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茶入柴门
柴门指寻常百姓家。
封建时代是等级社会,人有“上智”、“下愚”之别,黎庶虽众,正史中却无位置。茶事亦然,事典多出王公朝士,似乎百姓不大饮茶,也不会饮茶。我们只能从只言片语里见其蛛丝马迹。
《膳夫经手录》云:唐人“不可一日无茶”。唐穆宗时人李珏说:“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于人所资,远近同俗。既祛竭之,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切。”
这说明唐人除僧道、王公朝士之外还有一个庞大的饮茶集团,就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和市民,包括小商人、小官吏和寒士。
他们视茶为米盐,难舍斯须。唐开元后全国产茶常在百万担之数,他们是最主要的消费者。
他们无钱亦无闲,且无高深的文化素养,饮茶多为止渴,满足口腹之欲,不会去茶中悟禅,不会借茶夸示权势富贵,不会去以茶助清谈、以茶求风雅。当然,饮茶于他们也是一种带草野气、江湖气、市井气、脂粉气……的次生文化。
《茶经·六之饮》云:“滂时浸俗,盛于国朝,两都并荆、渝间,以为比屋之饮。”
据陆羽所言,唐开元后饮茶大普及,已成全社会的时尚,而此风最盛的西都长安、东都洛阳;荆指荆州,辖境相当于今湖北松滋至石首间的长江流域,北部包括荆门、当阳等县在内,渝指渝州,辖境相当于今四川重庆至巴县、江北、江津、璧山等县。这一大片地区的百姓家家户户都喝茶。《刘宾客佳话录》载:“安史之乱”时叛军围睢阳,城中乏食,但百姓仍以“布切煮而食之,时以茶汁和之,而意自如”。兵临城下,业已断炊,生死未卜,而百姓不舍茶事,无茶叶则以细葛布熬水代茶,有茶则“意自如”,沉溺之深可见一斑。(www.xing528.com)
百姓嗜茶,各地州官亦效皇帝赐茶之举,以茶作奖品。光启年间,河南尹张全义在洛阳屯田,“有蚕麦善收者,或亲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赐以茶、采衣物”(《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七)。
又据封演《封氏闻见记》载:“开元中……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
封氏所言,说明城镇已出现商业性茶铺。
茶铺的出现表明茶事不仅仅是家居日常生活,已成为商界一大服务行业,社会分工中出现了以茶为业者,如卖茶者、煮茶者、侍茶者。
茶行的出现与唐代城市的繁荣有很大关系,当时较著名的城市有扬州、成都、建康、洛阳、宁波、泉州、广州等。特别是帝京长安,规模达84平方公里,人口百万,是当时世界上第一大都会。
《元稹集·白氏长庆集序》中云:“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玄怪录·采剩使》云:长庆初,长安开远门外数十里处有茶坊,内有大小房间,供商旅饮茶。
这些面向全社会的公共饮茶设施功能都是一样:“不问道俗,投钱取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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