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茶马互市明星排名

第五节　明清十大士子茶星

朱元璋

朱元璋(1328—1398)，即明太祖。字国瑞，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人。明朝开国皇帝(1368—1398年在位)，元末农民起义军首领。著名军事家、政治家。父母早逝，家境贫寒，年轻时曾入寺为僧。1352年率众投红巾军，参加元末的农民起义。1368年建立明朝，定都南京，建元“洪武”。

诸多传说表明，朱元璋很爱饮茶——

罗山县流传着朱元璋三上灵山寺赞美灵山茶的神奇传说，并说朱元璋爱饮灵山茶；

朱元璋当了皇帝，喝了一个厨师沏泡的一杯好茶，一高兴就传旨给厨师升三级官。师爷吟诗发牢骚:“十载寒窗下，何如一盏茶！”朱元璋续上后两句诗，“他才不如你，你命不如他。”

朱元璋被元军追捕，一个叫三井山的地方，一位老太婆奉上一杯三井茶，朱元璋当了皇帝后记起当年喝过的三井茶，一道圣旨下，三井茶便成了贡茶，很快名扬天下；

元朝末年，朱元璋带兵由皖入浙途经大龙山，老茶农端上一碗刚沏好的新茶，朱元璋知此茶产在大龙山的龙顶潭，高兴地说:“大龙山顶喝龙顶潭的茶，这茶就叫‘龙顶茶’吧！”

有关朱元璋与茶的传说很多，这表明朱元璋有饮茶的嗜好，做了天下第一名人之后，诸多茶的故事便附会在他的身上。正因为朱元璋对茶的作用和茶的生产有很深的了解，所以在他当皇帝后表现出对茶有全方位的关注，并以“九五至尊”的崇高地位影响中国茶文化的走向和茶产业的发展，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前朝贡茶的要求不一，唐代贡饼茶，宋代贡大小龙团。御茶生产，茶农负担甚重，除完成摊派的贡额之外，每年还要分担喊山供祭费。朱元璋出身贫苦，良知未泯，大概没有忘记贡大小龙团给茶农造成的苦难，于是下诏，罢造大小龙团，唯采茶芽以进。据《明大政纪》记述，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九月，诏建宁岁贡上供茶，罢造龙团，听茶户唯采芽茶以进，有司勿与。天下茶额唯建宁为上，其品有四:深春、光春、次春、紫笋，置茶户五百，免其徭役。上闻有司遣人督迫纳贿，故有是命”。《明会典》有类似记载。这道诏令意义十分重大，明太祖朱元璋是最早肯定叶茶重要性的人，非但确立了叶茶的地位，同时确立了近代叶茶的饮茶方式，可谓奠定明清时代茶文化蓬勃发展的基础。明人沈德符在《野获编补遗》中云:“今人唯取初萌之精，汲泉置鼎，一瀹便饮，遂开千古茗饮之宗，不知我太祖首辟此法。陆羽有灵，必俯首服。蔡君谟在地下，亦咋舌退矣。”明代自诩用散茶冲泡是“简便异常，天趣备志，可谓尽茶之真味矣”。另一方面，因冲泡法的推广，茶具大大精简，方便饮茶文化的普及，也为紫砂壶的出现和兴盛做了铺垫。

清人张廷玉等人1739年撰《明史·茶课》记载:“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犹密。有官茶，有商茶，皆贮边易马。”朱元璋鉴于国防建设和战争的需要，更加重视茶马法。茶马贸易是以茶易马扩充军备的特殊的民族贸易，是用经济手段来达到使边境少数民族对明王朝归服的这种政治目的的特殊贸易。朱元璋“尝谓户部尚书郁新‘用汉中茶三百万斤，可得马三万匹’”(《明史·茶法》)。朱元璋极力推行“以(茶)制戎狄”政策，宪宗时期明确提出了“茶、马，国之要政”，进一步强化了朱元璋的主张。洪武四年(1371)，明廷确定以陕西、四川茶叶易马，又特设茶马司于秦州(今甘肃天水)、洮州(今甘肃临潭)、河州(今甘肃临夏)、雅州(今四川雅安)等地，专门管理茶马贸易事宜。洪武三十年(1397)朝廷在成都、重庆、保宁、播州(明时属四川)建立四大官茶专仓保管。

为了确保运输路线的畅通，还修筑道路，增设驿站，以官运为主，商运为辅，组织军民专业运输。因了茶马贸易的需要，川陕间以及沟通青海、甘肃、宁夏、内蒙的官办“茶马古道”的开通势在必然。明清时期的茶马古道唯大西北的茶马古道历史最悠久，具有官办性质，那大规模运输茶叶的场面，虽不如由川西入藏的“山间铃响马帮来”富有民族风情，但其重要意义以及规模非民间贸易可比。

明承宋制，“榷茶引税”两制并用，其目的是为明王朝增加税收和以茶易马，巩固边防。陕西、四川两省仍实行榷茶制，其余各省收取“引税”。《明史·食货志》云:“洪武初定令凡卖茶之地，令宣课司三十取一。”明太祖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1/30的税率是很低的。

为了垄断茶马互市，以保证获得大量战马，明廷还严禁对这些地区走私茶叶，“守把人员若不严守，纵放私茶出境，处以极刑，家迁化外”。并不定期派遣官员巡查关隘，捕捉私茶(《明史·食货志》)。明人何孟春1528年撰《余冬序录摘抄内外篇》卷五记载:“洪武中，……驸马欧阳伦奉命西使，以巴茶私出境货鬻，……陕西布政司移文所属起车载茶渡河州。伦家人周保者，索车至五十辆。”欧阳伦从四川走私茶叶用的运输工具就是马拉大车，而且一次走私就是50辆。欧阳伦是安庆公主的丈夫。安庆公主是朱元璋极为宠信的马皇后所生。但朱元璋“有法必行”，盛怒之下，“以布政司不言，并伦赐死，保(欧阳伦家人)等皆坐诛，茶货没入于官。”(《明太祖实录》)“茶货官、河桥吏特嘉劳之。”(《余冬序录摘抄内外篇》)

朱元璋是个爱茶的皇帝，他在茶政方面的贡献，大大提高了茶叶在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的地位，对于饮茶方式、茶艺茶具、茶风茶俗的改进以及茶文化内涵的提升，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是当之无愧的大明朝第一茶星。

朱　权

朱权(1378—1448)，明太祖朱元璋之第17子，晚号臞仙，又号涵虚子、丹丘先生。洪武二十四年(1391)封宁王。谥献，故亦称宁献王。曾奉敕辑《通鉴博论》，撰有《家训》、《宁国仪范》、《汉唐秘史》、《史断》、《文谱》、《诗谱》等数十种著作。

朱权神姿秀朗，慧心敏悟，精于义学，旁通释老。年十四封宁，朱棣夺得政权后，将朱权改封南昌。从此朱权隐居南方，深自韬晦，托志释老，鼓琴读书，不问世事。政治上不得志，便潜心于艺术，精音律，工戏曲，晚年信奉道教，潜心茶道，著有《茶谱》一书。据考，《千顷堂书目》载有“宁献王权臞仙茶谱一卷”，《明史》卷一百一十七“传”曰:“宣德三年(1428)，……权日与文学士相往还，托志羽中举，自号臞仙。”《茶谱》作者署名“臞仙”，故推论作于宣德四年(1429)至正统十三年(1448)间，万国鼎定其为约在1440年前后。

《茶谱·序》文字典雅，信息量大，表述了朱权对茶的理解、对饮茶文化的思考，他的见解超过前辈茶人所能达到的高度，这大大得益于他深厚的学养和潜心的研究，不懂茶、不懂佛道、不懂文学、不懂艺术、不远离政治，难能如此！

《茶谱·序》夫子自道，文字流畅清新，活泼典雅，一段短短的文字，一位高雅脱俗的明代士子茶人形象跃然纸上，堪称绝妙好文。

“挺然而秀，郁然而茂，森然而列者，北园之茶也；泠然而清，锵然而声，涓然而流者，南涧之水也。”(《茶谱·序》)烹茶成功的要素很多很多，但作者认为烹茶的关键在于“茶”与“水”，“北园之茶”和“南涧之水”代表天下的好茶和好水。优美的措词，对偶的排列，对茶与水的一往情深溢于言表。作者爱茶也懂饮茶，还能有怀疑么！

“块然而立，晬然而温，铿然而鸣者，东山之石也；癯然而酸，兀然而傲，扩然而狂者，渠也。渠以东山之石，击灼燃之火；以南涧之水，烹北园之茶。自非吃茶汉，则当握拳布袖，莫敢伸也！”(《茶谱·序》)文言文中的“渠”是人称代词“他”，“他”是何许人也？一个“吃茶汉”，只懂得以石击火，用水煮茶，但竟敢“握拳布袖”，摩拳擦掌，充当行家里手。但面对真正的饮茶生活，“他”也“莫敢伸也”。朱权用鄙视的语气说:“本是林下一家生活，傲物玩世之事，岂白丁可共语哉？”意思是:你懂什么呢？还是罢了吧！饮茶本是士子们退隐后的“林下生活”，你一个倒吊起来无点墨的白丁，瞎掺和些什么！在正文开头的一段文字中再次重申“啜茶大忌白丁”。朱权以贵族的心态理解茶事，似乎只有文人雅士才配饮茶。通过对白丁“吃茶汉”的贬低，表达了作者的观点:饮茶是雅人之事，用以修身养性，绝非白丁可以了解。

真正的饮茶人是谁呢？是“予”，就是我——涵虚子臞仙朱权是也。“予尝举白眼而望青天，汲清泉而烹活火，自谓与天语以扩心志之大，符水火以副内练之功，得非游心于茶灶，又将有裨于修养之道矣，岂惟清哉。”(《茶谱·序》)“举白眼”、“望青天”说的不仅仅是饮茶了，而是作者政治上失意后的落寞和狂傲，抬头望天“与天语”，低头烹茶“副内练之功”、“游心于茶灶”，表明茶人之意不在茶，而是有所寄托，将其作为一种表达志向和修身养性的方式。

朱权饮茶追求高境界，正文开头的一段文字说:“凡鸾俦鹤侣，骚人羽客，皆能忘绝尘境，栖神物外，不伍于世流，不污于时俗。或会于泉石之间，或处于松竹之下，或对皓月清风，或坐明窗净牖。乃与客清谈款话，探虚玄而参造化，清心神而出尘表。”“鸾俦鹤侣、骚人羽客”——佳客也！“忘绝尘境、栖神物外”——陶醉也！“不伍于世流、不污于时俗”——清高也！“泉石松竹、皓月清风、明窗净牖”——佳境也！“清谈款话、探虚玄、参造化”——清谈也！到达饮茶的最佳效果是“清心神而出尘表”，——也就是卢仝诗中所说的“肌骨清”、“通仙灵”、“两腋习习清风生”。

为了进入饮茶的高境界，朱权还设计了一套行茶仪式:

命一童子设香案携茶炉于前，一童子出茶具，以飘汲清？泉注于瓶而炊之。然后碾茶为末，置于磨令细，以罗罗之，候将如蟹眼。量客众寡，投数匕入于巨瓯。候茶出相宜，以茶筅摔令沫不浮，乃呈云头雨脚，分于啜瓯，置之竹架。童子捧献于前，主起，举瓯奉客曰:“为君以泻胸臆。”客起接，举瓯曰:“非此不足以破孤闷。”乃复坐。饮毕，童子接瓯而退。话久情长，礼陈再三，遂出琴棋，陈笔砚，或赓歌，或鼓琴，或弈棋，寄形物外，与世相忘。斯则知茶之为物，可谓神矣。

这是前朝茶人没有想到也没有做到的。朱权不仅重视提升饮茶的文化内涵，还为他的雅士茶道设计一套足以体现饮茶理念的程序，以有别于“吃茶汉”的吃茶。按此程序操作，文化韵味有了，尽显雅士做派。

朱权对于陆羽有很高的评价，认为“唯陆羽得品茶之妙”，但对陆羽首创的饼茶和蔡襄创制的团茶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团饼茶中“杂以诸香，饰以金彩，不无夺其真味"，不认可蒸青团茶杂以香料的做法，独创蒸青叶茶烹饮法。他认为“真味”即“至味”，“天地生物，各遂其性，莫若茶叶，烹而啜之，以遂其自然之性也”，所以又认为，“至味”就是“自然之味”。基于这一理念，他大胆改革前朝茶艺，“予故取烹茶之法，末茶之具，崇新改易，自成一家”，希望能“为云海餐霞服日之士，共乐斯事也”。朱权的品饮艺术，经顾元庆、田艺蘅等人的多次改进，形成了一套简便新颖的叶茶烹饮方式，于后世影响深远。但我们要指出的是，朱权“崇新改易”只是在宋代的点茶法基础上向前走了一大步，大概是不再加盐和其他作料了，与真正的冲泡法还是有区别的。

《茶谱》全书约2000字，除序外，下分品茶、收茶、点茶、熏香茶法、茶炉、茶灶、茶磨、茶碾、茶罗、茶架、茶匙、茶筅、茶瓯、茶瓶、煎汤法、品水等16则。对前人颇多继承，有新意的方面如:

1.认为茶如果“杂以诸香”，必然“失其自然之性，夺其真味”。所以收茶以“不夺茶味”为标准度。

2.开创花茶点法。用材很随意，“百花有香者皆可”，但“莫若梅、桂、茉莉三花最佳”，其法是“可将蓓蕾数枚投于瓯内罨之。少倾，其花自开。瓯未至唇，香气盈鼻矣”。

3.创制茶灶。“烧成的瓦器如灶样”，“傍刊以诗词咏茶之语”，“每令炊灶以供茶，其清致倍宜”。茶灶“古无此制，予于林下置之”，是朱权的发明创造。

4.改进茶具。茶炉与“炼丹神鼎同制”，古以“泻铜为之”，“予以泻银坩埚瓷为之，尤妙”。茶磨“以青礞石为之”。茶碾“古以金银铜铁为之，皆能生锈，今以青礞石最佳”。茶架“今人多用木”，朱权制作的“以斑竹紫竹为之，最清”。茶匙“古人以黄金为上，今人以银铜为之”，朱权则“以椰壳为之，最佳”。茶瓯“古人多用建安所出者”，朱权认为“莫若饶瓷为上，注茶则清白可爱”。茶瓶“古人多用铁”，“宋人恶其生锈，以黄金为上，以银次之”，朱权主张“以瓷石为之”。

5.改进饮茶方法。《茶谱》从品茶、品水、煎汤、点茶四项谈饮茶方法。朱权认为品茶应品谷雨茶。用水当用:“青城山老人村杞泉水第一，钟山八功德水第二，洪崖丹潭水第三，竹根泉水第四。”他还设计了文人茶的程序。

《茶谱》是一部分量颇为厚重、颇多新意的古代茶书，无论是茶的“形而上”或者“形而下”都有极为精辟的论述。假若说乃父朱元璋在茶政上干得极为精彩，那么朱权对饮茶方式的改进和提升茶文化内涵方面所做的努力，可与他相媲美。父子俩共同努力，为明代数百年茶产业的发展和茶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田艺蘅

田艺蘅(约1570前后在世)，字子艺，钱塘人。生卒年均不详，约生活在明嘉靖、隆庆、万历初这段时间。《明史》卷二百八十七《文苑传》(附见其父田汝成传)载:“性放诞不羁，嗜酒任侠。以岁贡生为徽州训导，罢归。做诗有才调，为人所称。”其举业偃骞，“七举不遇”，遂放浪西湖，优游山林。著有诗文有《田子艺集》二十一卷，杂著有《煮泉小品》、《留青日扎》、《玉笑零拾》等，其他有《大明同文集》、《诗女史》等，均《四库总目》并传于世。

田艺蘅对中国茶文化的贡献集中体现在他所著的《煮泉小品》一书。全书除序、引、跋外共列十部分，包括源泉、石流、清寒、甘香、宜茶、灵水、异泉、江水、井水和绪谈10章。记述考据并举。《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其“大抵原本旧文，未能标异于《水品》、《茶经》之外”。此说不公，田艺蘅序《水品》云:“余尝著《煮泉小品》，有取材于鸿渐《茶经》者十有三。近游吴兴，会徐伯臣《水品》，其旨契余者十有三。”《煮泉小品》有十分之三的内容本乎陆羽的《茶经》，继后的论水专家吴兴徐伯臣所著的《水品》，十分之三的内容又来自《煮泉小品》。既然先有《煮泉小品》，后有《水品》，就不能说是田艺蘅的《煮泉小品》“未能标异于《水品》”哉！如赵观“叙”中所言:

予唯赞皇公之鉴水，竟陵子之品茶，耽以成癖，罕有俪者。洎丁公言《茶图》，颛论采造而未备；蔡君谟《茶录》，详于烹试而弗精；刘伯刍、李季卿论水之宜茶者，则又互有同异；与陆鸿渐相背驰，甚可疑笑。近云间徐伯臣氏作《水品》，茶复略矣。

赵观品评辨水名家李德裕(赞皇公)、陆羽(竟陵子)、丁谓(尊称丁公)、蔡襄(蔡君谟)、刘伯刍、李季卿、徐伯臣等人，他的评点是客观的，论水并没有做到尽善尽美。而“田子艺”(田艺蘅)“夙厌尘嚣”，无心于政治，无异于世俗之事，“历览名胜”、“穷搜遐讨”，钟情于“泉”与“茶”，非一般“膏粱纨袴”子弟。于是著《煮泉小品》“与漱流枕石者商焉”。田艺蘅何等样人，能当此重任？赵观评价田艺蘅“兼昔人之所长，得川原之隽味。其器宏以深，其思冲以淡，其才清以越”，他与“泉茗相浑化”融为一体，一“洗尘嚣”，这样的高洁之士著书，当然会写出一部“泉茗之信史”。

晚明小品表现的多是小人物或大人物失意时生存状态，他们的生活、思想、心态、情趣，常描写的题材无关宏旨，非经国大事，花鸟鱼虫、茶酒蔬果、琴棋书画、山水园林、佛道哲理以及清谈雅集、人生感慨之类。

晚明时期，茶早已成为士大夫的清雅之物、清玩之物。田艺蘅的经历表明他热心此道是极其自然的事。他选择小品这种自由轻松的文体表现自然、悠然、风雅、清逸的“苦茗”和“清泉白石”，表现茶事水韵中的“乐感文化”，茶、水与人相互映衬又相互融合，两相称矣！不过他讨论的侧重点是“清泉白石”而非“苦茗”。

田艺蘅《煮泉小品》的“引”是绝妙好文，文曰:

昔我田隐翁，尝自委曰“泉石膏肓”。噫，夫以膏肓之病，固神医之所不治者也；而在于泉石，则其病亦甚奇矣。余少患此病，心已忘之，而人皆咎余之不治。然遍检方书，苦无对病之药。偶居山中，遇淡若叟，向余曰:“此病固无恙也，子欲治之，即当煮清泉白石，加以苦茗，服之久久，虽辟谷可也，又何患于膏肓之病邪。”余敬顿首受之，遂依法调饮，自觉其效日著。因广其意，条辑成编，以付司鼎山童，俾遇有同病之客来，便遂荐之。若有如煎金玉汤者来，慎弗出之，以取彼之鄙笑。时嘉靖甲寅秋孟中元日钱塘田艺蘅序。

作者是个隐者，病入膏肓，病亦甚奇，神医不治，害的什么病呢？“泉石膏肓”也！“淡若叟”(“淡”是茶的至味)授方曰“煮清泉白石，加以苦茗”，——清泉、白石、苦茗、辟谷、隐翁、淡若叟、司鼎山童一组意象，组成了田艺蘅的“隐士茶境”，以快乐闲适为基调，呈现率真自然之情和悠然闲适、轻松安闲、风雅清逸的生活情趣。若从宗教文化的角度观照，其中包含着道教和禅宗的文化因子。

书后有余杭蒋灼题写的《跋》，文曰:

子艺作泉品，品天下之泉也。予问之曰:“尽乎？”子艺曰:“未也。夫泉之名，有甘、有醴、有冷、有温、有廉、有让、有君子焉。皆荣也。在广有贪，在柳有愚，在狂国有狂，在安丰军有咄，在日南有淫，虽孔子亦不饮者有盗，皆辱也。”予闻之曰:“有是哉，亦存乎其人尔。天下之泉一也。唯和士饮之则为甘，祥士饮之则为醴，清士饮之则为冷，厚士饮之则为温；饮之于伯夷则为廉，饮之于虞舜则为让，饮之于孔门诸贤则为君子。使泉虽恶，亦不得而污之也。恶乎辱？泉遇伯封可名为贪，遇宋人可名为愚，遇谢奕可名为狂，遇项羽可名为咄，遇郑卫之俗可名为淫，其遇跖也，又不得不名为盗。使泉虽美，亦不得而自濯也，恶乎荣？”子艺曰:“噫！予品泉矣，子将兼品其人乎？”予山中泉数种，请附其语于集，且以贻同志者，毋混饮以吾泉。余杭蒋灼题。

田艺蘅借蒋灼之口进一步深化主题，由自然之泉升华为人文之泉，赋予泉以灵性、人性，泉有了生命活力。普普通通的泉在田艺蘅眼中竟有那么大的区别！有“荣”有“辱”，“荣”者包括甘、醴、冷、温、廉、让、君子七个类别；“辱”者包括贪、愚、狂、咄、淫、盗六个类别。饮茶人也有区别，“荣”者有和士、祥士、清士、厚士，有伯夷、虞舜、孔门诸贤之类的代表人物；“辱”者有伯封、宋人、谢奕、项羽、郑卫、跖等。清者自清，泉虽恶亦不能污之辱之；浊者自浊，泉虽美亦不能濯之荣之。进入物我两忘的境界，泉品和人品不仅可以类比，简直就是一回事。

《煮泉小品》除赵观的“叙”、田艺蘅的“序”和书后蒋灼的跋外，品水正文厘为源泉、石流、清寒、甘香、宜茶、灵水、异泉、江水、井水、叙谈十节。

该书有精到的点评，如“宜茶”一节，评论“茶如佳人”的说法，“此论虽妙，但恐不宜山林间耳。”提及两个著名诗人的著名诗句:“昔苏子瞻诗‘从来佳茗似佳人’，曾茶山诗‘移入尤物众谈夸’。”作者认为“若欲称之山林，当如毛女、麻姑，自然仙风道骨，不浼烟霞可也”。意思是若定要以山林之茶去比拟女人，则唯有毛女、麻姑可做比拟。毛女、麻姑是传说中的两个仙女，仙风道骨，没被世俗污染。世俗美女“必若桃脸柳腰”者，她的最佳去处是请入“销金帐中”遮起来，“无俗我泉石”，以免美人的脂粉气污染了山林之茶。较之雅士苏东坡、曾茶山，田艺蘅的格调更高一个层次。

该书有周详的考据和论证，如“甘香”一节，作者认为“水中有丹者，不唯其味异常，而能延年却疾”。他所说的“丹水”其实就是今之矿泉水，富含于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为了证明丹水“须名山大川诸仙翁修炼之所有之”，列举了葛玄的埋丹井、西湖葛井，用施渔翁者“寿一百六岁”，佐证丹水确有益寿之功。作者患的是“泉石膏肓”病，泉与石必定关系密切。作者认为“泉非石出者必不佳”。援引《楚辞》、皇甫曾、梅尧臣的诗句以证明之。

该书将山与水合在一起讨论，所谓“山厚者泉厚，山奇者泉奇，山清者泉清，山幽者泉幽，皆佳品也”。山有厚、奇、清、幽，水亦有厚、奇、清、幽。凡品则是薄、蠢、浊、喧。真是高人奇谈，不细细揣摩，还真叫人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该书论泉引入《易》理，如“源泉”一节，以阴阳论水，“积阴之气为水”，泉乃水之源，古代的“水”字字形“象众水并流，中有微阳之气也”，也就是说，水是阴中有阳。“山下出泉曰蒙”，蒙卦是《易经》六十四卦之第四卦:“山水蒙(蒙卦)”，解作启蒙奋发。这个卦是异卦(下坎上艮)相叠，艮是山的形象，喻止；坎是水的形象，喻险。卦形为山下有险，仍不停止前进，是为蒙昧，故称蒙卦。但因把握时机，行动切合时宜；因此，具有启蒙和通达的卦象。田艺蘅断卦曰:“蒙，稚也，物稚则天全，水稚则味全。顾鸿渐曰‘山水上’。其曰乳泉石池漫流者，蒙之谓也。其曰瀑涌湍激者，则非蒙矣，故戒人勿食。”“清寒”一节又云:“蒙之象曰果行，井之象曰寒泉。不果则气滞而光不澄，不寒则性燥而味必啬。”从卦象上说明泉必寒的道理。“冰，坚水也，穷谷阴气所聚。不泄则结，而为伏阴也。”用阴阳观比较水与冰的不同。他赞同陆羽关于水的观点，从卦象上说明“山水上”的缘由，又从卦象上说明“瀑涌湍激者戒人勿食”的道理。田艺蘅卦象及阴阳学说的肤浅运用，体现了他和陆羽的传承关系。他们都以中国古典哲学的基本原理作为理论支撑，既言必有据，又增加了本书的思辨色彩。

《煮泉小品》虽非中国第一部论水的著作，编排也太随意而缺乏严谨的逻辑性。内容之全面深刻，持论之平实简洁，行文之雅致飘逸，体裁之准确把握，仍不失为一部中国古代论水佳作。

徐献忠

徐献忠(1469—1545)，字伯臣，号长谷，吴(一作华亭)人。嘉靖四年(1525)举人，授奉化令，有政绩。寻弃官寓居吴兴。著书甚富，有《吴兴掌故集》17卷、《长谷集》15卷、《乐府原》15卷、《金石文》7卷、《六朝声偶》7卷等。

徐献忠以著《水品》名列茶史。本书共约6000字，1554年撰。前后分别有田艺蘅序及蒋灼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

是编皆品煎茶之水。上卷为总论，一曰源，二曰清，三曰流，四曰甘，五曰寒，六曰品，七曰杂说；下卷详记诸水，自上池水至金山寒穴泉。目录列三十四名，而书中多喷雾崖瀑，万县西山包泉，云阳县天师泉，潼川盐亭县飞龙泉，遂宁县灵泉五名，盖目录偶脱。又，麻姑山社功泉，目录在铁筛泉后，而书则居前，亦误倒也。其上卷第六篇中，驳陆羽所品虎丘石水及二瀑水，吴松江水，张又新所品淮水，第七篇中驳羽煮水初沸调以盐味之说，亦自有见。然时有自相矛盾者，如上卷论瀑水不可饮，下卷乃列山气太盛，不可饮。天台桐柏宫水条，又谓涌起如珠，甘冽入品，恐亦一时兴到之言，不必尽为典要也。旧本题曰“水品全帙”，立名殊不可解。考田崇衡(按，当作‘田艺蘅’)下写“全帙”字，传写者误连为书名也。今从旧跋，仍题曰“水品”焉。

无水不足于论茶事，是故名泉，亦为茶事所必须。田艺蘅、徐献忠等辈大做“水”文章，于茶事是颇为切题的，而且便于失意文人借更富文化内涵的“水”指东说西，如政治抱负、哲学思想、人生观照、生命意识、生活情趣等等，也更能体现“晚明小品”的艺术特点。

田艺蘅序中云:“徐伯臣示《水品》，其旨契余者十有三。”《水品》的写作在《煮泉小品》之后，其内容有十分之三来自《煮泉小品》。这说明徐献忠的《水品》吸纳了前人许多论水的资料，加上自己的亲自考察和研究，故有“集各地泉水资料甚富”的评价，这也是该书的价值之所在。

较之田艺蘅的《煮泉小品》，徐献忠的《水品》虽有借鉴乃至重复，但添加了很多自己的考据成果和研究成果，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超过前人。例如:

田艺蘅的《煮泉小品》论“醴泉”云:“醴泉:醴，一宿酒也，泉味甜如酒也。圣王在上，德普天地，刑赏得宜，则醴泉出。食之，令人寿考。”

徐献忠的《水品》论“醴泉”云:“古称醴泉，非常出者。一时和气所发，与甘露、芝草同为瑞应。《礼讳》云:王者，刑杀当罪，赏锡当功，得礼之宜则醴泉出于阙廷。《鹖冠子》曰:圣王子德，上薄太清，下及太宁，中及万灵，则泉醴出。光武中元元年，醴泉出京师。唐文皇贞观初出西域之阴。醴泉食之令人寿考，和气畅达，宜有所然。”

两书在研究问题的方式上和思考问题的角度上没有什么区别，不外乎天人感应那一套，用水事映照人事，有些玄虚。但徐献忠引用的资料更多一些，发挥得更深刻一些。

其他各节皆类似，两书总体风格一致，基本理念没有太大的区别，《水品》可看做《煮泉小品》的补充和完善，以其资料的详尽胜出。但若从茶文化的底蕴、饮茶的风雅考量，徐献忠那就太“形而下”了。

许次纾

许次纾(1549—1604)，字然明，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生平不详，终生布衣。精通笔墨，诗文甚多，可惜大都失传，有传奇《合璧记》。清代文学家厉鹗《东城杂记》载:“许次纾……方伯茗山公之幼子，跛而能文，好蓄奇石，好品泉，又好客，性不善饮……所著诗文甚富，有《小品室》、《荡栉斋》二集，今失传。予曾得其所著《茶疏》一卷……深得茗柯至理与陆羽《茶经》相表里。”

明代茶人许次纾的《茶疏》在中国历代茶书中占有相当地位。该书撰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前有姚绍宪、许世奇二序，后有许次纾自跋。全书共约4700字，分为36则(《四库提要》作39则，《郑堂读书记》作30则)。“疏”为注疏详解之意。涉及范围较广，包括品第茶产、炒制收藏方法、烹茶用器、用水用火及饮茶宜忌等，其中对长兴茶之产制，记载尤详。该书不仅提供了不少重要的茶史资料，对饮茶的理解已触及茶道深层次的问题，与朱权、田艺蘅异曲同工，显示了中国茶道的存在，对今人仍有启发。

许次纾嗜茶成癖，而且与茶友过从甚密，浸润在茶汤中、诗文中和友情中，这种生活状态是他著《茶疏》的驱动力。姚绍宪《茶疏·序》中称许次纾“有嗜茶之癖”，二人之间是“石交”，铁哥们，而且是以茶会友，“每茶期，必命驾造余斋头，汲金沙、玉窦二泉，细啜而探讨品骘之”，姚绍宪“罄生平习试自秘之诀，悉以相授”，但就茶而言，学生比老师更有悟性，姚绍宪不得不佩服“然明得茶理最精”，老师没有落笔，学生却“归而著《茶疏》一帙”。

自称“社弟”的许世奇才甫在《茶疏·引》中说了同样的事:三位铁哥们“日品茶尝水，抵掌道古”，久住僧舍，久品僧家茶，受到僧家茶文化的熏陶，“僧人以春茗相佐，竹炉沸声，时与空山松涛响答，致足乐也”，许次纾被僧家茶所吸引，甚至打算“削发为龙泓僧人”。这位老弟十分佩服许次纾的大作《茶疏》，“余读一过，香生齿颊”倒不为过，说“鸿渐《茶经》，寥寥千古，此流堪为鸿渐益友，吾文词则在汉魏间，鸿渐当北面矣”，则有过分夸张的吹捧之嫌，却又说为饮茶故甘为“鸿渐功匠”。不过，实事求是地讲，许次纾对于茶道的理解确比陆羽稍高一筹。《茶经》侧重科技，对茶文化方面着墨不多也较肤浅，这是事实。

但茶神不佑，朋友去冥冥之中为“鸿渐功匠”去矣，一去三年，姚绍宪“每持茗碗，不能无期牙之感”，许社弟亦“泪淫淫湿枕席也”。姚绍宪梦境中许次纾以《茶疏》见示，“独以清事托之故人”。无独有偶，许社弟也“独以此见梦”。许次纾生前似乎也有过交代，曾在《茶疏》后跋中寄语:“倘有同心，尚箴余之阙，葺而补之，用告成书，甚所望也。”这就是姚绍宪、许世奇助友出版《茶疏》的动因。三位好友因茶而成金石之交，也是一则茶苑佳话。

《茶疏·产茶》罗列诸多名茶，说明其地理条件、产地、品质、制造、功用，较其优劣。例如他说明月茶“韵致清远，滋味甘香，清肺除烦，足称仙品”，钱塘“山勤于用粪，茶虽易茁，气韵反薄”，茶的“韵致”不是那么容易体会的。“阳羡仅有其名，建茶亦非最上，唯有武夷雨前最胜”，三种名茶的品质相去无几，但他能发现细微的差别而将座次排定。一般茶书皆能如此，许次纾的独特之处在于对茶的感悟非一般人所能及。

制法、采摘、采摘、收藏、取用都是很复杂的技术问题，作为文化人的许次纾对技术也不陌生，甚至还有独到的研究。他对制茶古法颇有微词，“一之直至四十万钱”的龙团凤饼，“冰芽先以水浸，已失真味，又和以名香，益夺其气，不知何以能佳”。明代饮茶流行冲泡法，“旋摘旋焙，香色俱全，尤蕴真味”。采摘最佳时间他认为“清明谷雨”“其时适中”。如何炒茶，如何收藏，如何包装，记载甚详，不是行家里手，难能如此。

论茶必论水，《茶疏·择水》说“精茗蕴香，借水而发，无水不可与论茶也”。许次纾对水也有独特的感悟。如他说金山顶上井水“漓薄”，惠泉“甘鲜膏腴”，还有“味咸甘洌”、“苦浊不堪”之类的评价，特别是黄河水，“始忧其浊，舟人以法澄过”、“澄之既净，香味自发”，“不下惠泉”，这样的评价大大地出人意料，只有唐代的白居易用混浊的渭河水煮茶，发过如此高论。

明初朱权时代只是在宋代的末茶点法基础上稍加改进，至许次纾时代已完完全全采用新式的叶茶冲泡法，或谓之“瀹茶法”。

明人讲究洗茶，这是瀹茶的前奏。许次纾《茶疏·洗茶》云:“烹时不洗沙土，最能败茶。”他洗茶的方式是:“必先盥手令洁，次用半沸水，扇扬稍和，洗之。水不沸则水气不尽，反能败茶。毋得过劳以损其力。沙土既去，急于手中挤令极干，另以深口瓷盒贮之，抖散待用。”他强调洗茶必先用半开的水洗手，洗茶的水则必须是沸腾的水，否则反败茶味。他还强调洗茶要亲自动手，“洗必躬亲，非可摄代。凡汤之冷热，茶之燥湿，缓急之节，顿置之宜，以意消息，他人未必解事”。看来洗茶是烹点前的一道重要工序，发端于明代的功夫茶就将洗茶列入重要的环节，并有专门的“茶洗”来完成这道工序。(www.xing528.com)

《茶疏·烹点》叙述瀹茶的过程是:“先握茶手中，俟汤既入壶，随手投茶汤，以盖覆定。三呼吸时，次满倾盂内，重投壶内，用以动荡香韵，兼色不沉滞。更三呼吸顷，以定其浮薄。然后泻以供客。”用的是洗过的叶茶，壶泡杯(或盏)饮。因为条形松展、比重轻，不易沉入茶汤中，故采用“中投法”。今之“中投法”是:沸水冲入杯中约三分之一容量后再放入茶叶，浸泡一定时间后(所谓“三呼吸”，大约五六秒钟)再冲满水。瀹茶法得茶之真香真味真韵，“乳嫩清滑，馥郁鼻端。病可令起，疲可令爽，吟坛发其逸思，谈席涤其玄衿。”其效果非煎茶法、点茶法可比。

许次纾《茶疏》的最大价值在其“形而上”而非“形而下”。

他推崇小壶饮法，茶注欲小。《茶疏·饮啜》形象地说:“一壶之茶，只堪再巡。初巡鲜美，再则甘醇，三巡意欲尽矣。余尝与冯开之戏论茶候，以初巡为停停袅袅十三余，再巡为碧玉破瓜年，三巡以来，绿叶成荫矣。”与苏东坡“佳茗似佳人”的比喻更为确切生动，这就不单单是说壶了，文人的色心穿帮了，——当然，他的前辈茶人田艺蘅是反对的，认为有损茶的清名。

饮茶是林下生活，故应重视品饮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的环境。“茶所”须“高燥明爽”。雅士茶人“不宜用”恶水、敝器、粗童、恶婢等，“不宜近”阴室、厨房、市喧、小儿啼、野性人、童奴相哄、酷热斋舍等，应当接近的“良友”是清风明月、纸帐楮衾、竹床石枕、名花琪树等。

他重视茶友的选择，《茶疏·论客》云:“宾朋杂沓，止堪交错觥筹；乍会泛交，仅须常品酬酢。唯素心同调，彼此畅适，清言雄辩，脱略形骸，始可呼童篝之火，酌水点汤。”在他眼中，茶友高于酒友，饮茶高于饮酒，茶友要文雅高尚，彼此志同道合，谈得来，放得开。若非“素心同调”，那就“交错觥筹”，而不是“呼童篝火，酌水点汤”了。

可以看出，许次纾追求的是品茗艺术，研究的是雅士品茗的方式、方法和理念，着力打造的是雅士茶道。他既讲究饮茶的方法，又追求环境的和谐，体现““天人合一”的美学意识。他特别强调的是品茶的心态、时机、地点、茶友乃至天气情况等方面。他在追求茶艺的简约化的同时，努力寻求茶文化精神与自然的契合，使普通的饮茶提升到品饮艺术和审美情趣。《茶疏》一方面反映了明代文化人的隽思妙想，智慧的闪光，同时也留下一些问题让人思考:晚明时期的茶文化，唐代茶人的以茶雅志渐渐淡化，更多地在追求物趣，热衷于在茶中玩风赏月，格调纤弱渐渐远离陆羽的茶道精神。

张　岱

张岱(1597—1679年)，字宗子，又字石公，号陶庵，别号蝶庵居士，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侨寓杭州。明末清初著名散文大家、史学家。著作甚多，《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为其代表作。

张岱是明清之交最杰出的茶道专家，这一历史地位的奠定与他的出身、经历、个性和学养有莫大关系。他出身仕宦家庭，早年衣食无忧，晚年穷困潦倒，避居山中。性好山水，早年曾漫游苏、浙、鲁、皖等省。一生落拓不羁，淡泊功名。明亡后披发入山，安贫著书。其《自为墓志铭》云:“少为纨袴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师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张岱所为并非“皆成梦幻”，如一生“茶淫”的结果赢得了明末清初杰出茶道专家的美誉。

张岱精于鉴茶，长于辨水，深悟茶理，善写茶文，明鉴茶具，介绍茶馆，并曾创制名茶，置身茶苑颇多建树。

张岱有《陶庵梦忆·闵老子茶》一文，记载他拜访老茶人闵汶水的经过，过程十分有趣，文曰:

周墨农向余道闵汶水茶不置口。戊寅九月至留都，抵岸，即访闵汶水于桃叶渡。日晡，汶水他出，迟其归，乃婆娑一老。方叙话，遽起曰:“杖忘某所。”又去。余曰:“今日岂可空去。”迟之又久，汶水返，更定矣。睨余曰:“客尚在耶！客在奚为者？”余曰:“慕汶老久矣，今日不畅饮汶老茶，决不去！”汶水喜，自起当炉。茶旋煮，急如风雨。导至一室，明窗净几，荆溪壶、成宣窑瓷瓯十余种，皆精绝。灯下视茶色，与瓷瓯无别，而香气逼人。余叫绝。余问汶水曰:“此茶何产？”汶水曰:“阆苑茶也。”余再啜之曰:“莫绐余，是阆苑制法，而味不似。”汶水匿笑曰:“客知是何产？”余再啜之曰:“何其似罗岕甚也？”汶水吐舌曰:“奇！奇！”余问:“水何水？”曰:“惠泉。”余又曰:“莫绐余！惠泉走千里，水劳而圭角不动，何也？”汶水曰:“不复敢隐。真取惠水，必淘井，静夜候新泉至，旋汲之。山石磊磊藉瓮底，舟非风则勿行，故水不生磊，即寻常惠水，犹逊一头地，况他水耶？”又吐舌曰:“奇！奇！”言未毕，汶水去。少顷，持一壶满斟余曰:“客啜此！”余曰:“香朴烈，味甚浑厚，此春茶耶！向瀹者的是秋采。”汶水大笑曰:“予年七十，精赏鉴者无客比。”遂定交。

张岱慕名拜访煎茶高手闵汶水，闵老煮茶的娴熟技巧、茶室的布置、茶具的精绝让张岱大开眼界。于是闵老三难张岱:闵老说此茶是“阆苑”，张岱断定为“罗岕”；闵老说此水是惠泉，张岱说“不”；闵老斟茶给张岱品尝，张岱竟能分辨出是“春茶”抑或“秋采”。张岱识茶辨水的能力让老茶人闵汶水惊讶不已，称张岱“神之又神”，精于赏鉴无人可比，从此和张岱结成茶友。

张岱视品茶为最大乐趣，在他的心目中，茶的重要性在柴米油盐酱醋之上。张岱《斗茶檄》中说:“八功德水，无过甘滑香洁清凉；七家常事，不管柴米油盐酱醋。”他高看茶在人生中的重要性及其文化品位，认为“一日何可少此，子猷竹庶可齐名；七碗吃不得了，卢仝茶不算知味”。正因为如此，他陶醉于茶，“一壶挥尘，用畅清淡；半榻焚香，共期白醉。”他广交茶友，视为同道，相处甚得，“非大风雨，非至不得已事，必日至其家，啜茗焚香，剧谈谑笑”。他欣赏优雅的饮茶生活，如他的名作《西湖七月半》中所记述的:“小船轻晃，净几暖炉，茶铛旋煮，素瓷静递，好友佳人，邀月同坐……”张岱八十高寿，八斗之才，这与他一生的饮茶生活有很大关系。

张岱的家乡山阴会稽山日铸岭出产“日铸雪芽”，在宋朝已是贡品。有“两浙之茶，日铸第一”的美誉。但后来安徽休宁松萝茶名声大噪，盖过日铸。张岱认为松萝茶之精妙主要在制法，于是他着手改造家乡茶，研制新品种，“募歙人入日铸。杓法、掏法、挪法、撒法、扇法、炒法、焙法、藏法，一如松萝。”同时从有水、用火、用器几个方面改进冲泡技术，他说:“他泉瀹之，香气不出，煮禊泉，投以小罐，则香太浓郁。杂入茉莉，再三较量，用敞口瓷瓯淡放之，候其冷。以旋滚汤冲泻之，色如竹箨方解，绿粉初匀；又如山窗初曙，透纸黎光。取清妃白，倾向素瓷，真如百茎素兰同雪涛并泻也。”新茶新工艺，面貌一新，“雪芽得其色矣，未得其气，余戏呼之兰雪”(《陶庵梦忆·雪兰茶》)。四五年之后，兰雪茶在茶市走俏，为广大茶人所接受。这就是张岱“兰雪茶”及其冲泡技术的研制过程和结果。

前面提及张岱的《斗茶檄》，是为绍兴一家茶馆所作。这家茶馆煮水烹茶尤其考究:“泉实玉带，茶实兰雪。汤以旋煮，无老汤；器以时涤，无秽器。其火候汤候，亦时有天合之者。”张岱对这家茶馆特别喜爱，并亲为其取馆名“露兄”，是承米芾“茶甘露有兄”之意。《斗茶檄》云:“水淫茶癖，爰有古风；瑞草雪芽，素称越绝。特以烹煮非法，向来葛灶生尘；更兼赏鉴无人，致使羽经积蠹。迩者择有胜地，复举汤盟水符；递自玉泉，茗战争来兰雪。”

禊泉是绍兴名泉，一度湮没无闻。张岱重新发现并积极鼓吹，禊泉重显威名。他在《陶庵梦忆·禊泉》一文云:

甲寅夏，过斑竹庵，取水啜之，粼粼有圭角。异之。走看其色，如秋月霜空，噀天为白，又如轻岚出岫，缭松迷石，淡淡欲散。余仓卒见井口有字画，用帚刷之，禊泉字出，书法大似右军。益异之。试茶，茶香发。新汲少有石腥，宿三日，气方尽。辨禊泉者无他法，取水入口，第挢舌舐腭，过颊即空，若无水可咽者，是为禊泉。好事者信之，汲日至，或取以酿酒，或开禊泉茶馆，或瓮而卖，及馈送有司。董方伯守越，饮其水，甘之，恐不给，封锁禊泉，禊泉名日益重。

此文记述了禊泉的发现经过，总结了禊泉水质的特点。辨识禊泉的诀窍讲得很专业:“辨禊泉者无他法，取水入口，第挢舌舐腭，过颊即空，若无水可咽者，是为禊泉。”

张岱还是玩壶高手。其弟山民获得一壶，款式高古，把玩一年，得一壶铭:“沐日浴月也其色泽，哥窑汉玉也其呼吸，青山白云也其饮食。”还有一只宣窑茶碗，张岱有铭曰:“秋月初，翠梧下；出素瓷，传静夜。”另有一把紫砂壶，未镌制作者印，张岱确认出于龚春之手，特作壶铭:“古来名画，多不落款。此壶望而知为龚春也，使大彬骨认，敢也不敢？”龚春即供春，明代正德年间的制壶大师，他所制作的供春壶名满天下。大彬即时大彬，与李仲芳、徐友泉并称明代制壶三大妙手。张岱《陶庵梦忆》中说:“宜兴罐以龚春为上，一砂罐，直跻商彝周鼎之列而毫无愧色。”

张岱不仅嗜茶，而且识茶，从饮茶到品茶，从评茶到创制新茶，从辨水到鉴壶，从泡茶馆到著茶文，无一不精。如此痴迷，如此精通，古今能有几人？

周高起

周高起(？—1654)，字伯高，江阴(今属江苏人)。邑诸生，博闻强识，工古文词。清兵至时，不屈而死。撰有《读书志》、《阳羡茗壶系》、《洞山岕茶系》等。

周高起以《阳羡茗壶系》、《洞山岕茶系》两书奠定了他在茶史中的地位。

《洞山岕茶系》系古代地域性的茶书，虽研究范围狭窄，但细致深入，对于茶学研究者至今仍具有参考价值。

洞山，处于江苏宜兴和浙江长兴交界处。岕，是指介于两峰之间较平坦的地方。洞山茶是阳羡茶的一种，亦名罗岕茶，因产于洞山而得名。

《洞山岕茶系》是研究洞山茶的专文。此书共约1500多字。撰于崇祯十三年(1640)，内容分纳贡、茶品、生产三部分。

首先叙述洞山茶纳贡的经过、修贡的情形及贡茶扰民之苦。“唐李栖筠守常州日，山僧进阳羡茶，陆羽品为芬芳冠世，产可供上方。”李栖筠、山僧、陆羽与此有关。“阴岭茶未吐，使者牒已频”、“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安知百万亿苍生。命坠颠崖受辛苦”，贡茶扰民之苦也是陆羽所始料未及。当然，作者只是客观地叙述事实，对贡茶的始作俑者并无褒贬。

次记茶品。品类分为一、二、三品及等外的“不入品”。对一、二品岕茶评价甚高，如描述第一品茶“汤色柔白如玉露，味甘，芳香藏味中，空濛深永”，第二品茶“香幽色白，味冷隽”、“清如孤竹，和如柳下”，非深爱此茶并反复体验难以描述得如此真切细腻。

第三部分讲岕茶的生产，内容涉及岕茶的产地、制作、采焙、烹饮等。

周高起的《阳羡茗壶系》是研究宜兴紫砂茶的重要著作。

该书除序言外，分为创始、正始、大家、名家、雅流、神品、别派七章。以品系人，列制壶家及其风格品鉴，并论及泥品和品茗用壶之宜。后附有周伯高诗二首，林茂之、俞仲茅诗各一首。

周高起在序中言茗壶发展情况。壶在明代出现不是偶然的，其发展契机源于“茶至明代，不复碾屑和香药制团饼”，他说得很对，这是关键之所在。为什么出现“壶黜银锡及闽豫瓷，而尚宜兴陶”呢？备受追捧的原因是宜兴陶“以本山土砂能发真茶之色香味”。宜兴陶成为时尚就刺激了名家名壶的诞生，甚至于“名手所作，一壶重不数两，价重每一二十金，能使土与黄金争价”。序文简短但切中肯綮，道出了历史的真实，发出“世日趋华”的感叹也算是有先见之明。

在论茶史时曾经肯定佛教和僧人对中国茶文化所作的巨大贡献，不仅如此，宜兴陶的发明也是僧人的功劳。《阳羡茗壶系·创始》客观地记载了发明经过:“金沙寺僧，久而逸其名矣。闻之陶家云，僧闲静有致，习与陶缸瓮者处。抟其细土，加以澄炼，捏筑为胎，规而圆之，刳使中空，踵傅口、柄、盖、的，附陶穴烧成，人遂传用。”多少制壶名家腰缠万贯，实在应当感谢那个无名英雄——金沙寺僧。

正文七章分述名家、流派、陶土、使用几个方面。

作者为后世人留下了一个个闪光的名字:供春、董翰、赵梁、玄锡、时朋、李茂林、时大彬、李仲芳、徐友泉、欧正春等30余人，他们为中国宜兴壶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引陶肆谣曰:“壶家妙手称三大，谓时大彬、李大仲芳、徐大友泉也。予为转一语曰:明代良陶让一时，独尊大彬，固自匪佞。”时大彬、李仲芳、徐友泉是为社会认同的三个陶艺家，周高起“独尊大彬”，列为“大家”唯一一人，书中说:“时大彬，号少山。或陶土，或杂砜砂土，诸款具足，诸土色亦具足，不务妍媚，而朴雅紧栗，妙不可思。初自仿供春得手，喜作大壶。后游娄东闻陈眉公与琅琊太原诸公品茶施茶之论，乃作小壶，几案有一具，生人闲远之思，前后诸名家，并不能及。前于陶人标大雅之遗，擅空群之目矣。”评论时大彬的长处是壶的款式多、土色足，朴素雅致，在同文人雅士的品茶中受到启发着力开发小壶，为明代的小壶泡茶法提供了精致的茶具，为茶人们所青睐。

宜兴壶制作的特点是使用宜兴陶土，周高起的《阳羡茗壶系》记载了一则颇为有趣的传说:“相传壶土初出用时，先有异僧经行村落，日呼曰:‘卖富贵。’土人群嗤之。僧曰:‘贵不要买，买富何如？’因引村叟，指山中产土之穴去。及发之，果备五色，烂若披锦。”作品列举几种宜陶之土并详述产地。

壶是泡茶用的，如何为适应叶茶冲泡改进壶的制作以及如何正确使用宜兴壶冲泡叶茶，也是大家十分关心的问题。《阳羡茗壶系》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如根据明代叶茶冲泡的要求，壶的制作“宜小不宜大，宜浅不宜深，壶盖宜盎不宜砥”；好壶“质地紧洁”所以“注茶越宿暑月不馊”；壶为“书房雅供”，“油光烁烁”为贱相，而应“宝其旧色”，如此等等，懂得这些知识和经验，就可提高对宜兴壶的艺术鉴赏力。

《阳羡茗壶系》是自唐至明数百年间唯一的一本关于茶具、茶器的专书，对茶具的创始、发展、源流作了详细的介绍说明，为研究中国茶具发展史提供了许多重要历史资料。

陆廷灿

陆廷灿，字扶照，又字秩昭，自号幔亭，出生于江苏嘉定(今上海市嘉定区南翔镇)的一个好德乐施之家。以诸生贡例选宿松教谕，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授知崇安县(1989年改置武夷山市)，任职六年。陆为官洁身爱民，颇有廉政声名。撰有《续茶经》3卷、《艺菊志》8卷、《南村随笔》6卷等。

陆廷灿为什么要续《茶经》呢？他在《续茶经·凡例》中说:“《茶经》著自桑苎翁(陆羽之号)，迄今千有余载，不独制作各殊，而烹饮迥异，即出产之处亦多不同。”而他又生活在古老的武夷茶区，得以亲近茶事。《续茶经·序》曰:“盖君素嗜茶，令崇安时，武夷隶其县治，仙山贡品，甲于寓内。君居官廉，政暇时间及茶事，于采摘、蒸焙、试汤、候火之法，益得其精。”在知崇安县六年期间，遍览前人有关武夷茶的诗文，加深了对茶的认知，培养了对茶的感情。所作《武夷茶》诗云:“桑苧家传旧有经，弹琴喜傍武夷君。”他说他是陆羽的后代，续写《茶经》就义不容辞了！

“性嗜茶”的陆廷灿，在“承乏崇安”期间，他“究悉源流，每以茶事下询”，同时“查阅诸书，于武夷之外每多见闻”。六年后，知县任满，放弃了升迁的机会，借以“多病家居”，得有闲暇“翻阅旧稿”，将《续茶经》编就，刊印于世。

《续茶经》撰于雍正十二年(1734)，四库全书著录。全书分正文三卷、附录一卷，约七万字。书前有雍正乙卯黄叔琳序及廷灿作的凡例。陆羽《茶经》另列卷首。其目次也依照《茶经》，分为十目。上卷续《茶经》的一之源、二之具、三之造。中卷续《茶经》的四之器。下卷又分上中下，卷下之上续《茶经》的五之煮、六之饮；卷下之中续《茶经》的七之事、八之出；卷下之下续《茶经》的九之略、十之图。另以历代茶法作为附录。

南宋另外一个姓陆的人，就是著名爱国诗人陆游，他也有过相同的计划。他有诗云:“遥遥桑苎家风在，重补《茶经》又一篇”、“汗青未绝《茶经》笔”等，但终未如愿。陆廷灿饱读诗书，脱俗高雅，日啜苦茗，意甚乐之，经过努力，终于完成了“续茶经之举”，幸甚！幸甚！

客观地说，《续茶经》非原创，而是以资料的辑录取胜。陆廷灿干的是学术研究的一项基础工作，但干得很出色。从采摭材料到撰录成册，前后不少于17年的时间，前人茶书中主要资料皆按目摘要录入，并有些方面作了修正补充。是继陆羽《茶经》之后，资料最丰富最系统的茶书。清代的《四库全书》收录了此著，并予以很高评价:“自唐以来阅数百载，凡茶之产地，制茶之法，业已历代不同，即烹煮器具亦古今多异，故陆羽所述，其书虽古其法多不可行于今，廷灿一一订定补辑，颇切实用。”该书众采博引，内容丰富，保存了大量的稀见的茶文化史料，因而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不愧为一部研究中国茶业的珍贵文献。

乾　隆

乾隆(1711—1799)，即清高宗乾隆爱新觉罗·弘历，是雍正帝第四子。乾隆在位共60年(1735—1795)，在位时间长，而且也是寿命最长的皇帝。治国有方，是“康乾盛世”的主要开创者。晚年，自号十全老人，陶醉于文治武功。酷爱书法。

乾隆皇帝爱茶一生，甚至晚年退位后仍嗜茶如命，在北海镜清斋内专设“焙茶坞”。乾隆六十年(1795)，84岁的乾隆帝决定次年让位给五子颙琰(即后来的嘉庆)。一位老臣不无惋惜地劝谏道:“国不可一日无君啊！”乾隆帝却端起御案上的一杯茶说:“君不可一日无茶也！”嘉庆四年(1799)卒，享年88岁，如此高寿与嗜茶养性不无关系。

民间流传着很多关于乾隆与茶的故事。传说乾隆皇帝六次南巡，曾四到西湖茶区。在龙井狮子峰胡公庙前饮龙井茶时，赞赏茶叶香清味醇，一时高兴，敕封了当地龙井胡公庙旁的18棵茶树为“御茶”，要求年年贡奉。“御茶”遗址尚存。在湖南品尝洞庭湖名茶“君山银针”后，即御封贡茶，令当地每年进贡18斤。在福建崇安品尝乌龙茶“大红袍”，初嫌其名不雅，知其由来后欣然为之题匾。在福建安溪品尝乌龙茶后，又御题赐名为“铁观音”。乾隆帝在苏州微服私访，走进一家茶馆喝茶，自斟自饮且不说，还一时忘了帝王之尊为侍从斟茶。侍从见状不知所措，下跪接茶怕暴露了皇上身份，不跪吧又违反了宫中礼节。这时，一位侍从脑瓜灵活，曲着中指和食指，在桌上轻叩几下，暗示奴才向皇上下跪请安。乾隆醒过神来，龙颜大悦。从此这个动作就成为“表示谢意”的特殊茶礼流传开起来，至今不废。乾隆与茶的故事题材广泛，涉及种茶、饮茶、取水、茶名、茶诗等等方面，足见乾隆涉足茶事不是一般的爱好，而已深深陶醉其中。

乾隆不但善于鉴赏茶叶的优劣，而且对饮茶的茶具也很有研究。他十分欣赏江苏宜兴的朱砂茶壶，赐名为“世上茶具之首”。

唐代张又新著《煎茶水记》，挑起一场历时千年之久的名泉之争，这桩“品水公案”直到清代，才由乾隆皇帝用“称水法”一锤定音。据徐珂《清稗类钞》等文献记载，乾隆帝曾特制了一银斗，专以用来衡量各地泉水的轻重，品较天下名水名泉的优劣。衡量的结果是京师(即北京)玉泉山之水每斗重一两，塞上伊逊之水(伊逊河即古索头河，一名伊松河，在河北承德避暑山庄一带)也是每斗重一两，济南的珍珠泉重一两二厘，镇江金山泉重一两三厘，无锡惠山泉和杭州虎跑泉都是重一两四厘，等等。按照水以轻为贵的准则，乾隆帝认北京玉泉水为“天下第一泉”，镇江泠泉为“天下第二泉”，无锡惠泉为“天下第三泉”，并御制《玉泉山天下第一泉记》，讲述了品泉过程。从此，乾隆帝爱上了玉泉水，巡游必载，还研究出一种“以水洗水”的办法避免色味有变。

乾隆帝所作《荷露煮茗》诗前一段小序云:“水以轻为贵。……轻于玉泉者唯雪水及荷露。”乾隆帝除了玉泉水之外，又常在夏秋之际选取荷露以作烹茶之水，其劳民伤财可想而知。

乾隆效法唐代清明茶宴，首倡在重华宫举行的茶宴。据徐珂《清稗类钞》记载:乾隆中，元旦后三日，钦点王公大臣之能诗者，宴会于重华宫，演剧赐茶，命仿柏梁体联句，以记其盛，复当席御诗二章，命诸臣和之，岁以为常。宴会上的茶是用松子，梅花瓣和佛手片加雪水烹制而成，名为“三清茶”。乾隆写《三清茶诗》以记其事。他还规定，凡举行宴会，必须茶在酒前。

乾隆爱写茶诗，而且茶诗很多。驾临西湖茶区，每次都有茶诗新作。乾隆十六年作《观采茶作歌》诗云:乾隆十六年(1752)南巡到杭州，在天竺观看了茶叶采制的过程，颇有感受，写了《观采茶作歌》。其中有“地炉微火徐徐添，乾釜柔风旋旋炒。慢炒细焙有次第，辛苦功夫殊不少”的诗句；乾隆二十二年作《观采茶作歌》，其中有“前日采茶我不喜，率缘供览官经理。今日采茶我爱观，关民生计勤自然”的诗句，觉其种茶、采茶、制茶不易，茶农艰辛，也算是良心的发现。从技术角度看，乾隆是“内行看门道”，不仅懂得烹茶、饮茶，对于茶的种、采、制、藏都不陌生，甚至可以说是行家里手。

曹雪芹

曹雪芹(约1715—约1763)，清代小说家。名霑，字梦阮，雪芹是其号，又号芹圃、芹溪。祖籍河北丰润(一说辽阳，一说沈阳，一说铁岭)，先世原是汉族，后为满洲正白旗“包衣”人(“包衣”系满语音译，意思是家奴)。曹雪芹自幼就在“秦淮风月”之地的“繁华”生活中长大，雍正初年曹家遭受一系列打击，家产抄没，从此一蹶不振。曹雪芹贫困如洗，晚年移居北京西郊，生活更加穷苦，“满径蓬蒿”，“举家食粥”。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呕心沥血，终于完成了誉为中国四大传奇之一的《红楼梦》的写作和修订工作，成为名垂青史的古代小说家。

曹雪芹虽为小说家，但其《红楼梦》一书茶味甚浓，涉及清代茶文化的方方面面，他对茶事的了解不逊于当时闻名遐迩的茶学家。他用如椽巨笔记载了清代茶事，并对饮茶文化的内涵不仅忠实记录，还有所提升。曹雪芹是清代优秀茶星当无疑义。这位小说家的鼎鼎大名理应载入中国茶史而流芳百世。

前朝茶人有以茶命名的爱好，如唐代的刘贡父他在长安做官，回京都后就和一个名字叫“茶娇”的妓女好上了。无独有偶，《红楼梦》主人公贾宝玉身边就有一个刁钻古怪的小厮，在小说第九回称“茗烟”，第二十四回改为“焙茗”。“茗”就是“茶”，“茗烟”者茶烟袅袅也，“焙茗”者烘烤茶芽也。宝玉身边五个小厮，一曰焙茗、二曰引泉、三曰扫花、四曰挑云、五曰伴鹤。烹茶当然要“引泉”，花、云、鹤又构成了饮茶的雅境。主人公是个雅人，曹雪芹将他置于优雅的茶境中，方便于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曹雪芹对于清代名茶十分熟悉。一位佚名的《红楼梦》研究者作过统计:《红楼梦》全书中有273处写到茶名，大观园里的人们各有所好，贾母不喜吃“六安茶”，妙玉特备“老君眉”，怡红院常备“普洱茶”(女儿茶)，茜雪端上来“枫露茶”，黛玉房中有“龙井茶”，还有暹罗国(泰国的古称)进贡的“暹罗茶”等，绿茶、花茶、红茶皆有。茶不仅喝，还派作他用，如有什么“漱口茶”、“茶泡饭”等。

《红楼梦》里的贾母绝对是个贵族茶人。小说第四十一回“品茶栊翠庵”，贾母道:“我不吃六安茶。”六安茶产于安徽省六安县霍山地区，茶香醇厚，与西湖龙井同属天下名茶，成为珍贵的贡品。明人屠隆《考槃余事》中曾列出最为当时人称道的茶有六品，六安茶乃其一。贾母道其原因:“我们才都吃了酒肉。”酒肉油腻太重，六安茶是绿茶，绿茶性寒，酒肉下肚立即喝绿茶不利消化，易停食、闹肚子。妙玉在旁说:“知道。这是老君眉。”老君眉属于发酵的红茶，性温热，有助于消化脂肪。贾母、妙玉是饮茶高手，深知茶性，那是因为曹雪芹是饮茶高手，深知茶性。

大观园中的妙玉是贵族茶文化和佛教茶文化的代表人物。

《红楼梦》中写到煎茶用水的情节，小说第四十一回有一段文字:“贾母接了，因又问是什么水。妙玉笑回:‘是旧年蠲的雨水。’贾母便吃了半盏，便笑着递与姥姥说:‘你尝尝这个茶。’刘姥姥便一口吃尽，笑道:‘好是好，就是淡些，再熬浓些更好了。’贾母众人都笑起来。”全书好几处提到“雨水煎茶”。还有一段文字写“雪水煎茶”，第四十一回有妙玉论茶道最精彩的一段文字:

……妙玉执壶，只向海内斟了约一杯。宝玉细细吃了，果觉轻浮无比……黛玉因问:“这也是旧年蠲的雨水？”妙玉冷笑道:“你这么个人，竟是大俗人，连水也尝不出来。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着，收的梅花上的雪，共得了那一鬼脸青的花瓮一瓮，总舍不得吃，埋在地下，今天夏天才开了。我只吃过一回，这是第二回了。你怎么尝不出来？隔年蠲的雨水哪有这样轻浮，如何吃得。”

第二十三回中也有“却喜侍儿知试茗，扫将新雪及时烹”的诗句。

妙玉懂茶性懂水性也懂茶具，对于茶、水、器的了解远远超过一般人。贾府有专用茶房，常使用的茶具有茶炉、茶壶、茶碗、盖钟、茶盏、茶筅、茶盘、茶盂、茶格子、茶奁等。这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茶具。妙玉用水刁钻，用器也古怪。《红楼梦》第四十一回“贾宝玉品茶栊翠庵”中有个细节:妙玉给贾母吃茶用的杯子是“成化五彩小盖盅”，贾母吃了半盏，剩下的给了刘姥姥，刘姥姥接过一口吃净，只因刘姥姥用了这杯子，妙玉就不要了。妙玉不要的五彩小盖盅是“成化杯”，此物极不寻常。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记载:“顷来京师，则成窑酒杯，每对博银百金，予为吐舌不能下。”清人程哲的《蓉槎蠡》中记叙说:“神宗时尚食，御前成杯一双已值钱十万。”如此昂贵的“成化斗彩”，大观园的贵族小姐妙玉仅仅因为刘姥姥用过，竟弃如敝屣。还有一段文字，《红楼梦》第四十一回“品茶栊翠庵”写道:

又见妙玉另拿出两只杯来。一个旁边有一耳，杯上镌着“瓟斝”三个隶字，后有一行小真字是“晋王恺珍玩”，又有“宋元丰年四月眉山苏轼见于秘府”一行小字。妙玉便斟了一斝，递与宝钗。那一只形似钵而小，也有三个垂珠篆字，镌着“点犀”。妙玉斟了一与黛玉，仍将前番自己常日吃茶的那只绿玉斗来斟与宝玉。宝玉笑道:“常言‘世法平等’，他两个就用那样古玩奇珍，我就是个俗器了。”妙玉道:“这是俗器？不是我说狂话，只怕你们家里未必的找出这么一个俗器来呢。”宝玉笑道:“俗话说‘随乡入乡’，到了你这里，自然把那金玉珠宝一概贬为俗器了。”妙玉听如此说，十分欢喜，遂又寻出一只九曲十环一百二十节蟠虬整雕竹根的大盒出来，笑道:“就剩了这一个，你可吃的这一海？”“瓟斝”、“点犀”就已够古怪了，又弄出一个什么“九曲十环一百二十节蟠虬整雕竹根的大盒”来。妙玉由竹根大盒说到饮茶上来，说:“岂不闻‘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饮牛饮骡了。’你吃这一海便成什么？”

妙玉的茶具不俗，她的饮茶高论也不是大观园里一班太太小姐们所能企及的，真个是曲高和寡。探其文化底蕴，妙玉长期经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出家后又接受了佛教文化的影响，见之于饮茶就是贵族气和禅意杂糅一体，洗尽铅华也褪尽了女儿国里的脂粉气。与其说妙玉高明，不如说作者曹雪芹高明。正因为他对茶道的感悟很深，所以对贾母的贵族茶道、妙玉的贵族茶道和禅宗茶道以及刘姥姥的世俗茶道，表达得很到位。

小说中写饮茶的场面很多，涉及许多清代茶俗，《红楼梦》第十三回秦可卿夭逝，王熙凤分派宁府男女仆役“在灵前上香添油，挂幔守灵，供饭供茶”，第五十三回写贾府祭宗祠、第五十八回芳官祭奠菂官、第七十三回写祭晴雯等皆有“供茶”的情节，或云以“枫露之茗”“酌茗清香”，或云“焚帛奠茗”。将茶作为一种名贵、纯洁的“祭品”，寄托哀思。“以茶论婚嫁”，如第二十五回写黛玉去了怡红院，凤姐问起日前赠茶之事，林黛玉听了笑道:“你们听听，这是吃了他们家一点子茶叶，就来使唤人了。”凤姐笑道:“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做媳妇？”民间茶俗中“以茶祭祀”、“以茶待客”、“以茶代酒”、“以茶赠友”、“以茶泡饭”、“以茶论婚”、吃年茶等等民间茶俗皆有文字可证。

《红楼梦》多处以茶入诗入文，或进入联语。《红楼梦》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诗云“香消茶尽尚逡巡”。第八回诗云“古鼎新烹凤髓香”。第二十三回宝玉作《夏夜即事》诗云“金笼鹦鹉唤茶汤”、“沉烟重拨索烹茶”，《冬夜即事》诗云“却喜侍儿知试茗，扫将新雨及时烹”。第十七回写宝玉游大观园撰联语云“宝鼎茶闲烟尚绿幽窗棋罢指犹凉”。第五十回“芦雪庵争联即景诗”，薛宝琴云“烹茶水渐沸”。第七十六回“凹晶馆联诗悲寂寞”，妙玉云“彻旦休云倦，烹茶更细论”。

茶香四溢满红楼。《红楼梦》中的茶及茶事，是一种文化现象，这些有情趣、有知识、有文化内涵的文化现象的描写，都是为塑造人物、刻画人物性格、展示社会生活画面、传达作品主题服务的。

曹雪芹无意于做茶学家，但一部《红楼梦》所涉及的茶的科技知识和文化知识，就是出过茶叶专书的明清茶学家也未必比曹雪芹知道得更多。

本篇主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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