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部守法”：守法智慧的体现

局部守法

立陶宛的科夫诺与日本的神户相距约有1万公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却有2000多个犹太人借过境为名,由科夫诺经神户来到上海,从希特勒的魔爪下死里逃生。

1939年10月至1940年5月,大约有1万名犹太人由德国和苏联占领下的波兰逃到了中立的立陶宛,其中有2000人取道西伯利亚到达了日本的神户。前节中提到的“6个人可以披一块头巾进行祈祷”就是这一转移过程中的小插曲。

那么,这些犹太人又是如何想到利用这条路线的呢?

当时,立陶宛的犹太难民中有一批原在波兰的特尔舍塔木德经学院的学生,其中有一个学生叫纳坦·古特维尔特,是荷兰籍人。

古特维尔特为了离开立陶宛,便向驻在里加的荷兰驻波罗的海三国的大使德克尔要求前往荷属西印度群岛的库拉索。德克尔大使同意了他的要求。

古特维尔特拿到终点签证之后,便去日本领事那里申请途中经过日本时的过境签证。当时,正值日本为了打探德苏关系而在科夫诺新设立了一个领事馆。领事杉原千亩纯粹出于人道主义动机,给犹太人过境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古特维尔特顺利地弄到了日本的过境签证后,又向苏联官员征得了离开立陶宛的许可。当时,立陶宛名义上是一个中立国,实际上完全处于苏联的控制之下。

古特维尔特在另一所犹太经学院,密尔经学院中有不少朋友,他们听说后,纷纷表示也想利用这一途径出境。为了帮助同胞,古特维尔特又去里加找荷兰大使德克尔,请大使帮他的朋友们也开个前往库拉索的签证。

德克尔听完他的来意后,告诉他:“到库拉索不需要签证,只需要登陆许可证,不过,许可证一概由库拉索总督审批签发。”

古特维尔特一听,计上心来,便请求德克尔大使在他朋友们的护照上只批上这句话的前半句,那就是“到库拉索不需要签证。”

大使对这种救人一命的妙计心领神会,便委托荷兰驻科夫诺领事为古特维尔特的朋友办理这件事。

不久,密尔经学院的全体教职员与学生全部都得到了这种前往库拉索的签证。随后,又蒙日本领事杉原千亩的高抬贵手,凭着这份不甚可靠的“库拉索签证”,领到了日本的过境签证。

消息传开后,其他波兰犹太人也如法炮制弄到了这种签证,其人数达到了3500多人。最后,其中的2000人取道西伯利亚到达日本,并最终来到上海。

库拉索纯属虚晃一枪。(www.xing528.com)

古特维尔特的这个办法十分巧妙。

当时犹太人正处于亡命出走而无人收留这种从未遇到过的绝境:

1934年10月末,一艘载着318个波兰和捷克犹太人的船在黑海上盲目漂流着,旅客没有护照,船不能靠岸;

同年,载着750名犹太逃亡者的“卡波”号在海上遇难;

1939年6月,900名犹太难民乘“圣路易”号船沿美国海岸漂流了3周之久,美国没有一个州接纳他们,这艘船最后被迫返回欧洲;

1941年12月中旬,200吨的“施特鲁马”号超重载着769名犹太人,其中有10-16岁的儿童,抵达伊斯坦布尔,土耳其拒绝接纳难民,英国又不许他们进入巴勒斯坦,最后,该船在土耳其政府的强迫下,驶入里海,于1942年2月24日被德国潜艇击沉,只有一人生还,余者全部葬身大海;

……

但即使无人收留也必须出走,否则等希特勒一到,只能被“最后解决”:在整个二次大战中,死于纳粹屠刀之下的犹太人竟达600万!

可是,没人收留就办不成入境签证,因而也得不到离境许可——未经许可离境,有被苏联当局以叛国罪论处的危险——更得不到过境签证。

古特维尔特敏捷地抓住库拉索签证中与众不同之处,取其规定中于犹太人有用的上半部分,而抹去,或者说干脆不涉及下半部分。这既使朋友们可以大大方方地离开立陶宛,同时也没有陷德克尔大使于渎职之地:大使讲的是实话,虽则只是半句。

但就是这半句实话,已经足够这些波兰难民受用了,因为他们原本就不为的去库拉索。库拉索总督也决不会为突然到来的大批难民而同德克尔大使办交涉。

所以,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人违法,没有人失职,而且除了日本领事杉原千亩因开出3500张过境签证而被提前免职之外(但他是出于自己的人道主义信念而这么做的,与古特维尔特的计谋无直接关系),其他当事人都没有面对于己不利的后果。德克尔大使甚至连自己扯了谎的自疚心理都不会有,因为他根本没有扯谎。而为这皆大欢喜的一幕划上句号的,是整整2000个犹太人的死里逃生。

这种在守法的同时得到单纯守法所得不到的效果的部分守法,很能体现一个律法民族的守法智慧。因为说白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极少有机会百分之百地守法,相反,他们都是在不同程度上采取了“局部守法”的策略。西方人一有事情就委托律师处理,因为律师最懂得哪些“局部”对自己的委托人最为有利。

而且,大家都知道,世界各国中只要有犹太共同体的地方,其律师队伍中必有超出正常比例的犹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