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的重要性及其历史由来

一、协商民主的由来

其实，协商民主并不是哈贝马斯首先提出的。20世纪80年代，约瑟夫·毕塞特便出版了《协商民主：共和政府的多数原则》一书，第一次提到了“协商民主”，但只作过共和政府的一个原则。紧接着，曼宁在《政治理论》杂志上发表了《论合法性与政治协商》一文，开始从理论上对协商民主作了初步论证，但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此后，罗尔斯与哈贝马斯在著作中作了深入阐述。后来还有不少学者对这个问题作过研究，如爱尔兰的梅维·库克、澳大利亚的卡罗林·亨德里克斯以及美国的詹姆斯和费伦等人。但对协商民主论述最深刻的还是哈贝马斯，他撰写的《交往行为理论》(包括第一卷与第二卷)以及21世纪我国翻译出版的《事实与规范之间》和《包容他者》，使协商民主建基在深厚的理论基础之上。正如西方学者所评价的那样：“正是由于哈贝马斯的影响，围绕偏好转换而不仅仅是聚合的民主观念，已经成为民主理论的主要观点。这种发展意味着一种复兴而不是创新。协商民主观念及其实践像民主本身一样古老。”^[3]

据考证，在古典民主中，如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制、古罗马共和国的民主制都可以找到协商民主的源头。在雅典的公民大会上，与会者权利平等，人人均可在大会发言，决定问题大多采用投票方式，但有时也采取协商方式。尤其是中世纪时期的意大利，有一批城市共和国，大多采取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两种形式，其中以佛罗伦萨和帕都亚较为典型，国家重大决策都要经过反复协商，最后用公开投票作出决定。尤其突尼斯共和国，一直将协商民主延续到18世纪末。正如英国学者赫尔德所总结的那样：“城市共和国制度提供自治可能性的重要范例，许多论文和教科书提供了这种新政治的知识，并对它进行研究。从这两个方面来看，城市共和国对民主理论和实践都作了很大的贡献。”^[4]即使在中世纪后期的等级君主制阶段，协商几乎成为政策的重要原则，徐大同教授作为总主编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写道：“共同协商是封建社会的基本原则，它不仅体现在立法活动中，而且也是行政与司法事务中的基本原则。”^[5]后期，便演变为各类等级会议。当然，这种协商仅限于在国王、僧侣和贵族以及新兴资产阶级之间，在本质上不属于民主的范畴，但作为政治形式确实是客观存在的。近现代以来，尤其是当今世界，协商民主已成为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各种类型的协商比比皆是。有的国家正式建立协商的国家机关，如印度尼西亚便有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越南有祖国阵线，即使是西方的选举民主，也必须用协商民主来补充，特别是每当没有一个政党在议会中未取得超过半数的席位时，必须通过协商组成多党政府或联合政府。(www.xing528.com)

从理论上讲，协商民主业已成为西方民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已与自由主义、共和主义的民主理论早已形成三足鼎立局面。哈贝马斯还在《包容他者》一书中对这三种理论作了比较。他说，“‘自由主义’认为，民主进程的作用在于根据社会不同利益来安排国家”;“公民的政治意志形成于意义上的政治，其作用在于联合和贯彻私人的社会利益，用以对抗国家，因为追求的是用行政手段行使政治权力，以实现集体目标”。“‘共和主义’则认为，政治的功能不仅仅在管理;相反，政治是整个社会化过程的构成要素。”^[6]它们在民主理论上的具体区别，至少有三点：第一，公民概念的对立。“自由主义认为，公民的地位是主体权利确立的，而主体权利是公民面对国家和其他公民所固有的”，因此，“主体权利是消极权利”;而共和主义则认为，“公民的地位不能按消极自由(negative preiheten)的模式来确定……公民权主要是政治参与权和社会交往权，因而更多的是积极自由(positive preiheiten)，它们不仅确保公民不受外在强制，还要确保公民参加共同的实践”。^[7]第二，法律概念的对立。“自由主义认为，法律秩序的意义在于明确具体情况下一定主体所具有的实际权利;共和主义认为，这些主体权则应归功于一种客观的法律秩序，它促使并确保公民在平等、自主和相互尊重基础共同生活，并达成一致。”^[8]第三，对政治过程理解的对立。“自由主义认为，政治就其本质围绕行政而展开的不同立场之间的斗争……各政党为了权力而你争我夺，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但谁最终获得权力，则由选民来决定。选票的投入与产出，同样是策略行为。”共和主义认为，政治意见和政治意志在公共领域和议会中的形成过程所依赖的，不是市场的结构，而是一种独特的公共交往结构，其目的是为了沟通，公民自决实践意义上的政治范式不是市场(market)，而是对话(Din long)^[9]。哈贝马斯基本上是站在共和主义一边的，他说，共和主义有优点，也有不足，并在这个比较中，引出了他的交往行动理论，经过补充与完善之后，正式提出和论证协商民主。他写道：“话语理论从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那里吸收一些因素，并把它重新组合起来。”^[10]那么哈贝马斯的协商民主的理论基础与科学涵义是什么呢？下面就谈谈这些问题。