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焦点组访谈到座谈会调查法：社会学调查的本土经验与升华

一、座谈会是本土的概念

实际上，这种方法非常本土。早在1927年，毛泽东就运用这种方法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只不过他把这称为“座谈会”。这个范例，在中国也许并不是第一个，却肯定是最著名的一个。尤其是在20世纪中后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革命文化中，在“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这样的话语大一统之中，“座谈会”不仅在革命理论的体系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而且在社会实践中也往往是首选的模式。虽然毛泽东本人与后来的中国社会学家并没有从调查方法的高度对它进行正式命名，也没有把它写进教科书，但是无论在原则上，还是在细节上，所谓的“焦点组访谈”方法与它都没有什么区别，而且在时间上比它要晚得多。

20世纪4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默顿对政府发放战争宣传品的效果进行检验，请人们就某类战争宣传品对他们个人和家庭的影响进行讨论。通过观察、记录不同参与者对同一主题的交谈，获得个别访谈不能看到的看待问题的多种角度、参与者之间的相互纠正以及他们之间的人际互动信息。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这种方法被新闻界用来检验社会各界人士对于新闻媒体的反应，社会学家也用它来就一些社会热点问题进行讨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调查者用它来探测消费者的心理动力，了解消费者的需求与意见，使得这种方法开始兴起，以方便、快捷地了解集体信息。（陈向明，2000）近几年来，中国的一些调查者和市场调查公司也开始引进这种方法。(www.xing528.com)

这段历史说明的问题其实是：为什么在长达8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社会学家都没有从本土的资源中发掘与提炼出“座谈会调查法”这样一个概念与调查方法，以便向世界社会学贡献中国人的原创产品；然而，偏偏对西方传进来的其实并不新鲜的东西奉若神明，自我贬低，甘作学生？^[1]这虽然有些像是题外话，但是与笔者的整个研究的总体方向却是紧密相联的。笔者主张的就是“社会学调查的本土经验与升华”，因此笔者在全书的行文中，一概舍弃“焦点组访谈”这个食洋不化的概念，而代之以“座谈会调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