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抗战遗址遗迹保护：现状与未来建议

三、国际视野下重庆抗战遗址遗迹保护的建议

单霁翔曾指出：“对于城市中的大遗址而言，它不应被看做是城市发展的包袱，而应是城市发展无可替代的重要财富，是城市的文脉标志，是城市文化景观的核心要素，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资本和动力。”由此可见，遗址实际上是城市文化精髓的重要载体，它所展现出的灵气是城市生机与活力的一种体现。发达国家在遗址保护上的认识是城市现代化持续发展和不断进步的结果，反观我国的遗址保护，特别是近现代遗址的保护，往往被声势浩大的城市建设进程所湮没。作为人们生活聚居的场所，城市表现得越来越千篇一律，其灵魂也越来越远离生活在其中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发达国家日趋成熟的理念和一些赞不绝口的保护成果可以而且应当为我们所用。

就重庆抗战遗址遗迹而言，它首先是对重庆这座城市文明进程的反映，是中华民族展现团结、进取和向往和平精神的重要舞台，同时也是全世界二战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重庆现存有395处抗战遗址，它们是重庆城市文化建设的宝贵财富。经过若干年的努力，重庆的抗战遗址遗迹保护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些成果与遗址遗迹保护的实际要求还相差甚远。当前，我国正处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阶段，重庆市也启动了规模宏大的“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和建设工程”。为了更好地促进重庆抗战遗址遗迹的保护，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积极探索更为合理的保护体制，尽可能地清除遗址保护过程中的体制性障碍。在体制问题上，邻国日本为我们提供了先进经验。日本与英国在历史文化遗址保护体制上具有很多相似之处，它们体现的是一段公众运动与法制建设交替的历史，而中国体现的则是专家呼吁与政府批示的历史，因此基本上是自上而下的单向行政管理制度为保护制度的核心，而相应的法律与资金保障体系则很不完善。这种体制性的障碍也是重庆抗战遗址遗迹保护过程中长期困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行政主管的重视程度和执行力对遗址的保护力度与成效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二是文保系统的行政权威过低，一些文保政策难以彻底执行。因此，重庆今后可以以抗战遗址保护为契机，探索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双向管理体制。(www.xing528.com)

第二，普及保护常识，多方参与，形成全社会共同保护遗址的局面。以往的重庆抗战遗址遗迹保护工作并没有形成全社会的认同，其保护理念往往仅限于少数文保工作人员、专家和其他有识之士，这与长期以来重庆对文物保护常识的普及力度不够、普通市民没有形成广泛的保护意识有很大关联。我们通过对法国诺曼底登陆遗址和美国珍珠港事件遗址的案例分析表明，遗址保护过程中必须增强公众的基本意识，调动其参与性，才能更好地扩大保护成果。就重庆抗战遗址遗迹保护而言，首先应该开展各种教育和纪念性活动，使遗址及其所蕴藏的历史得到公众的尊重。Henry Cleere曾指出，美国的文化遗产展示所强调的是针对没有专业知识的普通观众，采用各种活动和手段，强化视觉效果，寓教于乐。美国在文博教育上的公众性与普及性可以为我们提供多方面的参考，例如突出书籍、影视作品、旅游宣传、学校教育、纪念活动等方面的作用。其次，广泛组织和发动社会团体参与遗址保护。社会团体在以往重庆抗战遗址遗迹保护中的作用明显不够，甚至有所抑制，但国外的二战遗址保护却较多地由社会组织来完成。例如2004年，马来西亚爱国工委会等社团组织筹建了一个和平纪念公园，其中包含墓园、马来西亚抗日英雄纪念碑以及抗日历史文物馆。事实上，重庆也有不少热衷于抗战历史的社会团体，合理地组织它们参与文化遗址的保护，无疑有助于这一事业的积极开展。

综合整治后的李子坝抗战遗址公园

第三，注重遗址本体与环境的综合保护，满足历史环境再现与现代景观创意设计的双重要求。重庆的抗战遗址不仅数量多，且不少遗址的周边环境也十分复杂。特别是，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一些遗址已经被现代化的建筑和设施所湮没，遗址周边的环境已经完全改变，遗址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已经不能完整地体现。这是重庆抗战遗址遗迹保护中比较普遍的现象，也是需要我们深刻反思的问题。在这方面，国外的例子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迪。例如法国在诺曼底登陆遗址的保护上就充分体现了强调遗址周边环境完整性的要求。2011年，法国总统萨科奇曾宣布在包括诺曼底登陆遗址范围的法国西海岸建风力农场，此举遭到社会强烈批评。在日本，保护登录建筑时，不仅考虑传统建造物和建造物群，保存地区的环境和传统文化活动也是其保护的内容之一。由此可见，保护遗址不应当仅反映在对遗址本身价值的认识上，还应更多地体现在对遗址环境所包含的精神与文化烘托价值的理解与评价上。进一步讲，重庆抗战遗址遗迹保护应该充分利用遗址所在环境的特点，对其进行综合整治与开发利用，形成特色鲜明的城市文化景观。可喜的是，重庆在这方面已经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诸如中山四路、李子坝一带的抗战遗址，均得到了整体保护，但对于数量众多的重庆抗战遗址遗迹而言，这些已有的成就显然是不够的。可以预料，在遗址保护中，满足历史环境再现与现代景观创意设计的双重要求，应是今后重庆抗战遗址遗迹保护的一个重要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