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法律文书样式及其特点

二、秦汉时期的法律文书

为了巩固中央集权，秦王朝自秦始皇开始便崇尚严刑峻法。然而，严苛的统治遭到了众人的反抗。秦朝分崩离析后，又经楚汉相争多年，汉王朝紧随而至。汉朝基本上沿袭了秦朝的政治法律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改进和发展。大一统的家国统治和思想规制，完备的律法，为法律文书自成一体并走进历史舞台创造了良好的制度条件。

1.秦朝的法律文书

秦朝的法律文书已然粗具规模。20世纪70年代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发掘的秦墓竹简，即《云梦秦简》包含了不少关于法律的内容。其中与法律文书直接相关的简文名为《封诊式》。《封诊式》之“封”指查封；“诊”指诊察、勘验、检验；“式”指格式和程式。《封诊式》乃是关于查封和勘验的程式的汇集，可算得是我国最早的法律文书样式的汇编。现存《封诊式》共有98支竹简，简文分为25节，除置于卷首的《治狱》、《讯狱》两节是对官吏审理案件的要求外，其余各节均为“封守”、“覆”、“有鞫”等方面的法律文书程式；另有案发现场的勘验和法医检验的报告。简文包括各类案例，但所述案例皆不用真名，而以甲乙丙丁代替。由此可见，《封诊式》选择的是极为典型的案例，用以供官吏们学习，并在处理具体案件时予以参照。《封诊式》用语准确直白、通俗易懂。如《封诊式·覆》条云：“敢告某县主：男子某辞曰：‘士五（伍），居某县某里，去亡。’可定名事里，所坐论云可（何），可（何）罪赦，（或）覆问毋（无）有，几籍亡，亡及逋事各几可（何）日，遣识者当腾，腾皆为报，敢告主。”其大意为，谨告某县负责人：男子某供称，“是士伍，住在某县某里，逃亡。”请确定其姓名、身份、籍贯，曾犯有何罪，判处过什么刑罚或经赦免，再查问还有什么问题，有几次在簿籍上记录逃亡，逃亡和逋事各多少天，派遣了解情况的人如实写录，将所录全部回报，谨告负责人。遇有男子逃亡，对有关问题均需加以调查和报告。^[8]从程式要求来看，书中样式严谨规范，内容细致全面。《封诊式》昭示着法律文书作为一种处理涉法事务的公文书，在秦朝已取得相当之地位。

2.汉朝的法律文书(www.xing528.com)

刘汉王朝的法律文书在检讨前朝成败得失的基础之上，有所损益使之更加切合于现实的需要。以裁判文书为例，汉儒董仲舒等人提倡“春秋决狱”，从法律实践方面为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建立创造了条件。如《九朝律考·卷一·汉律考七》摘录董仲舒《春秋决狱》云：“时疑狱曰：甲无子，拾道旁弃儿乙养之，以为子。及乙长，有罪杀人，以状语甲，甲藏匿乙，甲当何论？仲舒断曰：甲无子，振活养乙，虽非所生，谁与易之？诗曰：‘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春秋》之义，父为子隐，甲宜匿乙而不当坐。”^[9]董仲舒《春秋决狱》一书所收判词大约是现存最早的拟判。在古代，判词依其功用的不同可分为实判和拟判：实判是处理真实案件的判词；拟判是虚构或模拟的判词，并无实际的法律效力，但会对实判的制作产生影响或为实判所效仿。前引判词注重裁判理由的论证，具有较强的逻辑性。判文将律令规定的父为子隐扩大解释至养父子之间。《春秋决狱》使裁判文书为儒家思想渗入法律实践活动提供了方便，成为封建法律儒家化的重要过渡形式。董生所创的引礼为律的作法一直延续至魏晋南北朝，直至隋唐才发生改变。

汉时，当事人向官府提起诉讼称为“自言”。所谓“自言”并非一种口诉行为，而必须提交书面的文书。自言文书有着程式要求，据《居延汉简》推断，大约需写明自言者的身份、籍贯、爵位、姓名、年龄，次则罗列相对一方发生争议时的身份、姓名、标的及价值，最后还要说明相对当事人之现任职务。^[10]

汉简中“爰书”一词出现多次。通常，爰书为记录罪犯供词的文书，有时也指罪状认定的判决书。爰书中的常用辞为“毋（无）以证，不言请，出入”。其意为，提不出证据，也不再提出修改供词的要求。当时录定供词后允许在三天之内进行修改，如果三日已满，即以供词定罪，不能要求更改。《居延汉简》表明，进行“爰书验问”，必须记录证词：一开始记录被验问者的姓名、籍贯、年龄等，然后再叙述事情的经过及原因，最后写明“皆证也，如爰书”，记录在案为凭。

汉朝还有“诏所名捕”，即下诏书明确追捕者，相当于我们今天的通缉令。捕亡律中对追捕诏书的内容有所规定，要求写明被捕犯人的籍贯、年龄、长相、身高、肤色以及名、字等，并叙述其“初亡”时的具体情况，犯罪的主要事实、同案犯情况以及追捕的办法和范围，捕后如何处理等。此外，汉朝的法律文书中还包括“鞫系书”，即经审问而得的供词；以及所谓“狱证”，“狱”者，判决也，“证”者，狱讼之证据也，简言之，即判决狱讼的凭证。这些文书皆以言辞简练平实为上，提倡表述清晰流畅，用语通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