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与中国分界通商，并保护越南（1882年）

与法兰西立约通商保护越南议（1882年）

窃观法使宝海所议中国与法国应办越南事宜三条，大旨不外分界通商，与保护越南。果能互崇信义，秉公立约，则法人有悔祸之意，越南有可存之机，从此衅端渐弭，边疆渐固，而中国之经理外务，渐能制胜于无形，即异日朝鲜、琉球诸藩国，亦当隐蒙其益。此中国盛衰强弱之机括所由分也。然尝考之以敌情，征之以近事，复将宝使前后文函，反复玩味，窃虑法人未必遽就范围，尚将故作波折也。洋人之得步进步，即欲行此三条，而节目尚多可议也。约事之多歧，人言之可畏，稍不详审，或致贻悔于将来也。夫事不筹之于豫，则设虑不周；思不集之于众，则获益不广。福成因斯事关系全局，谨审其刚柔缓急进退迎距之机宜，议其大略如左：

一、和战二事，宜虚实相济也。迩年以来，外侮环逼，议者或偏于主战，或偏于主和，不知二者皆非也。夫一意欲战，则将使彼不能转圜，兵连祸结，致成不了之局。且中国武备未精，未可为孤注之一掷也。一意欲和，则彼窥见我之情实，益肆要求，无所底止。一国得志，而诸国效尤矣。中国将奚以自立邪？是故，为今之计，莫如以和为体，以作可战之势为用。昔者英人之救土耳其也，广调战舰，进泊黑海，仍隐劝土人与俄讲解。故俄人有所顾忌，而其约易成。庚午天津之案，误在未调重兵，不免于仓猝之间，为法人所挟制。甲戌台湾之役，虽有重兵，又误在议和太速。近者东北边调军防俄，而伊犁改约，未受大损。朝鲜告变，雄师电迈，而倭人气沮，受盟而退。此皆其明验也。且所谓作可战之势者，即使事机所值，偶出于战，亦必时时执愿和之说。如是则敌不能归曲于我，而转圜亦易。夫法人之破东京也，瞰其无备，突启波澜，无理极矣。乃转归咎于河内总督之藐视，自称并无侵占土地之意，时以交还东京，补立和约为言。战国时苏代之论秦王曰：“必令其言如循环，用兵如刺蜚。”夫残破人之国都，而犹厚貌甘言，自云并无恶意，可谓言如循环矣。恃强陵弱，不崇朝而取东京，可谓用兵如刺蜚矣。中国亦宜稍袭其意，惟知虽战而无碍于和，则其究亦并不至乎战。此和战二事虚实相济之妙诀也。

一、法国上下之谋议，不可不审明也。法在欧洲，习于战斗，素称强国，自改为民政，而其国人始有息肩之意，且畏德人战胜之威，割其腴壤，偿以巨费。法之君臣，痛心疾首，未尝不思蓄锐观变，以全力求逞于德也。今越南之贫且弱，欲稍稍蚕食其地，如英之据印度，俄之灭波兰。然法之所畏莫如德，德与法同壤，而国势日强，不啻卧虎伺榻。俄、奥诸国，又法之世仇，而德之与国也。英人每以滇境通商，忌法人之占先著，法人岂不知之？法之牵制既多，窃料彼国经营越南，仅用财力兵力十分之一，计犹为之，若必老师糜饷而多后患，则彼必长虑却顾，有所不为矣。何则？彼非畏中国也，畏欧洲诸国之议其后也。今法闻中国发兵之信，攘臂而起者，固非无人。然究其归宿，必系愿和者多，愿战者少。观其外部接宝使电信，即饬西贡巡抚勿得生事，其情可见。窃尝以管见度之：其言战言和，纷纭无定者，法之上下议院也；经画边务，兼顾大局，适可而止者，法之朝廷也；不惮启衅，欲以拓土为功者，法之西贡巡抚也。至其使臣宝海，奉厥朝廷之意，原以排难解纷为职，然彼亦量中国之情势以为进退。苟骋其口舌，先得便利，未尝不见可而进，冀著其为使之功。审此数端，而越南之事乃可措手矣。即与宝使议办越事，尤不可不善为驾驭矣。

一、滇、粤各军不能骤撤也。自法人侵扰越南，中国分道出师以示声援。未尝明言拒法，而越南君臣以壮其气，不致骤立受亏之约；刘永福等以坚其守，不肯遽为退避之谋；即法人亦以兵少势孤，有所顾忌。此诚绥边字小之要著也。迨两国之军日益相逼，恐肇衅端，姑因宝使之言，酌许退军，以便两国派员会议，乘风转帆之妙，诚莫亟于此。乃宝使照会称中国已饬官兵退扎，足令法国派出驱逐黄黑旗党巡军，无有阻难，是我退而彼反求进，情殊叵测，且与前言不符。诚有如总理衙门所虑者，即使宝使并无此心，或因译汉文义稍有讹舛，然中国救越之得劲也，以出师；则其松劲也，必以退师。若竟如宝使照会所称退回本境，法人见中国退兵之速也，彼之议院，必因此窥我之怯馁而谋济师，彼之西贡巡抚，必益以觑越之虚弱而谋占踞，势必进攻刘永福等，以规北圻诸省，不必宝使先有此情也。倘法人乘机思逞，即宝使亦力不能禁也。彼时执前议以责宝使，彼将置之不理。若我兵因法人爽约，既退复进，恐必激成衅端，转非弭事之道。福成愚以为，此时粤军分布富良江以北，与法军尚隔一江，不必撤退；或令其最近东京之一路，酌量移营，滇军前敌在兴化以东者，宜密饬酌度形势，退舍数十里，已足表和好之谊。若宝使以未退回本境藉口，宜答以两国相交，未闻有施无报，中国既退扎以示先施，法军亦宜退出东京以昭睦谊。如此，乃足间［问］执其口，而折其无厌之求。即至会议之时，兵备尤不可稍懈，庶声威振而和局可成矣。

一、立约分界保护，最宜详审也。越南全境近三十省。顺化都城在富春省。富春以北，以广治省广平道为左圻。其河静、乂安、宁平、清化、南定、兴安、河内、海阳、北宁、广安、谅山、太原、高平、山西、兴化、宣光十六省为北圻。富春以南，以广南省广义道为右圻。而南圻九省中，有嘉定、边和、定祥、永隆、安江、河仙六省，已为法人所踞，设西贡巡抚治之。惟广和、富安、平顺三省尚属越南，是南圻所存不过三分之一。惟北圻境壤绵广，而十余年来，中国叠次出师，为越南剿平剧寇，如吴亚终、黄崇英、李扬才、陆之平等，悉就擒灭。富良江以北之山西、太原、谅山、高平、北宁、宣光、海阳等省，皆中国所戡定之地，且其土产较瘠，非法人所垂涎。其素称膏腴，为彼所注意者，盖在越都左右圻，及南圻所余之地。又以经营富良江商路，则北圻迤南之地，亦难尽让归我。此法人之隐情也。宝使照会称法国愿设法自海口以达滇境，通一河路以裨商务。又称两国在红江中间之地，划定界限，北归中国巡查保护，南归法国巡查保护，并互相立约，将越南之北圻现有全境，永远保全。夫仅曰保全北圻，则北圻以外，如顺化都城，即非所保矣。万一此约既定，彼即进取越都，我将不能过问。且红江即富良江也，富良江以北之地，不及北圻之半，是中国所巡护，仅有越地五分之一，未昭平允。况彼既认保胜为中国所开之口岸，保胜在富良江以南，则其中又多。似宜如总理衙门所议，北圻归中国保护，南圻归法国保护，以与之磋磨。虽明知彼必不允，然进求乎上，仅得其次。将来或能办到富良江以北北圻之地，归中国巡查保护。越南现有南圻全境，归法国巡查保护。富良江以南北圻之地，与其都城左右圻之地，仍令越南自为经理；由两国遣使，常驻越都，设法保护。其富良江上下游，俾越南认为法人通商之路，如中国长江通商之例。至其设官分治，设关收税，均由越南自主。如此，则措注允协，可无南顾之忧矣。

一、法人如不认越南为中国属邦，我亦宜勿认法越之旧约也。法越两国甲戌年所立和约，声明越南操自主之权，并不服属他国。是法人早伏狡谋，欲使中国不得与闻其事，而越人自堕其术中矣。又称越南之平定、海阳两省，溯上洱河，可达滇境。是其蓄意开通商路，已非一日。然越南之朝贡中国，乃中外所共知。彼既不认为我之属邦，我亦宜勿认其前约。况云南为中国之地，则通商允不允之权在我。苟能握其要领，善为操纵，彼自须就我范围也。

一、法人宜以东京交还越南，以符原议也。法人之初下东京也，曾行文越南，谓河内总督不以礼相待，致有攻战；然实非利其土也，请越南王派员赴河内妥议，以便交还城池。又称欲补立条约，即许退出东京，并将所取库银及海防关税银三十七箱，交还越南，仍许越官依旧收税。宝使亦迭次切实言明，彼国并无占并东京北圻土地之意。是法人之踞河内，初意本在要盟。今保胜通商，既如所请，则交还城池与帑项，亦必议定日期。东京既须交还，则彼设局巡查北圻之说，似宜驳罢。何则？既称巡查，则必驻兵；驻兵则越南不能自立，富良江以南之地，恐终难保全也。(www.xing528.com)

一、滇境通商为英人所忌，宜令法人知之也。英人于烟台条约，早有通商云南之议，只以缅甸陆路多阻，迄今无成。乃法人捷足先登，开通江路，则缅甸通滇之路更难。英人有虑其事者，见于本年七月新闻纸，谓嗣后法与缅邻，倘英缅失欢，则法人必济缅以军火，缅与法将立保护之约，将来法必全灭越南，而以缅为外府，大非英人之利等语。是英人虑之熟而忌之深矣。春间，越南侍郎陈叔讱托招商局代禀，有欲以重赂求救英、德诸国之说。厥后越南王咨两广总督，求给凭照，往聘英、德诸国，不可谓谋之不臧。中国固宜玉成其事，隐示扶持。虽英、德未必遽能助越，究竟有益无损，且易动法人顾虑之心，此亦辩论时隐詟法人之一助也。

一、处置刘永福，须妥为斟酌也。永福本黑旗党之渠魁，始为流寇，继受越南提督之职，扼守山西保胜一路，榷商税以供军饷。故法人必欲驱之，以通保胜商路。然永福素恃此为饷源，誓死不肯退让。又前尝败法师，北圻之民与黄黑旗党之啸聚者，颇恃之以为固。法之兵轮，累次驶向山西，不战而退，似稍惮永福威名者。宝使初次照会，谓中国应设法使商货畅行，如驱除盗贼，撤去保胜境上关卡之类。其后照会总理衙门，则称中国兵退扎，足令法军驱除黄黑旗党，无有阻难。此皆指刘永福而言。然使中国竟代法人驱剿永福，非惟清议所不与，且为中外所窃笑，固万无此理。若竟听法人进攻永福，则彼兵威既盛，或因此尽并北圻，中国将何以御之？今欲筹善处之方，保胜既作为中国许法人通商之口岸，而永福尝诣粤军求救，愿为前锋，似莫如由中国授以一官，编其部众为一二营，于富良江北，择地安插，其军饷许由中国给发，日后即在保胜关税开支，谅永福不敢不遵。法人既得通商之利，又闻永福为我用，斯足稍戢其狡谋矣。

一、通商章程，宜详议慎核也。法人知中国地产之厚，考求商路，殆阅十年。其著议谓开通红江商路，则川、黔、西藏之货，可由水道直达东京，各商咸愿捆载而来。数年后，进出口货物，当增至数万万佛郎。故其经营不遗余力。彼既蓄意日久，我自难于阻遏。且就大计论之，亦可不必终阻。何也？使法人谋开此路，而中国初未觉察，则法人独享其利，而中国将受其害。今由两国会议通商，原期两国共分其利。果能使滇、蜀土货畅销，边民日臻富庶，则中国之获益尤厚。倘将来保胜一关，每岁进出口货价各有一千万两，是岁得洋税百余万也。惟此为边地通商之始，与江海各口情形不同。从前各口通商所议条约，大半由逼迫而成，中国受亏过巨。此次两国本无交涉，中国因越事慨允商务，似不能援照江海各口章程，必当明示限制。仿今岁朝鲜与美国立约之意，议一最公允之规条，以昭友谊。或酌增税项，或渐收政权。如此，则他口续立之约，可援例议办；已立之约，可隐为挽回。其有裨于全局，岂浅鲜哉？

一、越南既归两国保护，则两国所办之事，均应一律也。分界通商之议既定，法廷必仍遣使驻越，与闻国政，名为保护。彼时中国若意存省事，惮于遣使，则越南之事中国仍不得与闻，将独任法使以把持，启其挟制侵占之渐，是以越南委之于法也。西洋于半主之国，无不遣使驻扎。况约章既定，无复重要事件，他日两使驻越，原不过遇事会议，照约办理而已。然既欲保全越南，则循例之举，实不可阙。或谓朝鲜、越南，同为属邦，朝鲜既不遣使，越南岂能独异？不知朝鲜之不遣使，因其为我属邦，而与西洋诸国平行也，虑体制之难一也；越南之不能不遣使，因两国既有保护之名，则两使必有会商之务也，恐措施之不一也。随机应付，各有所宜，难一概而论耳。

一、富良江以北各省，宜驻兵巡防也。中国所以力护越南者，欲固我滇、粤边圉也。而富良江以北各省，又滇、粤切近之藩篱也。越南不靖，则北圻不安；北圻不安，则滇、粤亦不安。今欲保全越南，如能跨富良江南北而守之，固属甚善；即势有不能，则江北各省，宜驻防军也必矣。盖法人既有巡查越南之说，则其军必不能尽撤。而我一旦撤师，示以未遑远略，又将启彼狡谋。且迩来粤军频岁出关，驱剿叛寇，即遇班师入塞，亦常分布要害以顾边防，其饷项仍不能稍减。古人所谓事不可息，则住与行，劳费相等也。今令滇、粤各军分驻越境，计不过于额饷之外，多加运费，而缘边有拱卫之师，属国壮辅翼之势，防军以巡练而少懈弛，强敌觇举动而惮声威，其为利也多矣。且法人以江北数省，乃中国所戡定，故其意甘让而不争。万一越南日就衰弱，终至为法所灭，则中国分此一隅，亦差免为各国所轻视。此乃将来最后之一著，而今则未可明言也。惟各军暴露已久，宜以休军为名，入屯各省城中，越人方恃我为捍蔽，必无异辞。斯边陲收坐镇之功，将士免久役之苦矣。

以上各端，或理论于事前，或筹措于事后。虽法人未必遽能尽允，然福成以为颇有把握者，以法人所深愿者在通商，所不愿者在开衅也。今胁之以所不愿，饵之以所深愿，坚持前说，不稍迁就，则管见所拟，似有八九可成。夫宝使原议三条，大旨固在撮合两国之好，然窥其意，实尚无定衡。我苟力与相持，则所得或稍溢于三条之外；我不力与相持，则所得或尚歉于三条之内。宝使之所设辞推诿者，不曰本国议院不允，即曰西贡巡抚不允。今中国亦宜如其法以相抵制，其有关于兵事者，可托滇、粤两督以拒之；其有关于界务者，可托越南及刘永福等以拒之；其余一切不可允之事，更可托中外清议以拒之。拒之有辞，而彼乃知所允之非易得矣。夫得失既巨，周折必多，果能贯以全神，始终不懈，俾斯事持平议结，则东西洋各国，知中国渐习外务，不敢肆其侵侮。从此力加整顿，益图富强，中外交涉之事，庶有豸乎？

（选自《庸庵文编》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