，嘉庆九年(1804)达到203579人。乾隆晚期，安康已成“深山邃谷，到处有人；寸土可耕，尺水皆灌”的兴旺局面。万历《陕西通志》卷八记载:明正德七年(1512)产茶大县紫阳置县之初，全县1507人，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增至14324人，但到清乾隆四十年(1775)人口竟达到25690人，嘉庆十七年(1812)为59819人，道光三年(1823)为127829人。紫阳县清末的人口比清初增加了四倍。汉中地区情况亦然，到清道光三年(1823)，汉中九州县和留坝、定远两厅，总人口达到154.47万人，和明嘉靖年间人口相比增长15.46倍。其中，增长最多的是褒城县，依次为沔县、略阳、南郑、宁羌。流入人口，以交通沿线最多，如褒城县从4600人猛增到15.69万人；沔县也从4400人迅速上升到13.47万人。

由于清朝对明朝“空山政策”的取缔，陕南安康地区的茶产业获得了发展的历史机遇。严如煜1805年所撰《三省山内风土杂识》记载:“紫阳县治在汉北小阜之上，县辖地方多在汉江南岸，山地瘠薄。与石泉相类，产茶性寒败味。亦其山高故也。”按严如煜所说，石泉茶比紫阳茶出名更早一些，此话不假。至于紫阳茶“性寒”一说就得辩证地看了，对于胃寒体虚之人，的确不宜多饮紫阳茶，但对于大西北以牛羊肉、青稞为主食的少数民族来说，正需要以寒凉之品中和他们体内的燥热。凡食品没有绝对的好和坏，要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气候而异。高山多云雾，云雾山中出好茶，也正因为“山高”，才造就了紫阳茶的优秀品质。

清代中叶紫阳茶区所属各县茶叶总产量曾达1500吨，其中紫阳县茶产量约1000吨以上。清同治五年(1866)，清廷调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率湘军镇压回民起义。左宗棠是湖南人，见“汉茶”充斥大西北茶叶市场，有意提携湖茶，如前所述，紫阳茶的垄断地位被动摇，茶叶生产跌入低谷。这种状况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才得以改观。紫阳茶迎来发展的历史机遇，重新占领了大西北茶叶市场，并转输鄂北、豫南。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紫阳茶外销约1070吨左右。因市场需求的刺激，紫阳茶的品质也相应有所提高。民国时期，一些权威的地理专著和颇有影响的报纸撰文称誉紫阳茶，认为:“南山紫阳产茶，色香味佳，于龙井、六安、武夷、松萝诸佳茗而外，别具一种风味。”“紫阳茶则产量甚丰，茶质亦佳，最上品的色香味与西湖龙井、六安之毛尖不相上下。”清人龚景翰于乾隆五十二年(1792)所撰青海《循化志·茶法》言及曾煊赫一时的川茶时云:“循化河州所食散茶，皆大叶而黄色者，较之官茶，其价甚廉，闻皆出于四川。”

紫阳茶的发展也与明清时代的茶马贸易密切相关。当时，外地商人在紫阳“买茶装蓖，邑民利之”(康熙《紫阳县志·物产》)。加之乾隆、嘉庆年间，数十万南方破产农民涌入陕南，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和茶叶商品生产的发展，总产量达300万斤以上，其中紫阳县200万斤以上(《紫阳县茶业志》)，从而使紫阳茶声誉大大提高，取代了汉中茶的地位。道光二十九年(1849)《石泉县志》把紫阳茶与汉阴大米、平利生漆、旬阳龙须草并列为兴安四大名产。紫阳毛尖成为全国十大名茶之一(陈椽《紫阳茶业志·序》)民国《西乡县志》称:“至清代，陕南唯紫阳茶有名。”顺治末年，因茶法衰落，紫阳也于1661年“奉文撤去执引商人所立之茶店”，加之严禁茶叶私人贸易，以致康熙中(1662—1722)紫阳县令沈麟慨叹:“何用此土产为？”“光绪间价尤低廉，多有毁去茶树者”(民国《紫阳县志》)。光绪后期，随着国内市场对茶叶需求量的增长，紫阳茶不仅行销西北，还销往湖北等地，据宣统元年(1909)的《陕西财政说明书》介绍，紫阳茶“细者发湖北等与省城，粗者运汉中以及川甘”。据光绪三十二年(1906)《陕境汉江流域贸易表》统计，从白河出境输往湖北的紫阳茶，光绪三十年(1904)为93927斤，三十一年(1905)为129509斤，三十二年(1906)为100800斤。

清末民初，白河、镇坪开始兴茶，使安康地区境内植茶范围扩大到除宁陕县外的其他九县。其中以紫阳县茶叶产量最丰，占全区产量80％以上。输出量紫阳县占全区90％以上。民国时期，紫阳茶在国内市场享有较高的声誉，国内有两部权威的地理专著《中国分省地志》(民国十六年版)和《中华民国省区全志》(民国十五年版)均高度评价过紫阳茶:“南山紫阳产茶，色香味佳，于龙井、六安、武夷、松罗诸佳茗而外，别具一种风味。”1932年天津《大公报》报道:安康县“茶叶为粗制茶之一种，名安康茶，每石(担)售洋卅元，只能敷本地之用，输出甚少，但邻县紫阳县之紫阳茶则产量甚丰，茶质亦佳，最上品的色香味与西湖龙井、六安之茅尖不相上下。因僻处山中，所知者少，故无人注意。现下最好之白茅(毛)尖每斤一元六角。……在汉水未被阻前，湖北庄客择其最佳的‘雨前毛尖’等茶，坐庄大宗收买，……更粗者即制为茶砖，均运往武汉长江一带售卖，与浙皖之茶并受欢迎。近年汉水虽被阻，每年产额犹达百万斤左右。如能焙制得法，扩大宣传，亦陕南一大实业也。”(《陕西实业考察团陕南视察记》，1932年10月天津《大公报》)(www.xing528.com)

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尤其是甘肃省是紫阳茶的主要输出地。祥绥《西乡县志》记载:“宋明以来之记载多称本县产茶，……至清代，陕南唯紫阳茶有名，而本县之茶则绝迹市场焉。”1934年前后，紫阳茶仅运销陇南徽县一地茶叶达70万斤。1935年，安康、岚皋县各输出本埠0.5万斤。是年茶价猛涨，紫阳茶每百斤达40—350元(《中国通邮地方物产志》1936年版)。较之20世纪30年代初的每百斤20—100元，上涨两三倍。1936年紫阳产茶额达250万斤，为抗日战争前历史最好水平。1937—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因江南水路被日军封锁，安康成为战时的大后方，省内外商号为避战乱而云集于此地，工商业出现暂时的繁荣。1938年，日本侵略者占领汉水下游，安康地区输往江南一带的山货特产贸易一般处于停滞状态，唯有紫阳茶因它的大市场在西北地区，所以受战争影响较小，是年输往西乡50万斤(《陕南商务调查》、《陕行汇刊》第1—2期合刊)。1944年运销量52万斤，抗战结束后，尽管当时伪币一再贬值无人要，但商人购买茶叶以称为碎银子的食盐支付，故茶叶产销均较平稳，年销量180万—200万斤。

清和民国时期，汉中地区的茶产业却出现相反的情况，不仅失去了龙头老大的地位，而且日见萎缩。清《一统志》轻描淡写地说道:

西乡县归仁山(今镇巴县渔渡坝后山)，西乡东区之青溪(今西乡县两河口)、三高川(今西乡县上、中、下高川)、五里坝、老渔坝，南区之面子山，西区之大巴关(今西乡县钟家沟至大河坝)、楼房坪(今西乡县“楼房”)等地均有茶山。茶籽油可食，与鱼同食则有毒，又作印泥。

究其由盛到衰的原因，《汉中茶业》认为是大规模的移民毁林开荒所致，该书说:

外地流民大量涌入，必首选交通沿线及川道地区，由近及远，再向深山老林推进。新民大量毁林垦荒，发展农业生产。如果说明末川道茶园仍会有少量保留，那么新民流入则是“斩草除根”。清康熙年间重修的《汉中府志·物产卷》，在列举的502种物产中(含植物和动物等)，竟只字未提茶叶，也是一个很好的佐证。到民国时期，仅在南郑的留坝，西乡的高川、大河坝，镇巴的观音、兴隆，宁强的青木川等地保留有少量零星老茶园，其余各县亦无人种植。古金牛茶区的宁强等地拔茶植桑。《宁强县志》艺文中载《劝桑行》诗篇云“拔茶只因桑无税，户外催课人不扰”。到20世纪50年代，宁强县仅留下青木川、玉泉坝两处不到十亩茶园。

此说不无道理。但为啥同样是移民垦荒，在陕南安康地区却是大规模的移民潮带来了茶产业的突飞猛进呢？这里面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汉中茶产业在两宋和明王朝时期得以大发展一个最直接的原因是历时800年之久的茶马交易，因茶马交易而形成两个极大的交易市场:一个是官办的国家市场，同你交易没商量，朝廷既将“茶马交易”定为国策，就要精心呵护这个市场，乃至不惜动用国家机器，制定严刑峻法，以打击私茶贸易；另一个是以茶叶走私为主要形式的“地下茶叶黑市”，商人为茶叶的暴利所吸引铤而走险，一再作科犯禁，并每每取得成功。朝廷审时度势，作出妥协，默许商家有限度的经营，与官家共同瓜分这块大蛋糕，官家从中抽成。这样两个市场的存在当然有利于茶农，他们可以在官、商的明争暗斗中将自己的产品卖个好价钱。汉中茶产业的盛衰还是市场因素在起作用。

自明中叶以后，这个官商一体的市场弱点日渐暴露。待至清代，马背上的民族主宰国家的命运，边关问题不再是燃眉之急，陕西不再是清朝的前沿和战略要冲，于是轰轰烈烈的茶马交易自然淡化，官方热情骤减，商家也觉无利可图。新来的移民觉得汉中盆地的气候条件和地理条件更适合发展粮食生产，于是毁林开荒大种粮食作物，放弃了没有多少胜算又非迫切需要的茶叶经济。这是汉中茶产业在清代萎缩的根本原因。

汉中茶产业的萎缩是就汉中整体而言，个别地方情况稍好一些，例如西乡。清人周顺倜《莼川竹枝词》诗云:“三月春风长嫩芽，村庄少妇解当家。残灯未掩黄粱熟，枕畔呼郎起采茶。茶乡生计即山农，压作方砖白纸封。别有红笺书小字，西商监制自芙蓉。六水三山缺少田，生涯强半在西川。”(道光《蒲圻县志·乡里志》)蒲圻在湖北省境内。这首竹枝词写的是在陕西做茶生意的商人，他们在陕西西乡县买下砖茶，然后水路长途贩运到湖北。诗中对产自西乡的砖茶有较详细的描写:产地在西乡芙蓉山羊楼司、羊楼洞，砖茶用白纸缄封，外贴红纸，并书“本号监制仙山名茶”等语。既是名品，质量上自然不能马虎，由“西商”负责监制。

热热闹闹的茶马交易800年间，安康远离市场中心，加之山大人稀，交通不便，茶产业蓄势待发，未能争得多少份额。明朝中叶以后紫阳茶稍露头角，无力争锋，根本谈不上与汉中茶争夺龙头老大的地位。茶马交易的淡化直到偃旗息鼓，对紫阳茶基本上没有影响，因为它不曾依赖这个市场。清以后的移民开发，鉴于安康山大、雨量充沛及种种适宜培育名茶的自然条件，他们“插草认标”开垦荒地时就将种茶与种粮同等视之。这些移民多数来自江南茶区，他们懂茶，也会种茶。安康地区相对而言比汉中地区的自然条件更适于发展茶产业，茶树飞籽成林，自然繁殖，移民种茶比种粮食的付出少而回报率高，所以在安康毁茶种粮的事不大会发生，这一点上与汉中是大大的不同。紫阳茶原本不依赖官方的呵护，它的市场是经过一个漫长的培育时期而逐渐成长起来的。紫阳茶叶大都集散于西乡、汉中，运销甘肃、宁夏、青海等省，还沿汉江黄金水道远输华中地区。清末进入全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再造辉煌。

鉴于紫阳茶在清中叶至民国年间的突出表现，商界在这一历史时期将紫阳茶作为陕西茶产业的主体和代表视之，陕西茶学界称之为陕西茶史上的“紫阳茶时期”。但有一点要特别指明:“紫阳茶时期”中“紫阳茶”的涵盖面并不仅仅限于紫阳一县的茶产业。1952年中国茶叶公司将紫阳茶产区范围划定为“陕西省的紫阳、镇巴、东乡(四川省宣汉县)、西乡、安康、岚皋、四川的万源、城口(《茶叶业务文件汇编》)。紫阳茶区是带有古巴蜀茶的历史痕迹的老茶区，它跨越川、陕两省，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人们习惯上将紫阳茶区分为前园、中园、后园三个区域，紫阳县南界以北为前园，川陕交界处为中园，城口中部至万源为后园。“紫阳茶时期”中“紫阳茶”指1952年中国茶叶公司界定的紫阳茶区的“前园”和“中园”，在陕西省境内，不包括隶属四川省的“后园”。“紫阳茶产区”范围的划定是基于紫阳茶以独立的茶种闻名于世，而且以这一植物种属覆盖的范围划分茶区，而不是特指某一县所出产的茶叶。也就是说，“紫阳茶时期”涵盖了清和民国时期陕西的茶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