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与茶：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第五节　隐士和茶

“隐士”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

“隐士”一词最早见于《庄子·缮性篇》:

道无以兴乎世，世无以兴乎道，虽圣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隐矣。隐固不自隐。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闲其言而不出也，盖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

《缮性篇》是否庄子著作姑且不论，但据此文可知，“隐士”之名来源十分久矣。古代的隐士又叫“逸民”、“处士”、“幽人”、“逸士”、“隐君子”等。

如《缮性篇》所言:隐士是山林中的隽才，他们其所以“伏身不见”、“闭言不出”、“藏知不发”是因为“时命大谬”，即由于社会的原因造成了一部分知识分子退隐山林。

隐士“隐”的方式很多，除了隐于山林之外，还可“隐于朝”、“隐于吏”、“隐于商”、“隐于学”。他们中那些遗世独立、超拔尘俗，其精神境界超然于一般人之上者称为“高士”。

自有茶俗，隐士们便多了一种归隐方式，即“隐于茶”。

茶产于山林，隐士隐于山林，所以隐士植茶、饮茶，将茶饮纳入隐士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南北朝时期的陶弘景(456—536)，初为齐诸王侍读，后隐居于句容句曲山，自号“华阳隐士”。陆羽《茶经》中有记载。陶弘景隐于山林，仍曾应朝廷之请赞划军国大事，时称“山中宰相”。他隐居生活方式之一便是饮茶延生。

无可置疑，陆羽本人亦是一个给官不做的隐者，“上元初，结庐于苕溪之湄，闭关对书，不杂非类，名僧高士，谈宴永日。常扁舟往山寺，随身唯纱巾、藤鞋、短褐、犊鼻。往往独行野中，诵佛经，吟古诗，杖击林木，手弄流水，夷犹徘徊，自曙达暮，至日黑尽兴，号泣而归。故楚人相谓，陆子盖当今接舆也。”(《陆文学自传》)陆羽是身隐心也隐，填补他生活巨大空白的是潜心于茶叶的种植、烹茗方法的研究，并著《茶经》。可以说，他是“茶隐士”的典型代表。这是一个没父母、没妻室、没家宅、没官位、没固定收入的独行者，一生大隐于茶。

陆羽的至交僧皎然是世家子弟，南朝宋山水诗人谢灵运的十世孙。本可借祖宗福荫步入仕途，但他看破红尘，落发为僧。皎然逃名于禅的同时亦逃名于茶。

比陆羽晚出数十年的陆龟蒙(？—约881)是唐代著名隐士，年轻时亦曾应科举，落第后绝意于仕进，史载:

陆龟蒙嗜茶，置园顾渚山下，岁取租茶，自判品第。张又新为《水说》七种，其二惠山泉，三虎丘泉，六淞江水。人助其好者，虽百里为致之。日登舟为蓬席，赍束书、茶灶、笔床、钓具往来。江湖间俗人造门，罕觏其面。时谓江湖散人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渔翁、江上丈人。后以高士征，不至。

陆龟蒙的好友皮日休(约834—883)，早年住鹿门山，自号鹿门子、间气布衣。皮、陆二人皆大隐于茶，相互唱和，写了许多茶诗，其中最著名的是《茶中杂咏》，二人各写了十首同题诗，包括咏茶笋、茶舍、煮茶、茶坞、茶人、茶籝、茶灶、茶焙、茶鼎、茶瓯等十个方面。

唐人于鹄是大历贞元间诗人，写有茶诗《送李明府归别业》，曾隐居汉阳。写《茶赋》的顾况因官场失意而携家带口隐居茅山，炼金拜斗。写下“竹暗闲房雨，茶香别院风”(《与友人过山寺》)咏茶名句的戴叔伦晚年辞官，去深山做道士。与陆羽过从甚密的皇甫冉热衷于“耕山钓湖，放适闲谈”。写《蜀茗词》的施肩吾隐居洪州西山，一生不仕。爱茶的诗人张祜性爱山水，卒于丹阳隐居。以写《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名垂茶史的卢仝年轻时隐居少室山，不愿仕进。以写《诗品》而载名文学史的司空图善写茶诗，其人辞官后隐居中条山王官谷，自号“知非子”、“耐辱居士”。其他如贯休、齐己、吕岩、郑遨之辈，隐于僧道又隐于茶，混迹于山林，终其一生。

隐士以茶为隐居生活内容，至宋代蔚然成风。如宋人罗大经，字景伦，庐陵(今江西吉水)人。宋宁宗宝庆二年进士。做过几任小官，后归田著书，有《鹤林玉露》18卷传世。他入山归隐后，追求一种恬静适然的生活，在“松影参差，禽声上下”的幽境里，临溪汲泉，对山煮茗，读书观画，作诗写字，或与农人问桑麻、说粳稻里让身心进入一个超凡脱俗的世界，一个充满诗意富于和谐韵味的天地。《鹤林玉露》中云:

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苍藓盈阶，落花满径，门无剥啄，松影参差，禽声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随意读《周易》、《国风》、《左氏传》、《离骚》、《太史公书》及陶杜诗、韩苏文数篇。从容步山径，抚松竹，与麋犊共偃息于长林丰草间。坐弄流泉，嗽齿濯足。既归竹窗下，则山妻稚子，作笋蕨，供麦饭，欣然一饱。弄笔窗间，随大小作数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迹、画卷纵观之。兴到则吟小诗，或草《玉露》一两段。再烹苦茗一杯，出步溪边，邂逅园翁溪友，问桑麻，说粳稻，量晴较雨，探节数时，相与剧谈一晌。归而倚杖柴门之下，则夕阳在山，紫绿万状，变化顷刻，恍可人目。牛背笛声，两两来归，而月印前溪矣。

北宋著名诗人林逋是北宋著名茶人，写有不少茶诗，他曾隐居西湖孤山，20年不入城，一生不娶妻，独来独往，以养鹤、种梅、品茶为乐趣，时人称其“梅妻鹤子”。

南宋后期“江湖派”诗人赵师秀写有《岩居僧》一诗，描写了一个既隐于山林又隐于茶的僧人，诗云:

开扉在石层，尽日少人登。

一鸟过寒木，数花摇翠藤。

茗煎冰下水，香炷佛前灯。

吾亦逃名者，何因似此僧？

这位僧人“茗煎冰下水，香炷佛前灯”，过着离尘出世的生活，日以品茗与礼佛为事。诗人亦自称是“逃名者”，很希望像岩居僧一般逃于空虚，避世而居。

南宋文学家刘克庄(1187—1269)，官至工部尚书兼侍读，热衷于仕途，但他很向往山林的隐居生活，其《西山》诗云:

绝顶遥知有隐君，

餐芝种术麝为群。

多应午灶茶烟起，(www.xing528.com)

山下看来是白云。

他欣赏的这位隐者居于白云深处，以灵芝、白术为食，与麝鹿相伴，而最优雅的生活是燃灶煮茶，让缕缕茶烟似白云般升腾，真是优雅缥缈得很！

元代著名散曲家张可久(1270—1348)，字小山。庆元(今浙江瑾县)人。现存小令855首，套数9篇，是元人散曲留存最多的一家。张可久许多小令都讲到茶酒，例如:“第一泉边试茶，无双亭上看花”(《沉醉东风·眉寿楼春夜》)，“五亩宅无人种瓜，一村庵有人分茶”(《折桂令·村庵记事》)，“诗床竹雨凉，茶鼎松风细”(《清江引·张子坚席上》)，“茶香陆羽，梅隐林逋”(《燕引雏》)，“玉笙吹老碧桃花，石鼎烹来紫笋茶”等。诗人仕途不得志，便以茶酒自娱，了其一生，在《寒儿令·春思》中云:

你见么，我愁他，青门几年不种瓜。世味嚼蜡，尘事搏沙，聚散树头鸦。自休官清煞陶家，为调羹俗了梅花。饮一杯金谷酒，分七碗玉川茶。茶！不强如坐三日县官衙。

明人陈继儒(1558—1639)，字仲醇，号眉公，又号麋公。隐居于昆山之阳，后筑室东佘山，杜门著述，写有《茶话》一书，其《茶董小序》云:

范希文云:“万象森罗中，安知无茶星。”余以“茶星”名馆，每与客茗战旗枪，标格天然，色香映发，若陆季疵复生，忍作《毁茶论》乎？夏子茂卿叙酒，其言甚豪。予曰，何如隐囊纱帽，翛然林涧之间，摘露芽，煮云腴，一洗百年尘土胃耶！热肠如沸，茶不胜酒；幽韵如云，酒不胜茶。酒类侠，茶类隐。酒固道广，茶以德素。茂卿，茶之董狐也，因作《茶董》。

陈继儒饮酒又饮茶，然更推崇饮茶，并劝嗜酒者隐于山林以茗饮为事，以“一洗百年尘土胃”。明代文学家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其作品真率自然，内容多写闲情逸致。他性不嗜酒，然对于择茶择水颇为在行，其《惠山后记》云:

茶与酒一也。惠山泉点茶特异，而酒味殊不如北酿。或者谓南水甘，北水冽，甘与酒不想宜，用是得专其嗜于茶。僻居江乡，日与新化、安化泥汁渗潢为偶，如好色人身处宛、邓，瘿瘤满室，自以为左嫱、右施，不知有识者从旁欲呕也。吏吴以来，每逢好事者设茶供，未尝不举以自笑。然务烦心懒，茶癖尽蠲，虽复倾国在前，而主人耄且瞆，较之瘿瘤之嗜，十分未得一也。及余居锡城，往来惠山，始得专力始道。时瓶坛盏，未能斯须去身。凡朋友议论不彻处，古人诗文未畅处，禅家公案未释然处，一以此味消之，不独除烦雪滞已也。一日，携天池名品，偕数友汲泉试茶于此。一友突然问曰:“公今解官，亦有何愿？”余曰:“愿得惠山为汤沐，益以顾渚、天池、虎丘、罗岕，陆、蔡诸公供事其中，余辈披缁衣老焉，胜于酒泉醉乡诸公子远矣。”

文中所言宛、邓，是两地名，在河南境内。袁宏道此处讲的是饮茶要择境，他所言的“境”，包括人的环境和自然环境，如同好色的人，每日目睹的却是宛、邓之地脖子下生大瘿包的人，还自作风流视为与毛嫱、西施一类美人在一起卿卿我我，令有识之士倒胃口。作者认为惠山那里茶好水好山好人也好，是饮茶的好环境。所以他表示，一旦解官，便归隐于惠山，他要做的不是普普通通的茶人，其目标不仅仅是有惠山的泉水，顾渚、天池、虎丘等地的名茶，用的是制壶大师时大彬亲自做的茶器，还要有陆羽、蔡襄之类烹茶专家侍奉茶事，这一帮茶人都披上僧衣，说诗谈文，讲佛论道。

袁宏道是万历进士，曾任吏部郎中之职，仕途虽非腾达，但还算差强人意，然而，他志在山林，做官时便已存山林之思，愿解组后隐居山林以择水择茶为能事，在品茗、礼佛中消磨人生。大体说来，茶隐者的生活是种茶、品茶，并以茶伴读书，以茶伴著书，以茶伴听琴，过着自在的生活。例如《渔洋诗话》云:

林确斋者，亡其名，江右人。居冠石，率子孙种茶，躬亲备锸、负担，夜则课读《毛诗》、《离骚》。过冠石者，见三四少年头着一幅布，赤脚挥锄，琅然歌出金石，窃叹以为古图画中人也。

《秦少游·茶臼》诗云:

幽人耽茗饮，

刳木事捣撞。

巧制合臼形，

雅音伴柷桄。

《避暑录话》云:

裴晋公诗云:“饱食缓行初睡觉，一瓯新茗侍儿煎。脱巾斜倚绳床坐，风送水声来耳边。”公为此诗必自以为得意，然吾山居七年，享此多矣。

沈周《跋〈茶录〉》云:

樵海先生真隐君子也。平日不知朱门为何物，日偃仰于青山白云堆中，以一瓢消磨半生。盖实得品茶三味，可以羽翼，桑苎翁之所不及，即谓先生为茶中董狐可也。

顾大典《茶录·序》中云:

隐于山谷间，无所事事，日习诵诸子百家言。每博览之暇，汲泉煮茗，以自愉快，无间寒暑。历三十年，疲精殚思，不究茶之指归不已。

徐乐轩《樵歌·序》云:

清山丹水之间，有隐君子，姓徐名吉民，别号乐轩居士。居士少业儒，以数试不利，遂去诸生，怀终隐之志……居士虽外托沉冥，而好读书，所著奇书最多，遇友人佳诗及文字，即寿诸石。所居近沧漭溪，种树数十万株，如云封雾接。居士跨蹇，往来其间，与田夫野老，坐草莱，说耕耘事。手种茗，不啻天池、虎丘……居士隐于樵，故谢却一切人间应酬。凡意之所不得言而不得不言，于口之所不欲言而不得不言者，居士皆无有。故落笔即有烟云之趣，依稀与陶元亮、王无功相似。

隐士能以饮茶为生活内容，原因在于:其一，隐士文化的基础是农耕文化，而中国的农民除种粮食作物外，还种经济作物以确保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故还要“栽桑植茶”。隐士为了生存，就必须亲务劳作，即要种粮、栽桑、植茶，以解决温饱问题，否则便没有条件做个潇洒的隐者；其二，茶性平和，便于隐者修身养性，磨去仕途进取的锐气，而多几分淡泊的禅意；其三，人要吃，还要喝，饮料不外乎是水、酒、茶之类，水淡而无味，酒须粮食酿造，价昂不易得，而茶色好味好，又可手种自煎，乐趣无穷，故隐士多以茶作饮料，不仅自饮，还用来招待来山中访问的四方朋友。

隐逸之风，反映了古代士子文化心理结构的一个方面。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格局是“儒道互补”，后来又加了一个佛教。儒教讲入世，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易传》)；道教讲延世，即要热爱生命，最好是做个长生不老的仙人；佛教讲出世，所谓看破红尘，皈依佛门，不图今生，但修来世。中国士子为自己选择了可进可退的两条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功成身退”，鲜有士子不动归隐山林的念头。所以，隐居实在是士子自我调整心态的妙方，是趋吉避凶的良策。无论他们隐于朝，隐于市，或隐于山林，只有茶杯最能安慰那骚动的灵魂，而酒的麻醉作用只起暂时的作用，清醒后心灵会加倍的不安和痛苦。所以明人田艺蘅在《煮泉小品》中言道:

昔我田舍翁，尝自委曰“泉石膏肓”。噫！夫以膏肓之病，固神医之所不治者也；而在于泉石，则其病亦甚奇矣。余少患此病，心已忘之，而今人皆咎余之不治。然遍检方书，苦无对病之药。偶居山中，遇淡若叟，余曰:“此病固无恙也，子欲治之，即当煮清泉白石，加以苦茗，服之久久，虽辟谷可也，有何患于膏肓之病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