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大一统的圈子
诚实的劳动,耐心的等待,努力工作,为他人尽社会职责,这是大一统经济体制下对下层劳动者的一种理想要求,因为,只有下层劳动者没有私心地干活,才能使政府有效地全面控制经济,但是,许多人并不满足于这样的地位,总是在表面似乎铁板一块的国家经济中寻求致富之途。
中王国时期有一个著名人物叫哈卡那特(Hakanat),他生活在台伯斯北部,本身是一个地位低下的小农民,为生计所迫而离家出走,希望在闯荡中获得财富。在离家途中,他不断地给家中写信,里面描述的全是他如何通过各种聪慧和机敏的手段与邻近诺姆及其他作生意而增加家庭收入的情况。通过这种外出做生意的途径,他积攒了一批不小的财产。卷宗中记载:他能提前为自己的土地付租金,另外,能借出大量谷物,并有自己支配的铜、油及由自己农场里长出的亚麻织出的布,他的财富远远超出家庭的即时需要,并有节余。另外,他还负责供养家人,其中包括每日给父母生活用的口粮,并为增加整个家庭的经济出谋划策。他曾敦促他的一位家庭成员尽快卖掉一头公牛,因为出现一个难得的机会,价格上涨了一倍。[13]
从对他的描述中,我们可以了解,当时埃及的下层农民基本上是以家庭为经济单位,财产归家庭所有,但农民并不满足于政府征收后所剩下的那可怜的粮食,还想办法蓄积自己的财产,例如养牛出售等等。此外,农民并不完全固守在土地上,时常走出去经营生意,而且很多人可能都是做生意的行家里手。(www.xing528.com)
当时,民间聚财并非只为贪婪,还有其他原因。首先,国家虽然有着精确的测定系统和一定税额,但是,无论是超过国力的大兴土木,还是突然而至的战争需要,都会造成经济状况的变化,而额外的税收对收入微薄的农民而言,无疑是一种冲击,他们被迫在完成国家义务的同时,寻求他途以渡难关。其次,在日常生活中,下层人也有着许多经济压力,如造房子、造船、准备体面的嫁妆、死者的埋葬等,需要一笔额外的收入,而这靠正常的农业劳动是无法做到的,因而,也就迫使人们在完成义务的前提下,走出大一统的经济圈子。
因而,哈卡那特卷宗所反映的决非是一个人的特例,而是代表着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而且,在古埃及文献中,我们并未发现政府限制这种民间经济的例子,相反,政府可能还是鼓励这种经营的,古埃及文献中便有许多描绘民间贸易活跃的画面:人们手挎篮子,前往贸易市场去交换,往往在交换途中,一些商品便被卖出。因为,在河边码头和交通路口往往有坐商,也就是俗称的二道贩子,他们买下沿途人带来的商品,然后再以略高的价格卖出,从中获利。这些坐商也许并非本地人,他们就像哈卡那特那样由其他地方前来经营生意,以贴补家用的。还有许多图画描绘码头交易的情景:有一艘大船刚刚靠岸,船上走下许多肩扛着物品的人,而在岸上,则有支着帐篷的人,正与船上的人谈论着,也许在商谈价格及货物的质量。这说明,这种民间贸易路线已贯通国内外。虽然,商人的地位在古埃及一直是低下的,操纵政权的仍是书吏及官员,也未见有人以富商之名留世,但是在许多图画和文献中,我们却可看出,商人是王国无处不在的人物,尤其是在新王国,为寻找合适的市场,他们在尼罗河排起很多船,“商人随波上下,匆忙如蜜蜂”,他们带着商品从一镇到另一镇,并提供各种需要,甚至远至国外,“你们的船从叙利亚返回,装满各种好东西”[14]。
大一统以统为主,而商人则以灵活自由为特征,照理说两者是相矛盾的,其实并不然。因为,社会本身并非铁板一块,各地状况也并不均衡,处处依靠政府统一调配和指挥,即使是再庞大的机构也难以完成。商人便成了弥补这种缺憾的阶层,虽然商人为利而忙碌,但他们带来的负效应却是活跃了经济。因此,即使在大一统的体制下,压制商人和商业活动也是有害无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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