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发展支撑中华振兴：60年重要成就的民生意义

中国真正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始于1949年的国家解放，即新中国的成立。但是，解放的道路是不平坦的,特别是思想的解放往往是非常曲折的。中国社会生产力的极大解放，源于伟大的思想解放，而思想解放所具有的真理性又得到经济发展实践的检验。60年来，中国为解放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代价，直至今天，仍然需要新的思想解放。

新中国成立60年，如果说在思想上是不断追求解放，那么，在行动上就是在体制、战略和政策上不断寻求变革道路的历史。前30年是试图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理想主义变革道路，以不断的“革命”运动为特征；后30年则是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主义变革道路，以“渐进式”的改革开放为特征。而无论是前30年还是后30年，工业都是变革行动最前沿的经济领域。

解放思想，实现变革，归根到底是为了实现中华振兴的富民强国之梦。新中国60年的奋斗，为的是摆脱“一穷二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让中国再次成为世界强国，让中国人民普遍享受小康社会的富足和福利。而这一国家和民族振兴的中心内容，就是实现工业化。因此，工业化是中国60年振兴之路的主题。

60年的中国工业化，使数亿中国人开始能够越来越多地享受工业文明的福利，但中国13亿人口中还有更大一部分人仍在期待着工业文明的到来。从这一意义上说，工业化不仅仍然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而且也是最大的民生事业。工业发展的民生意义更高于强国意义，将成为中国工业化新阶段的显著特征之一。

回望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亿万人民前赴后继，求解放、求变革、求振兴。60年执著不懈地艰难苦斗，其中曾历经差不多30年岁月试图建立计划经济，又经过了30年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历史，走过风云变幻、跌宕起伏的年月，沧桑变迁，换了人间，使今天的中国站在了实现千年强国之梦的新起点上。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这60年中，由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的历史性质决定，工业成长和工业化始终是不变的主题。因此，回顾和总结1949~ 2009年60年中国工业变革振兴的历史经验，实际上就是重温和反思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核心逻辑。

解放，是被压抑了数千年的中国民众长久的追求。特别是民族解放、国家解放和思想解放，成为近200年来因封闭而落后，因落后而挨打，因挨打而濒临民族危亡的中华民族最大的愿望。中国人民，谁举起解放的旗帜，就拥护谁；谁带领人民求解放，就跟着谁。“解放”成为唤起中国民众巨大热情和激发被压抑的生产力的极大召唤力。因此，中国对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追求始于1919年开始的思想解放，而真正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则始于1949年的国家解放，即新中国的成立。但是，解放的道路是不平坦的。特别是思想的解放往往是非常曲折的。当人们挣脱了旧观念的禁锢，满以为可以张开新思想的翅膀，却不料又成为另一种教条的思想奴隶，因而需要再次的思想解放。60年来，中国为解放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代价，直至今天，仍然需要新的思想解放。

1．国家解放的火热年代

1949年是以“解放”载入中国历史的纪年的。实际上，1949年的国家解放是1919年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并最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运动的产物。中国人民曾经把西方强国当作“老师”，称之为“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希望从那里获得挣脱千百年思想牢笼的新思想；没想到“老师”总是欺侮“学生”，而且他们的理论和思想并不适合中国国情。于是，中国不得不放弃对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追求，走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路。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那个年代，“破除迷信，打破常规，向科学进军”成为激发人民热情的有力口号。经过短短3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就基本医治好了战争所造成的巨大创伤，整个中国进入了一个激情洋溢的火红建设时期。1953~1957年的国民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苏联所提供的经济援助下，开启了中国现代工业发展的伟大历史。国家解放所激发的思想解放，唤起了万众一心的建设高潮。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是中国工业发展60年历史上第一个取得了重要成就的时期。从工业发展的指导思想上看，尽管明显倾向于尽快走向计划经济和依赖国家直接参与经济建设的工业体制和工业化道路，从今天的立场看也许并不十分适当。但是，一方面，中国当时处于工业化初步阶段，确实需要国家发挥启动和推进作用；另一方面，当时的经济计划大体上能够从实际出发，而且国民经济结构比较简单，国家计划手段易于驾驭。所以，历史地看，当年的计划经济所取得的建设成绩具有重大意义，为此后的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2．极度亢奋后迷途知返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所取得的很大成就，加之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完成，极大地振奋了人心，但也使人们失去了冷静，误以为只要“让思想冲破牢笼”，人间任何伟大理想都可以实现。于是，“人定胜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豪言壮语，成为主导经济建设的思想倾向。西方工业化国家200年历史所创造的工业成就，不仅不值得迷信和崇拜，而且相信中国只要通过几个五年计划的奋斗就可以达到。因此，“赶上美国、超过英国”，成为工业“大跃进”的直接目标。

1958年开始，中国工业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指引下，进入了一个极度亢奋的时期，全民“大炼钢铁”，各类工业“土法上马”。当时的所谓“思想解放”，实质上成为不顾现实和无视客观经济规律的代名词，经济建设蜕变成为一场“思想运动”和“人民战争”。一些发展经济学家们曾经主张的“大推进”理论，在中国的“大跃进”中得到了极端的表现。但是，严重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经济结构的失衡所导致的损失，远远大于建立起来的无数个完全不符合最基本技术标准的工厂所形成的工业生产能力。失去了正确的方向，攀得越高摔得越重，越是努力损失越大。从1958年开始的3年，主观上追求“大跃进”，结果却成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实质上是因违背经济规律而导致国民经济严重失衡和紊乱，以致产生极大的经济困难。第二个五年计划不得不中断执行。这是60年历史上第一次教训惨痛的时期。

冒进必须以“退够”为结局。随后的几年为“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实质上是迷途知返，从畸形的突进中大幅度后退。不仅许多工厂、矿山关闭，而且大量工人返乡。由于中国经济具有极大的柔韧性，加之计划经济的思想和管理方式也有其特殊的动员力量，公共利益和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服从组织的计划经济原则，具有应对非常态危机的特殊功能，所以，中国经济居然较快地实现了有秩序的后退，并大体恢复了元气。

3．误入歧途而濒于崩溃

尽管从实际的历史事实看，中国其实从来没有实现过前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但是，中国以建立计划经济为目标的思想却不断强化和固化。而且，在“大跃进”所导致的极度困难中不得不进行以“退够”为主要内容的经济调整，不仅没有弱化建立计划经济的理想，相反，似乎是依靠了计划经济的方式才使国民经济摆脱困境。于是，从历史挫折中不可思议地得出了中国必须彻底抛弃资本主义，拒绝一切市场行为和市场经济因素的意识形态的结论。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计划经济的意识形态在政治路线的强烈维护下，越来越成为不允许有丝毫怀疑的信条。“彻底革命”、“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政治口号，在经济思想上就等同于“禁绝市场”、“清除一切同市场经济相关的因素”，而且将中国经济完全隔绝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外。甚至，企业利润、计件工资和个人奖金等都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因素而禁止。

终于，中国的十几亿人口，陷入了思想禁锢的深渊。理论与中国现实的严重背离，加之错误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推行，对中国经济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到20世纪70年代末，国民经济走到了“濒临崩溃”的危险境地。那时，尽管在统计上似乎可以显示“中国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工业经济体系”，而且由于长期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政策也确实形成了一定的工业基础。但是，同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工业国相比，中国工业完全缺乏竞争实力，差距越来越大。尤其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根本没有享受到工业文明的利益，中国仍然处于极度贫穷和落后的境地。渴望尽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成为那个时代人心所向的愿望和梦寐以求的目标（当时称为“一定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尽管广大人民这样的愿望和目标总是被“突出政治”、“政治挂帅”等错误思想和政治口号所淹没和打击而难以实现。

从1949年至20世纪70年代末的近30年间，从主观愿望上，中国几乎是在不停顿地进行对旧思想、旧观念的“革命”，直到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立四新”，“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并以“革命”的方式进行经济建设的动员和统制。但是，在“解放”和“革命”的旗帜下，一步步走向极端的思想禁区，直至各种能够激发经济活力，有利于经济发展，特别是同市场活跃及同国际经济联系的思想和理论，都被视为反动的“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而受到越来越严厉的批判和禁止。

4．思想解放的强劲动力

法国伟大作家维克多·雨果有句名言：“世界上没有任何权威能够关住一种适合时宜的思想。”20世纪70年代下半叶，“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开始了具有伟大意义的思想解放过程。与过去不同的是，这次思想解放不再是从意识形态理想出发，而是从解决实际的经济和社会现实问题的实事求是考虑出发。从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这是对传统观念和理论的“逼上梁山”式的“反叛”，即对极“左”政治思想和政治路线的反叛，对计划经济的传统体制和传统观念的反叛。从根本上说，是极度的贫穷和巨大的国际差距迫使中国必须彻底解放思想：从理想主义的幻想（意识形态目标）到现实主义的转变。

因此，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解放思想从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开始，从承认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开始。基于这一认识，必然得出结论：“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生产力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贫穷是最大的敌人，创造财富是最迫切的要求。所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惟一正确的政策选择。

其实，过去也讲经济建设和财富创造。只是在计划经济思想的逻辑下，发展经济的动力来自对公共财富的追求，而认为追求个体财富（个人财产和企业利润）是不道德的，甚至是违法的。实践证明，以这样的思维逻辑在现实中很难保证生产积极性的长期维持，效率低下的问题难以根本解决。特别是，慵懒、懈怠和依赖的工作态度和行为方式不可遏制地蔓延，将腐蚀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基础。结果是使得国家和人民在追求崇高目标（“大公无私”、“无条件完成国家计划指标”、“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的口号下，却走向了普遍贫穷的深渊。

从70年代下半叶开始的思想解放，在财富观上的突破口就在于：承认追求个体（个人和企业）财富的正当性，将经济发展的动力基于个体收入和财富的追求上。所以，在政策上要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要承认微观主体的经济责任制（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和企业的自负盈亏等）和经济刺激。承认了微观主体的经济责任制和经济刺激制度，以至承认和鼓励非公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实际上就是承认了追求个人财富和进行个人财富积累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甚至还要鼓励和表彰“勤劳致富”、“万元户”以至“百万富翁”。同时，也承认了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独立经济主体。

财富观的解放为经济理论的解放奠定了基础。1992年邓小平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当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布：“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在思想逻辑上的最根本的区别在于，计划经济基于自上而下的动力机制和资源配置机制，而市场经济的动力机制和资源配置机制则基于追求个体财富的微观动力；前者的运行直接基于对社会总体目标的关注和追求，后者的运行则是将社会总体利益的实现基于对个体利益的关注和追求。用学术性的语言来表述就是：市场经济相信，即使人人遵循“经济人”行为原则（即一切从个体利益最大化目标出发），整个社会也能够实现总体利益最大化目标。而计划经济则认为，如果实行追求个体利益为主导性的行为准则，则整个社会生产将陷入混乱，更不可能实现社会总体利益最大化。

实践证明，计划经济的逻辑没有现实可行性，而市场经济的逻辑所焕发出来的个体积极性和追求财富的动力机制是极其强大的。允许和鼓励微观主体更主动和自由地追求个体财富，确实能够导致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解放，导致社会财富的大量涌现。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30年社会生产力的极大解放，源于伟大的思想解放，而这一思想解放所具有的真理性又得到经济发展实践，特别是30年来工业发展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的检验。这是中国60年思想解放历程中的后30年与前30年的根本区别。即前30年的思想解放是以某种意识形态原则为检验标准的，尽管也包含一定的合理性，但往往严重脱离现实；而后30年的思想解放是以实践为检验标准的，尽管也需不断摸索和纠错，但总是充满生命力和不断进取的活力。

5．科学发展的观念升华

思想解放的意义不仅仅是摆脱禁锢，而更在于与时俱进。思想解放使工业文明特别是工业社会的经济效率原则在中国得到实现，焕发出巨大的生产潜力，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促进了国民经济特别是工业经济的高速发展，使社会物质财富极大涌流。但工业社会财富意识的觉醒绝不是让“不择手段”、“财大气粗”和“为富不仁”的劣行泛滥。“鸟为食亡，人为财死”、“金钱是万恶之源”的“财富诅咒”更不应成为现实悲剧。工业社会财富意识是市场经济的动力源泉，财富的觉醒是市场经济伟大创造力的体现。但是，现代财富文明和工业文明并不是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统治。在基于现代财富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市场经济制度下，追求财富不仅仅是一种个人负责精神，即意味着准备承受压力和竞争，自力更生，自强自尊；而且追求财富也应该和必须是一种社会责任行为，它意味着财富形成过程中的个体行为也要具有对相关利益者负责、对社会负责、对世界负责的精神。它要求财富的创造和积累过程不仅只对个体是可以持久和代际相继的，而且应该和必须是对社会、世界和人类也是可持续的。

因此，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在经济发展观上必然表现为从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的观念转变，同时，实现社会责任意识的提升。21世纪，在经济发展成就的基础上，面临新的挑战，党中央提出了必须以科学发展观统揽全局的新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实质不是放弃对物质财富的追求，而是必须赋予物质文明和创造物质财富的过程更强的人文价值。即发展的价值不能仅仅用生产和产出的物质成果本身来判断，而必须用是否有利于或促进了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生活环境的改善来衡量；生产过程的竞争方式不能建立在对人的基本权利的损害之上，而必须将“社会责任”原则作为与工业社会的效率至上机理并行不悖的准则。因此，科学发展观不仅是对生产方式的科学选择，而且是对生活方式和人本价值的科学和合理选择。按照科学发展观，发展的价值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大量涌流（GDP的快速增长），而且是创造和追求物质财富过程的文明有序，是经济发展成果的公平分享，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良性互动。总之，发展的价值是物质富裕条件下人的自由、平等和尊严，是经济强盛条件下社会的文明、正义与和谐，是人类在利用自然中同自然友好相处从而能够世世代代获得大自然的持续恩惠。

“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正是中国60年解放道路的真实写照。

新中国成立60年，如果说在思想上是不断追求解放，其中，前30年是以某种意识形态原则为标准的思想解放历程，后30年是以实践为惟一检验标准的思想解放历程；那么，在行动上，60年来就是在体制、战略和政策上的不断寻求变革道路的历史。其中，前30年是试图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理想主义变革道路，以不断的“革命”运动为特征；后30年则是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主义变革道路，以“摸着石头过河”或者“渐进式”的改革开放为特征。而无论是前30年还是后30年，工业都是变革行动最前沿的经济领域。

1．难以持续的计划经济

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近30年，通常被称为“计划经济时期”。其实，准确地说，应称为“追求计划经济理想而不得实现并屡受挫折的时期”。

计划经济是由理论推演而产生的一种理想经济制度。按照这种理论设想，整个国民经济可以在实行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的基础上由一个集中决策中心通过下达指令性计划指标，实现全社会“有计划、按比例”的经济运行和发展。不仅可以完全避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周期性危机，而且可以实现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快的发展速度。计划经济的理想尽管是诱人的，不然也不会曾经有那么多国家苦苦追求，但是，在现实中却不可能满足计划经济运行的条件，所以，对计划经济的追求总是事与愿违。

非常遗憾的是，在从1949年到20世纪70年代的将近30年中，一次又一次朝向计划经济事与愿违的“变革”尝试，都没有使人们怀疑计划经济理论设想的美妙和可行，反而不断强化着“决不能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固执。因此，计划经济不仅几乎成为一种宗教式的盲目信仰，而且更严重的是还成为一种人人必须在行动上固守的法条。其实，在现实中，即使在实行计划经济规则最严格的经济领域——工业中，计划经济也不可能完全实行。城市中存在各种“大集体”和“小集体”企业，农村中的社队工业（后来称为乡镇工业）在许多地区，特别是沿海省份顽强地发展起来。这些工业企业不可能被纳入计划经济，尽管在经济思想上认为它们的前途是都将“升级”为国营企业，因为，单一国营和全部纳入国家指令性计划工业经济体系，是那个时代不可怀疑的意识形态原则。

总之，前30年经济体制的特征是：意识形态上的计划经济信仰，实际执行结果的事与愿违，现实中不得不允许“计划内”和“计划外”（也称“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两个领域，市场关系和行为在观念上被“消灭”，在法律上被禁止，而实际上却始终顽强地存在着。

与计划经济相一致的是国民经济体系的封闭性。尽管在前30年中，也有局部的由国家垄断经营的对外贸易，也从外国主要是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苏联和东欧各国引进过一些工业设备和技术，但从总体上说，不断走向封闭，极端地主张“自力更生、自给自足”、“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是那个时代的基本特征。在这30年中，中国工业的体制特征不仅是高度指令性计划的，而且也是对外封闭的。

前30年，在制度变革的追求上希望割掉资本主义的所有“尾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建立纯粹的计划经济体制，并把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作为社会主义制度最本质的特征。这种取向的社会变革的探索精神可嘉，但却因严重脱离现实而最终走到难以为继的境地。政府制定计划指标与实际达到的指标很少能达到一致，更不必说是具体的产品指标。即使是国民经济增长及工业增长的宏观性指标也相差极大，主观计划与客观现实基本没有相关性（参见表总-1）。到20世纪70年代下半叶，当“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中国的变革道路走到了一个发生彻底转折的历史关头。

2．改革开放的艰难突破

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元年”，是中国变革道路上的历史分水岭。那时，突破旧体制的遭遇战首先在农村开始。农村改革在短短几年就取得明显成效，给工业改革以极大的启示和刺激：必须突破计划经济羁绊，成为工业改革最初的意识起点。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确认“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让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尝试有了“名正言顺”的理由。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了要“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在计划经济体系中为市场经济撕开一道缺口。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的主战场从农村转向城市，工业改革（企业改革）成为中心。从这一年开始，以工业领域为突破口和主攻点，计划经济的清规戒律一个个被打破。尽管这一时期的改革措施大多具有计划和市场“双轨制”的特征，并因此而产生了许多矛盾和混乱现象，但毕竟是在计划经济的机体中顽强地生长出了市场经济的因子。

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走向改革开放的道路，实质上就是对前30年所实行的体制的突破，过程是极为艰难的。无论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国有企业改革，还是农村中乡镇工业企业在计划体制的夹缝中顽强地成长起来；无论是对外贸易管制的逐步缓解，还是允许和鼓励外商投资成为突破计划经济体制和探索改革道路的重大战略举措，都是在旧体制的封闭结构中打开一个又一个缺口。特别是，从那个时代就开始大胆实行的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和以实行优惠政策建立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等）等方式，打破计划经济的封闭体系的举措，使传统计划经济的僵化封闭体系从根基上产生了动摇。

表总-1　各五年计划的增长率计划目标与实际完成情况比较

注：①国民经济增长率指标：“一五”~“五五”为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六五”~“八五”为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九五”~“十一五”为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工业年均增长率指标：“一五”~“八五”为工业总产值年增长率；“九五”以后为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②后3年调为8%~9%。③2001~2005年分别比上年增长8.7%、10.0%、12.8%、11.5%、11.4%，年均增长率据此计算。④实际完成数到2008年。
资料来源：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办公室、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建国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重要文件汇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刘国光等：《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1980~ 2008年《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网站；“九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指标，国家统计局网站；“七五”时期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网站；第一个五年计划至第十个五年计划，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五年计划，http://www.allzg.com；国家五年规划，http://www.zjgdx.gov.cn。

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是工业实践的生产力发展内在要求所推动着的历史变革。工业孕育了最具革命性的生产力因素。为了征服低效率，必须突破传统计划经济体系。即使在一段时期内，观念上对计划经济的有效性，既有怀疑，又不忍放弃；在变革的行动上左顾右盼，走走停停，甚至也有犹豫和反复，但是，改革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它体现了工业革命对体制变革的推动，其趋势和结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发展是硬道理”、“效率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金钱”等充分体现了工业革命内在要求的变革因素不断聚集，并形成对经济体制变革的强大驱动力时，一个彻底变革的新时代就到来了。

3．石破天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992年——中国的“市场经济元年”，是中国经济制度的变革方向终于彻底明朗的划时代年份。如果说在此之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一直是在“计划经济”的基本框架内曲身“变通”，那么，在此之后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而且必须走市场经济的变革道路，就成为一个全民共识。尽管从历史事实上看，确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依赖了邓小平的巨大政治威望和胆略，即邓小平在中国南方视察时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但从根本上说，邓小平实际上所说出的是一个呼之欲出的真理。

按照对社会主义经济基本性质的传统理论信仰，并被认为是不容怀疑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实行生产资料全民所有、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的三个基本制度，这三个基本制度是三位一体，否定其中之一也就放弃了其他两个；而这三个基本制度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这就是为什么邓小平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而且得到党内大多数人的赞同和广大人民的拥护，是一个石破天惊的伟大变革。它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性突破，而且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新定义，在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大决定性意义。

既然社会变革的方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作为计划经济前提的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也就没有必要一统天下。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不仅可以允许，而且更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更有助于解放生产力和通过多元经济的市场竞争而有效地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进一步的逻辑推演必然是：按劳分配也不再是惟一合法的收入分配制度。各种要素参与收入分配，包括按资分配，特别是保证出资人（投资人）的权益，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基本原则之一。可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体系中融入了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这样，社会主义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也不再格格不入、水火不容，而是具有了可以接轨的制度衔接点和包容面。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对外开放，走向国际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制度前提。

1997年——结束短缺经济的标志性年份。市场经济具有解放生产力的极大推动力。如果从1992年正式明确了走向市场经济道路算起，那么，仅仅经过了短短5年的时间，中国就基本上消除了伴随计划经济30多年的普遍“短缺”现象，越来越多的产品从“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甚至出现了生产过剩以及市场需求约束经济增长这种典型的市场经济现象。这表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取代计划经济逐步占据主导地位。

一个如此深刻而巨大的制度变迁过程，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几乎没有发生任何重大社会震动就实现了决定性的跨越，确实是一个奇迹。其中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变革的过程中，中国工业保持了稳定而快速的增长，而且工业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承担了改革所须付出的很大代价。与其他所有部门相比，工业成为改革和开放最前沿、最大胆、最彻底的领域，因而工业自身也成长为中国经济各部门中国际竞争力最强的部门。这就使得中国有能力和有条件全方位地对外开放，并勇敢地进入经济全球化的“竞技场”，全面接受全球化竞争的国际规则，与国际强手共舞，向世界强国迈进。

4．走向经济全球化(www.xing528.com)

2001年——中国的“经济全球化元年”。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中国全面接受经济全球化的自由贸易及国际投资原则，并将全方位融入经济全球化体系。如果说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主题是走向全球化和一体化，那么，很少还有哪个事件比中国的对外开放意义更加重大，影响更加深远而广泛。如果没有中国的开放，占世界1/5以上的人口隔绝在世界经济体系之外，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就不可能真正成为现实。而中国的开放使整个世界经济格局完全改变了模样，并且让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人民都切身感受到日常生活所受到的真实影响。

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很难体会到，中国做出对外开放的决策，一直到实行全方位开放，融入经济全球化是何等的艰难，需要何等的理论勇气和政治胆略。1949~1976年，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尽管也曾几度变化，但总体趋势上是越来越走向封闭。在1966~197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更是走到了自我封闭的极端。在那个时代，所有的教科书和政策理论都“证明”了开放的危险，与国外发生交往甚至可以被认为等同于“卖国”、“投降”和“背叛”。对外开放，今天看来天经地义，而在当时却被指责为“离经叛道”和“崇洋媚外”。没有思想解放，未经深思熟虑，绝难走出这充满风险的一步。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逐步实行开放，到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对外开放的实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起先，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主要是基于承认中国经济的落后，希望通过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尽快摆脱极度贫穷状态和实现经济赶超。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则标志着中国全面地接受国际市场经济的自由贸易体制，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多方位接轨。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对外开放的实质是中国打破封闭经济体制的变革，那么，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则是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历史起点。

5．工业变革对改革开放的贡献

历经60年艰难曲折的变革实践，一个13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国家在一代人的生命周期所发生的如此巨大而迅速的变迁，在人类历史上实属罕见。而在这一巨变过程中，凡是具有积极进步意义的变革实践，工业几乎都走在各领域的前列。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说，工业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先进、最彻底的领域。甚至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工业是在其他领域的改革开放相对滞后的条件下“一马当先”，甚至是“单兵突进”式地进行着变革创新。迄今为止，中国所发生过或者仍然存在着的许多问题和矛盾，都产生于工业领域的变革先行与其他部门改革滞后之间的差距，就像是在同一条公路上高速行驶的“工业快车”与其他速度缓慢甚至停滞不前的“慢车”之间难免发生的碰撞。

60年来，工业一直是生产力最活跃和变革最迅速的领域，工业生产力是推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变革的革命性驱动力，这不仅发生在城市，而且深入于农村；不仅体现在物质创造上，而且反映在制度演进上；不仅具有坚韧的突破性，而且具有普遍的扩散性。工业所创造的变革力量在60年历史上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工业改革不仅率先解决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体制问题，而且，在解决世界共性的体制和工业政策问题上，中国工业改革也在做出重要的贡献。

不仅如此，工业变革还发挥着推动和激发其他相关领域进行变革的重要作用。例如，工业改革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劳动和社会保障体制、市场管理和管制制度、环境监管和保护制度等，而且要求交通运输、内外贸易、财政税收、金融服务、科学技术、教育培训、医疗卫生、就业管理等制度都必须进行彻底改革。甚至在政府行政体制改革中，工业变革也发挥了突出的促进作用。总之，工业变革的历史推动力是极其强大的，工业变革的社会意义极其深刻。工业变革强制性地要求经济、社会的全方位变革与之相适应、相配套，相互促进；工业变革的启动，必然拉开所有领域变革的闸门，整个国家变革的洪流浩浩荡荡，势不可挡。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现实表现。

解放思想，实现变革，归根到底是为了实现中华振兴的富民强国之梦。新中国60年的奋斗，为的是摆脱“一穷二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让中国再次成为世界强国，让中国人民享受小康社会的富足和福利。而这一国家和民族振兴的中心内容，就是实现工业化。因此，工业化是中国60年振兴之路的主题。

1．初步奠定工业基础

新中国成立之初，仅仅用了3年时间就基本恢复了因战乱而破坏的国民经济。这使人们相信，通过几个国民经济建设五年计划，就可以建立起完整而强大的工业经济体系。从1953~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中国实行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进口替代战略，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引进156个大型建设项目，奠定了中国现代工业最初的基础。中国工业经济体系的雏形初现。

在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发动时期，中国主要的区位优势地区都被规划为工业发展地区；中国大多数所谓“消费性城市”都被要求发展为生产性工业城市。在那个时代，发展工业就代表了进步，不发展工业被认为落后；工厂的烟筒冒出滚滚浓烟，在文学作品中被赞美为“天空中美丽的水墨大牡丹”。“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以农业积累支持工业发展，成为中国工业化相当一段时期的路径特征。

60年前，发展工业生产的强烈愿望是中国振兴之梦的最直接表现。尽管站在今天的立场看当时的想法难免稚嫩和过于朴素，但它确实是号准了工业化路径的脉络。向重工业的倾斜和实行一定时期内的进口替代，只要把握好一定的分寸，可以成为不发达国家追赶工业化国家的“抄近路”策略。因此，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发展历史上都曾不同程度地实行过这样的发展政策。

与这样的发展战略相一致的是，国家在发展工业方面发挥更强、更直接的作用，特别是国家依靠行政力量配置经济资源，直接参与工业投资和生产活动，成为这一个时代工业发展的显著特征。因此，工业化的启动，与国家计划的强化和国有经济的不断壮大，成为并行的两条轨迹，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延伸到80年代。国有企业不仅是计划经济的一般企业形式，即使是在市场经济中，作为一种特殊企业，国有企业也可以发挥初期发动和强力推进工业发展的功能，尤其是具有推动重工业发展的特殊功能和特殊优势。

2．不惜代价的经济“大推进”

初步的成功往往会损害冷静和理智的判断力。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超额完成，让人们误以为，只要将指标订得更高，就能够实现比一般发展中国家企望的“大推进”战略的更高目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国民经济年均增长指标为8.6%，实际实现了10.9%；工业年均增长指标为14.7%，实际实现了18%。第二个五年计划为什么不能分别订为超高的16.9%和22.9%？

客观规律是无情的，超高的指标和国家动员式的“大跃进”，不仅没有能够实现“赶美超英”的鸿鹄大志，反而陷入严重的困境。1958~1960年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困难，实际上是违反客观经济规律所导致的严重经济危机。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经济几乎没有增长，有几个年份甚至大幅度负增长；工业生产的年均增长率也只有3.8%（参见表总-1）。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大跃进”失败尽管损失惨重，很快进行了政策调整，并使经济恢复到了正常轨道。但是，人们并没有因此而彻底转变期望通过国家强力手段，以政治动员的方式推进工业发展的思维定势。因此，“抓革命、促生产”，甚至“突出政治”和“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扭曲的政治路线。中国远离了工业化的正常轨迹，甚至使国民经济走到“崩溃的边缘”。

每一次危机都是一次清醒剂，“大跃进”的失利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彻底地震撼了中国：当我们关着国门折腾得遍体鳞伤的时候，外部世界却是另一番景象。不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迈上新的水平，而且一批发展中国家也实现了令人羡慕的经济发展，有的正进入新兴工业国家的行列。中国远远地落后了，甚至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

中国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推进工业化，而工业化必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这就是十多年的惨痛经历所留下的教训。中国必须刻骨铭心地记住它！

3．加速工业化的辉煌时代

从1978年开始实行经济改革以来，中国进入了加速工业化时期。这一时期所取得的工业发展成就是空前的，而且工业发展成为支撑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和国家实力显著提升的关键力量。

（1）工业发展机制的变革，使工业增长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强大的经济引擎。1978年以来，工业体制和发展机制率先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实现了持续高速的工业增长。1978～2008年，工业年均增长率高达11.98%，支撑了国民经济（GDP）年均增长9.6%。同时，从采掘工业、能源原材料工业到加工工业以及装备制造业的整个工业生产链的全面成长和壮大，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中国这30年的工业增长和结构变化，差不多走过了先行工业化国家二三百年的历史。中国经济因此而经历了一个持续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2）工业化迅速推进奠定了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基础。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工业以“奋不顾身”和“不惜代价”的精神，利用低价格要素的比较优势进行“血拼式”的竞争，迅速扩大了生产能力和市场份额规模。尽管这样的增长方式具有众所周知的高消耗和高代价的局限性，但是，其历史贡献是不容否定的。目前，工业竞争力几乎是中国经济中可以同发达国家相比试的惟一强有力“法宝”。在越来越多的工业部门中，中国工业品具有“势不可挡”的市场渗透力和规模扩张力，许多工业品的“中国价格”（或者中国“性价比”）具有横扫国际市场的强大冲击力和消费者亲和力，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工业竞争力的整体格局。而中国工业之外的其他产业总体上的国际竞争力还相当弱小，与中国工业竞争力的国际地位不可同日而语。当然，同发达国家相比，目前中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仍然不够强大。迄今为止，中国工业竞争力仍然主要依赖基于低价格要素的比较优势，而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竞争优势仍然明显不足。但是，不容否认的是，改革开放以来30年中国工业的长足发展历史性地改观了中国产业竞争力的状况，甚至使整个世界感到震撼和受到严重的竞争压力。

（3）工业为其他领域的改革和发展注入活力和动力。在现阶段，几乎任何重大经济和民生发展规划在经济上的实际作为，都必然体现为需要加快工业发展，特别是扩大工业投资；或者体现为企望发达工业的支撑。例如，发展高技术产业与现代服务业都必须以发达的工业为基础。更重要的是工业精神（效率原则）、工业管理（企业化管理）、工业改革（自主责任）、工业竞争（反垄断性）的成效，为其他产业的改革、开放和发展提供了越来越强的刺激和借鉴；其他领域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大多汲取了工业改革、开放和发展的重要经验。从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工业振兴是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裂变核心”。

（4）工业发展显著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短短30年的工业成就，将中国从“落后国家”变为“经济大国”；从“贫穷国家”变为全世界拥有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并成为美国的最大债权国；从国际自由贸易的被动接受国，变为国际自由贸易的积极主张和捍卫国。现在，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任何重大的世界性问题都难以解决。总之，强有力的工业实力，支撑了中国的经济基础和国家形象，增强了中国的国际谈判地位、话语权和影响力，使中国获得了近代以来从未受到过的国际尊重。依此为基础，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2009年，尽管经历着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却可以成为中国进入世界主导国家之列的标志性年份。

4．远未走完的中国工业化道路

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工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工业化的道路还远未走完。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基本性质是：在总体上循着世界工业化的路径持续推进。一方面，中国工业化不可能逾越世界工业化过程所须经历的各主要发展阶段，也难以另辟蹊径实行完全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基本工业技术路线，中国经济发展总体上是世界工业化的技术模仿、扩散、延伸和在此基础上的创新。另一方面，中国工业化又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中国工业化是人类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世界工业化版图巨大变迁的过程。目前，尽管从经济产出的构成看，中国的工业已经占有很高的比重，似乎已经达到工业国的标准，但是，从人口和劳动力结构看，农业仍然占很高比重，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主要是工业转移的过程还远未完成。

再从经济发展的实质内容看，现实的国情是：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巨大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在面临和将要面临的几乎一切重大和长远经济社会问题的解决，都高度依赖于重化工业的长足发展。只有发达的重化工业，才能解决中国的城市化、交通运输、国土整治、资源开发、水利工程、环境保护和国土治理，以至国家安全、民生福利等问题。所以，发展更为强大的工业，仍然是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心内容。

而且，即使是从工业本身的技术特征看，有学者的研究也表明：中国现阶段绝大多数地区的工业表现为资本收益递增……因而从总体上判断，我国工业仍处于规模收益递增时期。[1]这是各地区都具有发展工业强烈愿望的经济学根源，它表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增加工业投资和扩大工业规模仍然具有客观必然性和效益合理性。

另有学者的研究证明：当前在中国，服务业和制造业企业法人相比，前者装备一个劳动力所需资产量多于后者；前者的财务和经济效益比后者差；进入前者的投资门槛不比后者低。建立这些服务业部门的企业所需的资金门槛并不比制造业低，而服务业法人企业绩效又比制造业法人企业差，从提高整个社会资金使用效率的角度看，恐怕难以断言中国当前发展阶段大力发展服务业就是集约的增长方式。[2]

以工业高速增长为主要标志，中国经济发展具有十分突出的“压缩性”和“急速式”的阶段性特征，即在短短几十年时期内，实现了工业生产能力和经济规模的巨大扩张。“赶超”、“升级”、“飞跃”、“跨越”、“新阶段”等成为最流行的语言。由此产生了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并体现于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追求极度压缩过程的显示性结果。急切地追求显示性成果，甚至可以忽视过程的重要，试图超越必经的过程。这样的社会心理表现在经济政策上，就是有些人主张，中国在现在就可以转向后工业化的产业发展方向，即不再发展工业尤其是不要发展重化工业，而直接向现代服务业快速升级。

尽管这样的愿望不可谓不良好，但作为长远目标不可谓不可取。因为，仅仅有良好愿望和长远目标是不够的，路径和过程是更不能忽视的。选择可行的路径，经历必由的过程，对于确定和实施正确的战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中国的现实国情根本不具备逾越工业化必经阶段的可能性。金融经济学家李扬在一份研究报告中也指出：“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今后应当大力发展服务业，尤其是要发展金融、高新技术产业之类的新兴服务业。我认为，这种观点的依据以及实现路径等等，也需要认真讨论。最近几十年来，国际上将服务业发展水平的高低引为评价一国经济发展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这在理论上无可争辩。但是，将这样一种发展规律运用到一个具体国家，必须与该国的具体发展阶段、发展路径、发展过程相一致，才能产生积极的正面效果，否则可能产生误导。在这里，最大的误导就是，我们可能只注意到发达国家如今服务业占主导的现象，忘记了它们那里确曾走过制造业为主的历史，忘记了发达的服务业必须以高度发达的制造业为基础的事实，忘记了类如中国这样的大国，不可能像如今某些发达国家那样着重发展服务业而将其对制造业的需求放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结构之上的冷酷现实。在我看来，在中国促进服务业发展，仍然必须时刻牢记中国人口众多、工业化和城镇化均在进行过程中的具体国情。”[3]

让历史告诉未来：如果说近30年来中国所实行成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是基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的正确认识，那么，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能否实行成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则取决于是否能够正确认识中国仍然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的现实国情。正如不能逾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样，中国未来的发展也不可能逾越工业化未尽的必由之路。

中国振兴之路刚刚走过60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30年，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初步形成了工业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实现了工业化的加速推进，中国的工业实力和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再坚定不移地继续走过未来至少30年的工业化道路，中国才可能真正成为民富国强的现代化国家，并稳固地确立在世界体系中主导国家的地位。这就是中国崛起和中华振兴的百年之路。

中国6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是工业化。解放、变革、振兴，三大核心内容演绎了中国工业化的艰难曲折、起伏跌宕，但也是富有创造和成效显著的丰富历史画卷。作为解放、变革和振兴历史的“裂变核心”的工业，不仅表现出生产力最活跃和最具革命性的本性，而且以其彻底的改革、开放精神和最具竞争性的进取行为，迅速地提升了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创造和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以此为基础而为其他领域的改革和发展创造条件。中国工业化的巨大成就，根本性地改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整个世界的国家关系格局。但中国还远未走完工业化的路程，中国所有其他领域的进步和发展都需要以更发达的工业经济体系和更强大的工业生产力为基础。

总之，60年的中国工业化，使数亿中国人开始越来越多地享受工业文明的福利，这是人类发展历史上的一个辉煌成就。但中国13亿人口中还有更大一部分人仍在期待着工业文明的到来，使他们也能够真正享受工业文明的福利。从这一意义上说，工业化不仅仍然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而且也是最大的民生事业。工业发展的民生意义更高于强国意义，将成为中国工业化新阶段的显著特征之一。

参考文献：

［美］H.钱纳里、S.鲁宾逊、M.赛尔奎因：《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美］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美］安东尼·范·阿格塔米尔：《世界是新的——新兴市场崛起与争锋的世纪》，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

江小涓主编：《中国开放30年：增长、结构与体制变迁》，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刘培林、宋湛：《服务业和制造业法人企业绩效比较》，《经济研究》2007年第1期。

金碚：《1978年以来中国发展的轨迹与启示》，《中国工业经济》2007年第5期。

金碚：《中国工业化的资源路线与资源供求》，《中国工业经济》2008年第2期。

金碚：《中国工业改革开放30年》，《中国工业经济》2008年第5期。

金碚：《世界工业化历史中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财贸经济》2008年第11期。

吕冰洋、于永达：《收益递增与中国工业经济资本积累》，《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年第3期。

李扬：《宏观经济运行目标：从增长优先到就业优先》，《金融论坛》（内部资料）2009年第14期。

[1]吕冰洋、于永达：《收益递增与中国工业经济资本积累》，《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年第3期。

[2]刘培林、宋湛：《服务业和制造业法人企业绩效比较》，《经济研究》2007年第1期。

[3]李扬：《宏观经济运行目标：从增长优先到就业优先》，《金融论坛》（内部资料）2009年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